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封面，圖源Aly Song / Reuters / 達志影像
作者/火花
編輯/暉潔
排版/亦源
正文圖片來源于公眾號「半山腰下午茶」
1
引言
令人震驚的事實是，2022年5月1日的上海，許多身處上海的勞動者正在饑腸轆轆盼望解封。僅4月30日到5月1日，筆者所在的民間臨時互助小組就收到了296條在滬外地民工的求助信息，經篩選可能需要解決的需求196個；當天完成的配送共19次，受助者共271人。這僅僅是經志愿者通過各種渠道核實、篩選出的最緊急，最需要幫助的個案，在此之外，不知還有多少不懂得使用互聯網求助的務工人員正在盤算最后的剩余物資。
上海長寧區的蓮姨和她的八位工友（包含其中一位工友帶來的小孩）是其中不幸又較為幸運的。她們是某派遣公司的保潔阿姨，住在公司統一租賃的員工宿舍。自3月8日起，該派遣公司聲稱開始放假，于是再也沒有發過工資。自3月28日封控以來，阿姨們都只能靠自身積蓄購買天價菜過活。因為居委會派發物資都是按戶計量，對于類似于群租的員工宿舍并不會因此增加物資供應，蓮姨很快就陷入了即將斷糧的窘境。身上的積蓄無幾，加之斷糧在即，病急亂投醫的蓮姨在快手上發布了求助視頻信息，并被本小組技術人員收取后完成審核，并由筆者代購了199的高價每日優鮮蔬菜包，當天就完成了配送。
之所以說蓮姨是不幸的，是因為雇傭她的企業涉嫌違法克扣工資：按照《工資發放暫行條例》第十二條，即使在3月8號之后企業停工，也應該按照合同所約定的工資照常發放一個月。在上海無力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資需求，「天價菜」亂象頻發，倒賣物資現象層出不窮的情況下，像蓮姨這樣的底層務工人員是最難以自保、最缺乏抵抗風險之能力的。然而不幸中的萬幸是蓮姨至少會使用智能手機，并且運氣極佳地被民間志愿團體所幫助。
但這絕非個例，面臨斷糧的不只是蓮姨，還有成千上萬的在滬建筑工人、卡車司機、外賣騎手、流浪者和殘障人士。如果說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殘忍的，那么在這樣的慘狀面前在所謂勞動節「致敬勞動者」是極其可恥的。遠方的哭聲慘烈，不容我們裝聾作啞。
2
誰在哭泣？
封控中的農民工與困難群體
筆者所在的志愿互助小組自4月15日起截至5月4日，接收到各色各樣的求助信息四百余條。其中情況最嚴峻的幾類可以總結為「老病殘孕女群」（老人、殘障人士、外地就醫、孕婦、女性職工、群租群體）等特殊群體和卡車司機、建筑工人、流浪者、家政保潔四類特殊職業。每一種特殊群體或職業都意味著存在各種因素阻礙他們從正式渠道取得救助，也意味著處理此類救助需求格外復雜，格外消耗精力和時間。
以群租房群體為例，一般存在老板代為租房或租酒店公寓（這類酒店并非我們日常想象中光鮮亮麗的大酒店，而是專門服務于打工群體的，類似于宿舍的經濟型商務酒店），直接安排住所和自行搭伙租房兩種情況。前者往往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務派遣公司職工或產業工人（如電子廠員工），后者則情況多樣，職業多元，從服務業到家政保潔都有可能。由于社區居委會一般按戶發放物資，而群租房住戶往往6-8人一戶，按照居委發放的物資根本不足充饑，租戶往往迫不得已動用自身積蓄購買「天價菜」，陷入惡性循環。更糟糕的是，一部分群租房為非法改建 —— 比如外表上是工廠，其實內部是蜂窩式公寓的非法群租房。不少住戶圖便宜咬牙入住，但是封控后由于該社區開發商沒有合法資質，因此居委會發放物資名單上并不存在該社區的居民 —— 對于上海，他們是從未存在過的透明人。
又例如卡車司機、流浪者一類的流動性較高的群體，他們往往被封控在高速公路、地下車庫、火車/高鐵站、橋洞等地，幾乎沒有獲取物資的渠道。有卡車司機向我們介紹自己不得不通過消防栓取自來水、在路邊壘灶臺生火野外求生。幸運的司機可以通過公路附近的村莊村委會獲得一定幫助，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只能被迫荒野求生。流浪者群體則更為難以定位 —— 他們中有的是失業者、有的是拾荒者、還有的是此前來上海務工但是尚未進入工地就被封控在外的農民工。他們的信息甚至是其他求助的的卡車司機提供的，否則即使有人能收到他們的求助信息，也難以定位到高速公路上某橋洞下聚居的人群。
