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兩會上，總理在回答記者問題時提到，我國零工經濟就業達2億多人，要積極推動“零工市場建設”。本文延續前幾天的討論來追問政府的“承認”是否意味著零工們的權利得到保障?當下的立法想象是否向正確方向前進?
文/YM
隨著近年關于外賣員、快遞員的勞動困境成為一個恒常受關注的議題，主流對于零工的討論漸漸趨向一個基本共識：即承認零工是維持社會日常運轉的重要一環，但他們的勞動保障不足，特別是工傷方面。這一來是因為平臺和零工的勞動關系模糊，加上無孔不入的算法和粗暴的以罰代管，外賣員、快遞員在兩面夾擊下工傷悲劇叢生。雖然缺乏相關的全國統計，但從地方統計來看，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不少地方的工傷數據亦有上升趨勢。當有越來越多的媒體關注和報道零工困境后，輿論壓力要求監管和整頓整個零工產業，當中以平臺最為突出，提出以法律規管為主的訴求，如簽署勞動合同、加入工傷保險。
這個基本認識似乎在影響著政府對零工經濟的取態。事實上，最近一兩年，政府對于零工的關注度有增加，尤其是在經濟受疫情打擊下，零工經濟卻發揮了就業蓄水池的作用。于是，零工經濟進入宏觀經濟政策，成為政府試圖解決失業問題的良方。
對于政府而言，社會經濟發展減速，相應的新增職位也減少。如果從2008年開始看，到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平均升幅大概是0.005%，但同期新增研究生和普通本專科畢業生平均升幅有4.7%，如果加上中等職業教育的畢業生平均升幅也有2.4%。這雖然是很初步的比較，不是所有畢業生都會直接就業(可以參考一下2018年廣東省中等職業教育的畢業生直接就業率為74.9%)，但我們也要考慮某部分選擇繼續升學的畢業生實際上不過是延遲就業。所以在城鎮新增就業緩慢但畢業生新增速度較快的情況下，每年的就業壓力是相對較大的。
在這個大背景下，可以想象勞動成本較低的靈活用工方式為什么越來越流行，同樣的為什么越來越多人加入靈活且入行門檻較低的零工行列。以平臺為例，去年平臺吸納了大量因疫情導致工廠停工，繼而失業的制造業工人、高校畢業生和一些被企業辭退的白領。零工經濟的確可以被用作“就業蓄水池”，可以穩定社會民生。
不過，隨著平臺經濟進入壟斷期，不同平臺要繼續設法追逐利潤。于是，起初對外賣員、快遞員的各行補貼消失，以罰代管等種種規訓零工以降低勞動成本的手段越發激烈，導致零工的不滿累積。據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近五年每年有超過50起快遞、外賣行業的集體行動，當中大部分涉及欠薪討薪、反對資方調整薪酬計算方式(如果加入網約車，數據會再提升很多)。可以說，隨著平臺經濟的發展，不同行業的零工已經成為集體行動的常客，是抗爭工人的新晉力量。
這一推一拉之下，政府被逼作出回應。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更是直接表示“支持各類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零工市場建設”，“承認”了零工經濟的地位。然而來自政府的“承認”是否意味著零工們的權利得到保障?還是只是為資本提供了政治基礎，讓資本鼓足底氣，全面走向零工化?本文集中討論平臺經濟上的零工，首先追蹤政府如何論述零工，然后看看近年來各地方相關的政策和法律變更，再以此討論“承認”、“法律”和“零工”未來三者的發展。
01 承認零工？
筆者主要從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看政府如何論述零工。去年疫情期間的兩會工作報告中首次直接提到零工，在穩企業保就業的主題下，報告指出零工從業者數以億計，且將零工和低收入人員夾雜討論，提出要以社保自愿緩交等穩就業。然而當李克強在記者會被問到如何看待失業問題，他則進一步指出不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采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條條框框，讓更多新就業崗位成長起來。
今年兩會則更進一步，在闡述政府的重點工作時，明確提到“運用就業專項補助等資金，支持各類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零工市場建設”，具體措施包括“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加快推進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繼續對靈活就業人員給予社保補貼，推動放開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隨后的記者會上，總理說得更明確，一方面繼續鼓勵增加穩定的就業崗位，同時也要“廣開靈活就業的渠道”，而且特別提到“有的人一人打幾份工，很辛苦，所以我們應該給他社保補貼，特別是要用機制性的辦法來解決可能出現的職業傷害問題，給他們提供基本的權益保障。這也有利于靈活就業市場更加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從這兩年兩會對零工的說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細微而重要的變化：零工從一個解決失業問題、穩就業的方法，進化成一個和“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同等，需要政府給予資源“建設”的市場。特別是在平臺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成為很多人賴以為生的工作之后，怎么去回應零工經濟是一個迫切的問題。而最終落在“零工市場建設”一說，實際上為整個零工經濟提供了一個政治基礎，即零工不是權宜之策、不是過渡政策、不是二等的就業形態，而是和正常穩定崗位平起平坐的，被允許的就業政策。換句話說零工被承認了就是一種正常的就業形態。
