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日，新業態勞動者境況，尤其以外賣騎手為主體的工人群體，得到公眾罕有的熱議。高熱度的關注一方面源于這類新經濟模式下對勞動者的算法壓迫，顛覆了我們傳統上對新技術向善的推崇認知;另一方面是，這些領域的勞動者近年來已不知不覺中疾速占據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或我們自身也成為其中一部分)，不再是少數，而是絕對多數。這留給我們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她們是什么樣的“勞動者”?他她們又有怎樣的“勞動保障”?
新經濟形態下，愈多的非勞動關系用工群體進入市場，重塑了新的用工方式：愈多的年輕從業者被納入到平臺經濟體系當中，如外賣、網約車等;老齡勞動者在低技能服務行業將更為普遍化，如保安保潔、環衛等。似乎可預見的是，用工零散化、非正規化漸成主流，隨之而來的是傳統勞動關系體系的瓦解、收入不穩定性增加和工作保障的危如累卵。
自2019年以來，人社部開始談及針對新型用工從業者新增“制度保障”，這一政策信號對應的正是現時社會泉涌不斷的“非勞動關系”勞動者。所謂“非勞動關系用工”，指的是并不被《勞動法》等勞動相關法律所保障的從業群體，包括上述的1)新業態勞動者[注1]和2)超齡退休人員/實習生/家政工等打工群體。因為不被官方認為是“勞動者”，雖然本質上全/兼職從事一份或多份工作，卻無法享有法定的“五險一金”保障和相應的工資基準權益。
非勞動關系群體工作中面臨更多的安全風險和工作穩定性危機，對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出了挑戰。長期以來，社會保障體系與勞動關系相互捆綁，即意味著必須在建立勞動關系的前提下才有資格享有制度保障;這致使國家在限縮“勞動者”定義的同時，也有意排斥了針對新形態工人的勞動保障。在過去的兩三年間，有少數地方政府陸續開始試行工傷保險單項繳費(但不建立勞動關系)，這些政策是否能夠充分回應“非勞動關系”群體的保障危機呢?
01 工傷保險解綁的兩面性：高負擔低賠償、為企業減負
國家現時尚未有統一口徑計算非勞動關系用工人數，但從業者過億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職業保障顯然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早在2018年，有江蘇、浙江的市區級政府開始試行工傷保險與勞動者身份解綁的政策，非勞動關系的部分從業者可以進行工傷保險單險種參保。2019年2月，人社部在回應新業態從業者保障問題上，首次表示將適時啟動《工傷保險條例》的再次修訂工作，把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業態從業者納入工傷保障當中。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中亦第一次提出將開展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當下政府并不愿意拓寬對勞動者身份的認定，故單一工傷保險與勞動關系的解綁擴面成了權宜之策，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近一兩年多省市陸續開始這方面的探索。然而縱觀現有的解綁實踐，非勞動關系的“工傷”保障待遇明顯低于標準勞動關系的賠償標準，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企業減負為核心的政策導向。
對于新業態從業者而言，現今開放參與“工傷保險”的地區極少，賠償標準偏低。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統計，截至今年底，全國僅有6個非一線城市開放了新業態勞動者參與工傷保險，且只集中在浙江、江蘇和山東省。即便如此，6地的規定也不盡相同。浙江衢州、湖州規定快遞物流、網絡送餐、網絡約車的新業態企業可為從業者單獨繳納工傷保險;而江蘇常州將符合條件的企業限制在物業、家政、快遞業、環衛等行業的用人單位。而山東濰坊和江蘇太倉兩地僅支持勞動者以“靈活就業人員”的方式自行參保，這意味著新業態勞動者必須先行自費參加“靈活就業人員”的醫療和/或養老保險，才可自費參加工傷保險，這對于收入低且不穩定的新業態勞動者顯然極為不合理。
