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快遞員：被分隔的300萬人

“發現”快遞員：被分隔的300萬人

　　快遞員的幽靈

　　2020年10月17日，有位豆瓣用戶提到：“…第一次聽說快遞罷工的事情，隨便搜一下發現幾乎全國都有快遞罷工的現象，居然我一點點都沒有聽說過…”

　　須知快遞罷工絕非2020年的特產，早在五六年前年網上就有關于快遞罷工的記錄，此后更是年年不斷，八面開花。據中國勞工-通訊統計，僅2020年快遞行業罷工事件就有23起——而這還是統計在列的記錄，實際數量難以估算。截止到本文撰寫，微博上“快遞罷工”相關話題的閱讀量有1386.8萬，討論1.3萬;微信“搜一搜”檢索“快遞罷工”，可見記錄二百余條，最早能夠追溯到2014年6月;另有報道稱百度貼吧檢索“快遞罷工”可見一萬一千余篇相關帖子。知乎、抖音、豆瓣、B站等多家平臺均可見相關條目。就目前的記錄來看，國內幾乎任意一家快遞公司都曾發生這類情況，今年尤其突出——這不是新現象，不是個別現象，也不是部分企業或地區的局部現象，而是快遞產業自身發展邏輯制造的矛盾沖突。

　　目前相關檢索結果已不可見

　　據《2019年快遞市場監督報告》，當年快遞業務總量超600億件，平均每人每月3.5件;業務增量則再次突破100億，平均每人每年比往年多7件，且連續兩年遞增;對世界快遞業務增長貢獻率超過50%，相當于中國以全球約五分之一人口產生的快遞業務增長比其他五分之四的增長總量還多;快遞業務收入超7000億元，占GDP總額7.6‰，增速更是GDP增速的4倍。更重要的是，截止2019年的報告，快遞業務從業人數已超300萬，相當于每500人里就有1人在干快遞業務，而且這個人很大概率是最基層的快遞員;快遞站點在城市分布有8.2萬個，在農村則有6.3萬，鄉鎮快遞網點覆蓋率達96.6%，可以說是全覆蓋，路路通。其社會存在和經濟地位看來都是不容忽視的。而這些尚且只是2019年的數據而已。

　　在這樣的條件下，快遞業務可以說是一項全民業務。它極為顯著地進入我們的生活領域，并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然而，與其重要性、普及性對應的，卻是對快遞員生態的低關注。僅就快遞罷工的相關數據而言，似乎關注已有不少，然而從總體上來看還遠遠不夠。

　　圖一：2020年“快遞罷工”檢索頻次曲線圖

　　百度指數姑且僅供參考，不算力證，但仍然能說明一些東西。從圖一來看，快遞罷工的關注度在近兩個月有不菲的增長。這主要是因為雙十一前后快遞業務壓力激增而導致快遞罷工增加。但除此以外的其他時段則對此問題幾乎沒有關注。

　　圖二：2018-2020年“快遞罷工”、“快遞員生存”、“雙十一”、“快遞加盟”、“快遞轉手”檢索頻次曲線圖

　　另一方面，圖二顯示出即便在雙十一期間快遞罷工的關注度有所上升(黃色部分)，對雙十一本身的關注度要遠遠超乎其上，而且自2014年起每年在同一時段反復。而對于快遞加盟/轉手(紫色部分)的興趣更是常年不衰，僅在春節前后才有所止歇，遠遠超過對快遞員生存狀況和快遞罷工的關注。以至于關于快遞罷工、快遞員生態的曲線在比較之下已近乎化約為平躺底部的直線。

　　即使時至今日，對于許多人而言“快遞罷工”依然沒有實感，反而像是遙遠的異國奇聞，對于快遞員的生態也談不上關心與了解。當快遞從發貨商送到購買者的所在地時，它仿佛會自然而然地抵達人們手上，習慣在取件柜、收發站取快遞的人甚至難得一見快遞員的真容。快遞員像幽靈一般，在你不可見的地方活動著。然而他們是實際存在并生活著的，即便其生活仿佛不為人所見，也依然在其他人的生活里盤旋，支持著整個快遞業務的運轉。

　　那么，在快遞產業如此龐大、普及且重要的情況下，這一產業最基礎、最重要的勞動者群體為何會被我們熟視無睹?快遞員何以成為不可見的幽靈呢?