家政工、保潔阿姨同樣是困難群體：她們往往住宿環境惡劣、6-8人群租，薪酬低廉且無保障。又因為年齡往往較大，難以通過居委電話、保供熱線等方式有效求助。且由于往往為派遣工、小時工甚至未簽訂勞動合同，未按時足量拿到工資的情況時有發生，這進一步降低了她們面對長期封控保持基本生活物資的能力。
4月20日，上海曾發布工作提示要求，「對因務工場所封控造成無處居住的人員，按照屬地原則，由各區、相關街道落實安置場所」。但是事實上，相關街道、居委即使有心救助，也無從得知有待救助的露宿人員身在何處。志愿團隊通過各種渠道籌集了泡面等物資，并通過各類技術手段，于26日定位、聯系上了上?；疖嚹险镜穆端拚卟⑼瓿膳渌停钟?8日籌集到KCF快餐并完成了援助。在此之前，他們從未收到過來自居委、街道的安置電話?！ ?/p>
上海頒布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時的設想或許是這樣的：所有人都按照正常家庭的模式3-4人一戶居住在小區公寓內，社區居委會手中名單能夠與之一一對應；因此只需要挨家挨戶發放物資，只要不發生克扣倒賣的現象、物資供應困難的現象。然而現實是，上海存在大量非戶籍人口：制造業普工、服務業基層員工、派遣員工…他們大多為租戶且租住環境多為廉價「鳥籠屋」，許多人房間內不要說囤積食物，就連冰箱、灶臺、鍋具都不具備。一旦「硬核隔離」，不但面臨社會關系斷絕的困境，甚至即使能收到物資也不能料理。一個經典案例是，三位被困在閣樓的農民工由于缺乏鍋灶炊具和電飯煲，只能瞪著社區居委發的生米干瞪眼，不得不向志愿小組求助。
上海發達的互聯網零售物流起初能起到緩解物資匱乏、運輸力量不足的情況，但是更嚴格的封控制度開展后，各區之間需要通信證、出入證方可通行，加上騎手本身可能也不愿意承擔被感染的風險，一旦外賣往往需要等待許久才可配送，配送費也隨之水漲船高：極端情況下一些住戶方圓幾公里內美團上只有一家蔬果店開業，配送費高達50一次，這對于受困民工而言可謂天價。志愿小組還曾經遇到由于沒有騎手接單過要求額外加價150元跑腿費才肯進行配送的商家。當然，騎手本身也是嚴格封控政策的受害者之一：許多騎手因為回不到小區，只能在橋洞下、地下通道里露宿。即使配送費比起往常已經有了提高，但他們也難以負高昂的食品費用：一些外賣蔬果店起送價就要300元以上，便宜點的也要近百元。偶爾能夠幸運地接收到民間志愿者發放的物資已經是極限了。
如果說上海市民在如今的封控政策下尚能勉力維持生活，那么上述民工群體、困難群體則可以說已經被逼到了生存底線附近。隨著時間推移，志愿者們接到的求助情況愈發復雜，當事人的情緒愈發崩潰，聲音也越來越虛弱。據筆者所知，一部分地區有民工已經因為食物匱乏問題爆發沖突并導致警方介入。物資供應的問題進一步發展，勢必會帶來更加嚴重的后果。
3
政策與市場：
多重困境下的勞動者
有人會問：既然眼看著物資一天比一天少，為什么不自救？事實上并不是勞動者不自救，而是他們城市邊緣人的身份和多重困境導致大多數求助渠道并不通暢。
我們暫且不討論疾控中心「陽性名單」方艙隔離的各種程序（存在居民自測陽性但是不能前往方艙）、混亂的居家隔離管理（多數前棚戶區的樓房密度本身就不可能達到防疫標準）和滯緩又頻繁的核酸檢測（許多人高燒咳嗽卻等不到核酸復核）問題，僅僅討論最基本的生活物資 —— 食品的供應?，F存的獲取食品的渠道除去志愿者援助主要有四個：社區團購、保供平價食品、居委會配發、電商平臺。居委會配發的少量食品之外，其他獲取物資的途徑都以交易的形式進行，區別無非是價格和性價比高低、操作流程難易程度不同。
但是疫情中的勞動者普遍面臨勞動報酬不能獲得保障的問題：許多勞動者樸素地認為只要自己沒提供勞動企業就不必提供報酬，因此在封控期間即使是存在正式勞動合同的勞動者也面臨工資拖欠的情況。根據《工資發放暫行條例》第十二條規定：
非因勞動者原因造成單位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用人單位應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若勞動者提供了正常勞動，則支付給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不得低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若勞動者沒有提供正常勞動，應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
也就是說，即使企業自封控開始就已經停工，不論勞動者提供勞動與否仍應足額發放一個月工資。
