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昂，逸群，丁麗，楊瓊，小郜，范范，利群，阿朱，小西，小青
一、研究背景與調研方法
2020年新冠疫情改變了人們生產、生活上的原有秩序，“抗疫”“隔離”“口罩”“健康碼”等等都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聯合國《全面協調應對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2020年9月11日)的文件指出，應該認識到新冠疫情的沖擊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應發展綜合的措施來應對疫情，關切貧困、弱勢和被邊緣化的人群。
2021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20年全年國民經濟情況公布。其中有，全年農民工總量2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其中，本地農民工11601萬人，下降0.4%;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下降2.7%。農民工月均收入水平4072元，比上年增長2.8%。
疫情期間，政府部門也持續關注農民工的就業增收問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在疫情期間，多省執行了“點對點”的返崗復工措施，各部委督促相關部門貫徹執行《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2020年5月1日)、《農民工穩就業職業技能培訓計劃》(2020年6月1日)、《關于做好當前農民工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2020年8月7日)[1]等，促進農民工外出/就近就業創業，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等。李克強總理也在各種活動提出過一些指導建議，包括“靈活就業支持政策要對農民工和城鎮居民一視同仁”，“加大幫扶力度，優先保障貧困勞動力穩崗就業”[2]，“要求強化措施落實，確保農民工按時足額拿到報酬”[3]等。
疫情背景下的這一年，流動工人群體的生存狀況如何，是整個社會關心的問題。對于流動工人與疫情的調研，過去一年已有不少的民間研究成果：2020年3月，佛山市順德區樂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組織的問卷調查(210份)顯示，在疫情的影響下，延期復工的情況非常普遍，且這一期間工資正常發放比例不到三成[4]。也有研究者關注了疫情期間基層女性的生活狀況，通過662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因為疫情導致家庭的生計問題受到較大影響，婦女在家庭內無償勞動增加，其心理上的焦慮和壓力也增加了，這使得基層女性陷入了工作不好找、家務勞動繁重的雙重困境[5]。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2020)在基于311戶農民工家庭的問卷調查數據和46個農民工家庭的深度訪談數據，“圍繞農民工家庭的基本情況、健康情況、社會保障、疫情信息獲知情況、疫情信息識 別能力、疫情心理影響、疫情對工作和生活的影響、幸福感、疫情后規劃等十個方面”，形成了《脆弱與潛能——疫情下農民工家庭調查報告》，并從制度建設、服務提升和文化建設三個方面提出“建立農民工災害管理與社會救助長效機制”的建議[6]。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大多從全國的樣本出發來開展調查，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方面都積累的豐富的經驗。
深圳市綠色薔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綠色薔薇)發起本次調研，聚焦深圳市流動工人在疫情期間的生活、工作狀況，并將工人們的生活經驗進行總結。具體調研的內容有：1. 回老家/留深的工友的疫情期間的經歷和過程;2. 疫情中的遇到的問題和抗疫策略;3. 復工復產后的勞動權益狀況;4. 疫情信息的獲取和識別;5. 疫情期間的家庭關系;6. 疫情期間的兒童教育;7. 疫情期間的社會性別問題;8. 社會支持方式與公益機構的服務方向。
本次調研區別于其他調研的獨特性在于立足于深圳市流動工人受疫情影響的情況，從“主體性”的視角來表達來疫情下工友的話語和敘事。本次調研主要使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包括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和焦點小組會議的形式。調研小組共11人，由基層女工(4人)，社區工作者(3人)，學者/學生(5人)共同組成，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展開調研。
調研小組通過焦點小組會議的方式，設計出了半結構式訪談問卷，并對所有的成員進行了培訓。半結構式訪談內容主要包括：疫情期間工友的生活情況、工作情況、家庭關系和子女教育，疫情期間所遇到的問題及其應對方式，疫情相關信息知識的獲取，疫情期間所得到的支持和幫助等等。本次研究采用滾雪球的抽樣方法，訪談對象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來機構參加活動的工友，第二種是住在機構附近的社區居民，第三種則是前兩種訪談對象的同事、朋友。滾雪球的抽樣方法為本研究結果帶來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大部分的工友基本上都接觸過綠色薔薇的工作，無法反映其他社區居民的實際狀況)。調研小組也格外注意了抽樣的多樣性，以期做到性別、性別、年齡上的平衡。
在收集數據的過程中，調研小組成員本著知情同意的原則將每次訪談進行錄音，錄音時長在30-120分鐘不等。本研究在開展時，綠色薔薇為每名采訪對象提供50元的報酬，也為調研小組成員提供一定的時間和經濟補償。在數據分析方面，調研小組將所有的錄音交由錄音公司整理成逐字逐句的文字，然后將數據錄入依照訪談提綱進行分類。最后由每位調研小組成員分頭撰寫。在撰寫報告的時間內，調研小組每個星期都開一次會議，總結每星期的進展并提出下周的計劃。也希望通過會議的方式，啟發大家對疫情中發生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找到共識，尋求未來的社區機構的服務方向。
為了保護訪談對象的隱私，本報告對所有被訪者都采用匿名化處理。在調研時間內，共訪談了39人，有效樣本為37人，其中女性有24人，男性有15人，基本上涵蓋了制造業、服務業等諸多行業的工作人員。
二、被訪者概況
本次調研活動一共訪談了37人次，其中男性14人，占總比例37.8%;女性23人，占總比例62.2%。
受訪者中30歲以內(含30歲)有4人，占總比例10.8%;31歲至40歲(含40歲)有12人，占總比例32.4%，41至50歲(含50歲)有16人，占總比例43.2%;51歲以上5人，占總比例13.5%。其中，40歲以下的受訪者教育經歷偏高，即初中以上教育經歷的人數較多，而50歲以上的受訪者中教育經歷偏低，表現為小學以下學歷的人數較多。
