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殺馬特么?
這個詞大約2006年出現在中文網絡上，2009年遍地開花、火爆網絡，2013年因為“三俗”被集中整治，之后依然頑強地生活在網絡的邊緣地帶。
站立的、爆炸式的、五顏六色的、奇奇怪怪的長發——這是外界對殺馬特的刻板印象。
“殺馬特”來源于當時日本視覺系藝人的造型，其英文為“Smart"，意為時尚;當時，只有11歲的羅福興根據翻譯器的發音譯出了“斯馬特”覺得不夠霸氣，又改成了“殺馬特”。
由此，“殺馬特”誕生，羅福興也成為了“殺馬特”的教父。
羅福興是廣東梅州五華縣人，從5歲起，羅福興就成了“農村留守兒童”，他先是跟著奶奶生活，后來又跟著外婆生活，“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沒有什么玩伴的他，最大的樂趣是泡黑網吧。
在學校瘦小的他被人欺凌，于是他開始學著抽煙、染發，好讓自己看起來霸氣一點。初一的時候，12歲的羅福興輟學，借了一張身份證進了工廠，開始了流水線工人的生活。
羅福興的經歷其實是“殺馬特”的一個縮影。
農二代、留守兒童，14歲左右到工廠打工，初入城市隨即被騙……
在李一凡的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中，有這么一個故事：
一位紫發的小伙說，自己剛來城市的時候，下班后卻找不到租好的房子，看哪里都一樣。這時，一位好心的小姐姐出現并給他指路，走到一半，就開始借錢，一兩千，領到工資就還。小伙信以為真，結果等了四五個月才都沒結果，電話也打不通，才發現被騙了。
剛出大山，從熟人社會中來的他們，并不知道世道的險惡。
許多到廣東打工的少年都有類似的經歷，一下火車就被騙、或被偷、或被搶。
羅福興說，那時感覺這個頭發給了自己一份勇氣，從形象中能給人震懾，并且這種造型給人的感覺就是壞孩子，壞孩子是不會被欺負的。
尋求自我保護，這是打工少年變身“殺馬特”的第一重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說，“殺馬特”就是打工少年們的保護色。
第二個原因則是，身為留守兒童的他們，甫一進入城市，無親無友(廠里班組分工一般會盡量避免熟人扎堆)，特別渴望有存在感的他們，迫切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結及群體的認同。
一位小伙說，當時就想把頭發弄一下，讓人覺得你很獨特，很想和你交朋友，就算別人罵你兩句，也有人跟你說話。
此外，一個月休息一兩天，每天十多個小時機械、重復的流水線工作，很容易讓人抑郁(想一想同期的富士康13連跳)。更何況未成年的他們不像自己的父輩，有著打工掙錢蓋房給兒子娶妻的明確目標，在機器對人的異化中，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宣泄的出口——標新立異、尋求刺激也成了他們自我排解的方法。
他們白天正常上班，下工或休息的時候，就搖身一變，成為“殺馬特”，別人眼中的“問題少年”。
這是那些年在許多領域放棄了自主技術，走兩頭在外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必然結果;這是農村集體經濟解體后廣大中西部地區靠農業僅能糊口的必然結果。
“殺馬特”少年的出現是是留守兒童的成長過程中，他們父母的不得已背井離鄉，是家庭、學校、社會的集體缺位。
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多年后，依然自卑、敏感，渴望與人交流，又有著自己的自尊、自傲。
在時代的大潮中，稚嫩的他們只能自己將一切自己扛，在社會中磨平棱角，變得成熟。
知識分子和白領門，很少有走進他們的，往往將他們視為異類、腦殘，卻忽略了，除了外表的差異，大家其實都是普通的勞動者。
殺馬特們，在流水線上干了十多年，依然是普工;大多數小白領們，干了一輩子，大概也是個“打工人”。
唯一的差異或許在于，小白領們中的不少，無論怎樣，還是在城市立足了;而殺馬特們中的大多數，不像他們最終要回到農村的父輩(第一代“農民工”)，也想留在城市，但最終的結果是，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
難怪羅福興說，自己從來不會抬頭看一棟高樓，因為這個與他沒有任何關系。
現實逼人，作為殺馬特主體人群的90后陸陸續續結婚生子，有的也早已回到老家，干起了別的行當。他們大多也收起了這幅裝扮，過起了“正常”的生活，只是在線上習慣性地活躍一下。
殺馬特，流水線上的叛逆者，何嘗不是一種自我的保護、無聲的反抗?
殺馬特走了，三和大神來了。
三和大神常年混跡于深圳龍華區三和人才市場，他們喝1元一瓶的水，吃5元一碗的面，露宿街頭或15元一天的旅店，干一天玩三天。沒錢了就去做份日結工，拿到錢了，就在公園、網吧、彩票店等地飄蕩。
還有00后提桶者。
桶里有維持生活最低限度的衣物和用品，工資到手或者覺得太累，隨時可以提桶跑路。他們旺季而來淡季而去，從一個廠區遷徙到另一個廠區。
人生仿佛就是裝在一個桶里。
從殺馬特到三和大神，再到00后提桶者，一切仿佛都沒有改變，其實質是工人的失語。
新窮人、新工人，他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不再殺馬特的“殺馬特”們已然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可那些問題依然冰冷地擺在那兒，未曾觸動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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