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前言
“消費革命”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城市景觀和生活方式，催生了全新的身份和社會行為，也為過去物質匱乏的中國人真切提供了無比豐富的商品和服務。
近幾十年來，席卷中國的“消費革命”引起了學術界和英文媒體的熱議：有研究分析麥當勞在中國“雅皮士”中的吸引力、賀曼（Hallmark)風格賀卡的流行、和上海豪宅的營銷；而拿起一份《紐約時報》，你可能會讀到北京活力十足的嘻哈音樂場景，或《服飾與美容》(Vogue)中文版發行的消息。
學者認為這些現象影響如此深遠，它們代表著一種社會范式的轉變。正如已故的伊麗莎白·克羅爾(Elizabeth Croll)所觀察到的，我們正在目睹中國重心“從生產、工作和工人同志向消費、生活方式和消費者轉移”。
而從“工人同志到消費者”的運動不僅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文化表征問題。如果說過去毛主義的肖像代表了人們對勞動最光榮、自我奉獻和集體主義的信奉；那么當下魅力十足、富有活力的城市麗人形象則成為城市繁榮和消費驅動發展的象征。這些城市麗人形象彰顯著個人風格，體現她們擁有最新時尚大牌生活方式的消費能力。在無處不在的時尚雜志封面上、隱約可見的廣告牌上、或是在電視廣告和互聯網標語上，都市麗人形象在當代中國媒體隨處可見。
毋庸置疑，消費已成為后毛時代現代化圖景里的主要活動。
盡管這些表述或許很適合為討論當今中國的強大動力提供一個框架，但它們也排除了后社會主義時代許多不那么光線亮麗的方面。例如,想想人數龐大的女性進城務工人員 (她們被稱為“打工妹”), 盡管她們的“隱形”勞動生產了大部分新的城市身份和城市生活方式越來越需要的消費品、服務和休閑時間，但這些“消費革命”的果實對她們來說遙不可及。盡管不是“工人同志”，也不是合格的“消費者”，但打工妹和她們的經歷是中國經濟全球化故事里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一個與購物的樂趣和私有房產權同樣重要的故事。
實際上，無論是從人權、勞工關系還是性別政治的角度，有越來越多有關中國農民工的文獻揭露了中國熱情擁抱市場改革的背面。這些研究無疑會讓那些鼓吹全球資本主義崛起是向著民主和更多個人自由的偉大轉變的人停下、重新思考。
我個人的研究興趣在農村-城市的勞動力流動、性別和當代文化表象的交叉領域。例如，女性農民從農村大規模遷移到工廠(以及城市的餐館、家庭和夜總會)，這過程中如何產生了當代文學和視覺文化想象中呈現女性勞動者的新模式?這些新興的文化想象背后的政治是什么? 這樣的呈現代表了誰的聲音，最終又是為了誰的利益? 當代學者，尤其是塔瑪拉·杰卡(Tamara Jacka)、李海燕(Haiyan Lee)、孫萬寧(Wanning Sun)和閆海榮(haiong Yan)，對大眾媒體如何傳播聳人聽聞的、主要迎合了城市中產階級趣味的女性農民工形象和流言進行了批判性研究。
近年來，相當多的中國藝術家在官方和商業媒體的邊緣進行創作，他們把勞工流動問題和性別問題作為批判性探索社會主義發展的一部分。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打工文學藝術創作者利用各種不同的媒體渠道，包括自籌資金的文學雜志和互聯網,來書寫自己對后毛時代復雜社會經濟形勢的文化反應。
02
什么是打工妹
就像新近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的女性消費者這一公眾形象一樣，“打工妹”已然成為后毛改革時代的一個獨特產物。而隨著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的名義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改革，”打工妹“這個詞標志著女性與工作關系的主導觀念發生了關鍵的話語轉變。
在改革中，最值得關注的政策是放松了過去對城鄉流動的限制。這一規定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盡管這在各地區有所不同，但在過去三十年里限制逐漸放寬松。再加上市場對低報酬、靈活的勞動力的需求不斷擴大，使得大量人口從農村內陸地區外流到工業化的城市中心。
這其中，盡管城市流動人口會隨著全球市場形勢的關鍵波動有所變化：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南方工廠大規模裁員，數千萬工人返鄉。但在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規模最龐大的時期，約有2.5億農民參與了這一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