被訪者中，已婚人士有35人，占總比例94.5%，未婚人士2人，占總比例5.4%。在子女方面，除去兩人未婚，占總比例的5.4%，1個孩子的有8人，占總比例的21.6%，2個孩子的有22人，占總比例的59.4%，3個孩子的有5人，占總比例的13.5%。
來源地分布上，在被訪者中，來自湖北有6人，廣東有6人，四川有6人，江西有4人，河南有3人，重慶有3人，湖南有2人，甘肅有2人，陜西有2人，余下3人分別來自廣西、安徽以及福建。
被訪者的來深年限時長分布較為平均。1至5年(含5年)有6人，占總比例的16.2%，6至10 年(含10 年)有9人，占總比例的24.3%，11-15年8個，占總比例的21.6%，16-20年8個，占總比例21.6%，21年以上有6人，占總比例的16.2%。
個人月收入情況方面，4千至5千元區間內人最多，有11人，其次是3千元以下的有7人，5千元以上月收入的人數較少。被訪者們來自各行各業，其中有全職媽媽(主要帶孩子+做手工活)2人，餐飲業有2人，家政工1人，環衛工1人，社工1人，崗亭收費員1人，業務推廣1人，小區保安1人，社區團購配送1人，超市主管1人，美團騎手1人，跑貨拉拉1人，文員1人，建筑工2人，印刷廠2人，電子廠3人，玩具廠(含臨工)3人，珠寶首飾廠(含臨工)5人，服裝廠(含臨工)5人，女手袋廠員工1人，超市員工1人。在這37 位被訪談者中，有8人自打工以來一直在同一行業工作，有少數人在行業中不停往上提升。其他人大多干過多種行業，其中最年輕的兩位被訪者已經做過兩種以上的工作。還有一部分人同時做著多份工作。
三、流動工人對新冠疫情的認識過程
工友們對于疫情的了解大致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主要包括四個階段：知曉、引起重視、應對、常態化生活，如下表：
表一：新冠疫情認知過程
第一個階段開始于臨近過年的時間，工友們反映自己在出行的時候看到有人戴口罩，也有工友是從家人、朋友口中得知了疫情信息，或者從媒體上看到了零星的報道。在這一階段里，大家普遍認為，由于信息比較少，并不能引起自己的重視，生活和出行還跟正常的時候一樣，也正常地過了除夕。
在第二個階段，從初二開始，很多村子就陸續開始了封村、封路的措施，這迅速引起了在老家過年的人對于疫情的重視。以往村里過年的時候，都有非常多的聚會和聚餐(婚慶、給老人過壽、給兒童過生日等等)，但是在2020年的春節，因為強制性地取消聚會，大家意識到了疫情與自己的相關性，知曉了不能參與集體活動、在家隔離的防疫措施。
“因為我們那里過年的時候，很多人辦生日酒，從初二排到初六了。怎么到了初一的下午就有人說不能辦了，因為疫情嚴重了，到處都不給辦了。初二我一個朋友他的老爸滿100歲，本來是去吃酒的，也沒辦，初三、初四后面那幾個全部推掉了。”
——阿榮，女，42歲，全職媽媽兼玩具廠打零工
對于封路和封城的規定，工友們普遍認為由于疫情的特殊原因，這個是需要的也能理解，但是對于生活狀態的改變，大家都不太開心。很多工友對當時的封城的故事都記憶猶新。
“我在岳母家里待了10天。我很想回家，給我老爸老媽砍柴，他們還需要燒火用。我一年只回家一次，我老爸老媽也80歲了，有高血壓，有心臟病。我想給我老爸老媽砍一點柴，可是回家的公交車全部封了，我沒辦法，回不了。”
——衛大哥，男，52歲，環衛工人
從第三個階段起，人們不斷地從親友或媒體那里獲得了大量的疫情信息，對新冠肺炎問題也逐步有了了解。這時候，人們往往表現出兩種心理狀態，一些人非常焦慮，而另一些人則顯得平靜。焦慮的原因主要有(1)擔心感染疾病的風險(2)擔心家里的經濟條件;而另一些人顯得平靜的人，主要原因是對村里的防疫效果有信心、或者可以及時地回深圳工作。當然這種心理狀態還有性別上的差異，男性普遍認為自己心態比較好，女性中反映“焦慮”情緒的人比較多。
最后一個階段的分界點是在人們上班之后。工友們反映，隨著疫情的穩定，自己的心態也放松了很多，特別是深圳的市政和商業已經基本恢復到之前的狀態，人們在社區里大多也不戴口罩，所以對于疫情的感知已經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了。但是，疫情的影響主要反映在了工作上面，隨著工廠訂單的減少，工人的工資降低了，工作也更加不穩定了。人們開始接受現實，意識到疫情在短時間內不會消失，起碼2020年將會一直存在，所以寄希望于2021年會回到從前的狀態。
沒有回老家過年的工友們有著類似的情況，有一些人住在工廠的宿舍，雖然生活狀態較為穩定，但是也更加單調。有些人在社區里租了房子，他們率先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檢測體溫、掃健康碼、刷臉、信息申報等方面的變化。由于城市的生活不像農村一樣的偏遠和封閉，所以大家可能會面臨更多疫情接觸風險，人們在心態上也更加緊張和謹慎。
“焦慮的話，一般城市里面才會焦慮，因為農村空間比較大，現在農村的人很少，那一片基本上都是你一家人，大家很少出門也是在家里。”
——阿榮，女，42歲，全職媽媽兼玩具廠打零工
四、封村封城期間的生活
在被訪者中，回老家過年的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有5個部分，干農活、家務勞動、外出購物、娛樂、使用媒體和休息。第一，回老家的年輕人們會幫老人們承擔一些農活。第二，由于大量的時間在家，所以人們圍繞吃吃喝喝做起了文章，例如處于疫區的老金(男，54歲，在工廠做盒飯)一家，因為村子管理嚴格，物資緊缺，家里人每天都會換著花樣來做面食吃。當然家務勞動繁雜，在分工上具有明顯的性別傾向。第三，在娛樂方面，主要有打牌(麻將)、跳廣場舞之類的運動、在山上遛彎和挖野菜等。當然聚集性的打牌是不允許的，但是一個村內的鄰里之間可以相互串一下門。第四，使用媒體包括了看電視、使用手機和電腦，這一部分的活動也占了成年人大量的時間;人們使用媒體的目的主要是監測信息、娛樂、與親人聯絡和保持與廠里的聯系等。
工友們在疫情期間，被困于家，大多經歷了買菜不容易的狀態，一些疫情嚴重的地區，由于施行了配送制，沒有辦法挑選蔬菜，也不得不承擔較貴的物價。此外，工友們較為擔心的問題有：
(1)對于日常開支的擔心。這主要是因為疫情期間物價上漲、日常開銷靠“吃老本”等原因造成的。由于疫情期間沒有了工資收入，一些人背負著房租、房貸、車貸、保險等，造成了較大的經濟壓力。這是工友們著急返回深圳務工的首要原因。
(2)口罩等防護緊缺。很多工友反映，疫情開始的時候，口罩成為緊缺物資，很多在農村地區的家庭是買不到口罩的，即使能買到也得以高價購入，并且質量未必過關。此外，村里或者社區提供的幫助是十分有限的，例如有的村只能免費發給每家兩三個口罩。有些人因為缺少口罩等防護用品，在心態上會更加緊張。
(3)買藥看病問題。一些工友在疫情期間患過感冒，懷疑是得了新冠，但是一般都采取觀察的方式來解決，如果不嚴重的話，就不去醫院。另外，有些年紀大的工友可能患有一些基礎疾病，需要在疫情期間吃藥看病，但是沒有辦法正常出門，只能托熟人或者村里幫忙采購藥品，被訪者小晴說自己患有哮喘需要長期服藥，疫情加劇了她買藥看病上的焦慮：
“我老公不讓我去買菜，他就怕我被傳染，因為我有哮喘，每天都得吃藥。幸好我當時從家里買了很多藥帶過來，很便宜的藥，20多塊錢吃一個月，要不我們這種人不行的(很危險)。那時候我老公自己感冒了，也很嚴重，去買藥還需要身份證、量一下體溫，哪怕一點點咳嗽都擔心的不得了。”
——小晴，女，46歲，全職媽媽
(4)對于復工的擔心。有些工友很擔心疫情過后，找不到好的工作。還有一些人的因為廠里效益不好，而無法繼續留在崗位上。原本較為穩定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疫情打亂了，大家都表示非常需要工作機會和恢復之前的收入水平。
五、“吃老本”與省錢：疫情中的支出分配與應對策略