停工超過一個月而未提供勞動的，應按照《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于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系問題的通知》第二條：
職工沒有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應當發放生活費，生活費標準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辦法執行。
若停工超過一個月，勞動者正常提供勞動的，應當根據《上海市企業工資發行辦法》第十二條：
企業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應當按約定支付勞動者工資。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企業可根據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按雙方新的約定支付工資，但不得低于本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
企業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應當按約定支付勞動者工資。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企業可根據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按雙方新的約定支付工資，但不得低于本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說不論是否提供勞動，不論停工是否超過一個月，勞動者都應該從用人單位處得到一定資金補貼以維持生存。
然而現實是在筆者接觸到的案例中，鮮有用人單位在疫情期間依法支付工資，就連樂意替勞動者支付房租的雇主也是鳳毛麟角。而缺乏資金意味著，對于這一不可能有太多積蓄的群體，即使是所謂「平價」的保供菜也可能成為不小的負擔，更不用說房租等費用?！ ?/p>
政策上的援助往往也與他們無緣：如果你身處工地、街頭、車站等地，那么居委會幾乎不可能派發物資；如果你身處酒店、集體宿舍、非法改建的群租房等地，那社區居委也有足夠理由拒絕發放物資；如果你是合法小區內的群租戶或者正常租戶，那么是否能得到物資取決于社區居委、志愿者如何對待外來務工群體、以及按戶供應的遠水能否解兩至三倍人數的群租客之近渴。即使社區有心，群租群體對于居委而言也往往「隱形」，加上群租群體往往年齡偏大或者文化水平偏低，難以自行查詢居委電話進行求助， 民工群體在政策福利上又不能被同等覆蓋，而在市場中更處于絕對弱勢地位，在疫情中，他們立刻陷入無助狀態。
社會關系原子化、破碎化又是一阻礙工人群體獲得幫助或自救的因素。除了本身集體居住在工地上、宿舍內的案例外，鮮有勞動者自發組織出互助群組（存在同鄉之間的線上聯系，但是「集體行動」之類內容會被認為是危險的）。在一些廣泛存在群租現象的小區，即使大量境遇相似的人在這里聚集，他們也往往互不相識，至多有同一棟樓內個別租戶的微信。即使是同一工地的工人，因為用工短期化、靈活化也往往難以達成一致。例如在一個案例中，工地食堂仍在正常運營，但一部分臨時招聘進工地的民工無力購買工地食堂的食品；而已經工作較久的工人則可以負擔。又比如工人分屬于不同老板，但共同承包一個食堂的情況下，支付工資情況的不同導致工人們的狀態不同。這樣的用工零散、待遇分化使他們難以一致要求食堂降價。在一個案例中，工人發現老板在倉庫中囤積、倒賣物資，但是卻沒想過（也沒有工友愿意）一同向老板討個說法。工人社交上、生活上的孤立狀態為志愿小組統計小區內群租人數、需要救助人數造成了困難，也為他們自身爭取更好的條件帶來了困難。
這樣的困境不是在疫情中憑空創造出來的，而是早已形成并固化的：城市吸納了大量的外來勞動力，卻僅僅把他們視作市場要素 —— 不論是稱他們為「盲流」「農民工」還是貌似更文明的「進城務工人員」「外地勞動力」，都改變不了他們作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商品和生活中的弱勢群體的事實。大城市在享受他們創造的價值的同時卻拒絕承擔義務，拒絕給他們在城市內定居、擁有住所、享受市民待遇的權利。過去三四十年中，為了將市場成功移植，也為了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去，政策開始鼓勵農民進城工作，允許民工潮的出現。但40年以來，他們從未獲得過完整的住房、醫療、教育等保障，無法在城市完成再生產。