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能想不到，這個系統里除了算法之外還藏匿了上千家公司，他們交錯而成的復雜法律關系網絡正將受傷的騎手死死纏住，而站在系統外的，是十位辦案經驗豐富卻幾乎束手無策的農民工律師。
在過去近三個月的時間里，我們應聘過騎手、撥打過臥底電話、與不同角度的業內人士聊天，在50多位具有法學、經濟學、政治學、計算機等專業背景的志愿者幫助下，收集了各種來源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騎手數據，看完了幾乎所有與外賣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相關的司法判決，并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了一個包含1900+份有效判決的數據庫。最終，我們盡最大所能拼出了一部「外賣平臺進化史」。
法律總是最后出場的，也必將撥云見日。
謎
2021年6月，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的公益律師陳星接手了一起騎手維權的案件。為了確認騎手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他在手機上下載了「蜂鳥眾包」App。這款App是由全國最大網上訂餐平臺之一「餓了么」推出，開放給所有想注冊成為外賣騎手的人。
用手機號實名注冊后，陳星隨著屏幕上跳出的彈框依次點開了《服務合作協議》、《蜂鳥眾包隱私權政策》、《蜂鳥眾包用戶協議》，并拉至底部打開了《營業執照》，試圖尋找用人單位。
奇怪的是，這些文件所顯示的法律主體都不盡相同——頁面底部《營業執照》顯示的是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餓了么」公司；《服務合作協議》上寫的是一家注冊在江西的服務委托公司；《蜂鳥眾包隱私權政策》則只出現了「蜂鳥眾包」的字樣；《蜂鳥眾包用戶協議》干脆什么都沒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長長的「主體信息」，第一句是：「蜂鳥眾包平臺經營者是指經營蜂鳥眾包平臺的各法律主體」。
幾分鐘后，陳星抬起頭尷尬地笑了，「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用人單位是誰。」
二十年前，中國開始進入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平地而起的高樓和各種基建工程吸引了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那也同樣是建筑行業農民工欠薪和工傷問題最突出的年代。中國奇跡般的經濟發展數字背后，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和他們每天都可能面臨的危險和糾紛：發包商資金鏈斷裂無法支付工程款、包工頭挪用資金拒付工資、頻頻出現的工傷事故、為后半生蒙上陰影的職業病……
這些問題催生了中國第一代農民工律師，陳星就是其中一位。他于2006年6月加入致誠，過去十五年的執業經歷和經手的3000多起農民工維權案件練就了他應對各種復雜用工關系都游刃有余的本事。可生平第一次，他被眼前的協議「整懵了」。
當事人邵新銀來自河北農村。四年前，剛滿40歲的他在朋友介紹下來到北京成為一名「餓了么」專送騎手，開始了全職外賣生涯。
起初一切順利，雖然跑外賣很辛苦，但每月到手少則三四千、多則七八千，這對初到城市、自認為沒什么一技之長的邵新銀來說自然是一筆不錯的收入。
轉折發生在2019年4月27日晚上11點50分。當夜，邵新銀剛剛送完最后一單，正等著12點后臺審批下班，當邵新銀騎著電動車在七小路溜達的時候，對面突然開來一輛打著遠光燈的大貨車，等邵新銀反應過來時，他已經連人帶車掉進了路前方的大坑。后來經過醫院幾輪診斷和鑒定，邵新銀的傷勢已經構成九級傷殘。
經親戚介紹，邵新銀來到致誠尋求法律援助。很快，他在我們的幫助下打贏了北京的勞動仲裁，成功與站點所屬的迪亞斯公司確認了勞動關系，并開始準備申請工傷認定。
可差不多就在一個星期后，邵新銀接到了迪亞斯公司返回其注冊地重慶市的長壽區法院對他提起訴訟的消息。邵新銀盯著消息兩眼發暈：他在河北土生土長，從來沒有去過重慶，也不認識當地的任何人，如今該怎么去重慶打官司呢？對于一個農民工來說，這幾乎是一件無法完成的事情。
所幸的是，致誠早在2008年就曾推動全國建立了40多家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其中離重慶最近的四川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于2006年9月，當地的幾名公益律師兢兢業業辦理過上千起援助案件，在農民工權益保障領域具有豐富的經驗。考慮到異地辦案成本高，致誠只好協調四川工作站的農民工律師同仁代為辦理，而北京這邊即將下達的工傷認定也不得不暫停處理以等待法院的判決。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四川工作站的律師據理力爭、反復強調迪亞斯公司應當承擔責任，邵新銀還是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連續輸掉了此案的一審和二審，這意味著他與迪亞斯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更不可能獲得工傷賠償。
