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和翻譯/Humayun、恰東風
當女裝品牌唐可娜兒(DKNY)的創始人唐娜-卡蘭等富豪女性被主流女權運動奉為偶像時，為DKNY生產衣服的女工們卻拿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報酬，被迫每周工作70-80小時。
于是，由一群服裝業女工發起的“難道我不是女人嗎? ”抗爭運動(Ain't I a Woman?，AIW運動) 應運而生。這是一場針對DKNY剝削行為的全國性的抗議運動，旨在讓那些從各行各業血汗工廠的勞動力中——無論是服裝業、家庭保健還是辦公室工作——受益最大的資本家承擔起他們應有的責任。一經發起，AIW運動旋即得到華人職工會(Chinese Staff & Workers’ Association)和全國反血汗工廠連線聯盟(National Mobilization Against SweatShops)的大力支持。同時，由全國各大高校學生組成的、旨在支持個體起來爭取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學生反雷諾組織(SOAR)亦積極參與其中，成為構成AIW聯盟中堅力量。在SOAR看來，學生不僅僅是消費者，也是勞動者，無論是無薪實習生、負債者還是家庭保姆。因著共同利益，學生與工人應攜手終結以血汗工廠為基礎的經濟。
這篇采訪稿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美國工廠女工反抗血汗工廠的寶貴行動經驗，也為我們講述了盡管存在種族、族裔或性別的差異，但同為被剝削的工人的身份和共同經驗構成了我們聯動的基礎。正確認識到我們同是“學生”亦是“工人”，亦讓“工學聯盟”不再是一句空話，而是扎實的推翻資本主義剝削的共同力量。
01
AIW運動，結束超時勞動
采訪者：AIW運動最初靈感來自美國婦女權益和廢奴主義先驅索杰納·特魯思(Sojourner Truth)1851年發表的著名演講Ain't I a Woman?。在社會運動領域，這一演講被后人公認為為較早強調社會不平等的交叉性的經典。你認為，當下的AIW運動也走交叉性路線嗎?
被訪者：AIW運動是一個由各行各業勞動者參與的群眾運動，但其領導者是家庭護理女工。AIW的確反映并超越了交叉性的范疇。今天，金融資本統治了一切，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則加深了剝削。家庭護理機構強迫移民婦女家庭護理員24小時輪班工作，卻只給她們13小時的工資。許多被迫24小時輪班工作的家庭護理員說，她們不僅需要照顧病人，還被要求額外為病人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做午餐和晚餐。更糟糕的是，24小時輪班和強制加班的血汗工廠做法正在向其他行業普及。藍領和白領工人都不斷被要求延長工作時間。盡管存在種族、族裔或性別差異，但血汗工廠式的經濟模式卻實實在在地剝削了我們所有人。
當然，承認重疊的壓迫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解決階級剝削問題，因為它是一切形式壓迫的基礎。與交叉性政治不同，AIW運動的目的是團結越多的工人，以消除階級剝削。家庭護理工人的斗爭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榜樣。她們拒絕把自己看成是乞求施舍的受害者;相反，她們鼓勵其他人積極參與到反對24小時輪班的運動中，主動承擔起反對剝削斗爭的責任。這鼓舞了我們所有人。例如，我作為一個在校的、享有 "特權 "的移民女性，從來沒有想過我的無償實習和24小時的論文寫作其實也算是一種剝削。參加AIW運動的經驗，為我揭穿了所謂的 "智力勞動 "優越性的迷思。
無論是在工作場所還是在家里，我們帶頭并聯合其他工人共同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以重新掌控自己的時間。為掌握自己的時間而抗爭是美國勞工運動的傳統，它隨后被普及到世界各地。這一傳統曾要求每天工作8小時?，F在我們有要求加班費的權利，但卻沒有拒絕加班的權利。我們所做的，就是重新找回這一工運傳統，我們有拒絕加班的權利，我們有掌握自己時間的權利。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如果真的關心工人階級的解放，都應該站出來強烈反對這種24小時的工作制度。
02
不同種族、族裔和性別的團結實踐
采訪者：你們與美國鋼鐵工人工會的合并產生了怎樣的行動呢?尤其是AIW運動，是如何建立起與男性和其他種族群體的團結?Pactiv有試過哪些反工會的手段嗎?