　　無視：從共同體中排除

　　12月8日，公眾號“知法守法文明人”發布《我們被趕出在寒風中：近鄰寶清華站點違規裁員，多項違法》一文(以下簡稱《寒風中》)，讓部分人了解到12月6日起18名近鄰寶員工被裁員的事件，次日同一公眾號發文表示雙方已達成初步和解，并開始磋商相關事宜。而在《寒風中》一文的評論區，我們能夠找到這樣的發言：

　　從點贊數來看，有為數不少的一批同學認為這起事件純屬快遞員和近鄰寶的問題，與學校無關。既然與學校無關，自然也就跟身為學校學生的他們無關了，于是快遞員的生活際遇就這樣順滑地從他們的生活里剝離了出去，以便于輕快地“好好刷成績排名”。對于這類觀點，有的同學不禁莞爾一笑：

　　有的則報以真誠的祝愿：

　　但正如前文所說，在快遞業務與我們的生活如此息息相關的當今社會，能夠對快遞員群體的問題保持冷漠、無視或者無知，其本身就足以反思。我們可以發現，這類同學往往把學校和快遞公司的關系清晰地劃分開，從而事實上實現了自己與快遞員之間的隔斷。這種自我認識，或者對自身與他人關系的設想，絕非憑空而來。其最基本的現實依據在于，快遞公司表面上確實不屬于學校共同體的范疇，而是承包學校內特定事物的外部要素。

　　商品從產地到你手里的物流環節

　　在快遞外包的基本現實下，對快遞業務的相關管理必然更多地放開給承包商進行運作。如上圖所示，這類承包商主要涉及的正是快遞物流環節中的環節5，很多我們熟悉的企業，如菜鳥、豐巢，都是在這一環節展開活動，負責快遞的攬收和最終精確到人的投遞。這其中不僅包括了基層網點本身的運營，還包括了快遞的接收、分揀、投遞具體環節的管理。在《寒風中》一文提到，近鄰寶和圓通、韻達最初沒有談攏，于是后者便在派件上遭遇重重阻礙，這實際上正是反映了基層網點對于該環節強大的干預管理能力。

　　然而這一環節的技術難度并不高，不同承包商之間可替代性很強，因此這種干預管理能力主要不是由具體承包商帶來的，而是這一位置在結構上的壟斷性所決定的。外包往往意味著整全的切割，即涉及快遞這一相關領域的具體管理工作被一并承包出去，根據地理區位的劃分可能存在多個網點由不同商家承包的現象，但在承包范圍內的管理權必然是相對整全的。對于外包方而言，這樣能夠省心省力，減少許多管理成本與行政成本;而對于承包方，承包范圍內壟斷的、整全的管理權限將賦予其強力的排他性，有效削減競爭，并借此進一步鞏固其壟斷權力，以便于經營，實在是合則兩利。惟其如此，才能解釋部分同學所說的“與學校無關”——在管理上這一方面相關工作既然已經全權移交承包商，那自然是無關。干干凈凈便是輕輕松松。對于外包方而言，快遞業務已然是黑箱，他們知道的、需要知道的(以及愿意知道的)，無非就是快遞服務方面的滿足，而黑箱內部的具體運行則無需知道。

　　“一墻之隔”

　　除了外包，當然也有多種滿足相關服務需求的方式，比如勞務派遣等，但唯有外包最為徹底地進行了切割，可以實現法律上與相關領域問題的隔斷。如果快遞業務的承包以隔斷不那么徹底的形式進行，又談何“與學校無關”呢?更何況，即使是最嚴格徹底的外包，最清晰明確的分割，最放心信任的合作(合謀)，外包方也不能否認一個基本事實：該業務是涉及全體成員的業務，即使外包，也必須做到對全體成員負責，因而絕不可能對承包商的問題視而不見，否則就是對全體成員的不負責。或許可以說，外包方因為完整地外包了相關業務，不知道承包商內部的運作詳情也是沒辦法的事——然而正是因為“無可奈何”，才能夠無視得心安理得。當快遞業務被整體外包出去的時候，宣傳上往往稱作“相互信任的合作”，實際上又何嘗不是“心照不宣的合謀”？

　　于是，對于快遞員生態的無視便可以從兩條路徑產生：其一，是由于空間規劃和業務流程要素，快遞員與學生間產生了疏離，學生只接觸到作為結果的表象，自然難以了解快遞員的生態;其二，是由于組織關系與宣傳認知要素，學生不具備將快遞員納入共同體范疇的意識，不將其生態視為與己相關的要素，而是可替換的外部構件。相比于前者，后者的影響更加頑固，若是從一開始就不存在這種意識，即便是白紙黑字的調查報告寫好了擺在面前，也斷然沒有去讀的可能。