在工傷賠償待遇上，即便政策普遍參照《工傷保險條例》賠償，但是標準卻明顯低于有“勞動關系”的工人。山東濰坊的規定明確指出，工傷賠償中的需用人單位支付的部分無需賠付給工人;江蘇省各地的賠償標準不一，但均低于常規工傷賠償，且沒有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為最大的賠償金之一)。工傷賠償項目“缺斤少兩”、金額低，是目前推行的“非勞動關系”保障政策中常見的情形。新近，廣東省出臺關于超齡勞動者、實習生等非勞動關系人員的工傷保險政策，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針對超齡退休人員/實習生/家政工等群體的工傷保障，在浙江省人社廳2018年首次納入工傷保險范圍后，在人社部推動下，廣東省將于2021年1月開始試行《關于單位從業的非勞動關系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辦法(試行)》(下稱《辦法》)。然而，該《辦法》提出的保障方案存在三方面的問題?！ ?/p>
首先，辦法強調由企業自愿參保，用工方的工傷責任未明確。現行工傷條例規定，勞動者的工傷賠償由工傷基金和用人單位共同組成。但該《辦法》僅對工傷基金的賠付金額作出規定(比照《廣東工傷保險條例》)，而本應由用人單位支付的部分(包括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待遇和護理、就醫時所產生的交通、食宿費用等)沒有作出規定，或需依賴再協商。這意味著，非勞動關系工傷者將無法依法獲得完整工傷賠償，實質獲賠金額折損至少50%。
其次，針對超齡勞動者工傷，辦法并未回應再就業補助索償困難的問題。既往的判例顯示，針對未領取養老待遇的超齡勞動者，部分法院會支持其工傷認定，但是不支持其要求法定“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的請求，認為勞動者已達退休年齡無再就業需求。該部分賠償往往占整個工傷賠償的50%以上。這一困境本質上忽略了這一現狀：當下大多數一代二代農民工無法享有或享受不足的養老待遇，達到退休年齡之后仍不得不繼續就業，單方面剝奪了超齡工傷勞動者的傷殘就業補助，加劇該工傷群體的養老困境。
最后，針對實習生的工傷參保方式，存在繳費主體不清、責任含糊的問題。職?；蜥t護專業學生在校期間要求長時間的無薪或少薪實習，若遇工傷，責任在誰?辦法允許學校或從業單位之一為其辦理單項工傷保險，但并未強制確認主體。這或為未來留下嚴重隱患，就像勞務派遣工遭遇勞資糾紛一樣，學校和企業兩責任主體間必然互相推卸責任，對實習生的維權徒增困難。
此次廣東試行的新辦法，并未解決既往工傷維權中企業主動性弱和責任主體不清的問題，但進一步減低了資方單方面的賠償義務。缺乏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等的合法性支持，非勞動關系勞動者能夠獲得的工傷賠償將遠低于一般的人身損害賠償[注2]，且在追討賠償上司法障礙多、程序復雜——人身損害賠償的主張僅需經法院一審二審確認，而工傷賠償認定則需經勞動部門認定、傷殘鑒定、仲裁及法院一審二審等多步流程。從這一點出發，廣東的新辦法不啻為以企業減負為核心的政策實踐，而非從勞動者切身利益考慮。
02 普適性保險持續缺位：一個沒有養老保障的“勞動人生”？
“五險一金”中的失業險和工傷保險是就業關聯型保險，養老、醫療、生育保險可被稱為普適性保險。后三者的普適性在于，其為普通民眾當下及未來構建基本生存安全網，無論就業與否。普適性保險與傳統勞動關系同樣是捆綁強制的，但遺憾的是，即便在《社會保險法》頒布超過10年的今天，大多數企業仍然刻意規避或違法不為員工繳納保險。法律落地成疑和執法不嚴是關鍵原因。多數勞動者終其一生，也未能完整繳滿15年養老保險并領取退休待遇，而不得不繼續就業，成為一個缺乏保障的超齡“勞動者”。
超齡環衛工，圖源網絡
但，新業態可能給我們額外帶來一個全新進階的、完全無養老保障的“勞動人生”。不同于傳統勞動者，新業態從業者缺乏被承認的“勞動關系”，工資偏低且不穩定，難有能力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自費繳納職工養老險，留給他她們退休生活唯一可能的保障只有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但現實是，國家僅為農民支付55元/月的基礎養老金，加上自繳個人賬戶部分，每月養老金計發僅百多余元[注3]。當下城鎮化發展帶動物價漲升，農村養老金并不足以解決勞動者的養老困境，最終驅使勞動者必須“老還干、干到死”，老齡勞動者必然越來越多。
醫療保險的問題也類似。新業態資方不會為勞動者繳納職工醫保，勞動者的醫療保障全然來自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以及可能的商業保險，這部分保費多數由勞動者自行承擔。以北京外賣員的醫療保障現狀為例，北京義聯發現即使外賣員自費參加了“新農合”和眾包商業保險，在工作中受傷后，依然有部分費用不能獲得理賠。這其中原因是眾包保險只補新農合賠償范圍中未報銷的差額部分，并不賠償個人支付的部分。工傷后，勞動者既無法尋求全額的工傷賠償，亦難以獲得等同于職工醫保的報銷待遇(新農合報銷比例較低)。依賴“新農合”兜底遠遠不夠。
