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帶著「現實的冷靜的對事實的責任」，寫下了騎手謎云。截至目前，閱讀量已超14萬，有人感動、有人憤怒、有人回應、有人睡不著覺。但我們并不是新媒體，我們是一家法律援助與研究機構，一家相信可以用法律的武器維護廣大勞動者權益的公益法律組織。
昨天，我們正式發布了《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并榮幸邀請到勞動法和社會保障領域的兩位重量級專家常凱教授和余少祥主任，組織了一場有實質意義的對話，在線接入媒體超過30家。
這只是一個開始，行動者在社會推動中求知。
01
餓了么案件最新進展
餓了么專送騎手邵新銀在過去兩年間經北京、重慶兩地共四道法律程序后，依然無法與迪亞斯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現案件已回到北京再次申請仲裁，要求太昌(重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承擔用人單位責任，餓了么承擔連帶責任。
在報告發布會上，致誠主任佟麗華痛批餓了么等相關企業處理這樣一起歷經波折的典型案件的糟糕做法：
“昨天開庭時，相關企業提出要調解，有關公司希望給錢，讓我們盡快簽保密協議后結案。
“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從辦案律師介紹的情況來看，我沒有看到餓了么等大平臺企業的任何反思，沒有看到他們對受傷勞動者的任何歉意，沒有對如何解決眾多勞動者相關問題給出任何意見，只是希望盡快賠錢了事。諷刺的是，直到現在，作為勞動仲裁被申請人之一的餓了么平臺依然試圖披著“隱身衣”置身事外，全程旁觀我們和太昌公司的談判，卻明確表示此事與己無關，不想在任何協議上簽字。
“更令人氣憤的是，相關公司跳過援助律師，背后反復與受傷農民工直接溝通，希望賠錢讓當事人撤訴。當事人文化水平低，面對公司不斷勸說，既一頭霧水，又感到巨大壓力。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絲毫感覺不到該公司對自己用人體制存在問題的反省。這不是一個大公司在處理這樣一個歷經波折、當事人遭受兩年多煎熬、多位公益律師付出巨大心血的案件時應有的態度。
“邵新銀案是我們一個專業法律援助機構花了五個程序打到現在的艱難案件，難道所有受害的勞動者都需要如此復雜的程序才能讓企業承擔責任嗎？難道勞動者受到傷害后都需要社會付出如此大的司法資源和代價嗎？在國家三令五申出臺規范政策、進行談話之后，餓了么等平臺面對此事，難道還是只想盡快通過出錢和簽保密協議了結一個具體案件，而對自己的用工制度沒有任何反思嗎？這種思路背后體現的是資本的傲慢，缺乏的是企業的良知。
“我們關注解決每個農民工的具體案件，但我們更關注類似騎手的境遇。所以我們花費很多精力對此進行研究，撰寫了這份研究報告。今天發布報告，就是希望大家共同來關注騎手合法權益保障的問題。
02
報告發布
致誠主任佟麗華及研究員徐淼介紹了《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的研究背景和主要內容，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勞動合同法立法專家組組長常凱教授，社會保障政策專家、國家機關運行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創新工程”首席研究員余少祥受邀對報告進行了點評。兩位專家給予該報告高度評價，認為這是目前為止中國對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最為系統的法律研究。
致誠主任佟麗華首先介紹了研究起點。他指出：
“2019年底，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接受了一起外賣騎手在工作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欲尋求確認勞動關系及工傷認定的法律援助案件。該案當事人邵新銀在過去兩年間經北京、重慶兩地輾轉起訴、應訴、上訴后依然無法確認勞動關系、從而無法獲得工傷賠償。坦率地說，這讓中心的律師幾次感到絕望。但后來，我們意識到這恰恰說明這個案子的背后是一個復雜的、嚴峻的問題：外賣平臺通過精心設計的系統讓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護，而這些隱藏在外賣系統內的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和討論。中心是國內第一家專門維護農民工權益，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社會組織。自2005年中心成立以來，接待法律咨詢案件超11萬件，涉及農民工超過30萬人次；辦結案件11828件，幫助17201名農民工挽回損失超過3億元人民幣。在幫助農民工維護權益的同時，也化解了大量社會矛盾。
