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按語：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成立于2010年，是一個關注和服務基層流動女性的非盈利社會服務公益機構。今年是木蘭和打工姐妹們一起成長的第12年，在木蘭籌備已久的月捐計劃終于啟動之時，我們邀請您，來傾聽機構創始人之一齊麗霞的個人自述。
我的名字叫齊麗霞，出生在河南開封蘭考的農村。很多人會叫我“木蘭”，我很喜歡“木蘭”這個稱呼。每次自我介紹，我會說：“我是木蘭麗霞，木蘭是機構簡稱，麗霞是我的名字，大家可以叫我木蘭，也可以叫我麗霞。”
自木蘭2010年正式成立，我就吃、住、睡在木蘭的任何一個活動中心之中，它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十幾年。木蘭像是我的一個孩子，也像是另外一個重生的我。
不甘心，讓我成了村里的“秀才”
我們出生的時候，奶奶是家里的“當家人”，特別重男輕女。我和姐姐一出生，她就對鄰居說，“唉，是倆丫頭！”。但是父母都還算疼愛我們，雖然條件很艱苦，我還是比同時代的大多數女生，多了一個讀書的機會，讓我有走向遠方的可能。
在80年代，女孩子上到初中畢業，已是家庭條件不錯，父母相對開明的了。當時中專和中師是可以分配工作的，所謂的“鐵飯碗”。大部分成績好的女女孩兒，都選了中專或中師。父母也希望我和姐姐都報中專或者中師，給他們帶來些榮耀，也能有自己的出路。但我不甘心，特別想去讀高中，考大學，就偷偷地報了縣一中，然后告訴他們我報的是中專。縣一中是鄉親們眼中的最高學府，進了縣一中讀書的孩子，會被稱為“秀才”、“半個大學生”。女孩子是很少有家人支持去讀的。
縣一中通知書下來，我又編了第二個謊言，告訴他們我的確報了中專，但是一中的校長寫了信，請他能破例錄取我。父母根本不懂，只說我人小心大。那會兒家里只有我一個人讀書了，父母說我們兄妹三人，誰考到哪兒，父母就供到哪兒。他們覺得沒有太大壓力。于是我就以“半個大學生”的身份，被稱贊著送到了縣一中。
剛上高中不久，一個老師給我們上課，他的教課輔導書突然不見了，就認為是我們拿走了，在班上大發脾氣，要搜書包。我憤怒地說不行，和他對拍桌子，“你就是沒有權搜查我們，你沒有搜查令。老師說我們的權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把他氣得不行，氣吭吭地走了。
不想麻木地活著，我離開了女兒
后來我讀書工作，結婚生子，然而懷孕的時候，我還沒準備好做母親。離開女兒的時候，她只有三歲。我雖然有千般不舍，萬般不放心。但比起對新生活的向往，我還是狠心把她留給老人。
當女性在自我和母職里徘徊的時候，她該何去何從，真是兩難選擇。但是從我自己的經歷來講，我是傾向先選擇自我成長和發展，然后肩負起母職的。做什么樣的母親和如何做母親，可以在成長的過程中慢慢學習，慢慢能做得更好。
我離開她，去到遙遠的、我從未到過的南方。是因為我的精神世界找不到寄托和溫暖，看不到生活中有一星一點的希望之光。我像在霧茫茫的曠野中行走，沒有同行的人，看不到方向，感覺不到自己的價值。甚至，我要努力忘記自己是個有思想的人，才能度過鄉村女人每天的日常，讓我可以麻木地活著。
這期間也承擔了非常多的社會壓力。有朋友直接說我“只管生不管養”，親戚也有勸我回家照顧孩子的：“你還不回來照顧女兒，你看她的小手小臉都生凍瘡了！”。我回應：“生凍瘡是天氣太冷了。奶奶照顧得那么好，還生凍瘡，我回去照樣也會凍傷。”雖然理直，卻感覺氣并不壯。但我覺得沒有我的新生，就沒有她未來好的發展。
《我是范雨素》里寫道“拋棄兒女的母親都是抱著滴血的心在活”，這句話刺痛了我。我的心雖然早已不再滴血，但也從未愈合。那種刻骨銘心的痛，依然存在，任何微風一樣的刺激，都會掀起滔天巨浪般的痛，而且一浪接一浪，綿綿不絕。
辭工理由：工廠不適合我
南下的時候是10月份，還不算太冷。我們一路看著變換的景色，開始覺得熱，隨行的人一件一件往下脫衣服，憧憬著未來生活的美好。