等到我們再次接手此案已是2021年6月。此時距離邵新銀受傷已過去兩年之久，經過北京、重慶兩地輾轉起訴、應訴、上訴后，邵新銀卻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局面。二審判決已經生效，再審除非有新證據，否則翻盤的幾率微乎其微。
邵新銀感到很困惑，「仲裁都贏了，怎么到法院又輸了呢」。令他更加不解的是，明明2019年春節前的公司年會上，大區經理舉著酒杯邀騎手們共喊「祝迪亞斯越辦越好！」，可為什么自己一受傷就跟迪亞斯沒關系了呢？
幾天后的一大早，致誠主任佟麗華召集全體農民工律師開會。他在會上認真聽完經辦律師對邵新銀案件的分析后說的第一句話是，「這個案子我都感到絕望」。當「絕望」這個詞從他口中說出時，大家著實有些震驚。就在這間屋子里，佟麗華與大家討論過許許多多的案件，眼前這班跟隨了他十多年的人馬早在2006年就曾以一起轟轟烈烈的公益訴訟迫使肯德基在中國全面停止使用勞務派遣用工。一路走來，佟麗華見過太多的復雜疑難案件，可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不曾將「絕望」二字脫口而出。
但轉念一想，佟麗華很快意識到，邵新銀的難也許只是千萬外賣騎手的一個具體縮影。而如果連一群在農民工權益保障領域工作數十年的公益律師都感到絕望，那這背后似乎蘊藏著更深的危機：「為什么騎手會找不到用人單位？為什么要反復去不同的地方打官司？為什么工傷后沒有人來承擔責任？」
會議開到最后，佟麗華說，「這不是一個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問題，這是個涉及到可能幾十萬、幾百萬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問題。我們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全面研究這個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相關問題。為下一步國家解決類似問題找到出路。」
暗網
餓了么有兩種騎手，一種是專送，一種是眾包。按照邵新銀的解釋，眾包就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而專送則要接受站點的人工管理，每天早上9點到指定地點開晨會，上下班都有固定時間，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要是排到夜班就得熬到晚上12點，系統派單不得拒絕，高峰期和惡劣天氣必須在線，平時小休和請假都要站長批準，甚至想離職還可能需要排上兩個月的隊，否則就拿不到被扣發的一個月工資。
與供眾包騎手使用的「蜂鳥眾包」App類似，供餓了么專送騎手使用的「蜂鳥團隊版」App中的各種規則、協議、政策和告知書，同樣沒有一致的法律主體，很難確定勞動者的用人單位究竟是誰。
現行法律框架下，勞動爭議在程序上必須先經過勞動仲裁方能去法院訴訟，而實體上申請工傷認定的第一步是確認勞動關系。由于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只能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因而就勞動關系的確認而言，用人單位的確定和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簽訂的勞動合同至關重要。當被問及跟誰簽了勞動合同時，邵新銀一臉茫然。他只知道自己在幫餓了么送外賣，但日常管理他的站長卻說自己是迪亞斯公司的人。至于勞動合同，他依稀記得三年前的某天晨會上大家站在路邊匆匆忙忙簽了一份文件，但是當場就被站長收走。因為著急送外賣，邵新銀并沒有仔細看那張紙上寫了什么，也許就是勞動合同，也許不是。
同時，由于跑單記錄、考勤排班、評價投訴只顯示最近兩個月，邵新銀在2017-2019年的所有工作記錄都無法查閱，甚至連他受傷前后幾個月的薪資賬單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為了取證，邵新銀曾經幾次聯系餓了么，又幾次碰壁，而迪亞斯的站長也早已把他踢出團隊。很顯然，那兩年用汗水積攢的數據，從來就不屬于邵新銀；如今手機上下載的騎手App也仿佛只剩下一具空殼，什么都證明不了。
我們轉而開始尋找其他線索，并終于在誤打誤撞中掀開了這龐大系統的一角。