“為了全面了解外賣平臺用工模式以及存在的相關問題，中心決定對此開展深入系統的研究。經過近三個月的時間，中心實地走訪配送商站點、電話調研靈活用工平臺，并與相關行業專家深入交流，在50多位具有法學、經濟學、政治學、計算機等專業背景的志愿者幫助下，從公開新聞、研究報告、年報財報中收集了與騎手相關的各方面數據，研究分析了幾乎所有與外賣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相關的司法判決，并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了一個包含1907份有效判決的數據庫。
“我們非常欣慰的是，黨和政府越來越關注這個問題。2020年5月，習總書記在全國政協經濟界聯組會上指出對“新就業形態”要順勢而為，但“這個領域也存在法律法規一時跟不上的問題，當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法律保障問題、保護好消費者合法權益問題等。要及時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時補齊，在變化中不斷完善。”2021年7月16日，八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9月10日，國家4個部門約談餓了么、美團等大型平臺企業。但是，解決平臺用工的問題還需要開展專業細致的工作。今天發布研究報告，就是希望全面介紹這個領域的第一手信息和資料，為國家下一步解決這一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03
建議對策
面向互聯網經濟時代，針對平臺用工極為復雜的局面，佟麗華主任提出了幾點具體建議：
“第一，黨和政府要充分重視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對國家健康發展的重大意義。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好，容易引發社會問題。當前國家強調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關鍵的路徑還是要堅守勤勞致富的理念，保障辛勤勞動的人都能過上富裕的生活，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命脈所在。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實現共同富裕、保障社會和諧穩定具有特別意義。
“第二，盡快修改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險法。雖然這兩部法律制定時間都不長，但互聯網和新型用工形態發展迅速，當時的法律對這些問題關注不夠。在勞動領域，需要盡快修訂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也需要進行修改完善。社保壓力、負擔過重，確實會抑制企業的活力。2019年，國務院印發了《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現在各個地方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都不一樣，應該盡快完善社會保險法，由國家法律來規定統一的社保制度，調節降低社保費率，減輕企業負擔。
“第三，明確平臺企業的用工主體責任。平臺是用工規則的制定者，通過算法和數字化的管理對騎手有實質性的控制。平臺也是平臺用工的最大受益者，把用工主體責任全部推卸給別人是不合適的，是權責利不統一的。平臺可以通過協議的方式把相關責任分配給其他合作公司，但前提是平臺要承擔主體責任，防止合作公司無法保障騎手權益。平臺還要建立便捷、高效、中立的騎手申訴渠道，方便騎手維護權益。希望相關平臺全面檢討、全面改革自身的用工政策，把勞動者權益保障放到突出位置，不能在騎手出現事故、受到傷害后，就急于和自己撇清關系。對于企業而言，首要責任就是勞動用工責任。一邊逃避、推卸本應承擔的勞動用工責任，一邊去做所謂的“公益慈善”，有什么意義？
“第四，建議國家開展專項治理，推動企業完善改革用工制度。
“第五，工會應當為所謂靈活用工的勞動者加強維權。工會可以開展戰略研究、推動立法政策完善，推動參與執法工作、參與企業平臺規則制定、拓寬勞動者維權的范疇、培育更多社會組織來維護騎手權益。
“第六，從司法角度來說，希望司法機關能夠跳出表面的現象，盡快加強戰略研究，看到個體訴訟背后精心設計的局，用法律穿透這些局，維護零散勞動者的權利。司法還是要成為維護勞動者權益最后的底線。建議最高法院確實要盡快研究相關問題。
“最后，國家應盡快培育更多專業的勞動者維權公益法律服務機構，培育專業的、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公益律師。2019年，司法部發布《關于促進律師參與公益法律服務的意見》，提出發展公益法律服務機構和公益律師隊伍。在中國，勞動者的人數眾多，光是農民工就有2.8億多人。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對經濟健康發展和國家穩定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現在，面對強勢的平臺企業，面對復雜的用工形勢，個體勞動者和一般律師都難以處理。所以鼓勵國家投入更多資源，加大扶持力度，培育一批專業的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公益機構和公益律師隊伍。