由于無法上班，被訪的工友們在疫情期間都失去了勞動收入，因此如何合理調配現有的資源以幫助度過疫情，就成為工友們關心的話題。疫情期間人們的消費行普遍減少了，但是約有三分之二的工友們反映自己的日常支出分配沒什么變化，主要用于房租水電、生活用品、兒童教育和父母養老。但是這些支出都需要靠之前的存款，也就是“吃老本”。這一方面是因為有一些工友在疫情期間依然能夠工作、有收入;更多的一方面是因為，廣大流動工友們在日常生活中本來就很節省、消費水平不高，所以影響也不大。
“我有家里還有三年前做的臘肉，我就說肉放久了不好吃了，我家婆也舍不得丟，舍不得給人家，還是洗了自己吃。”
——小宮，女，47歲，玩具廠
還有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認為自己的支出方面比較緊張，在疫情期間變得更為節儉，并開始省錢，在能夠保證基本生活用品的前提下，主要節吃穿方面的開支。
“都節省了，不吃水果，不買衣服。我們過年很簡單的，就過年那一天吃的好一點，最后都沒得吃了。后來天天都是一個菜，炒土豆、炒青菜。然后我也不吃三餐了，吃兩餐，有的時候吃一餐。”
——小初，女，50歲，廚房幫工
“比如說少去幾趟超市，稍微節約點，不然的話那是過不了日子的。”
——鄒大哥，男，41，珠寶廠
“生活方面開銷就節儉一些，今年肉也比較貴，所以我們很少買肉。”
——小林，女，31歲，綠色薔薇社區工作者
除了圍繞日常家庭再生產活動的必要開支，工友們反映，還有一些開支會讓自己的感到不安和焦慮，主要有以下3個方面：房租、貸款、物價上漲。
深圳的流動工人們大多住在城中村，租住的是本地居民的私人房產，直接對接二手房東，所以在采訪的37人中，大部分的人(33個)表示疫情期間房租沒有變化。此外，在被訪者中有1人住保障性住房，免租兩個月;有1人房租不降反增;有2人住在工廠宿舍，無房租升降一說。
“有些老鄉免了，我的是二手房東，肯定沒有免，一手房都免了一個月。”
——老修，男，46歲，建筑水泥工
“我跟房東交房租時問了(能不能減免房租)，他說不能減。他說每個人如果都減了，都從他那里扣了，那他也不用生活了。房東本來是叫我們按時交租的，但是我說延緩個8天、10天的樣子，他才勉強同意。”
——阿文，男，23歲，社區團購平臺
大部分的人反映，自己有聽說過減免房租的事情，但是僅限于以下2種情況：一是政府的公租房可以免1-2個月的房租;二是私人一手房東出于對“外來工或湖北人的體諒”而自愿減免房租;
“房租一分也沒給我們少，跟平常一樣，一分都沒給我們優惠……我老鄉他們是屬于政府的房子，都免了一個月的錢。是政府租給他們的房子免了的……坳背(地名)那邊也有免了房租的人，房東是一個老板，自愿給(租戶)免的。”
——小初，女，50歲，廚房幫工
在問到工友有無去找房東或街道辦申請減租的情況時，有17人都表示有找過房東協商，但房東都沒有答應，僅有少數房東答應租客可延遲交租。房東不肯降租的理由有：一，政府沒給房東減稅或補貼，房東無法采取相應的措施;二，二手房東認為自己是幫別人看房子的，一手房東都不降的話，自己也不能給租客降;三，直接拒絕，例如一些房東回應稱“你不租也有別人要租”。
“我有個工友，他找房東理論過，他說房東說不降(房租)，今年還加了房租，‘你不租也有別人要租’。”
——老高，男，45歲，服裝廠
一半以上的被訪者表示未采取任何行動，原因大致有3類：一是理解房東類，雖然沒有租客沒住，但是自己占了一個房屋資源，此外二手房東也沒有權利減租;二是消極放棄類，認為即使說出來也不會有用，想讓老板減租，實屬“沒門兒”，遂不付諸行動;三是搭便車類，當看到其他租客提出需求，但遭到房東拒絕之后，自己便沒有再去。
“沒住也要交房租，因為你占了一個位置對不對……我聽他們說有房東老是在催(交房租)，我的房東倒是沒催我，因為我按時給他了。給的時候，我也沒說什么，說也沒用，對不對?他不想減，你說那么多也沒用。”
——阿旺，女，55歲，零工
在被訪者中，約有一半的人身負債務，大多數是因為在家鄉買商品房要還貸款，或自建房子借了親戚的錢。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有車貸，商業保險、治病欠款等。大部分的人(13個)表示在疫情期間負擔這些債務壓力很大，原因是疫情期間收入減少，“吃老本”僅僅能緩解短期的壓力，因此大家著急著回到深圳工作賺錢。
“我們房貸一個月交5500，有一點困難，我們只能用以前存的錢，拿去還。”
——阿榮，女，42歲，全職媽媽+玩具廠打零工
“我的房租加房貸，差不多1萬塊。壓力很大的!如果兩個人都在工作就沒關系，但是一旦不工作的話就沒收入了。過完年的時候，我老公在跑滴滴，后來疫情嚴重了，沒法跑了，就把車退了，一直在家里。我們既不能出去，又沒找工作，那兩三個月真的是好困難，每個月的房貸我們都沒辦法交，跟朋友借也借不到，只能用信用卡刷出錢來。1月、2月、3月，這三個月很緊張。”
——阿花，女，38歲，服裝廠
“之前，我們給小孩看病、蓋房子，花了不少錢。確實困難，但沒辦法，只能省吃省喝，天天啃饅頭。”
——小習，男，34歲，首飾廠
另外有一半的被訪者表示沒有債務，稱自己是既沒房、沒車、沒地的“三無人員”。
工友們對于疫情期間物資緊張的事情記憶猶新，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食物供應緊張，特別是疫情比較嚴重的湖北地區，由于采取了嚴格的居家隔離政策，很多工友不得不依靠集體的物資供應和分配方式。老金一家9口人在一個月的時間沒有出過門，統一供應的食物也不充足。
“因為我們那里很多人在武漢打工，家家都很緊張，衣服都怕在曬在外面……每次去拿菜(統一采購)，都穿著專門的衣服、手套。拿進家來都要放很久了才能吃。”
——老金，男，54歲，在工廠給人做盒飯
留在深圳的工友們也反映，疫情剛開始的時期，會出現去超市搶菜、屯食物的情況。
“一夜之間人們就把超市搶光了。還有雙黃連口服液也搶完了。我們沒有搶到(物資)。不過第二天，我們去農村的親戚家里拿了一點米回來。那時候還不讓出去，我兒子騎個電瓶車偷偷摸摸去了兩次，第一次拿米，第二次拿菜。”
——小玉，女，49歲，玩具廠
二是防疫物資緊張。盡管一年過后，口罩等用品價格便宜親民，但是在疫情期間，人們花上百塊錢只能買到劣質口罩。對于口罩分配，也更多是優先給經常外出的家庭成員或孩子使用。
“當時是說有發口罩，去執勤執崗的就有口罩發，沒執崗的、在家里的就不會發。”
——老建，男，50歲，電子廠
“那時候，我們每天在手機上跟朋友聯系，看哪里可以買口罩。只要一聽說哪里在賣口罩，比方說有個勞保店在賣口罩，我就趕緊跑過去。后面又說要買75%的酒精消毒液，如果誰有消息說哪里有的賣，我們就趕緊去。我會盡量減少出去購買這些物資的時間，盡量三兩天再出去一次，把防范措施做得好一點。那時候還穿過一次性的雨衣到外面去買東西，我現在想起來也覺得挺好笑的。”
——小依，女，44歲，服裝廠工人
也有很多在老家過年的工友們表示，物資緊張的情況對家庭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大家都有過年屯年貨的習慣，以及自家種植的糧食、養的牲畜可以自給自足。同時，大部分的村子也提供集體采購服務，例如通過村委會或志愿者獲取每家的購物需求來統一采購和分配。
網絡購物在疫情期間發展起來，日益深入到工人群體當中。一方面，居家隔離讓線下購物變得不方便，網購的話可以及時買到日常所需;另一方面，工友們反映網絡購物價格也比較便宜，可以省錢。工友們網購的特點主要有：第一，通過微信群、買菜App(拼多多、錢大媽、樸樸超市)等途徑買便宜打折產品;第二，用手機App積分、紅包、優惠券等促銷活動購買商品。
留在深圳的工友們，為了應對收入的減少，有的做起了兼職，例如送快遞等。復工復產之后，由于很多工廠效益不好，工人們工作時間縮短，沒有加班收入了，也有人利用業余時間做起了兼職。
