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幸的事故對于偌大的社會來說，或許就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泊之中，激起浪花與漣漪。但對于遭遇不幸的個體與家庭而言，一次事故就可能是生命的喪失和家庭的破碎，隨之而來的則往往是沉重的經濟負擔和不絕的情感傷痛。
不久前，兩地一前一后發生了十分慘痛的事故。
9月4日，黑龍江省勃利縣境內一重型半掛車與拖拉機相撞，致15死1傷（下圖是在網絡上呈現的信息）?！ ?/p>
9月5日，安徽省太湖縣境內一皮卡車墜入山溝，致12人遇難（下圖是在網絡上呈現的信息）。
直觀來看，這兩起或許只是意外發生的事故。要知道，雖然社會總體和諧穩定，但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大國，各地發生的意外事故總數仍十分巨大。僅就交通領域來看，2019年中國機動車交通事故發生數量為21萬余起，傷亡人數近28萬。
然而，如果進一步比對兩起事故的可知信息，能夠發現一些共同的特征：
?、?nbsp;事故發生的車輛均有明顯的超載等違規情節。
?、?nbsp;遇難者都為農業務工人員，性別多為女性，且多數家庭境況較差。
依據事故信息而歸納出的共同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實背后存在的更深層次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針對這兩起事故，交警給出了溫馨提示：外出務工務農時，要將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切勿因貪圖方便而乘坐超員貨車、農用車，以免造成嚴重后果。這是交警的職責，但是這樣的善意告誡并不能解決事故頻發的社會根由。
意外身亡背后：健康、政治和經濟
人體是否健康的表現與衡量指標是多樣的，籠統來說包括生理和精神兩個方面。
對于總體，如果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的標準，衡量一個國家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標：一是人均期望壽命，二是嬰兒死亡率，三是孕產婦死亡率。對于個人，血糖血壓血脂、是否殘疾、是否有精神疾病等體檢指標眾多。
在這兩起事故中，遇難者都是意外身亡。對于個體而言，死亡可被視為健康歸零。按照常理，我們通常會把疾病歸結為自身不良的生活習慣、遺傳和“器官用久就該壞了”，或者干脆斷言為“命不好”。因病早亡或者意外身亡也大多歸結為類似原因。
列舉一些事例和數據，或許會改變看法。
發達國家的人均期望壽命往往比發展中國家的壽命更高。不過也有例外，古巴（發展中國家，國內有免費醫療）和美國（發達國家，醫療保障水平在發達國家里屬于較差水平）的人均期望壽命幾乎一樣。
觀察身邊的個體，經濟狀況很大程度上關聯著健康水平，富人較比窮人一般有更長的壽命、更健康的身體。不同職業間的健康也存在明顯差異。工作勞累過度或壓力過大者，往往有嗜酒、抽煙、吃重油重鹽食物的壞習慣。如美國研究團隊針對吃快餐頻度與經濟背景聯系的調查顯示，嚴重依賴快餐的人，往往缺乏時間。報告顯示，經常食用快餐的人一般閑暇時間更少，他們更有可能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工作。
實際上，除去一些生理遺傳和病變因素，我們的健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會經濟因素影響甚至決定的。（國內外均有一些關于健康與社會經濟因素之間聯系的研究）即使看似是因為個人的生活習慣和精神因素，或多或少也與外在的影響存在關聯。
近年來經常受到關注的抑郁癥，大多數患者都有過較為負面的遭遇。現實壓力促生出不同情狀的精神疾病，社會輿論或醫療部門往往會討論個體在情緒控制方面的生理缺陷，很少追究其背后可能暗藏的經濟壓力、社會歧視和受暴遭遇等。
在務工方面，早在2006年，國務院研究室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全國每年因工傷殘人員近70萬人，其中農民工占大多數。勞動者的傷殘率及職業病等情況，與勞動條件、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普及程度等存在緊密聯系。
再舉一個遙遠但直觀的例子。1912年發生的泰坦尼克號沉沒事件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有人針對傷亡人數進行統計（如圖，不明項一般認為是船員），發現高等級船艙的旅客相比于低等級船艙的旅客，傷亡率要明顯得低。婦女和兒童相比于男性的傷亡率確實也要低得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婦女和兒童先上（救生）船”的情況。但如果只看到這一點恐怕不夠，生存幾率和船艙等級也有著密切關聯，而這反映著階級或階層間的差異?！ ?/p>
從這一例子，我們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健康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系。在學術研究中，代表性的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Navarro教授及其合作者的成果，他們曾將人群之間不同的健康狀況歸結為經濟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又受到具體政策的影響，而這些政策則最終受制于政治制度和階級力量對比。