04
專家意見實錄
常凱教授、余少祥主任分別對研究報告進行了評議，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及工作的建議。
常凱教授指出：
“外賣平臺的用工問題確實是目前中國勞動用工領域一個重大突出的問題。致誠的報告，我已經認真地閱讀過了。就我所讀過的，這份研究報告是目前針對外賣平臺用工問題的最深入的報告。不光是其中豐富的數據、案例，對問題研究的方法、法律的運用、價值觀念也非常重要。平臺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平臺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剛才，佟麗華主任已經對報告做了很好的講解。我認為他們的認識很難得，對問題方向的把握、深度、準確度都讓我受到很多啟發。
“外賣平臺用工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平臺經濟有沒有勞動關系？誰來承擔雇主責任？雇主責任誰來承擔，這個問題和平臺經濟的用工現狀直接相關。目前，平臺用工的特點和傳統企業顯然不同，概括起來就是“去勞動關系化”，通過個體工商戶注冊，讓勞動者變成獨立的小個體工商戶，這在全球來看都是很荒唐的事，而在我們國家的許多地方卻做得如此堂而皇之。另一個勞動關系上的特點就是雇主隱身化、雇主分散化：勞動者找不到誰是雇主，這就造成了平臺經濟沒有勞動關系的假象。這種行為連常識都顛覆了。
“致誠研究報告里的數據也說明勞動者有貢獻、平臺收益很高，給整個社會經濟帶來了飛速發展，但是勞動者權益卻無法得到保障。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比較復雜。首先，對平臺經濟用工沒有前例可尋。但更重要的是，平臺用工的控制權完全掌握在雇主的手中。勞動者沒有組織，也就更沒有話語權，平臺領域的勞動關系完全是不對等的關系。平臺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在增長自己的財富，但勞動者在平臺領域的勞動過程中連基本的身份都沒有。
“目前這些問題往往被一些表面現象掩蓋起來了，比如勞動者通過長時間加班，收入水平比工廠工人要高。但目前這種狀況不可能持久，最終經濟和社會矛盾必然會加倍激化和爆發，政府和企業需要對這個問題有所準備。平臺勞動者這個群體，目前拼的是青春，但能持續多長時間呢？這種經濟模式能不能不斷延續呢？這是一個問題。這種狀況，對于勞動者和整個經濟的發展都是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究竟怎么解決，致誠的研究隊伍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但這些建議要實施的話是相當艱難的。因為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場勞資博弈，力量非常重要。企業并不是不明白整個勞動過程是什么樣的，自己在勞動關系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為什么去勞動關系化？為什么讓雇主分散、雇主隱身？很顯然是利益驅動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外部原因就是中國目前法律不健全，當然未來要靠修法去健全，但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但是，即使是用現有的法律，也可以規范這些用工方式。我們并不是完全無法可依，有些用工方式就是違法行為，這是我覺得應該強調的。當然，有些新的用工形態比較復雜，認識上、把握的準確度上有一個過程，但有一些用工行為是顯而易見的違法行為。
“這種情況如何解決，下一步的任務還是很艱巨的。這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首先是政府責任，政府出臺法律規制。目前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相關文件，包括八部委發出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56號文”），其中就提出了對平臺經濟的規制。但社會上和學界的解釋對此存在一種誤解，即在勞動法、民法之外，在中間創設出一種“類勞動者”。這是對56號文的誤讀。對此，國家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明確表示，文件劃分的三個類別并不是這個含義。中間這類勞動者目前沒有定論，到底屬于獨立勞動者還是雇傭勞動者還需要去細分類。但如果仔細閱讀八部委第56號文，其中的內容都是適用勞動法來調整，因此56號文并不是在說現在有了三類勞動者。
