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3月11日是未成年工人小飛和西安真阿婆水餃長安店勞動仲裁開庭的日子。
上篇文章寫道，真阿婆因為未發放加班費等違法用工情況被責令整改。據店里員工反映，真阿婆并未認真對待，被罰了1萬元，但有沒有交罰款，目前尚不清楚。我們以為，真阿婆水餃都被認定違法了，勞動仲裁時工人一定會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沒想到卻被直接潑了一盆涼水。
當初資方代理人曾放出豪言，“你們去告吧”。小飛仍然相信走正當合法程序可以維護自己作為打工人的權益，然而仲裁過程卻讓人大跌眼鏡。但無論對方如何豪橫，也不管有多少艱難險阻，小飛都會堅持維權到底，也請朋友們持續關注。我們堅信，少年終將戰勝資本。
我們在3月11日上午于西安市長安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正式與真阿婆水餃店開庭，仲裁員強調，此次不公開庭審拒絕人員旁聽或錄音錄像。
庭審參與人員共有5位：仲裁申請人——討薪事件當事人小飛，即我本人；仲裁被申請人——曾企圖與本人私了而偽裝成真阿婆老板的資方代表人，以及資方所請的律師；還有兩名仲裁員。
律師為資方辯護，而勞動者只有自己。
當日我一人首先到達仲裁處時，目睹資方被申請人與仲裁員談笑風生，如同早有聯系。
入座申請人席位后等待正式開庭，仲裁員首先宣布了本次庭審的不公開性，到達仲裁處申請旁聽的朋友與群眾也均被拒之門外。
隨之仲裁員核驗了申請人與被申請人雙方身份，在查驗本人身份時，仲裁員要求本人說明身份證家庭住址，然后在本人對住址信息的說明中，他們大量挑刺，戲謔性地否認本人身份真實性。
比如我將092-1號直接稱之為092 1號而未提及“-”（杠）字，或將某省級區域未稱之為法定全名，他們則宣布“申請人的提交信息與身份證件上信息嚴重不符”（仲裁員原話）。
然而在查驗被申請人身份時，對方肆意編造，自稱為真阿婆水餃店中與我一同打工的員工，受老板委托前來代表處理仲裁事件。我是真正的底層打工者，我曾親自付出勞動為公司創造價值，而在法律的面前，真正的打工者就應該受到歧視嗎？難不成老板派來的代表張口就來，自稱員工就能夠混淆黑白嗎？可是在這場仲裁中確實如此。
接著仲裁員聲明了在仲裁進行中的紀律問題，尤其強調了仲裁進行中錄音錄像或使用電子通訊工具的后果嚴重性，一再警告發現錄音錄像行為將承擔法律責任并接受相關處罰（勞動仲裁過程中是否有這樣的要求呢，又為什么會如此要求呢？）。在隨后長達三個小時以上的庭審過程中，仲裁員不斷要求我離開申請人的席位向仲裁員和資方代表人展示手機內容。
開庭后仲裁員要求本人對申請內容進行舉證，緊接著本人先前與真阿婆領導的聊天記錄被認為不能充分說明資方存在開除員工的行為。然而在資方毫無證據的鼓吹下，疫情期間真阿婆落井下石的開除行為被顛倒黑白，成為了本人的自愿離職。本人提交的信息被隨意地認定為“經仲裁院核實，申請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證據存在部分截取行為，舉證無效”（仲裁員原話）。
在仲裁員的操作下，我在庭審期間不能自由發言，然而在申請發言或得到許可后的任何言論，均被要求舉證，然而最終舉證皆無效。
加班情況，在大量排班表和釘釘打卡記錄的舉證展示面前，被無憑無據的言論輕易駁回——“排班表僅作為形式上的內容，并不能說明實際工作時長。我方公司上班打卡采取點名簽到的制度，釘釘程序僅作為員工自愿操作的平臺，我方不接受申請人的舉證。”（資方律師原話）
且不談勞動仲裁的正常進行中，加班情況的舉證義務與責任應由資方承擔，仲裁院一再命令本人提供相關證據多少反映著程序的不正當性。就公司排班表與釘釘打卡記錄都無法說明任何事實的判定現象來看，這是多么荒謬與可恥！這都無法說明加班的事實，還有什么可以作為證據為勞動者證明真實？難不成每個人身上都要像執法人員一樣配備一臺打工記錄儀，然后讓這些仲裁院的法律工作人員花一生的時間去觀看打工者們奴隸一般的生活嗎！
我的證據是不能夠起到任何效果了，可是資方的發言為什么就不需要證據了呢——“我們公司采取兩班倒的制度，第1波員工從早上10點上班到下午4點下班，第2波員工從下午4點上班到晚上10點下班。我們公司不存在加班情況。”（資方原話）