我之前讀過一個名叫“安子”的工廠女工寫的書，叫《青春驛站》，內容都是工廠女工的各種生活經歷。我特別想效仿她，書寫自己和身邊工友的故事。就想從最底端的流水線做起，填了小學畢業，順利成了一名普通流水線工人。
頭兩三個月，我和工廠的其他工人是有些不一樣的。當時精力不錯。早上，別人還在睡，我就悄悄地起來，在工廠區可以自由活動的地方，跑跑跳跳，背唐詩宋詞。晚上，我在小本子上記錄我觀察到的車間狀況和事情。混熟了的工友會和我開玩笑，“你不嫌累啊，你是不是個臥底作家？”
這樣的狀態并沒有持續太久，很快就趕上了加班，每天都加班。從8個小時，到11、12個小時，周末也沒有了。最長的一次，一個月只有發工資的那天放了半天假。我們都像放風一樣，像鳥一樣飛到小鎮上，在街道上走，看看熱鬧。更多的人去奔郵局，把錢寄回老家。
最艱難的其實是剛進廠，從家里帶來的300多元錢，我們一分一分都要計算著花，很快就用完了。南方的冬天，陰冷潮濕逼人。我們以為南方暖和，帶的衣服都不夠厚，到了大概12月份的時候，已經不能御寒，稍微有點刮風下雨，就凍得瑟瑟發抖。
在這個工廠過得太痛苦，錢也沒有掙到多少（第一個月工資300塊不到），人累得失去了夢想和動力，苦悶得很。我想離開，回家又不甘心。最后有個朋友說深圳情況更好些，我們想著去深圳看看。當時底層員工離開工廠，只有“自離”，就是自己主動離開工廠，拿不到最后幾個月的工資。
那么辛苦的血汗錢，憑什么不能拿到手？我每天追著班長要辭工書。我告訴他：“你只要給了辭工書，剩下是我的事情。”最后被我纏得沒有辦法了，給了我辭工書。我寫的辭工理由是“這個工廠不適合我，我要離開。”我真的受夠了，堅決要離開，像離開監獄一樣，再也不回頭。
我們很像“花木蘭”，應該被看見
在南方折騰了幾年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做了一個公益機構的志愿者，然后像是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認為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方向，也開始關注基層打工群體。后來的后來，我帶著女兒到了北京，開了“木蘭”，改變了我和她的人生方向。
我們當時4個女性一起創辦木蘭花開，我們都身為流動女性，都關注女性，特別是基層女性的弱勢、面對的挑戰與不公。最后機構定名為“木蘭花開”，是因為我們認為“花木蘭”和流動女性有很多的相似處。都是女性，都是遠離家鄉，都是為了支持家庭，都為國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很多姐妹是被迫做這樣的選擇，不像花木蘭那樣積極主動；花木蘭有強大的自我，我們的姐妹很多人沒有“自我”，連自己都看不見；還有，花木蘭的貢獻被傳頌，流動姐妹的勞動卻常常不被看見。
在工廠流水線做工的時候，我感覺生命是那么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義。長長的流水線上，充滿著流動女工的血淚和絕望。我和女兒都有留守和流動的經歷，我們將各自的傷痛埋在心底，幾乎從來不正面談起。
我自己的個人經歷和眾多的流動姐妹是非常相似的。我生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離鄉別井，到處打工。但我又有幸多讀了幾年書，沒有過早地嫁人生子，有機會離開農村。我當過老師，做過小生意，南下尋夢的幾年，青春在工廠的流水線上疾飛。我有幸走到更廣闊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讓我的人生變得厚重。
因為我和姐妹們相似的人生經歷，“木蘭花開”從誕生之初，它的定位和價值觀就有其內生的基因。比如：以人為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爭取外部平等，推動性別平等，踐行內部平等民主；看見每個人，以優勢視角發揮每個人的力量。
木蘭花，開出野草
機構剛成立半年，就面臨著生存挑戰，沒有任何資助了。是各奔前程，還是繼續堅持？最后幾位伙伴做出了留下來，一起面對挑戰的決定。春芬說：“只要有饅頭吃，我們就要做下去！”然后開始了長達一年的吃“饅頭大餐”，睡“貴賓桌”、“貴賓地”的日子。