“對這類勞動者的保護，要回歸勞動法治。勞動法、勞動合同法規制的對象不僅僅有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還有派遣勞動、完成一定任務的合同等。平臺上這么多騎手以此為主要生活來源，怎么能不適用勞動法來保護呢？目前社會上很多提法忽視了現有的勞動法律資源和勞動法律規制。這個問題其實沒有那么復雜，應該回歸基本。平臺企業飛速發展，資本積累翻倍上漲。是誰創造的價值？這是很簡單的問題，但現在怎么找不到勞動者了呢？這是很荒唐的，我們需要回歸基本。
“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越來越清晰，特別是八部委發布的56號文。但一些個人的誤讀和誤解是需要被澄清的，否則會在勞動用工和勞動法律實施方面造成混亂。企業有自己的主張、利益和代表，這沒有關系。但這個問題應該被提出來，應該得到討論。今后的方向就是勞動法治，但具體怎么實施，政府要承擔起責任，工會作為勞動者的代表要明確自己的主張，一些企業也要有所意識和準備。這個問題依然需要深入研究，讓大家取得一些基本共識。致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這份研究報告提供了相當好的起點。今后企業、學界和政府應該形成合力來共同解決。
余少祥主任指出：
“首先，中央政府目前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我們也接連通過文章深入研究這些問題。我閱讀了致誠的研究報告，感到非常震撼。第一個感受是研究報告非常扎實，其中有大量的社會調研和數據資料，看出來是花了很大時間和精力，也看出來作者的功底深厚。報告的結論和建議也非常務實，具有可操作性，這對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有很重要的作用。下一步，我建議可以深入研究哪些法律條款需要修改、怎么修改，形成具體可操作的建議，這樣能夠達成更好的效果。我們非常愿意與致誠團隊保持溝通，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和建議。最后，向佟主任和團隊表示我的敬意。
04
研究報告摘要
一、外賣平臺用工模式的演進及動因
隨著外賣平臺規模的急劇擴張，騎手的用工模式也在不斷演進。中心按照外賣平臺的發展時間線整理出外賣平臺上陸續出現的3大類及8種主要模式，從中可以清晰看到，隨著資本的不斷加注，外賣平臺在規模擴張的同時正想方設法地將騎手所帶來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向外剝離、層層區隔，其用工模式演進的核心邏輯就是通過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和靈活用工平臺，將騎手的勞動關系一步步打碎，令律師甚至法官也無法確定用人單位是誰。由此，外賣平臺以最低的成本攫取了最大的利潤，而騎手卻被逐步推向權益保障的邊緣。
傳統模式：在外賣平臺出現以前，消費者主要通過電話點餐，餐館則會自行雇傭員工進行配送（模式1）。自2008年起，餐館開始與外賣平臺合作，由外賣平臺統一提供配送服務。市場規模化前期，外賣平臺為爭奪市場份額，通常以優厚待遇直接雇傭騎手（模式2），或偶爾采用勞務派遣（模式3）。截至當時，外賣平臺的用工模式中規中矩，并受到勞動法的全面規制，這也就意味著外賣平臺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都相對較大。
眾包模式：到了外賣行業發展中期，各平臺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因此必須在配送體驗和配送成本之間找到最佳平衡。于是在2015年10月左右，出現了“眾包”這一新型用工模式。相比外賣平臺的“正規軍”（模式2-3，后稱“專送騎手”），眾包騎手最大的特點是接單自由、可兼職在多個平臺上工作。起初，外賣平臺往往會直接招募眾包騎手（模式4）。但很快，外賣平臺開始與眾包服務公司合作，由眾包服務公司與眾包騎手簽訂協議、支付報酬、購買保險（模式5）。很顯然，模式4到模式5的轉變意味著外賣平臺與騎手之間隔了一道“防火墻”，原本由外賣平臺承擔的成本和風險成功轉嫁給眾包服務公司。
專送模式：幾乎在眾包模式出現的同一時期，外賣平臺也開始大規模調整“正規軍”（模式2-3）的編制，將配送業務“外包”給配送商（即勞務外包公司），由配送商進行日常的線下人工管理（模式6）。經此操作，外賣平臺不但和專送騎手之間隔了一道“防火墻”，還實打實地節省了約40%的社保等成本。隨后，配送商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的雙重重壓之下也開始向外“甩鍋”，將業務“轉包”或“分包”，從而形成外賣平臺聯合多家公司對騎手進行共同管理的網絡狀外包模式（模式7）。最后，配送商市場在上游壟斷外賣平臺的擠壓下變形到極致的產物便是配合靈活用工平臺將專送騎手注冊為個體工商戶（模式8）。由此，上游外賣平臺和中游配送商向外剝離的人力成本、層層區隔的用工風險最終全部落到了下游作為個體工商戶的專送騎手自己身上。