總體來看，疫情期間，工友們普遍都需要度過這一段經濟和物資緊張的隔離期。盡管市場行情較為穩定，但是工友們迫切希望能夠賺得穩定的收入，不再“吃老本”和節衣縮食。因此疫情期間的期盼是能夠快一點結束隔離，出來工作。
六. 疫情期間的工作情況
1、 返工過程
回家過年的工友大都在二月初到三月底間返回深圳，這也是疫情緩解后各省市陸續解封的階段，和往年復工時間相比大約推遲了一個月。關于返工過程主要有以下四個發現：
(1)工友返深路上交通不便，應對方式各不相同
返深過程中，工友遇到最多的問題是疫情期間封城封路造成的交通不便。住在農村的工友會選擇和同鄉拼私家車到車站，有的則直接坐私家車去深圳，有的地方政府會為回城打工的工友提供大巴接送。總之，不少工友因交通問題而延遲復工時間。
(2)復工延遲工友經濟壓力大，工廠任意支配工友
迫于生計，工友們都想快點回到深圳上班，往往是工廠一通知可以復工便馬上準備啟程。
“廚師長給我打電話叫我回去上班，我很高興……因為我的壓力很重，我小孩要花錢，我房貸也要給錢，我老媽也身體不好，有的時候也要給錢。因為我這里要交房租，我們一個月的開支很大，壓力很大。”
——小初，女，50歲，重慶，廚房幫工
訪談中發現，工廠對復工時間的規定隨機性較強，對來自不同地區的工友有不同的上班時間，給工友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在珠寶廠打零工的小寶(女，38歲，湖南，全職媽媽兼零工)，因為工廠的復工決定出爾反爾，導致來回買、退了幾次票，手續費加起來損失數百元。
除此之外，工廠在要求工友來上班時并未考慮到工友可能面臨的感染風險，防疫措施不嚴格，甚至還有工廠威脅工友不來上班就將其開除。對于這些問題，經濟壓力又迫使工友不得不服從工廠的任意安排。
“好像因為封路就過不來，開私家車過不來，有的線不讓通，而且有些地方沒解封，反正亂七八糟的都過不來。廠里這邊就是催促他們，你們要不過來就打你們，解雇你們。”
——小果，女，38歲，河南，電子廠工人
(3)基層防疫工作有嚴有松
來深圳后，防疫措施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嚴格隔離，隔離點在酒店或在家里貼封條，有社區工作人員負責配送三餐，隔離結束后要做核酸檢測;二是寬松隔離，可以自行出入購買生活用品;三是辦理健康申報即可入廠，上班出示健康碼即可。由于防疫措施落實到基層時，各地各區要求不統一，防疫效果可能會受到影響，工友也不得不承擔不必要的時間金錢損失。
案例一：小凡回到深圳后被要求居家隔離，居家隔離的證明方式是把返深機票和居住地點的照片發給單位，沒有社區工作人員管理。
“就是回來的時候，我有機票的嘛。把你的機票拍給單位，還有在你住的地方門口，也有門口的拍在下面，拍個照片，就證明你在這里住了，哪一天到的。每天填什么健康申報。”
——小凡，女，35歲，廣東，工廠員工
案例二：思思回到深圳后，被要求居家隔離15天，出來后被告知沒有居家隔離的證明，之后又不得不貼封條居家隔離15天，再出來后還需要等待批文件。
“沒有人給我證明這15天就在這里隔離了，然后又讓我去社區那邊開隔離證明，社區那邊說你要開隔離證明的話，你就得讓我們的工作人員上門給你貼一個封條，你再進去待15天之后，我才能給你開證明……第二次又隔離了15天，我再拿著手續就是隔離證明，去找學校的老師，他再給我報備。不是說我隔離15天，我給他發了證明之后，他就能立馬讓我進來，他就讓你等通知。”
——思思，女，21歲，陜西，學校超市主管
(4)農村工作機會少待遇低，家鄉不是后備選擇
如果因為疫情不能來深圳上班，可以留在老家找一份臨時謀生的工作嗎?通過訪談得知，呆在家鄉似乎不是工友會考慮的選項。除了孩子要來深圳上學外，工友們都提到“家里沒事情做”、“老家工價低”、“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農村”等。城市化帶來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勞動需求和待遇差距大等問題在這里尤為明顯，特殊時期下家鄉暫時還無法成為工友的后備選擇。
2、 復工情況
(1)工廠收益降低，工友收入減少，面臨“變相裁員”
復工后，有些工友的工種因疫情發生變化，例如在玩具廠的小玉(女，49歲，四川，玩具廠工人)和在制衣廠的小依(女，44歲，湖北，服裝廠工人)響應疫情需求開始改做口罩。由于工廠訂單在疫情后大幅度減少，工友個人收入也隨之受到影響，減少了1/3-1/2不等，給家庭收入本來就不高的工友造成極大的影響。個人收入減少的工友平時工資大部分來源于加班費用，工廠效益減少也就意味著工友“無班可加”，每天八小時制一周雙休，“按照勞動法”上班的后果就是只能領2000-3000的底薪。因此，“不讓加班”也成為工廠變相裁員的方法之一。
“裁員有黑手的，聽說過有一點。用你廠里上班一天8個小時，不給加班，拿兩千多塊錢，我有老婆，有小孩，怎么拿?怎么干?兩千多塊錢，我怎么做?”
——小習，男，34歲，廣東，首飾廠工人
其他不在工廠工作的工友們也因為疫情的影響而收入減少。如阿廣因為商鋪停業、關門而無法繼續進行工作;家政工小沁(女，49歲，四川，家政工、超市賣場做烤鴨、幫人做飯)因小區封閉、疫情期間雇主的小心防范，家政工作受到阻礙。
“我們是做一些推廣，你肯定要去跟商戶接觸，而且疫情期間見商戶的話，商鋪基本上沒怎么開的，很少，而且要去的話要測體溫，又要掃碼，比較麻煩……所以效益就不是特別的好。”
——阿廣，男，30歲，廣東，業務推廣員
疫情工資降低為本來就收入不高的工友帶來壓力，尤其是部分有貸款、負債的工友。企業和政府的角色在這種時期顯得尤為重要，若能增加心理上和經濟上的支持都將有利于幫助工友度過艱難時期。
“老板他也會想到員工在家里都待了兩個多月沒有上班，供房的供房，供車的供車，老板還算站在員工方面去想，我感覺還是挺人性化的……因為事情總是會過去的，我們一起加油挺過這個難關是不是?”
——小倩，女，36歲，廣東，珠寶廠工
(2)工廠防疫支持不充分，工友復工風險高
工廠提供的防疫支持主要有發放口罩和消毒液、上下班量體溫、對工廠消毒。嚴格一些的，有工廠要求員工住宿舍不給回家、吃飯用隔離板隔離、嚴禁亂竄部門。然而，各個單位的防疫力度都不相同，許多工廠一個星期只發幾個口罩，不提供消毒液和手套等其他防護物資，衛大哥復工后一個星期只能領到一個口罩，小果也提到工廠發放的口罩劣質低廉。
“有時候兩天三天(一個口罩)，有時候一個星期發一個。”
——衛大哥，男，52歲，湖南，環衛工人
“每天發一個，是工廠的劣質口罩賣不出去給我們發的，就是說工廠里邊弄的那種一層薄薄的布，然后也沒有消毒，一戴嘴上都起泡過敏知道吧。”
——小果，女，38歲，河南，電子廠工人
對于工廠防疫措施不到位，在廚房做幫工的小初和在玩具廠的小宮(女，47歲，重慶，玩具廠工人)和同事聯合主動向上級反映，爭取到自己應有的防疫物資。
“本來我們也沒有的，我們廚師長就提意見，他說我們是后勤部廚房炒菜的，幫助這些是給工人服務……廠里面六七百人他們沒有了，他們是自己買的，現在我們是工廠里面給我們口罩，每天兩個，上午一個、下午一個。”
——小初，女，50歲，重慶，廚房幫工
(3)社保覆蓋率有待提高，大齡工友和零工“被隱形”
在工廠上班的工友們，工廠繳納的都是三檔社保(深圳社保分三檔，一檔社保為結合社保一般本地人購買，二檔社保醫療有專門的賬號，三檔是農民工醫保需要綁定社康才能使用)?？偟膩碚f，在社保繳納情況方面有兩個問題。
第一，工廠對繳納社保方面缺乏主動性。工廠遲繳、不繳社保，或繳納社保不全面的現象還很多，工友對勞動法的不了解使得他們無法及時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在廚房做幫工的小初，由于之前對社保不了解，單位也沒有普及相關知識，因此沒有購買社保，在快要退休的年齡發現沒有繳夠十五年養老保險。除此之外，有工廠要等到工友主動要求才會依法為工友繳納社保。