因為沒有勞動合同和工作記錄，我們在訪談過程中只能再三詢問邵新銀「誰是用人單位？」。也許是平日晨會上喊慣了迪亞斯的口號，邵新銀一口咬定他是迪亞斯公司的人，「跟餓了么沒關系」——對于邵新銀來說，他很難把一個冷冰冰的App想象成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用人單位。「蜂鳥團隊版」App上殘缺不全的薪資賬單的確顯示他是迪亞斯公司的「全職騎手」，可當我們翻閱邵新銀的銀行流水記錄時卻發現，他的工資一直是由太昌公司發放。按照迪亞斯公司在重慶法院的說法，其已經把相關配送業務「外包」給太昌公司了。可是邵新銀從始至終都沒怎么聽說過這家公司。在我們的反復詢問下，他努力回憶起太昌公司的唯一一次「出鏡」是疫情期間他被拉進一個名為「太昌XX」的釘釘群，「那是站長用來上傳消毒照片的，跟我們沒關系」。邵新銀腦中更清晰的記憶是每天晨會上，站長總是說「我們迪亞斯、我們迪亞斯……」
由于App和銀行流水顯示的公司不一致，我們進一步打開邵新銀的個人所得稅App。緊接著，查詢結果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范圍。按照我國稅法的規定，個稅扣繳義務人必須是支付其工資薪金所得的單位，一般而言就是用人單位。但邵新銀每月工資薪金的個稅扣繳義務人至少有2-3家公司，其中不但有迪亞斯公司和太昌公司，還有一些邵新銀此前從未聽聞的公司，比如天津某建筑公司、上海某外包公司。
邵新銀不過是每天專注地跑個外賣而已，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若隱若現、或熟悉或陌生的「用人單位」？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又是誰把邵新銀的個人信息泄露給不相關的公司？
我們隱約意識到，邵新銀可能陷入了一張用人單位的「暗網」。
先手
經過陳星律師迂回設計的一起平行訴訟，我們拿到了迪亞斯公司投保雇主責任險的材料。在「餓了么物流合作商雇主責任險」中有一條規定，雇員（邵新銀）是指與被保險人（迪亞斯公司）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考慮到迪亞斯公司已經為邵新銀申請到相應保險理賠，這似乎是目前證明迪亞斯公司與邵新銀存在勞動關系的最強有力的證據，而且此前尚未來得及在重慶一審和二審中提交。
這份「新證據」無疑重燃了再審的希望，于是我們迅速對重慶各級法院的相關過往判決進行了全面檢索。很快，一個高度類似的案件引起了我們的注意。該案中投保雇主責任險的恰巧是每月為邵新銀實際發放工資的太昌公司，但二審法院拒絕調取相關保險證據原件，并確認騎手與太昌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重慶高院亦以「投保雇主責任險不能直接證明雙方之間一定存在著勞動關系」等為由駁回了騎手的再審申請。
當夜近11點，不肯死心的我們冒昧聯系上了這起案件的騎手代理律師，想進一步確認訴訟的具體細節。結果令人失望，我們得知重慶的法院似乎已經形成統一的裁判共識；也就是說，順著雇主責任險的方向，走不通「確認勞動關系」這條路。
平臺經濟還處在塑型階段，各地法院對于新就業形態的態度千差萬別，如果換成是北京的法院，也許結局會不一樣。可是，為什么在北京送外賣的邵新銀偏偏是和在重慶注冊的公司扯上瓜葛？為什么迪亞斯公司選擇向重慶法院起訴？
接著我們又突然聯想起「勞動仲裁敗訴方才能提起法院訴訟」的規則，以及當初迪亞斯公司輸了北京的勞動仲裁后立刻選擇回到重慶法院起訴的整套「一氣呵成」的操作。
一切都明了起來——在邵新銀興高采烈地拿到北京勞動仲裁勝訴裁定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了他最后全盤皆輸的局面。
好一步先手。
如今，人人都說系統是個黑箱，我們不再掌握過程，只需享受結果。可如果那個人不是你和我，而是受傷的騎手呢？
這個系統里，不單只有算法令騎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張精心設計的巨型法律關系網絡將騎手包裹在內：A公司給他派單、B公司給他投保、C公司給他發工資、DEFG公司給他交個稅……它們互相交織，將騎手緊緊捆住，可當騎手真正跌進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時，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他的「用人單位」。而站在系統外的農民工律師，仿佛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勞動關系」被這樣一步步地人為打碎……
為了幫助騎手掙脫出來，我們當即下定決心——
「這個系統必須被法律打開，也必將被法律打開。」
第「玖肆伍壹玖」號
我們收到了國內另一家農民工法律援助機構給我們發來的資料，其中2020年的一起案件顯示，一名在北京送外賣的美團專送騎手被一家安徽公司在廣西欽州注冊成了個體工商戶，名字叫「廣西欽州中馬欽州產業園XX玖零捌壹貳商務信息咨詢服務部」。
「個體工商戶」的出現引起了我們的高度警惕。因為在我國法律框架下，一旦成為「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個體工商戶，就意味著被剝奪了「勞動者」的主體資格，不再可能受到勞動法的保護。實際上，對于任何一位稍微懂點公司法和勞動法的律師來說，「個體工商戶」都可能意味著一場同時「避稅」和「避社保」的架構操作。