二、以司法判決看平臺用工模式演進的現實效果
為全面掌握外賣平臺用工模式的演進以及騎手在不同模式下勞動權益保障的真實狀況，中心檢索了與外賣平臺（主要為美團和餓了么，兼含其他平臺）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相關的幾乎所有司法判決共3277份。在此基礎上對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五年多時間內的1907份有效判決進行了研究。其中，涉及美團、餓了么兩外賣平臺的判決占90.14%（1719份），且呈逐年上升趨勢。專送騎手發生司法糾紛的數量遠多于眾包騎手：美團專送騎手案件為919件，餓了么為592件；而美團眾包騎手案件為115件，餓了么為59件。
對上述有效判決進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判決時間的推移可以清晰反映外賣平臺用工模式的演進過程。自2016年起，模式2（平臺自營）及模式3（勞務派遣）僅出現共16個案例后就迅速消失。2017年，兩種眾包模式相繼出現，模式4（直接眾包）于2020年5月消失，模式5（間接眾包）案例則增長至今。2016年，模式6（直接外包）及模式7（網絡外包）開始出現；2019年，模式8（個體戶）出現，三種專送模式并存至今，判決數量均逐年上升。
第二，專送模式下騎手勞動關系認定出現明顯困難。在外賣平臺由直營（模式2-3）轉為外包（模式6-8）后，專送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的比例（以下簡稱“認勞率”）從100%（模式2）分別降至46.51%（模式7）和58.62%（模式8）。可見，外賣平臺“正規軍”的用工模式演進嚴重干擾了法院對專送騎手勞動關系的認定。
第三，專送模式下騎手勞動關系認定比例存在巨大地域差異。全國有10個地區認勞率達90%及以上，而認勞率最低的天津、陜西、新疆、福建及海南，認勞率均未超過50%，其中天津低至23.33%。在案件數量前五的上海、山東地區，各有48.28%和37.70%的專送無法被認定勞動關系。
第四，復雜用工模式下騎手勞動權益被 “區別對待”。法院在審理復雜用工模式案件時逐漸偏離認定勞動關系的客觀標準，而視“場景”嚴重程度（人身損害抑或財產損害；傷殘等級等）決定是否認定勞動關系。在模式7（網絡外包）中，工傷案件認勞率比工作報酬或社保糾紛案件的認勞率高出了19.90%；而到了模式8（個體戶），這一“區別對待”更為顯著，二者認勞率相差35.90%。
第五，外賣平臺和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的法律隔離效果顯著。外賣平臺由自營（模式2）轉為外包（模式6）后，被認定為用人單位的概率從100%驟降至0.32%，到模式8時則降為0。同樣，配送商通過模式7和模式8也將認勞率從81.54%成功降至45.93%和58.62%。在侵權類案件中，外賣平臺原本需承擔的雇主責任幾乎全部轉移給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其自身擔責率由100%降低至15%以內。
第六，大量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應平臺用工而生，風險承受能力堪憂。從有效判決中，可以提取出與美團、餓了么等外賣平臺合作的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共1002家，其中在904家有注冊資本數據的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中，84家（9.29%）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的注冊資本低于50萬人民幣，554家（61.28%）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未進行資本實繳。此外，已有163家（16.27%）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的經營狀態顯示為注銷或吊銷。
第七，“疑似騎手個體戶”在個別地區呈現集中分布的態勢。目前全國共有超過190萬家經營范圍包含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江蘇省的注冊數量遙遙領先，高達118.11萬。貴州、廣西的注冊數量也分別達到21.03萬、14.21萬。顯然，這與當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業務合作存在莫大關聯。經檢索，上述地區針對共享經濟和靈活用工均提供了豐厚的政策紅利，從而極大地吸引了靈活用工平臺將異地騎手“落戶”當地。
三、平臺用工模式的問題與挑戰
中心在厘清新外賣平臺上復雜多變的用工模式及其演變邏輯和現實影響的基礎上，總結出了以下7點問題與挑戰：
