2020年12月29日，拼多多一位遠赴新疆支持“多多買菜”業(yè)務的女孩因連續(xù)加班過度勞累，在下班途中猝死，時年22歲，內部賬號上寫著“為多多守邊疆”。2022年7月26日，杭州又一位22歲女孩連續(xù)四五天熬夜加班，突發(fā)疾病不幸離世。
七月初，她曾給媽媽發(fā)微信，“媽媽，我人不舒服。”在媽媽隨后問“寶貝你有沒有好一點”時，她說，“沒有，心口疼，一晚上醒了好幾次。”女孩原本有一個哥哥，但在2015年因為車禍去世，她獨自承擔起家中的債務，為此拼命工作。事發(fā)前幾天她已經出現(xiàn)了感冒、胸悶不適等癥狀，但她依然堅持工作，直到發(fā)生猝死。
這些描述，讓人不忍卒讀，這樣的悲劇一再發(fā)生，在互聯(lián)網與工作相關的網站上，隨處可以看到工作過度的人們發(fā)出的悲鳴，解決過勞問題已刻不容緩。
過勞問題真的是無解的嗎？
“過勞問題”并不是一個新鮮事，早在17、18世紀資本主義誕生伊始，就普遍存在著一種強迫勞動者超時、超強度的勞動的行為。在《資本論》中就有的實例：“1863年6月下旬，倫敦各日報，皆以‘過勞而死’的標題，記載一段新聞，敘述一個女服裁縫工人瑪利·安·沃克勒的死。她20歲，在一個很像樣的成衣店做工……這個女工，平均每日勞動16.5小時，在忙季，往往做工30小時，沒有間斷。勞動力感到疲倦時，她常以酒和咖啡作刺激。……與其他60個女工，30個人一組，在一個必要空氣還供給不到1:3的房間里，做了26.5小時不間斷的勞動……沃克勒是星期五病倒的，星期日就死了。”這與我們眼前的那兩位過度加班猝死的女孩的命運何其相似啊！資本家天然就要最大限度追求剩余價值，要想方設法地增加工作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幾百年前的工人階級，就是這樣深深的陷入超時、超強度的勞動的地獄里，世世代代都看不見一點希望，以至于從當時官員的統(tǒng)計來看，整個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都縮短了。
當時的工人階級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進行了艱巨的斗爭。在距今150多年前的1866年9月，“國際工人聯(lián)合會”在日內瓦召開。大會基于馬克思起草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提出：“限制工作日是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一切進一步謀求改善工人狀況和工人解放的嘗試，都將遭到失敗。……我們建議通過立法手續(xù)把工作日限制為8小時。”并宣布將八小時工作制作為世界勞動運動的共同目標。
據統(tǒng)計，在1880-1886年期間，美國共發(fā)生了4000多次罷工，參加罷工的總人數達到150萬。僅在1886年這一年，罷工所波及的企業(yè)就有11500個以上。這一時期的罷工斗爭，大多都是以縮短工作日為目的的。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為中心，美國2萬多個企業(yè)的35萬工人集體罷工，上街游行，癱瘓了美國各個主要工業(yè)部門：火車停了，商店關門，倉庫貼封條……罷工工人們傳唱著一首“八小時之歌”：“我們要把世界變個樣，我們厭倦了白白的辛勞，光得到僅能糊口的工餉，從沒有時間讓我們去思考。我們要聞聞花香，我們要曬曬太陽，我們相信：上帝只允許八小時工作日。我們從船塢、車間和工場，召集了我們的隊伍，爭取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歸自己！”罷工運動所表現(xiàn)的巨大力量使政府當局和資本家極為恐慌，他們不甘心答應工人的條件，便露出他們猙獰的一面。5月3日，芝加哥政府當局故意制造混亂，當場開槍打死兩名工人。這一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極大憤慨，于5月4日在干草市廣場舉行群眾大會，又遭到了血腥的鎮(zhèn)壓，先后共有4名工人和7名警察死亡，史稱“干草市場慘案”。為了紀念這次工人運動，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聲勢浩大工人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成為國際勞動節(jié)的前身。1889年7月14日，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代表大會，通過了把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jié)的決議。這便是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由來。
1917年俄國爆發(fā)了十月革命，八小時工作制在世界上首次以一國一般法的形式公布。直到今天，他們留下的工人福利、社會養(yǎng)老、保險等制度依然庇護著后人。“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是人民的邏輯。”
我國的過勞問題從何時開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放棄了計劃經濟轉而擁抱了市場經濟，圍繞著市場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前，勞動者是作為國家和企業(yè)法定的主人，以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者的身份出現(xiàn)的。彼時的企業(yè)和勞動者是一種利益一體型的關系，勞動者不是企業(yè)的雇員，企業(yè)沒有權利隨便開除勞動者。而市場化改革推行以后，國有企業(yè)逐步實現(xiàn)政企分開，放權讓利，將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企業(yè)員工從過去的“主人翁”變成了雇傭勞動者，企業(yè)和工人利益一體型的局面被打破，國企同樣也要追求利潤。從優(yōu)化組合到下崗失業(yè)，大批勞動者被推向了市場，其中很多人就業(yè)能力不高，逐漸變?yōu)槿鮿萑后w，在就業(yè)過程中缺乏和雇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在工時等勞動標準方面只能被動接受。
那些僥幸留在國企中的員工也不好受，企業(yè)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了，“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取代了“老三會”（黨委會、職代會、工會），職工名義上仍是企業(yè)主人，但失去了實際的權力，招聘、晉升、工資、福利等都由公司說了算。在所有 制方面，民間資本、外資被大力引入，越發(fā)迫切的要求國企壓縮成本支出、增加利潤，占領市場，幾乎與私營企業(yè)的做法完全一致。
與此同時，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guī)模轉移到城鎮(zhèn)，勞動力供給遠遠超過了需求，市場競爭加劇，勞動者在資本面前幾乎沒有議價能力，我國有沒有特別強力的勞動法和真正維護勞動利益的工會，使雇主要求勞動者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為了保留工作崗位，勞動者一般也只能被迫接受。
