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風破浪的姐姐”：“下海”的東北女人

　　二十世紀90年代，東北某城市，麗娜做好了晚飯給一家人吃，但她和丈夫似乎都少有胃口，食難下咽。夫妻二人已經從國企下崗多時，日子一天天地捱下去，一直沒有著落：整個東北都在精簡隊伍，重找工作難上加難，打零工也終究不是長遠之計，從頭開始做個體戶卻苦于沒有本金。麗娜回憶起白天去人才市場聽到的，如果能到法國給華人家庭做保姆，工資將十分可觀。她勸動丈夫接受了這個提議。二人借了不少高利貸，終于把麗娜送上了去往法國的路。

　　不料，法國華人家庭付給保姆的薪資實在過低，遠遠少于麗娜的期望，無法償還家里欠下的高利貸。硬著頭皮干了幾個月，還要經受雇主的克扣和冷眼。失望的麗娜在中餐館里遇到了東北老鄉，在她的幫助下暫時住進了“站街女”的廉價集體公寓。久而久之，走投無路的麗娜也學著老鄉，瞞著家人，走上街頭，開始“下海”。

　　這是上映于2017年的電影《下海》的前半部分，已經可以看出，電影在鮮少有人碰觸的東北女工歷史話題下，又包裹著更為敏感的女性性工作者主題，聚焦重重時代暗影。

　　01.

　　女工的“墮落”：歷史的債務　　

　　電影雖然主要僅僅聚焦一位主人公的“下海”經歷與心理，但整個敘述脈絡可以說遵循著時代的總體邏輯。9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浪潮中，經商主義和消費主義快速崛起，與其說此過程是利用市場化改革與全球化進程促進社會建設、生產力革新，不如說更多顯現為是一場借重權力和跨國資本而進行的社會財富分配的過程。國有企業的轉軌使得國家資產可以快速轉變為企業資本甚至是個人資本。于此基礎上，在市場同質化競爭愈發嚴峻、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熱潮也已不復存在的90年代，沒有掌握廠內民主權利的國企工人從生產的主人變為生產的“累贅”，走向下崗或徹底失業的結局，構成了新時期貧窮階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東北作為工業重鎮地區，受到的沖擊最為猛烈，失業現象尤為突出。《下海》的故事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展開。　　

　　▲ 圖源網絡

　　對于電影中的主人公和其他更多歷史的親歷者來說，失去社會保障系統的庇護，從能夠在城市中當家做主的工人淪為“游民”、“棄民”，在貧富開始急劇分化的時代掙扎，這是一切“墮落”的節點。下崗工人很多會選擇進入服務行業打零工，接受勞動力市場邊緣的殘羹剩飯。女性就更是這樣，她們很多選擇成為餐廳、歌廳的服務員或者保姆，忍受著低工資、無福利、不合理的體力勞動安排和低社會聲望。轉而“選擇”成為“小姐”，是在某些生活困難依然存在的基礎上，再次犧牲掉一部分社會聲望來謀求經濟收入的增長。如影片中的主人公麗娜，在國內無處謀生，一家老小需要養活，寄望于出國尋求生機。可到了“遍地黃金”的巴黎，她又發現底層女性勞動者的際遇和東北如出一轍，甚至還不如后者。低聲下氣地做了一段時間廉價保姆后，麗娜甚至還游蕩在街頭，求一些小店老板打賞一份工作。除此之外，她還要忍受對于東北人“頭腦簡單”、“又懶又貪”的污名。種種這般，下崗女工們很可能早已在中國，在東北經歷了無數次。作為勞動者的主體性，一再被侮辱、打壓和剝奪。在異國他鄉邁出“下海”的最后一步，雖然也有過掙扎和煎熬，但說到底也不足為奇。

　　黃盈盈等性社會學研究者在二十一世紀初針對東北地區女性性工作者的調查中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失業之前，她們絕大多數都是國企的熟練工人，由于單位改制而被迫下崗。成為性工作者之前，下崗女工經歷的最后三次職業，社會地位往往離“做小姐”的地位越來越近。對她們而言，成為性工作者后如果能得到較高一點的經濟收入、更靈活的個人時間安排已經是非常吸引人的“福利”了。整體上來看，她們在下海的最后關頭只不過是踏出了職業平移的一小步，而非如大眾經常構想的那樣是一次根本性的“墮落”。被逐出城市主人翁隊伍的那一天起，她們就已經失去了進入勞動力中心地帶的權利與可能性，那次的沖擊遠比后來的一切都要強烈。

　　02.