這種承認讓筆者想起另一個“被承認”的群體——農民工。農民工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原本的城鄉差距再被放大，城市的工業、第三產業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農村的農業收入又相對滯后，是三億農民進入城市，到工廠打工的結構性原因。不過礙于戶籍制度，即使農民工為城市建設——也包括資本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他們的權力和保障始終及不上城市工人。
當然，政府早就意識到城鄉的不平等結構所造成的大量不被認同的農民工會引發大量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即所謂“農民工問題”。所以在國務院2006年發表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農民工被承認為“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見明確地指出要嚴正處理農民工的工資偏低、拖欠工資、缺乏勞動合同等生產環節問題;對于農民工的工傷、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以至農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權利、戶籍制度改革都提出了實際工作方向。當年整個論調都是朝著“平等”出發，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十多年后，我們依然討論著相同的“農民工問題”。多數派之前就評論過，農民工欠薪問題依舊嚴重，卻被指責歪曲為“惡意討薪”;依然有好一部分的農民工沒有最基本的職業安全保障;農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再生產依舊面對結構性的不平等。
跟十多年前比較，或許農民工的狀況的確改善了，但我想說的是“承認”這個問題。從農民工的歷史狀況可以發現，“承認”并不代表什么，反而是把原來的不平等“建制化”了，城市資本發展依然蓋過一切，農民工卻一直在同一堆問題中打轉。然而“承認農民工”跟“承認零工”還有個分別：前者是承認你沒有一些你應該有的權益，然后答應你會給你;后者是默許了你根本不需要某些權益。這部分我們可以從一些零工相關法例的變化討論。
02 零工相關法例的變化
國務院去年要求支持靈活就業的同時，提到“維護靈活就業人員薪酬、職業安全等權益，嚴禁拖欠勞動者工資。研究制定平臺就業勞動保障政策。”然而我們暫時未見一個整存的“平臺就業勞動保障政策”，只有零星的地方法例變更。比如去年11月，北京市快遞行業的集體合同增加了包括工傷保險和安全保障的幾項內容。今年3月，廣東省人社等部門出臺有關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辦法(試行)，將包括網約車、外賣、快遞勞務等新業態從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對象范圍。不過這項規定需要勞動者所在從業單位(組織)自愿選擇為其單項參加工傷保險、繳納工傷保險費，參保人員才可按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各項工傷保險待遇。剛過去的兩會也有不少提案牽涉到這個問題。
如果硬要比較，有工傷保險當然比沒有工傷保險好。但我們也要重申工傷保險只是最基本的勞動保障。再者，并不是所有零工都有和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多數派之前也有評論過，越來越多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平臺)喜歡透過轉包公司——一個看起來更酷的名字是靈活用工平臺——把勞動力需求外包給中介，再由他們轉包給個體。在這一例子中，企業節省了跟每個員工逐一簽約的成本，零工卻變成了“個體工商戶”，和平臺脫離了法律關系，實質上的勞動關系卻沒有變化。現時各地方政府提出的零工法律似乎仍未明確指出要如何處理這種法律關系和勞動關系分離的情況，到底要平臺還是轉包公司“自愿”參保呢?而如果政府的立場是要推動“零工市場建設”，那么這種轉包公司肯定牽涉其中，那又如何同時確保平臺可以省錢、轉包公司可以賺錢、零工可以有保障?所謂靈活用工本身對于資本來說，就是一種減低勞動成本的方法——要不然為什么不直接加開穩定職位——如何期望資本有動機“自愿”選擇為零工們參加工傷保險?從歐美等更早開始流行零工經濟的地方看，他們的零工立法也大都只是給予零工妥協性的工傷保險和最低工資保障，并未賦予和正式勞工同等的權益。
所以為什么在可見有限的法律改變，以及當下主流的討論都集中在零工的工傷保險和社保時，我對零工的未來是感到悲觀的。因為結合上面“承認零工”的脈絡去看，我們是否更應該退一步去討論，是否有法律保障就等于足夠?立法可以解決什么，不能解決什么?立法的同時是否進一步推動整個經濟的零工化?
