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每天清晨，千萬“打工人”離開家庭住處涌入寫字樓商廈等各種公共場所去上班，但有一類勞動者卻總是“反其道而行”，遁入成千上萬個家庭的內部開始一天的工作，她們常被喚做“保姆”、“阿姨”、“保潔員”等等稱呼，但她們有一個標準的職業名稱：家政工人，或者采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稱呼——她們是“家庭工人”，指在一種雇傭關系范圍內為一個住戶或幾個住戶從事家庭工作的任何男性或女性[注1]，如為私人家庭工作的育兒嫂、月嫂、保潔員、陪護工等等都是家政工人。
家政工以個體勞動者的身份進入私密的家庭場所中，承擔主要的照護工作和家務勞動。即便在外界看來，從事家政工作看似不需要太多前期成本投入，但隱形家務勞動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都是無固定范圍和不可控的，家政工需要付出幾乎是全部的身體勞力;如果是育兒或照護類工作，還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勞動。此外，國內法律上對家政工“勞動者”身份的否認，將其陷于混亂、無保障的雇傭關系之中，令她們與“體面勞動”的距離遙遙無期。
“法外之人”：
模糊的雇傭主體、毫無保障的權益
目前市場上的家政公司主要有兩種類型：員工制與中介制。員工制模式下，家政服務公司與家政工之間簽訂勞動合同，雙方構成勞動關系;公司為家政工購買社會保險，提供必要的職業技能培訓，因此員工制下的雇傭主體是公司，家庭雇主為用工方。
中介制模式下的家政服務公司在家政工和家庭雇主之間牽線搭橋，家政工與家庭雇主簽訂勞務合同或雇傭合同，同時支付給家政公司一定數額的中介費[注2]。但實際上很多打著員工制旗號的家政公司為了節省運營成本，都在偷偷以中介制運行。
家政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險已經成為中介制家政行業的“明規則”。正規中介公司基本會要求家庭雇主為家政工購買基本的意外險，但也僅此而已。公司常常辯稱自己只是提供信息的中介者，跟家政工之間并不構成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哪有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的義務?家庭雇主雖然作為家政服務購買方，但也只是普通的家庭，根本稱不上是“用人單位”，除了給付工資之外，并沒有能力承擔家政工的社會保險。除此之外，還存在大量的“自雇型”家政工是通過熟人介紹或自己尋找的方式與家庭雇主私簽合同(甚至不簽合同、只有口頭協定)的，這一部分家政工人通常連意外險都沒有。
雇傭主體模糊帶給家政工的最大傷害不僅是社會保障欠缺，亦有權責不清的風險。當勞雇任何一方遭受侵權損害和糾紛時(家政工意外工傷、職業病、被照護者發生事故、財產損失等)，過錯責任和侵權責任如何認定?誰來賠償?在上述的家政工雇傭關系的分類中，除了極少數員工制的家政工，其他的家政工在勞動者身份界定上都存在很大問題——中介制家政機構或者自雇型家政工目前并沒有被納入《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保護的范疇。出現工傷和工作糾紛后，她們無法求助勞動監察部門或任何勞動者權益保障渠道，要么自己吃虧忍了，要么只能按照民事雇傭關系的規定，借助民法艱難維權[注3]——這意味著維權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都極高。現行勞動法體系無法正視家政工作為勞動者身份的核心問題，使她們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法外之人”。
“家里外人”：
家政工的弱勢、孤獨與沉默
家務勞動本身具有特殊性，所以家政工作只能劃定基本范疇，卻無法規定工作細節，這就導致家政工的工時難以準確認定，工人休息權被嚴重剝奪。中介制和自雇型的家政工人通常在確定雇傭關系之前，很少與雇主明確工作內容、休假方法、額外工作量和加班計算等等細節，從而給了雇主很大的解釋空間。從地位和權力關系上看，家政工在家庭工作場所中從屬于雇主，聽從雇主的安排、滿足雇主的需求。許多住家的家政工人常常需要24小時待命，沒有連續的睡眠時間和休息時間，也常常在簽訂合同進入家庭開始工作后被雇主要求承擔額外的、未經合議的工作內容，在家庭場域中“寄人籬下”的家政工通常很難去抗辯，為了保全工作，她們只能在隱忍和沉默中被動接受一系列不合理的安排。
在缺乏公共性的私密家庭中，從屬的家政工弱勢地位不言而喻。這里更容易滋生出對家政工的職業歧視和性別歧視。許多家庭雇主一邊享受家政工的服務和照護，一邊奉行著封建傳統的等級觀念，認為家政工低人一等——“要馬兒跑，還要馬兒不吃草”，無形中對家政工造成隱形的壓迫。許多家庭即使能做到體面對待家政工，但還是控制不了刻意防范、處處留心、過度揣測的行為，例如廣州一位住家的家政工在接受采訪時坦言，自己和雇主的關系還不錯，日常工作中沒有感受到明顯的不平等，但雇主還是在家中安裝了監控攝像頭。家政服務業雖然從本質上看是基于市場契約的勞務交易，但在實際勞動場域里，家政工常常被卷入家庭內部的復雜關系中，成為尷尬的“家里外人”。所以，從勞動權益、勞動保障和勞動價值三方面去評估，這種契約都是不平等與不自由的。