“本來以前我進廠的時候，他說如果你愿意買就買，不愿意買就不買，我們心里想工資低才兩千二三，我們都沒買。我做了幾年了，有3000多一點點，去年看到有三千三四了，他就叫我們買，49歲買一年，買了今年都50歲退休了。要是他以前要我們買，我早就買了，買這么多年多好，我虧也虧在這里，公司沒有一個確定(的信息)，就是這樣。”
——小初，女，50歲，重慶，廚房幫工
“社保的話我們目前是在買著，以前他是不買，后來我就要求他們，好像上了大半年后我要求他幫我買，他也幫我買了。”
——阿月，女，45歲，河南，超市營業員
第二，靈活就業和50歲退休女工友無法購買社保。打零工的工友因為沒有固定單位和合法勞動關系無法受到法律的保障。與此同時，女性50歲退休之后亦無法購買社保，這對還具有較強勞動能力的女性群體是不公平的。很多人50歲之后因未繳夠養老保險年限并不退休，而是繼續在深圳從事保潔、家政、零工等方面的工作。
“我們老了都買不到社保了，其他員工有買社保，我們50歲過后都買不了，醫療保護設備都買不了。”
——廖姐姐，女，52歲，重慶，手袋廠工人
“沒有，我們的工地上面哪有(社保)啊。只是在老家交著(養老保險)。”
——寇大哥，男，49歲，河南建筑工人
3、地域對工友復工的影響
受疫情影響，來自湖北的工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差別對待。這種差別對待可能來自勞動單位，一種情況是湖北工友比其他人復工時間晚、隔離時間長;另外，有的工廠甚至會不讓湖北工友返工上班。
“一個湖北的他出來得晚，湖北那邊車走到龍崗又回去了，車都沒讓他下來。”
——鄒大哥，男，41歲，安徽，珠寶廠工人
“我聽他媳婦說誰是湖北的，我說我是，他說湖北的今天都不要上班。”
——阿旺，女，55歲，湖北，零工
差別對待也可能來自生活當中，湖北工友可能會被禁止租房、被孤立疏離等等。
“之前有聽到過，說湖北那邊的人過來的話，他們房東不給住，或者說不跟他們接觸。”
——阿白，男，30歲，福建，首飾廠工人
“看到湖北人就很少打交道的。一般都是這樣子，像我們隔壁就有湖北的，怕來了就傳染，不會跟他們交流的。”
——小晴，女，46歲，江西，全職媽媽
來自湖北的工友，會因為自己的籍貫身份而擔心，小依就在疫情期間害怕自己被裁員，去別的地方找不到工作。
“我本來是不怎么擔心的，本來是希望被裁掉，因為在這公司也做了那么多年，就想著裁掉的話可能有一些補償。但是因為今年情況比較特殊，疫情是從我們湖北出現的，很多手機上視頻都不自覺地看到歧視湖北人，人家就是說你去找工作的話，只要一聽說你是湖北人，后面什么話都不會多說，他就不招了。那個時候就有點著急，有點害怕被裁掉。”
——小依，女，44歲，湖北，服裝廠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工友被問到地域歧視情況時，認為不論復工的同事來自什么地方，都要隔離、量體溫、辦健康碼，這些防疫措施讓他們減少對來自特定區域工友的擔憂。
“我們沒有(地域歧視)啊，因為我們不是有那個健康卡嘛，家里跟深圳這里都是互通的，在家里你每天測量的體溫是多少，到這邊也是，每天都用健康卡，所以都沒有事。”
——小倩，女，36歲，廣東，珠寶廠工人
4、 疫情后的職業規劃
大多數工友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沒有明確的規劃，工友們終年不停忙碌，更多關注生計，個人提升的機會受到限制。另外，學歷、技術的門檻和年齡的限制，也是許多工友不會考慮換工作的原因。
“暫時還沒有什么明確的規劃，今年現在這個樣子也沒想好，目前還真沒有想那么多，等到今年過完年以后再說。”
——小朋，男，33歲，甘肅，外賣員
“我沒有什么換的了，這么大的歲數，換來換去人到了歲數眼睛也不行，像工資高的廠，也要文化，也要眼力，干脆就不要換了。”
——蘇大姐，女，46歲，四川，玩具廠打零工
男性和女性在職業規劃上會有差異，采訪中有孩子家庭的女工友，都會將家庭照料和子女教育納入職業規劃中，會根據孩子的年齡而考慮找工作的時間和工作形式，也會因為孩子上學想陪在孩子身邊而決定工作的地理位置。
“目前在超市上班，小孩子上初中了要照顧孩子，如果到明年孩子考完考上高中以后，我有很多空余時間的，我會考慮換下工作。”
——阿月，女，45歲，河南，超市營業員
“有想過回老家發展，但是考慮小孩子上學，小孩子想上完學之后看一下，有機會的話還是想回老家。”
——阿花，女，38歲，江西，服裝廠工人
七. 新冠疫情信息獲取和識別
大部分被訪者的對于新冠疫情信息獲取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從親戚朋友、微信群中聽說到疫情信息，第二種從手機App中獲取信息，第三種是從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中獲取信息。當然，這些信息獲取方式是交叉在一起的，因為疫情期間大家都比較少出門，通常是在手機和朋友聊天，或在App上瀏覽各類新聞，遇到重要信息的時候則在群里轉發。
在使用手機App獲取信息的狀況上，使用抖音獲取信息的人占大部分(官方號發出來的視頻，會自動推送此類信息給用戶)，其次是使用騰訊新聞、支付寶(各地方的感染新冠病毒數值)、微信公眾號。還有少部分人使用趣頭條、頭條新聞、微博、瀏覽器彈窗新聞等。
新冠疫情爆發出來的時候隨之也會有一些謠言流出，有在微信群里、抖音視頻App上傳播轉發，也有一些在親戚朋友間傳來傳去，因此，本次調研格外關注了人們如何識別網絡信息的真偽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僅有少部分的人對曾經遇到的疫情期間的謠言記憶深刻，并能夠做出一定的判斷，但是大部分的人較少注意到虛假信息的問題。
在問到如何識別網絡上的虛假信息的時候，一些被訪者反映自己沒有接觸過假信息。這表明，一些人沒有信息識別的意識，這可能導致對于信息的是無差別的接收，這不利于人們在信息時代的生活和發展。
“我覺得沒有造謠的，都說這個疫情是真的來了，沒人造謠了。”
——小絨，女，46歲，服裝廠工人
“提問：有遇到過一些網上的假信息或者謠言嗎?
阿榮：我沒遇過。
提問：沒有遇到，那你怎么去辨別網上的那些信息是真還是假呢?
阿榮：我沒見過，我也沒有獲得這樣的信息，很少，不熟的人我不加的。
提問：你在網上看到一些關于疫情的消息，你怎么去怎么樣去辨別他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榮：那個也很少見。我不怎么會判斷，反正就是看新聞，只是聽說吃哪些東西會傳播新冠，自己就不要去接觸那些野生動物。”
——阿榮，女，42歲，全職媽媽兼玩具廠打零工
本次調研發現，有一些工友會將謠言直接與“詐騙信息”聯系起來。對于詐騙信息，大家都有較強的警覺性，而對于更廣泛的謠言或假信息來說，則采取將信將疑的態度。
“有謠言說，口罩賣200塊錢一個，就是為了賺錢，其實賣的都是超市的口罩，是欺詐啊。”
——蘇大姐，女，46歲，玩具廠打零工
“假信息就是有人打電話說他是10086，要我辦個什么套餐。我說你不用跟我說，我到時候自己去服務廳辦，他打的又不是10086的電話，是深圳的本地電話，那些(信息)不能給他們賬號。”
——小寶、女，38歲，全職媽媽兼珠寶廠打零工
“一般在管理處、社區(看到的信息)，還有新聞上的信息是真的，你收到的短信說什么賺錢的，那些都是假的。”
——阿智，女，38歲，辦公室文員
提到謠言，也有幾個工友第一反應是關注新冠疫情爆發本身，及其嚴重程度的真實性。也就是說，工友們將謠言等同于信息的不確定性。大家普遍認為，隨著對新冠疫情信息日益清晰化，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謠言。
“我也不知道如何分辨真假，這個病怎么來的這么突然，怎么一下會那么嚴重?”