03 立法可以解決什么，不能解決什么？
正如上面說，所謂“承認零工”，其實是承認零工作為正常的就業形態。所以零工相關的立法，其實是在“承認”這種政治加持下的妥協，實際效果就是：我承認你了，再給你一些基本的保障，你就要乖乖繼續做零工了。后果是，我們抹平了平臺和零工之間的權力鴻溝，繼而不再去討論，零工本身是否合理?是不是否定了零工轉正的可能性?未來的用功模式會從“公司+員工”完全走向“平臺+個人”嗎?
舉一個例子，我們經常以為工傷是外賣員、快遞員最關心的權益問題，但之前就有訪問提到，其實對他們來說工傷反而是排得比較后的，更強烈的日常剝削是，平臺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工資的結算方式。比如前一陣子春節，某平臺為了留住外賣員在城市工作，推出貌似優厚的目標跑單任務，但實際情況大部分店家根本沒有做生意，外賣員不可能達成任務。然后外賣員在網上吐槽發聲若被平臺知道，會被平臺拉黑，那部手機亦不能再次注冊，頓時失去了維生工具。
類似的情況較難發生在穩定的勞動崗位上，因為公司不可能會冒上較大的風險，隨隨便便改變合約內容。但在零工經濟里，這就是“可以的”。所以說，只集中討論工的工傷保險和社保真的足夠嗎?我們輕易接受了政治上“承認”和法律上的妥協，但資本和零工這個權力差異反而更加穩固了。這樣說不是要全盤否定法律規管的意義，而是現時這種直觀的立法想象，反而限制了我們思考零工出現背后的社會脈絡，即經濟不能再高速增長，資本為了節省流動成本，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的產物(關于零工自由的吸引力，請看另文)。在這個情景下，零工由一開始就是被壓得死死的，不先把零工提到一個較為平等的權力位置，所謂“承認”、“立法”、“零工市場建設”就是強化這種死死的關系。
結論還是回到零工的自我組織，但我們也可以拓寬一點去想，一些零工平臺的好，是否可以在更平等的勞動關系下被勞工和消費者所吸納呢?就平臺來說，很多人說算法可以提高送遞的效率，然而關鍵是誰控制算法。我們也可以用算法，讓外賣員、快遞員掌握算法是如何制定的，一起討論一個合理的送餐時間。比如說一個小區/商業區能否和幾個外賣員建立平等的勞動關系，讓他們專送這個區域，大家商議合理的派送工作量和酬勞，這一樣可以在一個軟件/平臺上完成。這些都是我們可以討論和實踐的方向。
綜合這幾天的討論，我們想超脫“零工等于自由”，“立法等于保障”的框架，回到零工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去討論社會零工化在宏觀經濟和個人層面到底代表著什么。隨著零工越受重視，整體經濟的零工化會不會離我們不遠呢?那么零工就不只是平臺勞工的事，我們現在更應該多討論零工，才可以形成力量，導向一個真正對平臺勞動者公平、有益的勞動和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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