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探討了在中國外賣產業的平臺經濟中,勞動控制和管理如何以及何時導致集體行動。作者提出了“平臺架構”( platform architecture) 的概念,以研究勞動過程中控制和管理的技術、法律和組織方面,以及它們之間的可變關系。通過對68個深度訪談、民族志數據和87個行動案例的分析,比較了服務平臺 (service platform) 和零工平臺 (gig platform)的平臺架構,并考察了它們各自的架構與集體行動的關系。作者認為平臺架構中的特定差異會分散或加劇集體行動。在服務平臺內部,技術控制和管理產生工作不滿,但法律和組織層面已包含不滿,因此減少了集體行動的吸引力和空間。相反,在零工平臺中,平臺架構的所有三個方面都相互加強,不斷升級的不滿增強了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并為動員集體行動提供了空間。因此,盡管由于工作的原子化,零工平臺的快遞員在集體行動中面臨更高的障礙,但他們更可能認為自己的工作關系是剝削性的,并由此引發相關行動。
引言
平臺經濟在全球范圍內正在興起,作者在此文中用平臺經濟一詞來指代由數字平臺推動和支持的經濟活動。數字化平臺是多邊數字框架,塑造了各種參與者根據算法的應用進行交互的活動。隨著平臺經濟的興起,人們對其的社會經濟后果也產生了擔憂。學術界特別感興趣的是平臺經濟的勞動控制和管理模式,尤其是算法控制和管理:依靠數據收集和算法來管理勞動力的各種工具和技術。與早期的白領工作數字化不同,平臺經濟中的算法控制和管理不僅涉及監視和評估工作績效,而且還基于績效指標自動分配任務。因此,考慮到勞動控制與抵抗之間的不確定關系,勞動本身是否可以從被動策略轉變為協調策略是一個關鍵問題?;谝陨弦娊猓撗芯恳鈭D探究勞動力控制和管理如何以及何時導致平臺經濟的集體行動。
方法與數據
作者研究中國的外賣平臺有兩個原因。首先,盡管它在中國廣泛的平臺經濟中的規模不斷擴大,但學術界對此卻鮮有關注。第二,關于外賣平臺經濟體中勞動過程的文獻越來越多。分析中國案例可以基于對這一文獻的見識并對此有所貢獻。具體來說,作者研究了中國兩家最大的食品外賣公司所擁有的配送平臺。之所以只選擇兩家公司,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外賣市場通常是壟斷的, 每個公司都同時運營服務平臺和零工平臺,并且它們的運作方式相似。本項研究在2017年至2019年之間進行,當時市場已經成熟且穩定下來。
作者使用多種定性方法來收集和分析數據。首先,作者在2018年至2019年期間對七個城市的30個服務平臺人員和30個零工平臺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作者招募了在采訪時或前12個月內擔任外賣員的受訪者。采訪問題包括基本的人口信息、就業歷史、工作狀況、與其他工人和主管的互動以及和集體行動的經歷;其次,作者在2018年至2019年之間進行了在線民族志研究。作者加入了四個全國性的論壇,由外賣員使用的百度貼吧以及由他們組成的10個社交媒體群體,另外,作者還分析了有關集體行動的微博內容;第三,作者在重慶進行了實地民族志研究;第四,作者整理了一個數據集,其中包含2017年至2018年間中國外賣員組織的87起集體行動,這些數據來自專業新聞數據庫(WiseNews)、搜索引擎、在線社區、微博、微信和《中國勞工通訊》。
結果
作者對平臺架構的分析詳見表2
結論
作者認為平臺架構的特定差異會分散或加劇集體行動。在服務平臺內,技術控制和管理引起工作不滿,但是平臺體系結構的法律和組織層面包含不滿,減少了集體行動的吸引力和空間。相反,在零工平臺中,平臺體系結構的所有三個方面都相互補充,加劇了不滿情緒,增強了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并提供了集體動員和集體行動的空間。盡管由于工作的原子化而使集體行動面臨更高的障礙,零工平臺的外賣員更傾向于認為他們的工作關系是剝削性的從而產生集體行動。這項研究有助于勞工、集體行動、組織與管理、經濟社會學、社會法律研究和信息技術社會學等交叉領域的發展。
這項研究做出了三個主要貢獻。首先,它提出了平臺架構的理論概念來闡述技術、勞動控制和管理的法律和組織方面,以及這些不同控制維度之間的關系。因此,該研究補充了對算法控制和管理的現有研究,并闡明了這些不同的控制和管理維度共同作用、交互和塑造勞動過程的可變方式;其次,研究證明并解釋了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出現的集體行動和團結。這項研究通過將勞動過程理論與社會法律研究和有關集體行動的文獻相結合進行分析,因此該理論框架可以幫助分析平臺架構的技術、法律和組織維度如何塑造集體行動的空間;第三,作者對平臺法律設計的發現超出了員工與獨立承包商分類的常規關注范圍。這項研究表明,有必要研究相關平臺和快遞員之間合同權力的巨大差異如何加劇快遞員的不公正感和剝削感。因此,它為有關契約關系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的文獻做出了貢獻。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