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沿海地區工業的發展，吸引著一批又一批農民進城打工。
對于老一輩農民工來說，在城市里打拼，透支掉自己的青春之后，便會回到農村老家養老。他們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自己也認為自己就是城市的過客。
他們的后代絕大多數也都是重復他們的命運，成為城市里辛苦打拼的新一代農民工。但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的是，新一代的農民工對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向往。他們已經很難再接受農村的生活，甚至也缺乏必要的農業生產的技能。他們不愿意回到農村，也回不去農村。
從一些數據中能夠很明顯地看到這一趨勢[i]：1999年清華大學對農民工家庭的一項調查顯示，89.7%的農民工表示將來一定會回到家鄉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鄉定居;而2010年由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則表明，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5.9%的人準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
新一代的工人越來越多地希望在城市定居，享受城市生活帶來的便捷。
沿海工業發展前沿的深圳也打出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標語，吸引著一批一批人來奉獻熱血的青春?！ ?/p>
然而，這一批來到城市打工的新工人，真的成為了像“深圳人”這樣的“城里人”嗎?
物質上：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新工人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者，但是這些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卻不歸新工人所有，他們只能拿到僅供養家糊口的工資。
2011年，央視曾到富士康的一個廠區進行采訪[ii]，一位員工說道：“每天做的都是高端產品，也許我做的時候見過它，也許之后它出去，我再也見不到它了。”當記者問：“那你心里會不會有點委屈?”員工回答：“當然會。我自己做的東西，自己都買不起，只能看看，只能摸摸。”
新工人也是城市高樓大廈的建造者，然而，城市里面的高樓大廈也不屬于他們，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搞建筑的新工人只能在建筑工地破爛的宿舍中，望著遠處亮堂堂的高樓，一頓惆悵。
古詩有云：“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新工人便是當代的養蠶人。他們締造了城市的富麗堂皇，但是他們卻不能擁有這樣的富麗堂皇。他們總還是會在城市中有一處棲身之所，但這樣的棲身之所卻可能顯得和所謂現代的城市格格不入。他們只能感受到為生活而奔波的艱辛，而無法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
心理上：并沒有被部分“城里人”接納
新工人已經沒有了昔日老國企時代屬于工人階級的榮光，反而成為了部分“城里人”鄙夷的對象。坐著新工人開鑿的地鐵的一位“城里人”，便可能會對工人兄弟們說出：“你們是怎么爬進來的?你們身上都是細菌，你看你們像人嗎?”
當然，這樣的話語會引起大多數人的憤慨，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件事情：城市所代表的是現代化的生活，需要足夠的金錢才能負擔;而新工人經濟條件拮據，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之下，他們難以實現真正的現代城市生活。于是新工人便很容易在心理上被排除在城市之外。
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例如部分商場要求外賣員走員工通道，外賣小哥想進商場卻被保安攔住。有人對這一件事的評價竟然是“誰愿意逛商場旁邊都是外賣小哥?別說商場，很多地方都不讓進，比如圖書館，游泳館” 。
在這樣一些人眼中，新工人似乎應該生活在地下。他們應該在建設城市和提供產品、服務的時候從地下鉆出來揮灑汗水，等到建設和生產任務完成之后再鉆回地下，換得所謂“城里人”的優雅高貴的生活。
城市建設升級時的驅離
新工人為城市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們為了節約生活成本，很多都居住在城中村中。城中村的生活水平較低，房價也較低，也降低了周邊地區的用工成本。
但是在城市進一步升級改造的過程中，城中村遭遇到了被拆除的命運，新工人也不可避免地被驅離。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舊改。2019年7月，深圳白石洲城中村的租戶陸續收到通知，被要求9月中搬離。居住在白石洲的流動兒童上學的問題面臨兩難：如果就近上學，則需要承受城中村外的比原來貴2~3倍的租金;如果舉家搬到更遠的城中村去，那么孩子上學的路程將大大加長。昵稱為“堅果兄弟”的微博用戶發起了“深圳娃娃行動”，用一個巨型抓娃娃機來模擬白石洲流動兒童被深圳拋棄的命運?！ ?/p>