與此同時, 盡管國家一直鼓勵農村人口在城市和經濟特區尋找就業機會, 但由于持續執行的戶籍制度，城市永久落戶的“特權”仍是排外的。
“打工妹”是被稱為農民工（暫住或流動人口）的勞動者的一部分。她們離開農村來到大城市和工業區，拿著最低的可支配工資，從事著地位不高的工作, 在法律上被定義為外來者。而“暫住人口”的說法則明顯掩蓋了第二/第三代城市移民永久居住在城市(而且越來越多地居住在郊區)，且幾乎不打算重返農村生活的現實；大部分流動人口無法享受城市戶籍人口所享有的社會福利和合法權利。
評論人士常指出，當“農民工”一詞在當代城市話語中被提及時，它帶有明顯的貶義。外來人口引發的恐懼和焦慮可能沒有十年前那么嚴重，但在城市大眾的想象中，這些流動勞動力仍被指責為犯罪率上升、道德墮落、公共健康衛生問題以及許多當代社會弊病的罪魁禍首。
“打工妹”一詞除了反映了中國用于區分“農村”和“城市”的新修辭策略外，還標志著對過去社會主義發展時期工人特權地位和性別平等的信仰的公然背離:人類學家Pun Ngai指出,“打工”作為一個動詞, 意味著為老板工作。
換句話說, 它背離了毛主義詞典中傳達出的為社會利益“工作”的崇高含義。“打工”僅意味著一種最低級的、商品化的工作形式：這是為了微薄的工資而出賣勞動力。而添加后綴“妹”(妹妹),則帶有明顯的年輕和缺乏經驗的內涵。我們用一個明顯帶有低等身份含義的性別術語指代女性進城務工人員。
我們可以看到，新生成的“打工妹”概念已極大背離了過去社會主義范式的工人階級女性標志——“鐵姑娘”。
20世紀60年代，鐵姑娘形象在官方政治宣傳海報和其他宣傳材料中廣泛流傳，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體現了國家理想中的女工形象。無論是拖拉機司機、農民、鋼鐵工人還是焊工，“鐵姑娘”都在公眾面前展現了一種形象，即女性有能力承擔最苦、最臟、最危險的工作，并通過生產性的勞動為國家服務。在充滿活力的圖片和故事中，鐵娘子強健的體格和自豪、充滿活力的自信傳遞了明確的革命性信息：中國婦女可以在家庭領域之外扮演合法的角色，通過勞動，婦女可以成為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有力推動者。
誠然，解讀鐵姑娘和其他毛時代廣為流傳的女性偶像的話語意義是復雜的。
一方面，鐵娘子的比喻和官方的性別話語具有一種簡化的性質：以一種含蓄的方式來構建婦女解放，將社會和性別不平等的許多方面隱而不言、不加以考察。正如一些批評人士所指出的那樣，1949年后中國“被解放女工”的公共形象廣為傳播，正是由于她們的象征價值——作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和進步的有力隱喻。
此外，政府出于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改變措辭，似乎讓人懷疑對性別平等的官方承諾：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不斷上升的失業率短暫地威脅到城市的穩定時，國營媒體突然開始敦促婦女離開勞動力市場，重新把社會主義家庭主婦作為一種新的理想，再次加強了女性與家庭生活的傳統聯系。
這些都是有根據的觀察, 但當我們分析這些表征的局限性和社會主義公開符號（如“鐵姑娘”）的含糊性時，我們也應當承認這種國家準許的表達是總體進步的官方性別話語的一部分：它明確支持平等主義的價值,而不是突出差異的等級制度。
并且這些日常意象不可避免地塑造了當時大眾對女性力量的看法和態度。正如學者陳曉梅回憶的那樣，在毛時代無處不在的解放的勞動婦女形象中長大，這給她灌輸了一種強大的信念，那就是她也可以參與創建“一個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男人或女人，富有或貧窮，受過教育或未受過教育的人都可以通過集體努力平等分享財富和幸福。”
相比之下，“打工妹”是一個公然污名化的標簽，表明了女工低下的地位。它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強調差異的話語復蘇，反映了在經濟發展的名號下，不平等關系(城市與農村、富人與窮人、老板與工人、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系)的合法化。