被訪者：多年來，Wan Zhen Huang, Lili Cisneros和其他70多名包裝工在新澤西州的基尼(Kearny)工廠工作，為雷諾集團的子公司Pactiv公司制造塑料容器。工人們需要在悶熱的環境下連續工作12個小時。工人中絕大多數是女性。2010年6月中旬，一名女工因工廠關閉了所有窗戶并不提供水，在工作期間暈倒。包裝部的許多Pactiv工人隨后來到華人職工會(CSWA)尋求幫助。華人職工會幫工人們起草了一份請愿書，并把她們介紹給鋼鐵工人聯合工會。2010年8月初，Pactiv總部派了一個管理小隊到基尼的工廠，一邊向工人們做出了承諾，但另一邊同時也威脅了工人。2010年9月16日，工廠舉行了工會選舉，但工會敗訴。在隨后的一年，面對工人因工作量的增加而怨聲載道的情況，Pactiv公司非但沒有著手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反而進一步提高工作量，并制定了相關的管理政策和評價體系以對敢言的工人進行警告和打低分。41名最直言不諱、支持工會的工人更慘遭辭退。而留在工廠繼續工作的工人，亦因工廠只顧提高生產量而不斷實行強制加班和把機器提速等措施而頻繁受傷。
Pactiv公司女工的經歷表明，長期失業和強制加班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盡管工人被告知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政客們也打著 "創造就業 "的競選口號，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工作是真實存在的，只是這些工作被強加到已經在工作的工人上。通過讓她們承擔額外的工作量，讓她們不斷延長工作時間，來讓那些“存在”的崗位消失了。這些被迫承擔過量工作和超時勞動的經歷，對于不同行業、不同種族和性別的工人來說，都是普遍的。
03
工學聯盟：同被剝削的經歷讓我們站到一起
采訪者：我很好奇SOAR的歷史，你能介紹一下你和其他人參與“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學生債務的情況嗎?你曾經寫到："我們發現問題不僅僅是學生債務，債務只是加深了剝削，結束債務不一定意味著結束剝削，同樣的狀況還可以重現。"
被訪者：當“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在賓漢姆頓。我的一些朋友去了紐約市，直接參加了“占領華爾街”運動，他們向留在賓漢姆頓的人匯報進展。我們圍繞著不斷增加的學生債務進行了討論，當時的學生債務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學生債務是一種加深剝削的機制。我們中的一些人在校園里工作，一些人在不同的公司做無薪實習生，一些人找到了固定的工作。我們所有人都遇到過這種情況，即公司都希望工人簽署放棄拒絕加班的權利，否則將不被聘請。為了償還高額的學生債務，年輕人被迫簽署這樣的不平等合約。更糟糕的是，很多學生債務的償還者其實是為子女貸款的父母輩。對他們來說，退休將不復存在。但對抗債務的斗爭是非常有限的，我們現在主要還是采取反對強制加班的方式來反對剝削。
被訪者：我們看到你積極動員學生，還提到 "強制加班不是某些人的特殊經驗"。你是如何說服學生與工人站在一起的?校園里的抵制運動的效果怎么樣呢?
受訪者：SOAR試圖將學生與工人聯系在一起。但更根本的是，我們認為自己是學生，同時也是工人。我們很多人在讀書期間就已經有工作了。強制加班的問題也影響著我們。當我們成功地迫使校方撤掉餐廳里所有雷諾茲和Pactiv產品時，我們證明了當工人們團結起來時，真的能有力量做出改變。但如果我們永遠把自己看成是與工人不同的精英學生，就不可能實現這一點。
多數派曾推出過系列專題《工學聯盟》來講述學生與工人結合的運動。工人和學生的聯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罕有的以共產主義為想象的社會運動。它超越了公民社會框架下勞工的“依法抗爭”，甚至直接挑戰了地方政權的合法性。這樣的嘗試，必然受到來自政權和資本巨大的雙重打壓。
但打壓本身不可能讓勞資矛盾消失，也不可能徹底將工人運動終結。我們同時也看到，中國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變化亦將重組工人階級。無論是建筑工人和的士司機的抗爭，還是在平臺經濟下不斷涌現的快遞員和外賣員的反抗，都讓我們看到了行動和改變的光。不管形勢如何變化，我們相信總會有青年不斷尋求著參與社會變革的方式。星星之火，終將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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