對于這一些帶著流動兒童的新工人來說，原本的白石洲相當于一個保護罩，讓流動兒童能夠隨著父母遷徙，能夠在城市里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城市建設升級時，這一“保護罩”被突然掀開，新工人希望后代實現階級躍升的可能性愈發渺茫了。
城市白領：逃不脫的相似命運
城市白領的工作條件看起來似乎比體力工人要更好一些，但是從本質上來講，他們也都屬于無產者，逃脫不了和制造業、建筑工地等里面體力工人相似的命運。
白領們一般工作在城市的中心，但是白領的工資卻也不足以負擔起城市中心的房租。因此，城市白領們只能租更遠的房子，以超長的通勤時間換取便宜一些的房租?！ ?/p>
這種超長的通勤時間，看起來是降低了白領的生活成本，但是獲利方卻是雇傭這些白領的資本，因為他們可以為這些員工支付更低的工資。而由于通勤時間長而造成的“看不見的花費”，則必須由白領們來承擔了。
未實質完成的城市化
通過以上幾點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數億農民工來到城市打工，但是卻無法在城市扎根。
物質上，農民工不占有自己所創造的財富，城市的燈紅酒綠絕大部分和他們無關。第二代農民工中有些人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和長大，但他們在住房、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從未獲得與城市人一樣的權利，更未達到與后者一樣的生活狀態。
心理上，農民工在社會仍然或多或少受到歧視，不被“城里人”接納為城市居民。
更不用說戶籍等政策性限制。
對于城市白領，雖然工作條件稍微好一些，但是也和體力無產者有著相似的命運。他們為了稍低的房租而租住偏遠房子，造成超長的通勤時間。他們工作所在地和租房所在地呈現完全不同的模樣，有人甚至將去上班稱為“進城”。
在城市建設初期，工業發展，城市擴張，勞動力涌入城市;而當城市資本的增值不再需要他們時，就將他們驅離。
可見，新工人的命運無法由自己決定，而是由資本決定。
新工人由于資本的需要而來到城市，在資本提供的生活條件下生活。
新工人是城市的建設者，但是并不是城市的主人。
新工人的城市化是一個未實質完成的城市化。
勉強構建的身份認同
盡管如此，新工人也會用自己的方法讓自己在城市更有歸屬感。
一種典型的方法便是通過消費來構建自己是城里人這樣的身份認同。有研究者[iii]采訪了長三角的一些農民工，他們這樣說：“衣服肯定會穿的稍微好一點，畢竟在大城市，穿的太落伍太差會被人笑的。”“在老家大家都去地攤買便宜的衣服穿，也就無所謂了。來蘇州以后比較習慣去專賣店買衣服，穿的稍微正常點不會讓人看不起。”“買衣服會看品牌，鞋子的話比較喜歡背靠背(Kappa)和耐克。”
這是通過消費城市內更為現代化的商品來讓自己感覺成為了城里人。
這是新工人在現今社會生活得更為舒心的方式，同時也是資本所構建的消費主義的反映。
高端的消費，使得新工人的生活成本大大增高。
這樣構建身份認同的方式也演變出了名媛拼團的現象?！ ?/p>
工業區的許多新工人，在嘗試融入城市多次失敗后，逐漸開始形成了一種亞文化——殺馬特。這一些新工人，并不是天生叛逆，他們染奇特的頭發，是為了尋找一種被認同感。
在工業區流水線工作，還隨時可能被欺壓，一頭奇特的發型使得他們感覺自己能夠適應這樣的生活，能夠被同齡人認同，能夠找到一種歸屬感。
拍了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的導演李一凡這樣說道：“做殺馬特不過是他們身體打開的自動保護機制而已。我們的社會真的非常不寬容，殺馬特不過是希望通過身體改造來保護自己的一點裝飾，就那么一點點異質的東西，幾乎成了全社會認為的異端。”
殺馬特的青年也是未能實現實質城市化的一群人，他們創造了一種屬于自己的亞文化，他們也通過這樣的亞文化來構建一種脆弱的身份認同。
綜上所述，中國新工人經歷的是一個未實質完成的城市化的過程，他們來到城市服務于城市的建設，服務于資本的增值。但是他們卻無法在城市內獲得體面舒適無憂無慮的生活，無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們所能做的，也僅能通過特定的消費或者殺馬特等亞文化而勉強構建起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然而這樣的身份認同也是脆弱的，容易被摧毀的，甚至其中的部分還帶著虛榮的成分。
這樣的情況在近三四十年一直都存在，雖然有了一些變化，但是其本質是不變的，即新工人不占有生產資料，在經濟上處于劣勢，因而在許多方面也都處于劣勢。而這樣情況的改變，也是需要尋求經濟基礎層面的改變。
[i] 內地新生代農民工接近1億：四大特征 六個轉變
http://news.ifeng.com/c/7fYrdvKU39S
[ii] [新聞調查]新生代農民工(2011.02.12)。
http://news.cntv.cn/china/20110212/107901.shtml
[iii] 鄭欣,章譯文.“消費式融入”: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實踐及其抗爭——基于長三角地區的實證研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01):123-13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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