　　“下海”的困境

　　很多女工流動成為性工作者之后，是希望攢到家里做生意的錢，或者孩子上學的錢就上岸不干。性工作是女性最古老，也是最無奈的以零工方式貼補家用的職業。在不斷資本主義化的歷史階段，中國只能依靠內部對內部的征用、索取和剝削來達成初步的積累，沿海地區對內陸地區如是，新興產業對舊產業如是，新富階層對工人階級如是，家庭對女人的生產勞動、性勞動和情感勞動的征用，也如是。象征著“原始資本積累”過程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經久不絕地在女人身體上重演。

　　男權社會慣于用“良女”“娼妓”對女性進行劃分，同時進行無罪或有罪的判定。兩者的區別在于是否順從性別結構所允許的性供求關系。“良女”在婚姻中供給性服務進行利益交換，是被默許的；而“娼妓”（被迫）出售情欲，是對性供求關系與規則的破壞，需要進行“道德譴責”。本質上，無論良女還是娼妓都無法真正主導自己的性權力和身體，社會文化與制度總有辦法壓縮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女性空間，使得女性必然或多或少地作為“性資源”而存在。從這個方面來看，性工作者的生存經驗就是社會性別文化的一面鏡子；她們的案例，是把普遍的女性生存狀況以最極端的狀況展現出來。

　　比如，在失業——再就業的過渡期提供性服務獲得資金，性工作者的身體面臨著各種安全風險。影片中，一位客人強行對麗娜的身體進行手機攝錄，被拒絕后一怒之下對麗娜進行施暴。除此之外，性病、懷孕風險等也是性工作與生活中隨時浮現的難題。這些難題不是簡單地呼吁取締性服務，用行政手段“掃除”性工作此種職業便可迎刃而解的。首先，依賴行政手段“掃黃”所帶有的視角根本不是女性或者女性主義的視角。性工作者被漠視為好逸惡勞或偶然“失足”“失德”之人，性工作被冠以“捷徑”的名號，性勞動市場被視為是一切道德墮落之源。在這種修辭下，性工作者被視為秩序的破壞者，背上社會推諉過來的沉重包袱，只能被動地等待管制。這樣的管制肯定不會首先顧及到女性性工作者的急迫安全需求。其次，執法的力量甚至可能反過來會進一步惡化她們的境況。比如，過分嚴厲的執法行動與過量的媒體曝光會加速性工作者的流動，增加她們遇到暴力的風險；把安全用品作為賣淫的證據，會使得性病傳染的幾率增加，等等。

　　或許，承認職業存在的社會背景，減少急功近利的缺少女性視角的行政手段，在實踐上盡量為女性性工作者爭取社會權益，爭取性工作的非罪化等——能讓女性性工作者變成解決自身安全難題真正主體的方法與措施，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她們面對的困境。提升工作的安全保障并不會如很多人擔心的那樣，會“引誘更多女性的墮落”。如我們前面所提到，女性進入這個行業，已經是最后一次職業平移，以身處社會最邊緣為代價獲取階段性的經濟收入補償，是退無可退的最后選項，而非所謂“向利益誘惑投降”的選擇。更何況，緩解困境并不代表著我們永遠接受市場化商品化的性交易的存在。僅僅是所謂性交易的“自由”也絕對不是我們追求的女性解放與身體解放的真正自由。

　　03.