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全球經濟秩序是分層的，這一格局依賴于被輕視的、無足輕重的、易于管理的勞動力，而被重新安置的、明顯被邊緣化的女工身份可以更好服務于這種分化的格局。
如果說在毛時代, 女性被官方鼓勵去拒絕那些有關女性生理和潛能（更弱）的假設,去爭取通常被視為屬于男性的社會場域的位置；在后毛時代，復蘇的性別刻板印象時刻把女性引到最不計酬的、經濟地位最低的工作。打工妹今天大多集中在家政服務、保姆和奶媽、夜總會、卡拉ok、酒吧、色情行業，以及在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崗位--包括大多數的組裝線工人所在的紡織品出口行業（鞋、玩具和電子產品）。
03
媒體與打工妹形象
考慮到這樣的女工數量巨大，如果沒有表明她們存在的文化表征，那將是令人驚訝的。
事實上，正如孫萬寧所言，“打工妹”之所以能在主流媒體話語中占據重要地位，正是因為“她們為形象和神話（意識形態）機器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態機器在后毛改革時代不斷地(再)產生一種社會權力和合法性的元語言。”
通俗小報經常在人性化故事和報告中報道打工妹，而各種電視節目--從訪談到電視劇，經常突出年輕農村婦女被雇用為女傭、保姆和工廠工人的故事。一些常見的故事情節和比喻——包括孫所說的有關“戀物癖”和“窺陰癖”的受害/犯罪故事占據了主導地位。例如，一些農村婦女被惡棍拐賣、被迫賣淫或嫁人的案件獲得了大量(通常高度聳人聽聞的)媒體報道。
另一種同樣受歡迎的題材是農村女性白手起家的故事：通常講述的是一個貧窮的農村女孩到大城市去尋求更好的生活，最終戰勝逆境，成為新經濟體系中有自主權的玩家。例如,1990年代早期在全國范圍內播出的電視連續劇《外來妹》中的主人公趙小云從一個來自骯臟貧窮村莊的卑微打工妹躍升為進取的工廠經理。
成功不一定總是用嚴格的經濟或專業術語來衡量的，進城農村女孩的都市冒險故事還往往以追求浪漫和真愛為框架。熱門電視劇《涉外保姆》,在2001年2月首播,講述了香草--一位年輕的農村女性逃離傳統農村家庭生活暴力，來到上海做服務員的冒險故事。在這個系列的結尾，她善解人意的外國老板向她求婚，她在加拿大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對特定形象“保姆”的分析中, 孫中肯地指出,建立城市雇主和他們的保姆之間的交互敘事，一部分是在定義并想象“理想的公民”。
這種意識形態的關鍵是在個人道德品質“素質”和自我發展上。嚴海容（Hairong Yan）分析指出：現實中保姆和她的雇主之間的沖突大多不是由于社會經濟的差異或階級對抗,而是由于城市和農村生活知識和“素質”的差異。
沖突，源于保姆的能力不足、教育程度有限和技能、經驗缺乏。這樣一來，保姆就被描繪成“一個民族中有待開化的對象”。因此，在孫教授的例子中，一個好的保姆是一個愿意為她的雇主努力提高她“有缺陷”的素質或者尋求轉變的人。同樣，雇傭保姆，幫助農村弱勢群體走上現代、開明的“公民之路”也成為“城市主體們”的一種有成效的道德行為。
本文意在關注與以上不同的、從“文化邊緣”冒出來的文化景象。我并沒有把農民工的草根生活呈現看作是脫離于主流話語的。媒體和人口流動的交叉分析已開始引起人們關注目前新的文化想象對農村里潛在的“流動人口”主體有什么影響。即使流行文化通常是為了迎合城市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但由于電視和衛星節目的迅速傳播，尤其還有互聯網和其他數字技術的延伸，農村居民也經常能接觸和消費這些內容。
實際上，與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候相比，農村居民在今天更有可能通過教育和媒體接觸到農村生活方式以外的思想和形象。最近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媒體對消費者欲望的生產與農村作為貧困和落后地區這一話語的重建同時進行，媒體對塑造農民工(和潛在的城市流動人口)的期望和愿望具有強大的影響。
在這一論點中，大眾文化中廣為流傳的城市現代性和社會流動性的誘人圖像，是推動當前農村勞動力外流的意識形態的關鍵。因此，在理解當前勞動力從農村大規模向城市轉移的現象時，既要看到基本的經濟原因，也要考慮文化性的力量。
即使當卑微的勞動生活經歷在城市幻想前飛掠而過時，我們也在農民工的自我呈現中發現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印記。例如，在對深圳農民工寄給當地雜志的信件進行深刻分析后，埃里克·弗洛倫斯發現，在幾乎所有的案例中，他的研究對象都或多或少內化了主流有關人口流動的敘事中關鍵的比喻。