上班的到底是資本家還是員工？我們每天艱苦工作10小時以上，甚至在特殊情況下每天會加班到17個小時以上，在你資方的口中把它捏造成每個員工一天只上班6個小時就能夠否認現實情況嗎？仲裁員也從未對資方的發言提出任何質疑，一概接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資方代表、律師、仲裁員！一個個大言不慚，你們的廉恥在哪里，法律的顏面在哪里？
在這種情況下，庭審尚未結束，而我已經瞠目結舌、無心配合。然而當我向仲裁員提出休庭或結束庭審的請求時，卻不得不像一只提線木偶一般被囚禁在這充滿諷刺的仲裁庭中——“已經開庭了，你沒有權利提出這樣的請求。”（仲裁員原話）
“你還有什么證據要提交？”（仲裁員原話）
“我拒絕提交證據。”（我的說法）
“我們已經提前通知你將每份證據都打印不包括原件的雙份了。你的舉證無力是你自己的問題！為什么不把證據準備好？”（仲裁員原話）
我有什么辦法？我還能做什么？讓一份本該由資方進行舉證的事實責任壓在我這樣一個疾病纏身、負債累累、居無定所、各處流浪的人的身上，讓我一個連生存都無力支撐的未成年人去花幾百塊錢把上百份排班表與打卡記錄打印出來供你們玩弄我嗎？在你們仲裁院里，一切事實的根據在于資方的言論，我將證據打印上百份上千份又有什么作用？
“你方在仲裁舉證過程中如此吃力，然而又未請律師。我們便將你視為有能力處理相關法律事務。這不能作為你申請休庭的理由。”（仲裁員原話）
仲裁員們！西安市最便宜的律師起步價5000元，你們認為我未請律師僅僅是因為自身有能力處理相關法律事務嗎？這就是你們否定我任何要求的原因嗎？而且我們都清楚，這是無力處理相關法律事務的問題嗎？到底是什么問題！
如果沒有什么證據可以有效，一切“事實”的認定都建立在資方的一面之詞上，那么勞動者的證據和法律工作人員本身一樣，都是天大的笑話！
之后我就沒有任何心思應對這場仲裁了，資方和仲裁員們仿佛上演著一場滑稽的鬧劇，而我只能配合表演，期待快些謝幕。
我被所謂的庭審紀律束縛著，然而束縛著我的一切規矩卻對資方一概無效！
“仲裁庭審是嚴肅的。”這是你們仲裁員開庭時的原話！在庭審期間，資方代表人肆無忌憚地放聲大笑，仲裁員甚至與資方代表人嬉笑著私下談話，毫不避諱。“庭審期間不得使用電子通訊工具。”這也是你們仲裁員開庭時的原話，然而在庭審期間，資方代表人甚至悠閑地玩起了手機，公開地免提呼叫他人，仲裁員卻對此毫不理睬！這是怎么回事？
仲裁員在做文字記錄時不斷交流，什么該寫，什么不該寫，對現實的談話內容加以一定程度的修改處理，這又是怎么回事？
在仲裁員的要求下，庭審期間本人不斷被命令起身在仲裁員、資方與申請人席位間跑來跑去——“你先過來。”、“誰讓你下去的？”、“你再上來。”、“先站這別走。”、“還沒讓你下去急什么？”、“你先下去吧。”、“你再過來。”（皆為仲裁員原話）在這樣一個嚴肅的場合，申請人如同戲耍般被指使，資方代表人員發出陣陣笑聲，這又是怎么回事？
資方曾再三警告本人，在網絡上對真阿婆造成的損失將會讓我承擔相應的責任。我不知道當我在網絡上對西安市長安區勞動仲裁的處理情況進行反映后會不會再次得到這樣的警告，你們會給我冠以污蔑的罪名嗎？
要我提供相關說法的證據嗎？很抱歉我并沒有隨身佩戴著一套生活記錄儀，但就像曾在真阿婆上班時活在監控下被監視一切，勞動者的加班情況應當由資方來進行舉證。倘若仲裁院對本人的說法有異議，你們的庭審過程中同樣也被監控設備記錄著，如果要證明你們仲裁員的清廉，就請公開完整仲裁過程的庭審視頻記錄，群眾會對真實情況作出自己的判斷，真理掌握在人民群眾的手中！
在這種境況下打工者們的勞動生活還能有什么切實的保障？如果我們的法律機構都是這樣的情況，那何談依法治國？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如果這樣的情況都可以容忍，如果這種現象不得到治理，如果相關的人員不受到懲罰，那么我不會滿意，我們的人民群眾、廣大的底層勞動群體都不會滿意！
這樣褻瀆司法程序公正性的事件，西安市長安區仲裁局的工作人員難道能夠置身事外、肆意逍遙、囂張跋扈嗎？
真阿婆的資本家啊！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本人將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持續起訴，倘若起訴不能夠解決問題就上訴！直到勞動者的損失得到認可與補償！
至于問題是否將得到合理的解決，還是說提出問題的人將會被解決，讓我們走著瞧吧！人民群眾都眼睜睜地看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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