　　不僅如此，將快遞員排除在共同體之外，與確證自身所處的共同體，這兩件事之間存在互為補充的關系：

　　如上圖所示，讀完《寒風中》一文，有的同學或心生這類感慨。其將勾勒事件與學校聯系的做法視作“詆毀”——既然是詆毀，那自然實際上是子虛烏有，于是便“與學校無關”。然而不僅無關，還充斥著加害，學校何辜之有。那么加害的動機又是什么呢?原來是“上不了清華”，“得不到”所以“就毀掉”。在這類認知中，學生顯然將自己識別為學校共同體的一員，在甄別出對共同體的攻擊性行為時，自備干糧打起了仗。但之所以識別出了攻擊性行為，則是因為將自身所處的共同體視作難得可貴之貨，以至于認為得不到的人便各種羨慕嫉妒恨，挖空心思，百般加害，在其眼中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種幾乎是迫害妄想式的認知同時也折射出幾分自傲，畢竟在他們看來進入這種共同體的資格可是極為難得，而恰好能夠獲得這份資格的他們則必然具有某種可貴的要素——這種要素又豈是快遞員所能具備的呢?不把快遞員視作學校共同體的一員，不關注其生態，不認為其問題與共同體有關，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每當其進行自我確證，將自身歸于這一“神圣的”的共同體的成員，這之外的人就越發異己，而異己的外部越是顯著，對共同體的歸屬就更加強烈。另一方面，如果說認知上將快遞員排除在共同體外導致了無視的態度，那么內化到意識之中的無視又將在各個具體情境里生產認知上的排除。如此往復，二者間的鴻溝就更加不可逾越。

　　其實評論區也里有不少同學的看法是這樣的(nice)

　　好在這條評論只有14個贊，看來抱有這種想法的同學并不占多數。然而認為“與學校無關”的想法和上述想法僅有程度的不同，本質上依然拒絕將快遞員納入共同體范疇，并且有各種方式將這想法樹為不帶偏見的“理中客”。可即使法理上、形式上、認知上都能完成這種切割，實際生活里快遞員卻無法真的從我們之中割裂出去。魯迅有過一句話：“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同理，凡承認快遞需人送，而以為快遞員與己無關者，須得讓快遞停他一年半載，再來聽他發議論。試問，認為此事與學校無關的人里面，有幾個不曾收發過一兩件快遞呢?至少作為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快遞業務早已有機地結合在學校共同體之中，也許有人能夠設想并接受更換承包商，或者多家承包商并存，甚至能夠接受不在校內設置網點，而需要到校外辦理，但是否能夠設想并接受快遞業務從生活里全然切割，徹底拋棄這一現代主流物流途徑，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寒風中》一文所記述的，只是一件小事，隨著時間推移大概已經過去了，其本身卻是個很有代表性的癥候。也許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其他單位或小區;也許不是外包，而是勞務派遣或直接雇傭，但快遞員依然很少被認為是共同體的成員——他們彌散在城市里，真正意義上常處于寒風中。

　　中產想象與階級隔離

　　也許有人會思索，如果說快遞員是由于被排除在各種共同體之外而被無視，是不是意味著將他們納入共同體——比如從外包轉為正式的校工——就能切斷“排除-無視”的連鎖，問題就能解決呢?然而這一思路從最開始便需要糾正：快遞員不是被排除在各種共同體外，而是被排除在特定階級的各種共同體外；他們也不是普遍地被無視，而是在特定階級的視野中成為幽靈。基于快遞員最活躍的是城市地區，尤其是發達城市地區，再結合城市內最需要快遞服務的群體畫像，不難判斷，這樣一個“特定階級”主要是指具有相對豐富的物質消費需求，以及配套消費能力與文化觀念，且熟練掌握網絡購物的現代城市中產階級。

　　無論是各類小區、各大高校，還是各種政企單位，快遞員作為共同體一份子被納入都少見得很，《寒風中》一文所體現的就是一則典例。不過這不意味著快遞員就生活在共同體的真空里，不對任何共同體持有認同，也不有機地成為任何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像他們工作的快遞站、派送站、生活的租房區便是形成其共同體的溫床。但正如快遞員和以知識精英為代表的中產階級之間有著勞動方式、物質生活、文化環境等諸多方面的鴻溝，二者各自結成的共同體也因為集約地代表了各自的生活而無法進行彌合，只能相互隔斷。