——小玉，女，49歲，玩具廠工人
還有一種類似的謠言，工友們提到很多不確定的信息指向了疫情發生地，也就是說，哪里發生了疫情。在這方面的謠言就多一些了。
“我記得有些信息傳播一些假的小區，說這個小區有、那個小區有，但其實都沒有。有些東西就不是真的。”
——老建，男，50歲，電子廠工人
“就我們老家來說，經常有捕風捉影的時候，這里爆發了多少，哪里又爆發了，其實都是好多都是假的。”
——小曾，男，37歲，印刷廠開機師傅
此外，工友們還提到了超市搶購的傳言等，這些信息各有真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信息的豐富，工友們普遍能夠辨識這些信息。
被訪者中有一位提到了迷信類的謠言，即通過一些儀式化的飲食和行為來避免感染新冠疫情。
“我遇到過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好像是年初三還是初七，在網絡上有一個女的發出來，說一人吃三個雞蛋，在門口插三根香，身體會好，就不會發病的。后來所有人都在做。反正我是不信的，我老公說人家做的話，我們也照做，還給女兒們都打電話。我說管他信不信，打死我也不信。第二天我一打開抖音，那個女的給抓了。那個事情真的那也是印象特深，怎么感覺到全中國都在被那個女的牽著鼻子走一樣的感覺。”
——小桃，女，40歲，貨拉拉
還有一類是大家不太能分辨的軼聞或者是故事，這類故事往往比較離奇：
“抖音不是有個視頻嘛，人家在外面玩，有一個過路的男的拿著口罩，他看到你這些玩手機那些小朋友沒有口罩，說，‘小朋友們，疫情這么嚴重，你們不戴口罩的話，怕有疫情’。他說，‘你沒戴口罩，我這里有口罩免費送給你一個戴著’?？谡稚嫌懈忝曰晁?，你戴起來人就昏迷了。昏迷了，他就把你的手機、錢就拿跑了。”
——小宮，女，47歲，玩具廠工人
也有一部分工友對虛假信息、謠言有較強的的識別能力。工友的識別策略主要有：
(1)相信官方發布的信息，信任專家說出來的信息。
“正規的公眾號或者新聞平臺推送出來的(信息)，肯定就是真的、可行的。其他的一些七七八八的那些公眾號，就沒那么可信了。”
——小京，女，39歲，服務行業
“我一般不會聽那些謠言什么的，我只會聽鐘南山說，就是說新聞這種可靠的消息我會認真聽，比如說手機的騰訊上面，還有抖音上面聽來的鐘南山說的信息。”
——小倩，女，36歲，珠寶廠工人
(2)遇到不確定的信息，去跟親戚朋友詢問或確認。
(3)對于網上流傳的關于疫情的信息，保持懷疑的態度，認為如果是謠言，過兩天就會有官方出來辟謠。
“像空氣傳播，氣溶膠傳播的問題，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我就想這會是真的嗎?我會持懷疑的態度，然后支付寶會隔幾天或者是第二天就會有辨別真偽的信息。我一看(信息)，說這個是真的，我就不再懷疑了。”
——小依，女，44歲，服裝廠工人
(4)通過文章下面的網民評論來識別。
八、疫情期間的家庭關系
1、 隔離與團聚
第一，感情增進。形成這種類型的基礎是，一家人平日里的關系就很好，只是因為長期異地打工，沒有時間陪伴彼此。而疫情期間長期的共同生活，會加深感情。不僅是在夫妻之間，還包括留守兒童與父母之間，成年子女與老人之間。在本次調研中，大多數被訪者都反饋家庭關系比之前更好了。
今年50歲的小麗與丈夫自由戀愛，已經結婚20多年，疫情的經過讓她更加信任和珍惜現在的家庭，她這樣描述自己老公：
“(疫情期間)我們不吵架，我老公脾氣好，對我很好，對我兩個小孩也很好。我老公很愛我們這個家，他是我們家的頂梁柱，是我們的賺錢寶。”
——小初，女， 50歲， 重慶， 廚房幫工
另一個被訪者小晴，一家人在深圳度過疫情，也表示家庭關系更加和睦了：
“我們關系變好了，一家人就是在這里(深圳)隔離，我老公又有時間陪孩子讀書，一家人整天就在一起。我們一早上起來煮面條給孩子吃，吃完了在家里面玩，孩子寫一下作業就睡覺，就是這樣子。”
——小晴，女，46歲，江西，全職媽媽
由于很多工友長期在外打工，自己的孩子成為了留守兒童，在疫情隔離的這段時間，很多工友有了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孩子，留守兒童與父母之間更加親密。
“一家人生活很幸福很愉快，跟小孩子之間關系也很好。在疫情期間，我跟大兒子像朋友一樣談心、交流;小的更不用說，特別可愛，性格隨我，特別喜歡臭美跳舞之類的。”
——小倩，女，36歲，珠寶廠工人
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也更能相互理解：
“我感覺，就疫情過后感覺變得還是比較好一點的。因為我們跟老人相處時間平時都是回去一個10天、8天就回來上班，現在回去個把一個月，才出來，感覺他們，我們的感情比較好一點。”
——小習，男，34歲，首飾廠工人
疫情居家反倒成為工友們難能可貴的團聚之間，這映襯出來流動群體聚少離多，親情疏離的社會問題。
2、矛盾與積怨
也有一部分被訪者在疫情期間與家人的矛盾加重了，而這些人普遍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一些積怨。矛盾隨著人們在一起的時間增長而越發加重。今年50歲的工友阿旺，打工十多年，但是和家人長期分離，相互之間也有了很多矛盾，疫情期間，她居家隔離的生活并不好過：
“家庭關系我真的是一言難盡，老公總問我，你的錢哪里去了?就跟我算，我在外面干了這多年，是不是起碼有幾十萬?可我哪有幾十萬呢?搞得我真的喘不過氣來。以前一過完年我就走了，但是(疫情)這幾個月天天相處，我女兒、老公像斗地主一樣問我，你的錢到哪里去了?搞得我就蠻大的壓力了，我就恨不得快點出來掙錢了，改變一下局面了。越想越壓力大。”
——阿旺，女，55歲，印刷廠零工
在親子關系方面，由于疫情期間孩子們無處可去，在家里使用電子媒體的時間增多，還有一些孩子本來就對電子游戲有較強的依賴性，這讓出門在外的父母非常焦慮和擔心。
“我現在回去都不想面對我兒子，我看到他玩游戲就堵得慌，可是你跟他講，他又不聽，他也生氣。我感覺不想見他，看到就煩惱，你又不敢跟他吵，又不敢打他，他自己急，也怕你急。”
——小果，女，38歲，電子廠工人
“我在他家里面感覺不到過年的氣氛，那么多年就一直在他們家過。他們那邊年30也可以去別人家打牌的，夜里12:00回來，放完鞭炮睡覺了。大家從來沒有一起看春節聯歡晚會，也不一起玩。所以一到春節，想到自己娘家那邊有多熱鬧，我就會流眼淚。”
——小寶、女，38歲，全職媽媽兼珠寶廠打零工
在疫情期間，應當格外關注有潛在矛盾的工友家庭。村委會、街道辦事處、社會組織、婦聯等機構應當提供心理咨詢和輔導，以避免疫情期間矛盾升級，造成不必要的社會問題。
九. 疫情期間的兒童教育
1、被網課“遺漏”的村小
37名受訪者中，有22名受訪者的子女或(家中小孩)在疫情期間接受學校提供的線上授課。然而有一名工友的孩子就讀的農村小學，未能提供線上教育。
受訪者小習的兩個孩子是留守兒童，均在農村老家的學校就讀，兩個孩子的年紀分別為7歲和10歲。疫情期間，該所學校線下停課，也并沒有進行線上授課，因此孩子在疫情期間處于停學狀態，無網課可上：
“我的兩個孩子不在深圳上學，他們在農村里面，沒有上網課，學校就說停學，說政府等到開學才行，七八月才開學。”
——小習，男，34歲，廣東茂名，首飾廠工人
正因為農村發展落后，村小的教育質量堪憂，很多人外出打工謀生計，但又因為戶籍和經濟條件的問題，沒法帶著孩子一起流動;部分能夠跟隨打工父母到城市就讀的兒童，也只能屈于低質、高價的私立教育體系中。
2、網課難題：網課設備不足與時間沖突
大部分流動群體的子女上網課的設備是手機，其次是電腦，還有一人將網線拉到電視上來觀看網課。有三分之一的家長表示其子女在上網課的過程中，會遇到網絡卡頓、網速不好甚至是無網絡的問題，這成為孩子們不喜歡網課的原因之一。
“那個時候，孩子不愿意在線上課，因為她也感覺聽不懂。我們老家是農村的，沒WiFi，我父親就帶著孩子去鄰居家蹭WiFi上課，她也不愿意。之后好像村里發過一個流量卡，讓孩子們學習用的。后來也沒有兩下(多久)就沒有網了。因為我侄子也在上課，被逼無奈，我父親就拉了一個網線。”
——小果，女，38歲，河南南陽，電子廠工人
網課設備不足同樣是個很大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設備數量不足，以及使用設備的時間、空間沖突問題。首先，流動群體受限于家庭經濟條件，很難給孩子購買多余的手機來上網課，更不用提城市學校在教學中常使用的iPad。其次，在時間上，工友們上班的時間往往和孩子們上網課的時間相沖突，孩子們只有等父母下班后才能上網課。再次，由于居住空間的狹小，不同年級的孩子在一個房間上網課會相互打擾，影響學習效果。對于有多個孩子的家庭來說，父母的手機用來給哪個孩子上課，都需精心安排，否則就會產生沖突。