同樣，回到黑龍江與安徽的這兩起事故，背后也有著更為復雜的社會變化。
社會正發生的變化：雇傭勞動、分化與資本下鄉
這兩場事故中，遇難者都是農業務工者。這些務工者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外出到城市中打工，一般都是就地就近在鄰近村莊或鄉鎮的企業、農業基地工作。她們的就業形式十分靈活，沒有與用工方簽訂長期穩定的合同，多為季節性、周期性的短期務工，工資即做即結。從人員特征來看，一般是中年婦女，這和青壯年多數外出打工或有固定的單位、工廠上班的情況有關。文化層次和技能水平較低、年紀較大者，則傾向于（只能）打短/零工。
因為工資較低且不需要繳納社保，雇傭成本十分低廉，在發生事故時也更容易規避責任，靈活的雇傭勞動關系十分受到用工方青睞。雇傭勞動制度是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相生相伴的，隨著財富分化和大部分勞動者生產資料的喪失，資本家需要雇傭勞動力來承擔自身的生產任務，而“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也需要出賣自身的勞動力掙取額外收入。
從歷史來看，農業集體化的瓦解造成的個體經濟泛濫，使得農村中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同時，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外地務工的興起，雇傭勞動關系開始成為深入人心的“就業真理”。一方面是農村逐漸擴大的分化，較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方或加工企業主就近招募務工人員，另一方面是農業的衰落和城鄉收入不斷擴大的差距，促使這種零工就業成為補貼家用的重要途徑。
此外，外部資本的侵入也導致了分化的蔓延與鞏固。特別是近十年，資本下鄉的規模與速度愈發加大。土地流轉集中使用、企業下鄉建廠、電商經濟等深入鄉間。一個較早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6月，全國土地流轉面積即達3.8億畝，其中流入工商企業的土地達1/10。而到了2016年6月底，全國承包耕地流轉面積便已達4.6億畝，工商業經營主體占比也愈發突出。
由于農業特殊的時節劃分以及電商流通經濟的冷熱分期，短工雇傭一般呈現季節性、周期性，而雇傭短工一般從事除草、采摘、包裝、搬運等工作。在就業選擇來看，經濟地位較低、家庭境況較差的務工者，對于工作的挑剔程度也更低。所以，境況更差的務工者，往往工資收入更低、勞動條件更差、勞動保障缺失更嚴重。這些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務工者的健康狀況。
婦女處境艱難的又一個表現
這兩起事故中，多數遇難者是女性。
現時，孩子撫養、老人贍養和家庭經營的重擔往往落在婦女身上，所以留守老家，就地就近務工的人員也多是女性。第3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全國主要數據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農村女性家務勞動承擔份額高達75%。
新中國成立以來，婦女的地位曾有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是從憲法層面，確立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基本國策。另外，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號召女性參加生產勞動，也極大提升了女性的經濟地位。據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來看，參與生產勞動是女性解放的前提，而在封建制度下，女性的受壓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身在社會生產上處于極度受限的位置。同時，這一時期針對孩子、老人的社會撫養政策，即與“生產勞動解放婦女”相配套的“家務勞動社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女性經營家庭的壓力。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也與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有關。然而，市場化改革和封建思想的沉渣泛起，使得女性的社會地位又發生了巨大轉變。
宋少鵬梳理了市場化進程中，“婦女回家”的社會討論和政治經濟制度變遷。
80年代中國啟動市場化改革，農村集體經濟解體，大量農村婦女從集體生產退回家庭之中；城市國企改革，女性員工成為優化對象而“被下崗”。
90年代初期，中國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國企改革進一步深化，“減輕企業辦社會的負擔”成為方向，托幼院所被逐漸剝離，隨之增加的家庭負擔對女性就業產生影響。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其中提出了“建立階段性就業制度，發展彈性就業形式”。200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進一步提出“采取非全日制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