　　這一鴻溝并不意味著必然形成《馬路天使》里上層(摩登)世界-下層(貧民)世界的空間結構，也就是物理意義上的隔斷，而是可以在局部空間彼此交疊在一起。像學校內的保安、校工、食堂員工等，其工作場所和住宿地常常和學校本身緊密結合，在繼承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職工宿舍和校區一體化設計的學校，這種情況更加典型。在設想上，快遞員在學校里最為聯系緊密的位置也就止于此了。只不過，若是參照校內其他工人的例子，即使空間距離如此之近，生活上如此不可分割，其現實結果也不過是同床異夢。即使朝夕相處，有多少學生和老師了解校工們的生活呢?換句話說，只要思想認識上未能穿透這一層隔膜，指望將快遞員納入中產階級共同體本就是不現實的。

　　“上海有地下層嗎?” “有的，你身邊到處都是。”

　　然而，中產階級從物質條件到思想文化，均以排異工人群體為條件，也就是說，其自我形象乃是在和工人群體的區別中塑造的，要普遍且自發地穿透隔膜絕非易事。在19世紀初的早期現代城市，工業生產車間和倉庫與辦公樓可以同時存在于城市中心區，但隨著中產階級的擴大，即便意識上能夠排除工人群體從而實現無視，后者的聚集以及鄰近的空間排布依然不斷提供機會讓其能夠突入中產階級的視野，工人群體的貧困及其做出的相應反抗使得無視不能永存。無視的解除并未帶來針對工人生態的普遍關注，其處理的方式則是提高租金和地價，拆遷廠區和棚戶區，以軟硬兼施的手法使得工人群體及其生產生活區域物理上分離出中心區，由此中心區得以“提純”為現代CBD。例如作為針對1860s—1880s芝加哥工人運動的反制措施，芝加哥重新進行了城市規劃，將工廠與行政區分開、平房與高樓分開、藍領工人和白領中產分開，由此制造出了純白領的街區;仿佛是恐懼著抗議人士的襲擊，辦公樓的高度更是節節攀升，現代CBD的摩天樓森林由此初具規模。直到如今，這樣的城市樣態依然在世界各大城市重現。

　　在空間上隔斷，物質條件懸殊的情況下，難以想象工人群體能夠和中產階級共享一套文化與話語。這種“提純”不僅通過城市規劃宏觀地呈現在城市上，而且通過城市內各個中產階級共同體的自我規劃微觀地呈現于自身，《寒風中》所反映的高校內的規劃不正是這種“提純”的再現嗎?而如果高校規劃能夠將快遞員等工人群體于認知上排除在共同體外，城市規劃不也在將工人階級排除在中產階級之外嗎?最終，中產階級不正是借著這種排除，想象自己區別于且高于工人階級的形象嗎?然而中產階級在雇傭關系上依然主要屬于被雇傭的一方，不掌握生產資料而靠他人發給的工資維持當前生活。就其經濟來源的依存性而言，與普通工人有什么區別呢?之所以說中產階級的自我形象是想象的結果，正在于其本質上并不比普通工人更為獨立，卻與后者相區別，并極力避免成為后者的一員。

　　如果說自我認知與空間規劃等要素形成了中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隔離，那么借由這種隔離自我想象并強化的中產階級就形成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隔離。中產階級在否定自身與工人階級的聯系時，其依據往往是自身模仿資產階級生活的部分。由此他們不僅從不掌握生產資料的無產者中分離出來，還被養育為無產者的直接敵人——資產階級——的親密肉盾。然而當我們看著“外賣小哥帶電腦替人改程序”這種趣聞，或者“某互聯網大廠員工被無故辭退”這種時訊，是否能夠意識到一個問題：為何中產生活的幻影如此脆弱?

　　結語

　　以目前主要城市內龐大的快遞員數量，形成一個快遞員村也不稀奇。但是在一次次“棚改戶”、“去城中村”、“整改城市規劃”的推進下，處于邊角縫隙里的廉價房源不斷破碎、萎縮，集約與穩定的租房在市內越發難尋，以至于很難指出一處快遞員的生活“區”。而各式外包、轉包、勞務派遣，正不斷將快遞員疏離出去，在普及了快遞柜的地方，甚至可以全程不接觸快遞員，一如我們能夠在自動販賣機買到飲料而不接觸從生產到運輸階段的任何一位工人。

　　曾經的產業工人已經走過這條路，現在還有很多打工人正走在這條路上，而快遞員所走的既是這條路的重復，又是這條路的延伸。我們已經見到，快遞員群體在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在不斷淡化。而相比于轟轟烈烈的亞馬遜快遞員黑色星期五大罷工，國內快遞員的抗爭還猶如星星之火。

　　也許在現代勞動分工的區劃下，要求見證每一個生產運輸環節，接觸各個流程的工人是不現實的，但依然不是視而不見的借口。不如說，正因為難以接觸，才更需要主動了解。這不是出于人道主義的關懷，也不是出于國族大義的團結，而是因為他們是每個人未來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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