他們在城市留不住，也不愿回農村，因此努力地寄居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城中村（整改前或許叫窩棚區，貧民窟）、群租房、商務酒店、工地板房。制造業工廠宿舍勞動體制的出現讓部分工人可以長期在城市內擁有居所，但仍然將民工們排除出城市生活。即使沒有疫情，他們也無時無刻不受歧視，他們的工資也經常遭到克扣、拖欠，他們的居所一樣簡陋，他們遇到意外或者突發事件仍然有可能忍饑挨餓。對于他們而言，疫情和家人的一場大病、老板的一次欠薪之間唯一的區別可能在于他們之前至少可以想辦法回家，而現在卻寸步難行。為生計辛苦一場，報酬反被虛擲在天價吃住之上。
許多工友在獲得救助后訴說自己想回家、想回到正常生活，即使「正常生活」一樣充滿了剝削和壓迫。超時加班普遍存在、工資克扣常有發生……更不必提法律關系更為復雜的派遣工、平臺工或者更難認定勞動關系的日結工、小時工、家政工的處境。疫情激化了矛盾，是因為「正常的」生活也并非一派祥和。只不過此前一切尚可忍受，而疫情封控把他們逼到了生死關頭。
4
弱者的武器和公益組織的困境
自筆者于4月20日加入援助在滬農民工以來，一方面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案例，時常心有戚戚；另一方面也時常感受到現實的復雜性。民工群體雖然處于這樣的困境中，但也并非完全是凄慘的、被動的，在現實中，鮮活的個人仍有其主動性和行動的空間。
民工群體有時自知為弱勢群體，會對志愿者夸大自己的情況困難程度，以此「博取同情」、施加壓力。例如一位工友朋友圈顯示昨天收到了政府配發的物資，但是對志愿者聲稱已經斷糧好幾天了。又比如多次向多個組織比如社區居委、民間志愿者、12345求助，多次重復領取救急物資的情況。又比如筆者自己處理的個案中，工地上的二十余名工友因為外賣遲遲無人接單，商家要收取150元跑腿費用導致工人頻頻打電話控訴筆者為「騙子」，要「起訴你們這伙詐騙犯」，直到筆者代為支付了150元跑腿費為止。起初筆者以為是工友不知道美團電商商家和平臺、消費者完全是三方主體，后來據其同鄉告知這僅僅是因為他們實在缺錢，希望施壓來逼迫筆者替他們買單。
這樣的現象或許以日常生活的道德標準衡量是下流的，不道德的；但是對于已經饑腸轆轆且毫無社會關系的民工而言，可能是他們最自然的選擇。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普通工人高尚到替志愿者考慮「我多拿一份免費救助，別的人可能少拿到一份免費救助」，絕大多數人此時只會考慮如果繼續封控，我要怎樣存活下去。那么稍微夸大一點自己的情況并不是什么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事 —— 難道他不困難嗎？對于一個習慣了被人瞧不起、歧視的人而言，要接受存在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對他免費提供食物可能比真遇上騙子還難。在他們的腦海中，開口求這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代付「跑腿費」的方案和利用這位陌生人的「學生氣」，扮作沒文化的大老粗胡攪蠻纏一通的方案更可能成功。可能不同于一些所謂「左派」的想象：現實中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工人可能淳樸也可能不，甚至可能迫于生存比不諳世事的學生「狡猾」許多，擁有較為靈活的道德底線。可是，是什么讓我們有資本做個「好人」（也可能有資本而變成粗糙或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又是什么把他們變得狡猾呢？
又比如，在五月一日之后，互助組得知，Q省T市的工人因為有多人得到我們的幫助，在老鄉群內分享了自己的求助經驗之后，總結出了「物資獲取套路」：夸大自己的困難程度、裝作沒文化只發語音博取同情、讓每戶年齡最大的人作代表虛報整體年齡…這樣的經驗對于需要救助（或許不是最緊急的一類）的工人是一種「團隊經驗」或者「生存技能」，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弱者的武器」。即使這些武器瞄錯了準星，為互助組審核成員平添了許多工作量，且增加了志愿者與受助群體的不信任感。