我們在幾乎沒有任何支持的情況下，繼續做我們認定的事情。我們就像一棵野生土長的小草，在貧瘠的土壤中發芽，有點水就能活，給點陽光就燦爛。我們一邊大口大口就著饅頭咸菜，進行義賣；一邊在簡陋的只有幾十平米卻掛滿了衣服、擺滿了圖書的空間里，和姐妹們一起創作排練我們自己的歌曲，真的就像一棵土生土長的小草。憑著對我們所做事情的認同，我們堅持過了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慢慢越來越有起色。
2015年的時候，機構到了瓶頸期。有內部問題，大家投入太多，沒有上下班概念，經常沒有時間休息。好像永遠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也看不到工作的成效，找不到前行的方面。外部也充斥著各種對公益的論述，和我們的想法不太一樣。最刺激我們的就是所謂“老小樹”，成立了好幾年還長不成大樹。我感覺“木蘭”甚至還不能說長成了樹，我們還是一棵在艱難生長的小草。隨時一個危機，就可以讓這個小草活不下去。
與此同時，我個人也陷在泥沼里，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喪偶式育兒的苦悶，讓我苦苦掙扎著尋找愛和出路。掙扎中，我深深的陷入了自我否定，覺得自己像是行尸走肉，沒有任何價值，是我人生的至暗時刻，像是時間永遠處于黎明前的黑暗。
我們決定，一起面對不確定
2011年的木蘭舊址
好在有眾多朋友以各種方式陪伴著我，有長長的電話，有相擁而泣的共情，有持續不斷的支持，最終艱難地結束了近20年的婚姻。自由需要爭取，也是需要適應的。我慢慢地才得以從泥濘中拔出腿來，一步一步向前邁。我發現，一個人的日子真得像飛翔一樣，充滿了快樂、自主、自由！
機構層面也得到了社區伙伴的支持，打了枚強心劑。我們同事慢慢認可木蘭的“小而美”，我不再對“老小樹”感到有壓力，甚至想通了，認為我們本身就是一棵倔強野草，自有草生存的價值。
我們堅持深深扎根在我們姐妹們生活的城邊村，我們鼓勵姐妹們書寫自己的故事、用鏡頭拍攝自己的生活；我們在這里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我們創作自己表達自己挫折、希望、夢想的作品，我們一起唱歌、跳舞、排練；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展覽演出，和更多的人對話，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們，理解我們，尊重我們。我們成不了樹，更成不了參天大樹，就讓我們好好做一棵“春風吹又生”的野草吧！
我們就這樣彼此扶持著，從不知道能存活多久，走過了10年。回顧來時路，有感慨，有淚滴，更多的是挑戰。我們熬過了疫情，進入到了后疫情時期。不知道是不是人和機構都到了一個成年期，不懼怕變化和未知。我們不再怕機構“死亡”，選擇向死而生，就能從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做公益的十幾年里，有挫折，有困頓。在那些困難的日子里，我們用義賣和小額個人捐贈的錢支付機構的房租和水電費；最冷的那個冬天眾籌了2000塊錢用來買煤燒；有合適的項目我們就去投，很多石沉大海，我們又再接再勵，去慢慢找尋和我們價值觀一致的合作方；但是目前經濟形勢越來越差，能支持我們的合作方越來越少……12年中，我們經歷了6次搬家，每次搬家都是我們和姐妹們、志愿者們親力親為，整理、打包、肩抗手抬，幾乎可以成立搬家公司了。
今年是我也是木蘭的本命年，木蘭12歲，我48歲。回望這有晴有雨的48載，感謝生命，也感謝相遇的每一個人。我們不追求高大上，就認真平凡地做我們能做的事情，和我們社區姐妹一路同行，面對未來的坎坷路途，我們決定一起面對更多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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