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關注到了安徽子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克扣雇員工資的事件，今天我又搜索了下進展，發現事情還沒有解決。不僅如此，公司李總還要求記者向他道歉，并表示，自己會通過法律手段妥善解決問題，希望記者不要狗拿耗子。
從事件爆出來到合肥當地有關勞動部門介入至今，已經快有兩周了，而涉事企業不僅不解決問題，反而顯得飛揚跋扈，有恃無恐。勞動部門和媒體的介入下，工人維權尚且那么困難，設想沒有媒體的跟蹤報道，這事情是不是就可能不了了之了呢。
為什么工人維權會這么難？
我想首先是成本問題。老板們的機器不停，每天都可以盈利，而工人只要停下來，就沒有收入，在養家糊口的壓力下，如果被拖欠金額不是很大，大部分打工人可能都會選擇抓緊時間再找一份工作。
維權意味著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可能還要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要了解法律條款，準備證據和材料，甚至必要時還要花錢請律師。就算你做好了前期準備，后面還要面臨和企業、勞動部門的博弈，其中微妙的僵持和彼此試探頗為考驗打工人的“智慧”。在這個過程中，保不齊就有勞動部門拉偏架的情況。這也不難理解，畢竟“店小二”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來發展，“企業家”們肯定是人民群眾的代表了，老板們辛辛苦苦為經濟做貢獻，服務保障當然要做到位，經濟上的優惠政策要給，社會上該有的榮譽和地位也要給（“勞動模范”“先進個人”,甚至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司法上呢，更應該靈活處理，“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
畢竟抓了老板和地主，誰來組織工人生產和幫助農民種地呢？所以為了工人也要保護企業家，畢竟大家都是利益共同體，都要為了偉大復興奮斗。至于那些膽大的刁民，該抓的一定不手軟，不能因為他們影響了大局。
可是我看評論，有好些朋友還是不明白打工人的難處，甚至指責幾個年輕工友不懂法，不守法，非要動用媒體。我覺得這實在有失偏頗，稍微了解共和國的歷史人都應該知道，工人曾經是我們社會里地位相當高的一個群體，也是知識素養相當高的一個群體。就算是今天，我們新時代的打工人，也絕不是肉食者們的文人們所說的的那樣愚昧、偏激。和企業家被高高的捧到天上不同，我們的勞動者們面臨著被丑化、污名化境遇。
筆者在大學的時候下過廠，剛開始，我總以為自己讀過幾本書，一定要比旁人多懂些道理，多一些抗爭精神。可是和周圍的大叔大嬸們聊過以后才發現自己的幼稚，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非常有趣的經歷，甚至是頗為傳奇的維權故事。到現在我還記得一位大姐一邊笑一邊掰著手指給講工傷核定，“同樣都是手指，斷小拇指是輕傷，斷食指就是重傷殘廢，賠償會更多……”，相較之下，我沒有他們樂觀，更沒有他們堅強，毛手毛腳的我在工作中也顯得非常笨拙，如果非要說我有哪些“素質”方面高過他們的，那大概也就是我多讀了幾本書。他們對于《勞動法》之類的法律，也要比我更加的熟悉，他們當然也懂要依法維權，但是當聊到這個話題，大多數人也是默默嘆氣，說“勞動局不會站在我們這邊”，一句話凝練了他們人生中多見識到的許許多多的辛酸和無奈。
對于“依法維權”，我們不能說沒有用處，而是說要辯證的來看。比如在一百多年前，有些國家的法律明確規定了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時甚至14個小時，更沒有加班費或者五險一金一說。工人完全沒有順從這種法律，而是選擇反抗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于是法律規定的勞動時長從12小時縮短為10小時，再縮短為今天的八小時。這每一次法律的修訂，不都是通過法律之外的斗爭推動的嗎？
事實上，正是有了歷史上那些“違法”的斗爭，才有了我們今天的8小時工作制和休息日以及其他福利。所以，法律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法律不可避免的帶有階級性，必然會為了維護某種既有秩序與利益而存在。
現實里，我們總會看到有人譴責工人“違法”討薪，然而工人“違法”加班的時候為什么沒有出來制止呢？大量的打工人迫于被辭退的脅迫，或者出于生計壓力而“自愿”加班，這種時刻為何沒有人指責工人“違反”勞動法超長加班呢？一定要工人索要加班費的時候，才跳出來說，“你違法討薪”，這對于勞動者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再進一步來說，在資產階級法權下討論勞資的公平意義其實并不大。我想只要稍微讀過一些政治經濟學，就能認同筆者以下這種說法：私有制下，最公平的勞資關系也不過是資產階級依據法律對無產階級進行“合法的剝削”而已。要想真正解決工人維權難的問題，最根本上還是要改變現有的生產關系，要消滅這種人騎在人身上的不平等秩序才能有真正的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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