同樣地，Jacka研究了婦聯旗下的城市流動女性自傳性雜志《打工妹》。她在其中清楚觀察到主流話語的范例: 例如，作者的個人敘述往往將進城之旅框定為通過努力和決心改變個人命運的追求;另一些人呼應了其作為自我實現的肯定性過程。
這不僅顯示出商業媒體在近幾十年變得多么普遍，而且哪怕它們的立場毫無歉意地偏向城市，這依然顯示出它們在塑造農村身份和自我認知方面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多維的領域，這包括復雜的、重疊的、有時沖突的利潤驅動的商業渠道；包括官方或國營媒體、獨立藝術、海外媒體以及新媒體平臺。這些都提供了多元化的聲音被聽到的可能。當更大的話語空間為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文化批判開放，文化先鋒們越來越多地采用敏感或社會禁忌的話題來捕捉城市化和市場化中被低估的面向--如農民工的生存狀況。例如，獨立紀錄片已經成為一類尤為強大的媒介，從工人階級題材來探索當代現實。
在當代中國農民轉變為新工人階級的多元文化話語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草根藝術創作者（新工人）本身。這種新工人文化現象的背景最好從當代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來理解：中國經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產生了對廉價、靈活勞動力的需求；國家轉向承諾保護工人福利；目前主流媒體對農民工的呈現形成了人們對農村人口的負面刻板印象，加深了人們對城市生活的幻想濾鏡。因此，當下新媒體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為民工的自我表達提供了可行的渠道。
以上這一切共同激發了一種當前涌現的不同尋常、但相對缺乏研究的新工人藝術和文化上的激進主義。這種藝術和文化激進主義即時反映并批判性地回應了后革命時代高度矛盾的現狀。
如今，打工文學藝術創作者（新工人）的作品涵蓋了從文學、電影到音樂、短視頻和表演藝術等多種文化活動。現在也有致力于記錄和展示新工人近幾十年歷史的工人文化節、音樂會和博物館。它們的主題關切各不相同：從保姆和女工的性別苦難，到勞動被貶低、充滿敵意的城市環境對心理的影響，再到工作場所安全和公平工資的基本社會正義話題。盡管其中敘事往往帶有明顯的主流商業文化的印記，但在其他方面，民工們積極尋求并打破普遍存在的“城鄉流動”的神話，刻畫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故事中不被言說的背面。
在轉向考察詩人鄭小瓊和小說家王麗麗的具體案例之前, 我在此簡要說明這種新興的工人階級文學（打工文學）的特點：強調勞動本身的生理和心理困境是他們的作品有別于主流話語的一個顯著特征。
04
打工文學的興起
作為一種明顯的后毛時代、后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學現象，打工文學產生于改革開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地區獨特的文化、經濟和政治景觀。這種書寫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第一波農民工來到中國南方的沿海工業城市和經濟特區深圳。
楊宏海是打工文學研究的先驅，他將打工文學追溯到1984年，當時由國家資助的《特區文學》雜志出版了一系列以臨時工為主題的作品。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其他省級官方期刊（包括《花城》、《佛山文藝》和《廣州文藝》）紛紛效仿。《大鵬灣》雜志和《勞動報》也在1988年于寶安區成立。作為專門報道進城務工人員的文化出版物，這標志著農村勞動力加入了這種新工人文化的創造。
從那時起，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官方文學雜志和報紙、自籌資金的工人雜志和通訊，以及網站、在線論壇作為最主要的方式，一個令人驚訝的、充滿活力的打工文學已經出現，并逐步獲得文化上的凝聚力。今天，這種底層文學仍然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密切相關，盡管由于互聯網規模的普及，它更合適被描述為一種跨地區的文學現象。
隨著時間推移，有一些使用者對“打工”這個標簽的提出異議，因為這個詞附帶了對務工者的普遍污名化。但其他打工文學藝術的創作者繼續有意識地使用這個詞，以強調“打工”所固有的邊緣性和無力感。這些創作者在對語言的挪用中自覺地賦予了詞語以對立的意義。打工妹詩人鄭小瓊在她2003年廣受贊譽的詩歌《打工，一個滄桑的詞》中形容“打工”是一個“錯別詞”。她寫道：
