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動互聯時代，各類物流平臺都將速度作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隨著智慧零售的加速落地，分鐘級的即時配送已成為物流行業新的職業標準。在整個物流體系中，送貨員(快遞小哥、外賣騎手)作為送達環節的“最后一公里”，前序所有環節的延時風險都向其傳遞和疊加，一旦前序超時，那么必須在最后環節完成補時，以確保總流程的相對效率，因此，送達壓力全部集中于最后的勞動者身上。對平臺而言，時間就是效率，時間就是市場競爭力，更短的時間是平臺給予消費者的承諾，也是對于從業者的要求。
時間的感知是由生活節奏決定的，有研究表明，個人的時間感往往依賴于細胞新陳代謝的速度，在某些場景下，時間會失去準確性，這也是為什么有時我們會感覺時間稍縱即逝，而有時則度日如年。具體到送餐或送貨的場景中，平常毫不在意的十幾分鐘或幾十分鐘，為什么能驅動騎手“分秒必爭”、令消費者“焦躁難耐”？是什么機制讓這短暫的等待顯得如此漫長且迫切？造成這種時間差異感的，正是——“倒計時”。
工業化以來對生產流程的不斷革新——泰勒主義、福特主義、后福特主義，其本質都是圍繞對時間的有效利用。效率至上主義為不斷汲取時間提供了思想動力，時間被賦予了價值，并且以貨幣的形式來衡量，時間就是金錢，成為精心安排和系統計算的對象。
隨著效率至上主義的進一步擴展，“倒計時”這種時間表達方式應運而生。倒計時的高明之處在于，它把某段時間從一個正序的時間序列里分離出來，而采用倒序的方式予以重新敘述，在這個過程中，時間的連續流動被表現為更緊張的片段。在倒計時里，時間不再是向未來無限延展的可能，而是有邊界有范圍的存在，是逐漸逼近目標的距離。
派送平臺在騎手端會顯示為倒計時模式，當截止時間臨近時，系統還會啟動提醒和預警功能。有外賣騎手說：“接單之后，整個人的狀態都變了，時間嘀嗒嘀嗒地走，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其實，心理上的恐慌，是對自身逐漸喪失主體性的一種精神反抗。當一個人進入倒計時狀態后，會感到壓力陡增，時間在注視你，目標在催促你，有東西在追趕你。勞動者完全忽略了外部世界(交通規則此時也不存在了)，他忘記了自我，變成了一臺飛奔的機器。
必須承認，倒計時令“速度”這一要素更為凸顯出來，速度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也成為分配正當性的依據。速度快的勞動者能夠獲得更多的獎賞(接單量)，而慢的則要接受處罰，這種處罰包括經濟上的(系統派單量的減少)、名譽上的(每周排名靠后)、心理上的(重新接受培訓)。快與慢，成為新的分配正義。當然，一定有更多的外賣騎手是在限定時間內送達而未受處罰，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贏得了與時間的戰斗，但作為勞動者整體，他們已經輸掉了與時間的全面戰爭。
如今，“倒計時”的機制設計已經滲入網約車、社區團購、生鮮電商、即時通訊等互聯網平臺，并蔓延到其他領域，逐漸掌握了對勞動者的話語權，同時也把焦慮和恐慌帶給更多的社會成員。倒計時背后折射出的不僅是一套工作機制，更是一種構造行為方式的手段，它通過心理建設和馴化行為將“不能延誤”的觀念加速傳遞，使勞動者徹底“異化”為時間的奴隸。毫無疑問，倒計時提高了時間的利用效率，但也將時間的過分榨取推向了人性的反面。
倒計時的泛化是加速主義新異化的最新表現形式，它除了給我們帶來更為便利和更有效率的協作之外，也將我們安置在加速社會功利編織的“牢籠”之中。而今，我們處于各種倒計時設定的不能落后的高度警覺狀態(如各種考試倒計時、各種工作任務倒計時、各種工程項目倒計時等)。本該是自由追逐夢想的年齡，一些青年人卻在無形中被逼迫著追趕倒計時設定的各種目標，以免錯失各種機會和任何有價值的可能。
而悖論在于，在這個劇烈變遷的社會里，沒有哪個選項能被事先證明在未來是最有價值的。就像外賣騎手被稱為“蜂鳥”(唯一能“懸停”的鳥類)一樣，“蜂鳥”拍打著翅膀努力使自己不跌落，卻也不知道將飛往何方。外賣騎手“懸浮”在城鄉之間，也“懸浮”在制度縫隙之間，他們沒有閑暇為未來積累足夠的知識和技能，也來不及與平臺爭論上一次扣費是否合理，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倒計時截止之前送達手中的這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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