在這里特別說明一點，就業(yè)壓力大的原因還有部分就是由過度勞動本身帶來的。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曾說過：“勞動者階級中，就業(yè)者部分的過度勞動，勢將促使產業(yè)預備軍隊伍增大；而在反對方面，產業(yè)預備軍由競爭所加于就業(yè)者部分的加大的壓力，又強制后者不得不過度勞動，不得不服從資本的支配。由勞動者階級中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強使其他勞動者陷于游惰，又由其中一部分人的游惰，強使其他勞動者陷于過度勞動，那已成為個別資本家的致富手段。”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資本加速在中國的投資設廠，中國的外貿進出口總額也不斷攀升，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勞工的影響越來越廣泛和深刻，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進一步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壓制和剝奪，“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更加凸顯，勞動者過度勞動的問題愈發(fā)嚴重。
經濟的全球化發(fā)展形成生產的國際分工，企業(yè)生存的環(huán)境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他們不再僅僅局限于國內市場，而是必須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同時，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也更加顯著。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資本追求利潤的要求更加迫切，為了在全球競爭中生存下去，就會想盡辦法壓縮用工成本、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從而獲取在全球中的競爭優(yōu)勢。與此同時，隨著資本跨國流動能力越來越強，為留住資本，政府在處理勞動關系時往往更傾向于資方，使得資本的談判能力更強，勞動者的地位更加弱化。特別是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引資和單純經濟增長的動機，期望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吸引資本，便競相壓低工人工資，放松對勞動關系的規(guī)制，在工時等標準方面放松監(jiān)管，放任企業(yè)違法用工的行為，最終是以犧牲勞動者利益來換取地方經濟發(fā)展。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雜志社聯(lián)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中國休閑小康指數”調查。該調查結果顯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訪者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超時工作問題，其中42.4%的受訪者每周工作40～50個小時，18.5%的受訪者每周工作51～60個小時，5.5%的受訪者每周工作61～70個小時，1.8%的受訪者每周工作71～80個小時，1.3%的受訪者每周工作80個小時以上。[1]
勞動者未來的出路在哪里呢？
放眼如今的世界，過勞問題不僅僅是中國有，而是在全球普遍存在。世界各國的工作時間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呈減少趨勢，之后這個趨勢卻突然停止，再次轉變?yōu)橹饾u增加。就連美國、加拿大、英國、意大利這些發(fā)達國家的工作時間也在不斷延長。[1]
以美國為例，1967—1981年出現(xiàn)了減少趨勢；之后形勢發(fā)生逆轉，從1983—1996年，出現(xiàn)了非常明顯的增加趨勢。
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從20世紀4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的勞動者的生產率提高了兩倍以上。換言之，在20世紀80年代末，勞動者只需一半時間就能生產出40年代末人們擁有的全部財富和服務，純從數學運算的角度來說，每天工作4個小時都是有可能的，怎么工作時間不減反增了呢？美國學者朱麗葉·B.斯格爾在《過度勞累的美國人》一書中給出了她的觀點：“資本主義經濟主要的激勵機制偏好延長工作時間。由于這些激勵機制的存在,長工時就成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工作時間縮短不是因為資本家的恩賜，而是因為“工會及社會變革家們?yōu)榭s短工作時間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斗爭。大蕭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這一期間,斗爭偃旗息鼓了，長工時自然而然有所拾頭，美國工人的休閑時間開始減少，到現(xiàn)在甚至出現(xiàn)了危機。”“19世紀中期的工作時間的縮短就并非像主流觀念所認為的那樣，是市場體系本身發(fā)展的必然要求，真正原因是工人與決定工作時間長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作了不懈的斗爭。”
這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謀而合，有一種說法鼓吹“唯生產力論”，把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生產力不足。須知技術不過是工具，機器可以被用來解放勞動力，也可以用來操縱勞動力。科技進步了，這一份成果卻并不掌握在勞動者手中，反而加強了敵人的統(tǒng)治力。新型信息通信技術是減輕、省去工作量的強有力的工具，然而因為網絡將工作時空和生活時空連接在了一起，工作時間就有可能無限延長，家里家外都變成了職場；發(fā)達的社交媒體本應讓人們更加包容開放，卻成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傳播的據點，散播焦慮和撕裂，把人們推向消費主義，過度消費、過度勞累；由于電腦和互聯(lián)網技術不斷發(fā)展，聘用方式漸趨多樣化，業(yè)務外包也變得相對容易，于是產生了為數眾多的非熟練工人，很多正式員工也可以用非正式員工替代。結果許多勞動者失去了向來穩(wěn)定的工作，雇傭關系也變得越來越不穩(wěn)定……技術并不能夠自動的引發(fā)革命，為人類帶來幸福，關鍵還要勞動者自己去爭取。
今天的我們，無論物質條件還是文化素養(yǎng)都遠勝于當年，先輩們能爭取到的權利，沒有理由我們爭取不到。不論是“血汗工廠”里的工人，還是“格子間”里的白領，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雇傭勞動者。為了健康，為了尊嚴，為了讓這些令人扼腕嘆息的悲劇不發(fā)生在我們自己身上，要限制和縮短勞動時間，我們要聞聞花香，我們要曬曬太陽，我們要奪回人類的未來。
參考文獻：
[1] 森岡孝二著；米彥軍譯,巖波新書精選 過勞時代,新星出版社,2019.01,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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