針對上述困難，家長們只能做出如下安排：
(1)孩子們輪流聽回放的課
“每次爸爸去上班，只有我自己的手機在家，我們就會讓老二聽回放的課。他們兩個交替使用，有人先聽，然后另一個就去看回放。”
——小寶、女，38，湖南，全職媽媽兼珠寶廠打零工
(2)只上三科主課課程，不上其他副科課程。
“因為我只有一個手機，家里那個舊手機還沒有網，所以只能給他們上主要的科目，就是上了語文數學英語，像音樂、畫畫這些都沒有上。”
——小林，女，31歲，甘肅慶陽，社區工作者
3、家長陪同上課
疫情不僅改變了孩子們上課的方式，也加重家長的負擔。有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表示，自己需要陪孩子們一起上網課，以確保網課的效果;還有三分之二的家長無法陪子女上網課，主要原因是與孩子分離、工作繁忙、沒有輔導功課的能力。
“我的孩子上午、下午都要上課，在家上網課，有時候他父親會輔導，我覺得孩子有時候聽不進去，但也不會檢查孩子作業，因為(我)看不懂。”
——小沁，女，49歲，四川樂山，家政工、超市賣場做烤鴨、幫人做飯
4、網課的效果有限
被訪的工友家長們，大多對網課的效果持有懷疑和負面的態度。僅有少數的家長認為自己孩子對網課有一定的接受力，沒有表現出反感或抵制。家長對于網課有以下的擔憂：
首先，學習效率不高。家長們認為網課影響孩子在學習上的興趣，甚至在此過程中，其子女沒有辦法認真學習。例如，老高認為疫情之所以影響孩子學習，主要是家中學習氛圍沒有學校那么強烈。他說：
“孩子對網課不喜歡。也不習慣。我就覺得疫情對他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有很大的威脅。學習肯定要有學習的氛圍，像這樣很懶散的，在家里這樣自己誰都不愿意強迫自己去學那個東西。我覺得學校還是有學習氛圍，對成績可能會好一點。”
——老高，男，45歲，江西上饒，服裝廠工人
其次，網課會使孩子對電子設備產生依賴。
“就是加重了依賴，對手機越來越依賴，(孩子)以前讀四年級的時候都是80多分，現在都考40多分。”
——小晴，女，46歲，江西，全職媽媽
再次，長期使用電子設備會影響視力。
“上網課時讓他們的好像視力也有所下降，老大現在現在也是視力也有所下降。”
——小寶、女，38，湖南，全職媽媽兼珠寶廠打零工
“他們沒有很喜歡網課，網課學不到什么，產生了眼睛近視，手機玩多了對眼睛有害。”
——蘇大姐，女，46歲，四川，玩具廠臨時工
對于孩子們上網課的問題，家長們很著急。面對技術使用的困境、無力的課程監督，都使得人們將更多的希望注入到線下學校教育的恢復當中。
十. 疫情中的社會性別問題
根據被訪者不同的描述，訪談資料表現出了疫情期間性別差異下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表2 顯示，第一，被訪的男性工友在疫情期間的心態相較于被訪的女性工友而言，顯得更加平穩一些;第二，在疫情信息的獲取上，男性的消息渠道更加靈通，而部分女性的信息獲取較為滯后;第三，在私人空間問題上，女性更加傾向于表述自己沒有什么私人空間;第四，在家務勞動上，女性普遍認為自己承擔了更多，且仍然有少數被訪的男性工友認為做家務是女性的責任?！ ?/p>
表2：疫情期間女性和男性生活狀態的不同
1、信息獲取的靈通與滯后
男性在獲取疫情消息上更加靈通，主要是因為村干部、志愿者大多都是男性，對于信息的掌握是第一手的，對于村里的政策、買菜的運輸等都可以更多的交流。例如寇大哥(男，49歲，建筑工人)的弟弟是村主任，寇大哥自己的心態就非常好，經常從家里人和親戚朋友那里獲得信息。與此相反，女性的信息獲取往往較為滯后，被訪者小倩(女，36歲，珠寶廠工人)就表達了，她因為帶孩子而沒有時間看手機，所以只能依賴親友獲得信息：
“我是從別人口中聽說(疫情)的，因為回家帶孩子就沒有時間，忙得沒時間看手機。在家里面，我聽家婆說，現在疫情真的很嚴重，她還問我，你說沒聽說什么嗎?然后我才意識到。”
——小倩，女，36歲，珠寶廠工人
2、私人空間如何界定？
相對于在家做家務的女性來講，男性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外界，娛樂活動也更廣泛，保留了較多的私人空間。而女性往往會因為家務、帶孩子而感到疲憊，也有被訪者認為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也屬于私人空間。
“私人空間有啊，我在家比較喜歡帶著孩子娛樂，打打籃球，比如說到黃河邊去散散步，跟孩子唱唱歌，玩玩抖音，做做飯給他們吃，我覺得也是一種幸福。”
——小倩，女，36歲，珠寶廠工人
3、“共同分擔”背后的“隱形”家務勞動
(1)家務勞動者以女性為主
由于疫情期間人們的居家時間延長，因此本調研格外關注了家務勞動分配的情況，例如，居家隔離期間家務由誰來做，孩子由誰來照顧，所有的家庭成員是否都參與到家務之中，跟以前相比有什么變化?
兩性關于家務勞動的敘事
訪談結果顯示，在被訪者的敘事中，家務主要承擔者還是女性。在城市的小家中，女性是主要的家務勞動者，即便回到農村老家，家庭承擔者主要還是女性，也就是被訪男性話語中的母親、妻子、嫂子、弟媳、妹妹等。
“無論是哪一個年代的女性，而家務和照顧(孫子孫女)也依然是女性。疫情期間跟以前一樣，都是我一個人做，他爺爺(丈夫)不做家務的。”
——廖姐姐，女，52歲，手袋廠工人
訪談中的一位女工表示，“做家務比上班時間還累”，她每天去買菜，還要考慮家人喜歡吃什么。除了日常家務還需要照顧家里的病人，情感和體力的雙重勞動讓自己感到比平時上班更累。
“因為我婆婆做過癌癥手術，所以我把她帶在身邊(帶到打工的地方)，疫情期間，我老公腳受傷了，就有這兩個病人要照顧……上班之后，我操心的事情也太多了。我早上會到外面去買菜，再去上班。我們中午休息75分鐘，還要趕回來做飯。晚上我們有一個小時的休息，也要趕緊回去做飯，吃完趕緊去上班，晚上有時候要上班到九點、十點。”
——小依，女，44歲，服裝廠工人
(2)“共同分擔”：家務勞動需細分
被訪者中也有部分家庭是“共同分擔”家務，或者類似的表達為“誰有時間誰做”，這里主要指的是丈夫參與分擔家務。值得關注的是，男性的“共同分擔”是有選擇的，也就是說男性會選擇分擔某類的家務，例如提到最多的是做飯、打掃和輔導孩子功課。
而家務勞動不只有以上三種形式，還有其他細致的家務形式。首先，洗衣、倒垃圾、收納、購物日常的瑣碎事務較為繁雜;其次，不只是輔導孩子功課的家務是有價值的，給孩子喂飯、洗澡、睡覺等細小的陪伴類工作都是有價值的;再次，女性承擔了大量照顧病人和老人的工作，但是這類活動，沒有一個人在調研中提及。而這些家務勞動往往是隱形的，被忽視的，不在共同分擔的部分之內。
“這個(家務)一般都是女人來做的?？隙ㄒ矔行『兔ε幌码s物，掃掃地、洗洗碗等等。我只會炒菜，不會參與其他家務，洗碗那些不擅長，我只會炒菜，其他的我不會。”
——小習，男，34歲，首飾廠工人
(3)刻板印象：家務是女人的事
少數被訪的男性工友仍然持有傳統的社會性別觀念，即家務是女人的事。甚至有人直接承認自己是大男子主義，認為男性不做家務是“天經地義”的。這主要是還是源自于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不做家務的女性會被說成不稱職的妻子。
“(平時生活中)我一般會讓兒子洗碗，但是疫情期間我老公就不讓兒子做了。他說男孩子不要做這些事，要女孩子做。如果我叫兒子做的話，我老公就會說他來做。他寧愿自己累一點，他不要兒子做。”
——小晴，女，46歲，全職媽媽
“我是大男子主義的，我很少做家務，我不做，小孩子也不做。我老婆做了，我妹妹做，基本上家務都是她們兩個人做，我老婆跟我妹妹兩個人。”
——老高，男，45歲，服裝廠工人
此外，在社會性別關于家庭勞動會更寬容男性，而女性回去沒有帶錢，不做家務的話就會引來指責。
“疫情期間多半都是我在做家務，以前也是我。因為我現在不在家了(外出打工)，也沒有多少錢給他們，回去家務活肯定給我做了。(家人們)會說你又沒錢給我們，你又不做家務。哪個家能那么好，讓你過的舒舒服服的，都是這樣子的。”
——阿旺，女，55歲，工廠打零工
十一. 社會支持方式與公益機構的服務方向
1、疫情期間的社會支持
工友們普遍反映，疫情期間，大家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主要有兩種情況，一個是在老家的支持，另一個是在深圳的社區內的支持。在老家方面獲得支持主要有，志愿者站崗執勤來維護秩序，村委幫助購買和遞送物資，搭私家車出來務工等;在深圳獲得的社會支持則較少。
“農村里面還是有一點互相幫助，像幫忙買菜一樣的;深圳這邊沒有。”
——小絨，女，46歲，服裝廠工人
2、公益組織社會支持的效果