……
現實中，迫于生計壓力和就業歧視，女性成為被“靈活”的主力軍。
根據國際勞動組織統計，1990-2019 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12.6%，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上升至14.8%。更多的婦女回家了。婦女要獲得更加自主獨立的身份，離不開自身經濟地位的提升，勞動就業是必要的途徑，所以我們不應該直接否定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相反，應鼓勵和支持女性參與生產勞動，實現經濟獨立。
不過，這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婦女在生產勞動過程中的保障，以及生產勞動之外即生活中的壓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女性除了就業外，多數還有撫養孩子、照顧老人和經營家庭（包括家務、人情往來等）的重負，經濟地位的提高并不必然引致女性地位的提高和負擔的減輕。這需要在制度、政策和思想意識層面作進一步努力。
權益、社會保障與勞動者的未來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說：“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很多由個人導致的偶然事件，實際上背后都有結構性的社會原因。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利潤追尋，使得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出現不同程度的惡化和欠缺。在這兩場事故中，直接表現為超載和茶廠老板的非法改裝。對于用工方，降低用工成本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對于勞動者，省吃儉用的生活方式，使得廉價和便利成為選擇時最重要的準則。個體的選擇深嵌于社會的政治經濟之中。
我們自然可以去責怪司機或老板的愚昧無知、利欲熏心，也可以惋惜遇難勞動者的不幸、同情遇難者的家人。但掙錢或省錢的動機、生活壓力造成的限制以及階層地位造成的個人選擇，這些依存的政治經濟架構不會由此有任何變化。
平靜的湖泊中潛藏涌動，勞動者仍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局促而有條件的反抗。盡管失敗多于成功，但是這些寶貴經驗都將鋪就通往勝利的大道。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寫道：“反資本斗爭中的種種事件和變遷——失敗更甚于勝利——不能不使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各種心愛的萬應靈丹都不靈，并為他們更透徹地了解工人階級解放的真正的條件開辟道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對愈發嚴密的管治體系和無孔不入的資本邏輯，勞動者的反抗空間愈發緊縮，面對的敵人也絕不只有資本及其代理人。
在有限的空間中仍要有短期的目標。首先體現于爭取勞動者的權益和社會保障：一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權益保護。在根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框架中，爭取更高工資、更安全的工作環境、更完善的配套服務等，一直是勞動者與資方斗爭圍繞的內容。二是針對不同人群的社會保障與服務。如勞動者的醫療和養老保障、孩子和老人的社會化撫養，以及勞動能力欠缺者的社會扶持。
或許，面對慘劇，我們不能簡單歸結為一個偶然的不幸。同情除了作為生活的補充之外，很多時候只能充當同階級者的談資、高階級者可有可無的調劑。
如果止于同情，那么對于嵌入于社會之中的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一切都不會有任何改變。誰都不能保證，時代的大山不會偶然的落在我們頭上。
參考資料：
產業信息網.2020年中國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數量、死亡人數及財產損失情況分析，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103/936272.html.
Navarro, V., et. al., 2006. Politics and health outcomes. The Lancet, 368 (9540), pp.1033-1037.
澎湃新聞. 我國每年因傷致殘民工數十萬，https://view.inews.qq.com/a/NEW2015050101443801.
宋少鵬.“回家”還是“被回家”?——市場化過程中“婦女回家”討論與中國社會意識形態轉型.《婦女研究論叢》，4 (2011):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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