我們順著個體工商戶的名字在網上進行了檢索，結果屏幕上顯示的內容令我們大為震驚：區區一個中馬欽州產業園內竟一共注冊了14萬家經營范圍包括「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那個瞬間，我們感到頭皮發麻：為什么一個地市州的產業園能培育出這么多個體工商戶？
而這些個體工商戶的背后有多少不過是一名專送騎手？
這群日奔夜跑、本應受到勞動法全面保護的「平臺經濟建筑工人」似乎并不知道自己鬼使神差地成為了「小買賣生意人」——畢竟按照傳統定義，后者能夠進行財務投資，維持和發展自身業務，與商業伙伴進行價格談判，并建立起自己的客戶群。而從任何意義上說，專送騎手都不具備這些能力。
據了解，專送騎手通過應聘后，站長往往會以發工資、少交稅為由，強制要求其下載市面上一些靈活用工平臺的App；騎手不知道的是，一旦注冊App就意味著與靈活用工平臺簽訂了承攬協議，同時授權靈活用工平臺將自己自動注冊成個體工商戶。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游離在勞動法的保護范圍之外，直到去法院打官司敗訴才恍然大悟。
楊雄偉來自山西省中陽縣，自2019年8月起在太原市送外賣。他是一名專送騎手，但同時也是靈活用工平臺「好活」在江蘇省昆山市玉山鎮注冊的第「玖肆伍壹玖」號個體工商戶。送了一年半的外賣之后，楊雄偉因為離職糾紛將站點所屬公司告上了法院。結果法院認為他是個體工商戶而非勞動者，于是本該拿回的二倍工資差額和經濟補償一分錢沒要到，未繳納的社保也不了了之。
實際上，隨著「支持平臺經濟發展、鼓勵企業靈活用工」的政策春風興起，「個體工商戶孵化地」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蔓延開來。我們通過檢索發現，江蘇省昆山市玉山鎮有超過80萬家以「數字編碼+好活商務服務工作室」方式命名且經營范圍包括「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類似地，江蘇省淮安市漣水縣朱碼鎮有超過48萬家「xxxxx號訂個活商務服務工作室」 、貴州省貴陽市烏當區有超過20萬家「好活xxxxx號商務服務工作室」……而全國這些數字的總和還在以每天1萬+的速度增長。
我們試著以公司名義與某靈活用工平臺進行商務洽談，該平臺已在全國注冊超過100萬家個體工商戶。當問及平臺上有多少個體工商戶是騎手時，對方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回答。但其同時在電話中透露，作為外賣行業的頭部靈活用工平臺，相關合作客戶單月營收規模通常在5000萬以上；而且，外賣平臺曾多次對其進行考察，言外之意是「模式經認證，可放心使用」。
一位曾在外賣平臺發展初期參與過相關架構設計的公司律師對我們說，「曾經有客戶問我中國目前最大的法律漏洞是什么，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是勞務外包。」即便如此，當他得知短短數年內外賣平臺用工模式已經發展至「個體工商戶模型」時，依然錯愕不已。緊接著，他開始滔滔不絕地從公司律師角度介紹「勞務外包」是如何被企業用作降低人力成本、規避用工風險的工具，以至于在當下成為「資本的最后一片油田」。
更令人擔憂的是，各種各樣不規范的勞務外包如今通過虛虛實實的靈活用工平臺變得「光明正大」，并開始在全行業泛化，成為企業針對「強替代性工種」的標準操作；而這些外賣員、快遞員、電話接線員、保潔員和超市員工所代表的群體，正是數量龐大的社會底層勞動力。
「在資本眼中，他們不是需要珍惜的資產，而是急欲擺脫的負債；與其把他們當作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不如用一串數字符號代替來得方便。」
「我本來不該說這么多，」公司律師突然停下來嘆了口氣，「但就當是贖罪吧。」
顯然，國家鼓勵靈活用工，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促進平臺經濟發展，而如今卻被各方濫用。
外賣平臺進化史
自2011年餓了么獲得A輪100萬美元融資后，我國外賣市場的規模已經增長了近30倍，并于2020年達到6646.2億元。在這千億級市場上，美團和餓了么共包攬90%的市場份額，成為當之無愧的贏家。
然而，隨著外賣平臺規模的急劇擴張，騎手的處境卻幾乎每況愈下。在最初，多數外賣配送員都有勞動合同，平臺會為他們繳納社保，免費提供電動車、衣服、帽子等配送裝備；工傷期間，外賣平臺還可能照常為騎手發放工資。可如今，騎手找不到用人單位，甚至被連蒙帶騙地注冊成了「個體工商戶」。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力量在促成這樣的轉變？
我們通過研究自外賣平臺出現以來的1900+份有關外賣騎手確認勞動關系的司法判決，按照外賣平臺的發展時間線整理出外賣平臺上陸續出現的8種主要用工模式，盡最大可能復盤了整個演進過程。
在外賣平臺出現以前，消費者主要通過電話點餐，餐館則會自行雇傭員工進行配送（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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