對于志愿者而言，現實提出了許多有待思考的問題。在公益活動持續的時間增加、完成的救助個案增多、復雜個案的處理經驗愈發豐富之后，志愿者可能會感到困惑。由于志愿者大多為較高收入階層或學生，即使部分人身在上海，也難以真正設身處地地感受到底層生活迫使人無暇顧及道德的無奈，也難以真正理解底層工友為何難以自救。極少有志愿者能做到「樂他人所樂，痛他人所痛」。在看過了太多的個案，有些「麻木」之后，我們會情不自禁地進行比較：」這個工人太傻，明明居委樂意給吃的，靠自救就可以吃上飯；那個工人怎么這樣態度惡劣，我們又不欠他們的。這個工人不錯，非常正能量……」可能久而久之，我們就代入了居高臨下的施救者，而非是同一陣營的兄弟姐妹。這是筆者需要反思的地方。在一個案例中，一群民工集體行動，雖然導致了警方介入，但獲得了一定物資。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最終拒絕了進行援助：一方面他們剩余物資尚足以維持生存的，另一方面，他們在求助時態度強硬，引發了志愿者對于「鬧事」的擔憂。從保持組織存續，以期幫助更多人的角度考慮，這樣做確實沒錯。但是如果要求求助者對我們低眉順眼為佳，獨立強硬為次，那是否又有些不妥？
客觀上，一部分受助者確實對救助行為造成了麻煩，資源的緊缺也的確迫使我們必須從中各種困難群體中篩選出最困難、最緊迫的個案進行施救。我們做不到為目光所及的所有受難者提供最適合他們的援助。所以我們必須去比較，必須去盡量挖掘每一個受助者的信息，多方核對其情況真實性，把他們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特征放在放大鏡下檢驗，考慮每一種可能性。如果拒不配合提供圖片、視頻或者語氣強硬、態度惡劣，則很有可能拒絕提供援助。這不止是出于志愿者的個人偏好，也考慮到了溝通成本和效率：有這樣拉扯的時間，可能已經完成了兩次救助。對不那么優先的個案，也只能以將自救途徑告知，鼓勵自行獲取物資為主 —— 這又可能導致一些誤會。也許我們可以說，我們并不是保姆或者圣人，對與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幫到這個份上已經不錯了。但是筆者時常因此夜不能寐：救助者與被救助者之間不管怎樣都存在權力關系。我們本來是出于對勞動者處境的共情或者某種信念加入這樣的活動，但是這樣的工作本身卻要讓勞動者又一次被我們審視，以更低的姿態祈求幫助。面對不配合、胡攪蠻纏乃至辱罵的時候，我們的共情和耐心也時常被消磨。在這樣的困境中，我們又應當如何自處呢？筆者最初的考量，更多是先以處理個案的效率和精確性為先，在解除封控之后再進行反思。但是越來越多待處理的案例和遙遙無期的封控解除，一次又一次對我進行叩問。
5
結語：論外雜筆
五月四日，筆者完成了一次對某戶群租保潔阿姨的救助，同時聽聞前幾天筆者處理的另一個個案有被騙取資源之嫌疑，百感交集?；腥婚g發現仿佛假期才剛開始，被稱為是「代表奮斗」的青年節就只剩了尾巴。在短短十幾天里，筆者直接或間接完成的個案有近二十個，直接或間接幫助的受困者可能有百余人。還有援助組內的其它許多人，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更多更好，直接或間接幫助的人數超過四位數 —— 這些數字比起成就感，給我更多的是壓力和負罪感。作為當前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有這樣多的人在受苦受難，而我身邊的青年卻大多渾然不覺，對其一無所知。在假期里，我的校友、同學在野餐、娛樂，我感到一陣恍惚:我們仿佛生活在兩個世界。當然，并非所有人都要過苦行僧一樣的生活，但學習「馬原」的大學生，享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或許應該看到更多象牙塔以外的東西，而不是等到自己走上工作崗位或遭遇意外，時代的灰塵像鐵拳一樣落在自己頭上的時才感到刺痛。
一百多年前的五月一日，大洋彼岸的工人為免受壓榨盤剝而奮起斗爭。一百多年很快過去。一百多年前的五月四日，這片土地的青年為他們熱愛的國家和人民而四處奔走。一百多年很快過去。希望此后，青年不必為了討好領導而蠅營狗茍、為了意義未知的競爭虛擲青春；也不會年紀輕輕被扔進血汗工廠，或者未受教育便早早嫁人。希望有朝一日，勞動者無論是生活水平、精神文化都不再低人一等，能夠有尊嚴地勞動、生活。如果有此一日，則不必有什么勞動節，也不必有什么青年節 —— 每一天都是所有人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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