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到了一個勞務市場準備找臨時工做。在這里，雜亂的街道、嘈雜的人流、土味商場、攤販小店和無人清掃的廁所，都被隱藏在繁華都市的陰影里。
霓虹燈牌、打架斗毆、站街女和破爛的成人用品店，有人在小巷子里打針，有人躺在診所輸液，恍惚間不知是身處民國還是賽博朋克2077。到了傍晚，十字路口聚集起日結工的隊伍，大家四處打聽招工的消息，閑聊生活瑣事。幾個招工中介吆喝著今天的工作——多是些藥廠做工、保安和快遞分揀的夜班。路邊的面包車裝上工人，迅速消失在拐角。工友們看我年輕模樣，就勸不要在這找工，這里的工作不適合年輕人。有的人勸我回去好好學習，有的指點我去正規的人力公司找工作。
我四處打聽，終于找到一個不用身份證原件的活。勞務中介把一隊隊人帶進屋子里做簡單的信息登記，再領上大巴和面包車送去工廠。面包車穿梭在高速上，把我送到大興區生物醫藥基地。沿路站著數以千計身穿馬甲列隊的人，這是一支要立刻投入生產的產業大軍。門口掛著科技發展公司的招牌，好一個光鮮亮麗的名字!誰能想到這是個血肉筑成的工廠呢?這里沒有通風風扇，緊急出口的顏色早已模糊，天花板上刺眼的燈把廠房拖入永晝，如此光亮，卻只叫人覺得昏沉。工廠、產品、勞動力的公司名字都不一樣，想必是層層轉包的結果。廠房對面是個高檔小區，過著幸福生活人們的已經進入了美好的夢中，可工人的工作此時才剛剛開始。
日結工的工作是組裝藥品，準確的說是某公司的鼻拭子。從德文說明書和“支援全球抗疫”的標語上看，這批藥品大概是要遠銷德國。可是我想不出這和我又有什么關系?我的工作是塞入藥品，或是給包裝封口，或是稱重質檢，完全是簡單、機械的重復性工作。工作時需交出所有隨身物品，工作時間是從晚八到早八，連干12小時，除了管一次飯外沒有休息。漫漫長夜里唯一陪伴我的聲音就是監工的謾罵和怒吼，內容無非是侮辱威脅、催促加速、叫人閉嘴，間循環。“想不想干了，不干就給我滾”“都他媽給我閉嘴，誰他媽在那說話，說一次罰二十塊工錢”，畢竟是中介帶來的臨時工，干到一半把你丟出廠房不發工資又能怎樣?行尸走肉般渾渾噩噩地伏在工位上，對于此時的我而言，醒著勞動時不是“活著”，只有進入夢鄉時才算真正“活著”，人的異化已經到了如此程度。一天下來只剩下麻木和精神閹割，在謾罵中為別人干活只剩下枯燥和厭煩，原來這就是市場經濟激發的積極性。時間的流逝變得無比緩慢，只讓我感到窒息。
壓抑的環境、機械的勞作、互不相識的臨時工，以“人性”來揣測，只剩下冷漠和互相傾軋。可是我卻見到陌生的工友們在互幫互助，結成朋友：有的人待加工的產品積壓太多，干同樣工作的工友就會主動分擔一些。我對面的大姐覺得冷，就有工友拿塑料袋給她裹腳。有人睡著了，監工來巡查時鄰座就會幫忙叫醒，還有人教我怎么摸魚，問我關于一些學習的問題。在一天的雇傭勞動下，我只學會了磨洋工。
在意識模糊中，我終于迎來了黎明。在監工又一次叫喝下，我收拾好原料，走出工廠，進廠時還是夜晚，現在卻是陽光明媚，給人錯亂的感覺。我領到了工錢：230元，原來我12小時的生命就值這些錢。我的命比機器還要便宜——畢竟他們是雇了我而不是用機器生產。這些錢大部分要用來交房租，還剩一些作為伙食費，換言之只夠維持基本的勞動力再生產。和其他工友一樣，已經24小時未眠的我在歸程的大巴上昏睡過去。如此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45歲不再被招工，直到流離失所，直到生命終結，也許跟我一起干活的工友們就從來沒有真正的活著。
有多少人過著如此生活，他們在哪里，他們過得怎么樣了，他們還被人們記得嗎?大巴到站，我想，是時候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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