零散用工越來越普遍，非勞動關系用工將會成為未來主流勞動狀態，也就是說，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要面臨無醫療和無養老保障的未來。如今，很多勞動者并未能享受零工經濟所許諾的“自由”，卻實質上承受著長時間的工作負擔、越來越隱蔽的勞動控制，以及一個毫無保障的“勞動人生”。
03 “保障危機”的根源：被否定的“勞動者”身份
這一切保障危機的根源之一，在于他她們被否定的“勞動者”身份。無論政策還是司法實踐層面，政府都與平臺資本相當曖昧。2017年，北京、上海、江蘇等地法院在新經濟形態下勞動關系的認定問題上透露出來的普遍共識是，應尊重市場，為經濟的發展留有空間和活力，不宜作為勞動關系處理。廣東省高院也表示，快遞等行業工作人員與用工單位之間的關系一般應按雙方的約定來認定。2020年，前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謝樹興直接表明，“不能增加平臺的負擔，要讓它能夠健康發展”，甚至提出新業態發展應倒逼傳統勞動法中的勞動基準的修正和調整，比如最低工時、工資、休息休假等。
對新業態勞動關系的否認，可以說沿襲了國家既往對勞動者保障的低成本投入的風格。實質上，大多數關乎勞動者就業安全和權益保障的成本幾乎由企業承擔，政府并未主動分擔，市場上勞動關系轉向非勞動關系一直以來就是個不受遏制的趨勢。國家一直以來都是矜持的旁觀者。
因應新業態勞動者職業保障危機，國家選擇單項解綁工傷保險與勞動關系的掛鉤，一方面意圖緩解當下勞動者職業安全的危機，以及因職場傷害賠償而對新興企業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轉的財政性危機;另一方面則是規避因建立勞動關系而增加的其他企業用工成本。勞動關系的否認既是對企業的顯性減負，也是國家責任的隱性退出。
未來，必然隱藏著新的危機。其一，靈活就業的特性決定了勞動者收入低且不穩定、流動性高，還需自己承擔工傷養老醫療等風險，一定程度可預見漸增的生活負擔、進一步的社會不平等和加劇的勞資沖突。其二，允許新業態行業工傷保險的單項解綁，或許短期內可以回應新業態從業者的職業傷害保障問題，但從長遠看，是否又會加速勞動關系轉向非勞動關系的趨勢呢？在資本趨利導向下，企業未來或不再愿意簽訂勞動合同，而僅承擔必要的工傷險;標準勞動關系或趨于瓦解，將企業從“繁重”的養老和醫療保險中“解放”出來。這是誰的“福音”呢?一個沒有保障的“勞動人生”將是屬于每個人的。
社會保障（工傷、醫療、養老、失業險等）既是勞動者最基本的再生產保障，也承擔著維持社會公平、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效用。但現行制度明顯是起反向作用的：打工者的勞動形態越來越零散化，也更難享受到完整的保障。這一系列不以勞動者權益為中心，而是以企業減負、社會福利縮減為核心的政策，正在不斷拉大貧富差距，破壞社會公平。
注釋
新業態經濟或稱零工經濟，依清華大學的報告對此的定義：以網絡平臺為基礎，以獨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勞動者為主體，以碎片化任務為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地點、方式靈活，最大程度實現供需匹配的新興經濟模式 。
人身損害賠償，指的是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體受到不法侵害，造成傷害、殘疾、死亡及精神損害，要求賠償義務人以財產進行賠償的侵權法律制度。勞動者若無法循工傷路徑認定賠償，則只能走人身損害賠償救濟方案，其額度稍微比全額的工傷賠償略低、傷殘評比難度高于工傷評比，但司法救濟路徑相對簡單。人損賠償講究責任劃分，而工傷則是單位全責，但若勞動者無法得到單位支付的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其金額將低于人損賠償。
國家支付的基礎養老金基本標準為每月55元，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月計發標準為個人賬戶全部儲存額除以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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