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在疫情期間沒有得到任何公益組織的任何支持，其中包括有些人不知道公益組織為何物。還有受訪者將深圳市政府的口罩抽簽活動當成公益組織的活動。
當然，由于本調研的主要對象是綠色薔薇服務的社區工友，因此，大部分的人都提到了曾經收到綠色薔薇免費發放的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資。除此之外便無其他。但這也變相說明，對與流動工人來說，公益組織和公益服務的可獲得性并不高，流動工人獲得的支持并不足。除了防疫物資外，工友們在疫情期間從公益組織那里得到的支持主要包括：可靠信息、社區心理咨詢、子女補充教育、親子關系協助等。
第一，公益機構在疫情期間提供的可靠政策信息和抗擊疫情的方法，可以幫助工友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自我防護，做好復工復產的準備。
第二，公益機構專題活動和日?；顒?，為工友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支持。例如，“音樂療愈工作坊”等線上活動回應了工友在疫情期間的緊張和空虛的精神狀態，線上線下的其它日?；觿t增加了工友之間的互動，增強了工友與社區的聯系，這個過程中的互相幫助提供了“社區感”：
“感覺幾天不看到他們，就很想念，好像跟姐妹一樣的……好像跟她們感情還比家里的人、親戚朋友、自己的女兒的感情還深一點，就是這個意思。”
——阿旺，女，55歲，工廠打零工
“有幫助，最起碼你的心理上得到(安慰)，比如說你了解了疫情方面的知識，了解到社區里別人是怎么生活的，你了解的這些東西相當于是社區的一些動態……其實了解這些其實對自己身體還是好的，我覺得有時候精神工作蠻緊張或者蠻累的時候，聽一聽別人的故事，對你個人也是一種幫助。”
——阿月，女，45歲，超市營業員
第三，疫情期間，公益機構為在家上網課、缺乏教師指導的流動兒童提供線上補習班服務，既幫助了難以求助的孩子， 也支持了缺乏時間和能力的家長：
“那里有大學生義工給孩子上課，我覺得小樹(志愿者)還是挺負責任的，有時候她會主動發信息過來，給我們約時間上課。她每次都會跟我說，要是(孩子)有什么不會的，遇到什么難處，都可以去跟她去說。”
——小寶，女，38歲，全職媽媽兼珠寶廠打零工
第四，流動工友從公益機構處獲得了關于如何開展親子教育、處理親子關系的相關支持，為提高流動家庭的和睦親子關系起到了作用。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有四分之一的受訪工友曾經做過公益機構的志愿者，相當于在得到公益機構支持的受訪者中，有半數的人可能會轉化成為公益志愿者，這說明得到支持的流動工人回饋社區和社會的意愿相當高。有受訪者表示“如果(公益機構)有需要，而且我有時間的話，我會第一時間過去的”。但是，也有很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即便想去參加公益組織的活動或做志愿者，但常常由于把時間投入在工作上而難以如愿。低收入、不穩定收入造成的時間貧困阻礙了外來工參與社區、回饋社會的可能性。
“都沒有那個(去做志愿者)，主要還是想做零工賺錢……我在星期天放假，不加班(的時候)想去做一點零工。”
——小初，女，50歲，廚房幫工
“我倒沒去(做志愿者)，是我老婆去，因為我上班的話都沒有時間，想去做也沒時間。”
——小朋，男，33歲，外賣員
3 、公益機構社會支持的方向
疫情影響下，被訪的工友表達出的主要需求包括經濟支持、就業支持、子女教育、防疫物資供應、社區支持等。雖然也有受訪者認為“可能我們不需要幫助吧”，但這種表述的背后可能是因為公益組織的支持沒有到達他們社區。
首先，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直接表達了對自身和家庭經濟狀況的擔憂。后疫情時代受訪者大多因就業市場不穩定而面臨失業、工作量波動，這又進一步導致收入不穩定或減少，但城市生活、子女教育、房租、車貸等生活支出并不會減少多少，甚至不降反漲，這直接導致了工友的巨大經濟壓力。
“我現在主要是想減輕我的經濟壓力，經濟壓力真的壓的人抬不起頭來，我覺得這方面是最需要的。說這個(需求)有什么用，哪個幫我們。”
——小初，女，50歲，廚房幫工
“最需要的支持就是說希望房東不要漲房租，希望他不要再漲房租了。其余的沒有。”
——老高，男，45歲，服裝廠工人
其次，除了金錢和政策上的直接經濟支持之外，外來工希望能獲得更多就業機會，以便他們能繼續在深圳自食其力。而且，由于超過40歲的流動工人在深圳的勞動力市場上并不受歡迎，他們的就業和收入不穩定性更大，加上上有老下有小，本來日子就過得緊巴巴，疫情影響之下更是捉襟見肘。
第三，疫情和后疫情時代的種種狀況加劇了工友對子女教育的擔憂，他們渴望能得到相關的支持。由于流動工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在指導、監督孩子上網課方面更是力不從心;經濟的壓力也導致只有少數家長支付得起子女上補習班的費用。公益機構所支持的社區無償補習班就成為流動兒童最重要的補充教育。
現在我們沒什么希望了，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小習，男，34歲，首飾廠工人
(機構請)大學生來補一下語文數學那些很好。
——蘇大姐，女，46歲，玩具廠打零工
第四，不少受訪者認為社區支持網絡在疫情期間和之后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望能繼續加強。以綠色薔薇為例，疫情期間，機構發放口罩等防疫物資，以解工友物資匱乏之困;疫情之后，機構組織了女性健康體檢、物資互換等活動，這對于缺乏相關資源和信息的外來工十分重要。此外，社區支持網絡還有著重要的心理支持功能，有不少受訪者認為在社區大家庭里氣氛融洽，在困難時期得到了很大的心理安慰。也有受訪者希望以公益機構為核心的社區支持網絡能進一步強化，比如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宣導、學習渠道等。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受訪者在訪問員問到“您未來最需要什么支持”時，回答的是“沒有”。一位來深圳16年的受訪者表示，即便過去和將來遇到什么困難，都極少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的什么幫助，而是要“靠自己”。外來工不依賴外來幫助的自強精神背后，源于他們極少得到關注和幫助的事實。
“對我們農民來說，不管政府給什么樣的幫助，我們都能接受，都可以需要，這個不是說自己想要什么，那是達不到是吧?我們農民本來什么都沒有。”
——小桃，女，40歲，做貨拉拉
參考資料：
[1] 農民工錄的首次下降，說明疫情對農民工就業產生大影響。
2021-01-18查找于：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836612
[2] 中國政府網：《李克強：靈活就業支持政策要對農民工和城鎮居民一視同仁 》，2020-07-31，查找于：http://www.gov.cn/premier/2020-07/31/content_5531307.htm。
[3] 中國政府網：《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聽取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匯報 要求強化措施落實確保農民工按時足額拿到報酬等》，2020-12-30，查找于：http://www.gov.cn/premier/2020-12/30/content_5575450.htm。
[4] 樂行社工：《不到三成職工延期復工期間正常發放工資|疫情期間職工復工情況調查報告》，2020年3月28日。
[5] 王子艷，駱紅梅：《調查報告|疫情中的基層女性：照料、家庭與生計》，2020年5月28日，查找于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581337。
[6] 協作者：《【協作者研究】脆弱與潛能——疫情下農民工家庭調查報告》，2020年9月4日，查找于：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4681.html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