第一，目前缺乏法律規制的合作用工方式人為打碎勞動關系，成為企業規避勞動法律、推卸用工主體責任的手段和工具。外賣平臺通過“表面外包、實質合作用工”的方式對本應從屬于外賣平臺的專送騎手“去勞動關系化”（模式6）。配送商從外賣平臺處“承包”配送業務后，非但不與專送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反而通過相互之間的轉包、分包等合作用工方式將勞動關系進一步打碎（模式7）。靈活用工平臺的出現則讓專送騎手被迫注冊成個體工商戶，使得最初由外賣平臺承擔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經過層層傳遞后終于轉嫁到本應受到勞動法全面保護的專送騎手自身（模式8）。
第二，外賣平臺利用市場優勢地位甩掉高昂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以最低成本攫取最大利潤，違背了權責益相統一原則。外賣平臺早期商業模式是對餐館的外賣配送人力資源進行整合，其收益也源自對配送人力資源利用率的提升。但如今，外賣平臺在“既想做純信息中介擴張規模、又想做員工制企業對大量騎手進行嚴格管理”的誘惑下，利用市場優勢地位一方面擠壓下游市場的利潤空間，另一方面將社保開支和用工風險強行轉嫁給下游配送商，其正是利用了勞務外包法律漏洞及其所制定不平等的權利義務關系來攫取市場利潤，這一操作顯然違背了權責益相統一原則。
第三，配送商市場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的雙重重壓下脆弱不堪，平臺用工模式因此產生畸變。目前全國有上千家配送商，他們的主要角色是承擔外賣平臺擴張過程中極力甩掉的騎手人力成本并起到法律“防火墻”的作用。然而配送商從外賣平臺“承包”配送業務所得的利潤與其作為“背鍋俠”所應負擔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極不相稱，這一方面導致配送商市場逐漸產生畸變，即配送商退化成從中抽傭賺錢的“二道販子”，不與專送騎手建立正式的勞動關系從而逃避社保繳納義務；另一方面導致配送商市場極其脆弱，騎手權益受到侵害或騎手侵害第三人時，配送商無力承擔相應的賠付義務。
第四，靈活用工平臺缺乏監管，將專送騎手注冊成個體工商戶，以靈活用工為名、行勞動關系之實。盡管我國大力倡導新業態經濟下的靈活用工以促進勞動者自主就業，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原本應當受到勞動法全面保護的專送騎手“去勞動關系化”。目前不少配送商與靈活用工平臺合作，打著“靈活用工”的幌子將專送騎手注冊為個體工商戶，目的是為了規避日常稅務和社保成本，同時降低用工風險。且專送騎手在注冊成為個體工商戶的過程中存在大量瑕疵。配送商往往以發工資、少交稅為由，誘導騎手提交身份證、拍攝視頻，進行缺乏其真實意思表示的個體工商戶注冊。
第五，不規范的合作用工致使騎手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同時也在透支社會保障福利，將企業私人成本轉嫁于社會。當用人單位由原本的單一主體分散至多家配送商和/或靈活用工平臺后，相關主體交錯而成的復雜法律關系網絡令專送騎手無法確定用人單位究竟是誰，而勞動關系認定困難必然導致專送騎手的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與此同時，外賣平臺、配送商或靈活用工平臺規避勞動法律責任，本質上是在透支社會保障福利，將企業私人成本轉嫁于社會。企業利用法律漏洞去勞動關系化的行為無疑將急速且不合理地擴大我國非正規就業的規模，并從根本上動搖我國勞動用工、社會保障甚至稅收征收制度。
第六，騎手在勞動過程中由外賣平臺收集的個人信息和數據未得到充分保護，存在被刪除、被泄露的情況。平臺經濟給普通大眾帶來了數字化便利，但騎手卻無法查閱或復制外賣平臺在其勞動過程中收集的各種個人信息，且當騎手與外賣平臺或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發生糾紛時，相關重要數據（例如跑單記錄、工資薪金等）會無故消失，這不但侵犯了騎手的個人信息權益，還給準備訴訟的騎手造成極大的取證困難。此外，騎手的工資薪金個稅扣繳義務人信息中出現其他無關公司，而騎手對于其個人信息被分享一事既不知情、也未作出明示同意。
第七，眾包騎手正逐漸從靈活用工轉向粘性用工，其中特殊眾包模式對勞動關系的界定構成挑戰。我國平臺用工的三大特征分別是從業者數量龐大、外賣騎手趨于全職化、經濟依賴型從業者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接單自由、可兼職在多個平臺上工作的眾包騎手逐漸變得“固定”，具體表現在全職比例攀升、從業年限拉長、工作時間劇增等方面。由于我國特殊的勞動力結構，平臺經濟催生了大量“依賴性自雇者”，對他們的權益保護尚未及時跟上；同時外賣平臺也正在通過特殊眾包模式試驗能否通過算法進一步取代專送模式中站點的人工管理，這可能對勞動關系的界定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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