“寫出打工這個詞很艱難
說出來 流著淚 在村莊的時候
我把它當作可以讓生命再次飛騰的階梯 但是抵達它
我把它讀成陷阱 或者傷殘的食指
高燒的感冒藥 苦咖啡”
打工文學的文學形式多種多樣，包括小說（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報告文學、自傳體小說、戲劇和散文隨筆。但從一開始，詩歌就是打工文學的主要類型。也許就像東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打工文藝理論家柳冬嫵所言，這種短小精悍的形式特別適應于打工者的創作條件。
整個1990年代，打工文學處于文學的邊緣地帶。在農民工（新工人群體）外，這一文學現象在批評界和學術界相對沒有被注意到。然而，近年來一些證據表明這種情況正在改變：越來越多的主流文學、詩歌雜志（如《中國作家》、《詩刊》、《讀書》和《人民文學》等）偶爾也會介紹一些打工文學的例子。
同時，大陸的文學評論家，包括那些與“低詩歌運動”有關的評論家，也開始擁護打工詩人：他們認識到并贊揚打工者表達的真實性和社會參與性、以及它們在重振中國現代詩歌方面的潛力。打工文學選集的出現——如楊宏海主編的選集，也讓這些作品開始進入精英讀者的視野。
然而，被主流認可是否是打工詩人的目標？這個問題在打工者圈子內部引起了爭論：有批評認為這是（文化圈的）一種表面文章，且僅僅作為（精英們）每月一次的“調劑”，具有一定局限性。另一些人則擁抱了打工文學自身的“底層性”，認為這種激進的文化實踐的最終目的不在于讓打工者成為文化機構的一員，而在于真正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本身。
王德志是“新工人藝術團”的創始人之一，該團位于北京郊外的皮村，他這樣評論：
“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主流雜志發表了我們的詩歌就自以為是，它只不過是幾首詩而已，這無法解決我們聲張自己權利的困難。我們要利用文化來建立一種工人階級的文化（新工人文化）。在我看來，一些主流藝術是一種商品，它只為有購買力的人服務；而沒有購買力的人只能在網絡上、報紙上和盜版中獲得它們。”
王德志
柳冬嫵則回應了近期專業作家內部的“底層寫作”熱潮。他也是主張將打工文學理解為一種具有“底層性”的文化模式的人之一，他對那些躍躍欲試的精英藝術家保持懷疑。他將打工文學首先定義為：那些生活在特定歷史性矛盾中的人的自我表達和自我呈現。“打工詩人”不是什么派別，而是一種歷史現象（歷史必然），一個歷史進程。他們整體的歷史背景、生活經歷和創作經驗，讓他們形成了一種相似的藝術風格；他們詩歌創作的模式、方向和態度都與他們的生活相一致。
無論其相對于主流文化的地位如何變化，打工文學都有相當大且不斷增長的受眾，尤其在流動人口不斷增加的地區。
楊宏海指出，當代文學的其他類別，如新現實主義和先鋒文學的讀者群不斷萎縮，而打工文學卻蓬勃發展。確實，在20世紀90年代，《佛山文藝》的發行量達到了50萬冊，是全國所有文學雜志中印刷量最大的。
目前，改革開放以來的打工文學的作品年表尚未編纂完成，但打工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肯定包括1991年安子在深圳特區報連載《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1992年，郭海鴻創辦 《加班》；1999年，安石柳和謝湘南創辦《外遇》；2001年，一位名叫許強（生于1974年）的工廠工人/詩人創立了《打工詩人》。其中《打工詩人》是新工人詩歌出版物中最知名的一個。
許強是一名大學畢業生，于1990年代中期從四川來到深圳，并與工友羅德遠、徐飛、任明友一起創辦了該刊物。在出版的頭十年中，它還是一本低成本、的出版物，但它在打工文學圈有很高的聲譽。在2011年，該雜志進行了改版并更名為《打工詩歌》，內容基本保持不變，刊登來自全國各地工人的詩歌以及不定期由左翼學者和勞工撰寫的理論文章。
許強和他的伙伴們還創立了一個在線詩歌論壇，和其他在線論壇一起形成一個虛擬的文學社區，把來自不同地域的打工詩人聚集在一起，增強詩人和讀者的集體認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方面，許強在2007年協助編纂了第一本大型打工詩選《中國打工詩歌精選》；在2009年，他和安子共同設立了中國打工詩歌獎，以表彰這一領域的成就。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