　　再談“女工”：等一種真相

　　從失業到“再就業”，下崗女工麗娜的故事是根據導演在法國街頭的真實目擊改編而成。相隔二十多年的一場歷史挖掘，讓姍姍來遲的紀實影像撕開了一道質詢過去的口子。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從“下崗”開始，失業的風險在兩性間就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說，婦女通常首先遭受到失業的強震，女工“回家”往往是權衡利弊后“損失”最小的處理方法。官方宣傳更是借重于為“下崗女工”化妝，替她們張嘴說話，把失業建構成女性獨有的、偶然性的、不嚴重的經濟陣痛，而非一場社會性的、無窮盡的掠奪。不僅女性的下崗問題在匆忙掩蓋下失聲，社會性失業的巨大問題也在社會意識層面被盡量掩蓋和弱化，這是意識形態宣傳在為社會現實尋找解釋的必然結果。　　

　　▲ 2003年 天津婦聯主席的談話

　　透過90年代對失業女工進行調查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女工的失業經常被包裝成“待崗”二字。仿佛脫離了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架構的女工，只不過是暫時退一步，隨時有崗位供她選擇。這種調研文章經常針對女性的心理狀況指指點點，表揚那些奮發圖強，有信心迎難而上的待業女工，而對“憂心忡忡”或者“滿足現狀”的女性則報以批評的態度。同時還要指出其“技術生疏”“行動懶散”等“缺點”，這仿佛在暗示大眾，女工的失業也是因為一些“特殊”的（主要是女性的）個人職業問題或道德問題在社會改革的催化下顯露出來了，而改革的大刀闊斧正好在此期間糾正或剔除這些不良因素。甚至被迫回歸家庭的“賢妻良母”還要被單獨拎出來予以敲打，指摘她們過于“依賴丈夫”“游手好閑”。女性失業者的問題不僅要女性和家庭自己消化，女性本身還被不斷“激勵”，要適應市場學一門手藝，以便再度被征召回零工市場，成為廉價的后備勞動力。　　

　　▲ 1994年對下崗女工的調查與分析

　　除此以外，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更是不乏對于在失業潮中“乘風破浪”的女企業家故事的宣傳。一方面繼承了把女工經歷渲染成個人色彩濃厚的故事的傳統，借重道德規范論述以轉移視線，逃避追問；另一方面還可以宣傳新自由主義下“白手起家”“大膽創新”的個人神話。只不過到最近幾年，社會結構性問題越來越突出，這樣宣揚“個人素質”與創業奇跡的故事，已不再如過去那樣有效。

　　如果真正看向更為直接、具體、未經加工的故事，看向最為邊緣的大批失業女工，她們的歷史境況就是對二十多年來置換真相的話語的絕佳諷刺。她們回家，并不是主動“選擇”成為全職太太，那是新富階層中產階層的特權；她們出國亦或留在家鄉“下海”，也不是改革開放自力更生的奇跡的展演，那是一小部分人才享有的政策紅利。如果說唱出“只不過是從頭再來”的歌詞是國家最后一次召喚男性工人的階級力量，讓工人忍辱負重，為改制讓路；那么，女性失業工人所經歷的，很有可能是唱也難以唱出，甚至說也難以說出的犧牲方式。

　　麗娜掙到的本錢足以讓夫妻二人開一間小店做生意，維持生活，但是幾經波折下丈夫還是知道了麗娜工作的一切，羞憤難當。一輪爭吵、分居之后，麗娜在偏僻的旅館找到了丈夫。盡管始終沉默相對，二人終于又能在一起做飯。最后，麗娜問丈夫有蒜嗎，丈夫還是不說話，抬起下巴指了一下。

　　——算了吧。/

　　參考文獻：

　　1. 黃盈盈，潘綏銘 “中國東北地區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3期.

　　2. 黃盈盈 “ ‘結構-關系-主體’框架下的艾滋病預防--擴展‘疾病’的社會學想象.”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vol. 47, no. 2.

　　3. 李晶 “下崗女工如何應對就業難問題.” 邊疆經濟與文化, no. 2, 2010.

　　4. 魏漫江 “媒介中的階級與性別——對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雜志‘下崗女工’報道的分析.” 新聞知識, no. 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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