在這種日常彌漫的權力不平等的氛圍中，家政工的精神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極端情況下，家政工還會遭到來自雇主家庭成員的性騷擾甚至是身體傷害。2006年一項關于北京家政服務業的調查顯示，10%的保姆曾遭遇雇主性騷擾[注4] ，這是一個多么觸目驚心的比例!然而這些侵害行為基本上都發生在家中，事發時家政工難以取證，也由于家政勞動的特有封閉性，相關部門亦無法深入家庭私領域去監督檢查;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公共渠道的援助也是缺失的。要拿起法律武器捍衛權益更難，最終一切只能歸于沉默。所以，不論在工作場所內部還是外部，她們都是孤立無援的。
家政工實現“體面勞動”還有多遠？
2010年9月，國務院首次頒布了《關于發展家庭服務業的指導意見》[注5]，指出家庭服務業“對于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具有重要作用”，同時捎帶著對家政從業人員的基本報酬、參與社會保險、維權機制都給出了一些政策指導意見，雖然這些指導意見總是像在“和稀泥”，但好歹明確表達出產業發展的同時要兼顧家政從業人員權益保護的傾向。
2019年，國務院又發布了《關于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的意見》[注6]，但這份文件仍然在規避中介制和自雇傭下家政工的社會保障、休息權和勞動報酬等問題，僅重申員工制家政企業的規范，在言及靈活就業人員的具體權益時，僅用一句“實際協商確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就打發走了。從這兩個時隔十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國家大搞家政服務業的決心不變，轉移養老問題上政府責任的私心不變，但在家政工的權益保護上卻持續規避乃至倒退，權益成了越來越微弱的部分。2011年6月，國際勞工大會于通過了致力改善家政工社會地位和工作生活環境的《家庭工人體面勞動公約》(C189)及其同名建議書，但中國并沒有簽署這一公約，也沒有回應我國現行立法與C819公約之間存在的差距問題。
目前家政市場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場景，家政服務人員總是“供不應求”，每逢過年過節還常常上演“高薪搶人大戰”。在如此緊俏的市場環境下，試問，家政工的社會地位提升了嗎?家政工人實現體面勞動了嗎?“阿姨”改變中國了嗎[注7]?恐怕沒有。以中年女性為主體的家政工人們，仍然是集中了農民工、勞動者、女性三重弱勢身份的群體。她們既要出賣自己的勞動，也在出賣自己的情感，還要面臨多重歧視和實際的傷害——她們離實現“體面勞動”的目標，恐怕還遙遙無期。
家政工是一個特殊的勞動者群體，她們的工作不僅細碎、不定，而且時時受控。一位接受訪談的家政工一語道破這種尷尬：“(雇主的)家里除了錢不歸我管，其它的都歸我管。”雇主將繁瑣的家務勞動和照護工作像燙手山芋一樣扔給她們的同時，卻沒有給她們充足的自由、自主和尊重。在從業生涯中，她們走進了千家萬戶，但是自己的個人生活空間卻很小，終日圍繞著雇傭家庭里的孩子或老人轉，也沒有時間結交朋友、尋找社群，正如一位家政工人的感慨：“感覺自己像井底之蛙一樣，看到的世界只有這么大”。
作為“法外之人”、“家里外人”的家政工，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計，不得已背井離鄉來照顧城市里別人的孩子和老人。但她們也有年老的那一天，到了那時，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她們，又由誰來照顧呢?
注釋
1.此為國際勞工組織《家庭工人體面勞動公約(第189號)》對家庭工人的定義。另外，因為家政工群體中女性占壓倒性的大多數，所以本文統一使用女性代詞“她”來指代家政工人。
2.據廣州一位家政工介紹，她通過“無憂家政”平臺幫忙介紹雇主和安排面試，一旦談妥，中介公司/平臺收取家政工人一個月工資的10%作為一次性中介費。中介平臺、家庭雇主和她本人都知曉并默認不繳社保，僅購買意外險的情況。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6〕6 號)第 7 條明確地規定了：家庭或者個人與家庭服務人員之間的糾紛不屬于勞動爭議。
4.《北京10%保姆遭遇雇主性騷擾，原因：家政工未納入勞動法保護》http://news.sina.com.cn/o/2006-09-14/033310012330s.shtml
5.《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發展家庭服務業的指導意見》http://www.mohrss.gov.cn/nmggzs/NMGGZSzhengcewenjian/201008/t20100824_83077.html
6.《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6/26/content_5403340.htm
7.2017年，一篇名為《阿姨改變了中國》的文章引起了網絡的激烈討論，這篇文章以一位中產階級雇主的視角，描述在供不應求的家政市場大背景下，家政阿姨如何通過評估權力關系的變化和通過自組織來為自己賦權、爭取更高薪資和地位的故事。隨后，許多文章相繼對其觀點進行了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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