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法定周末星期六，就在很多人還在996的時候，著名的人群故事傳播平臺“中國三明治”聯合職場社交平臺脈脈聯合發起了一場關于職場人的Storytelling Workshop，“你為什么(想)離開互聯網大廠?”
參與者有在大廠工作了將近10年的“老人兒”，有今年剛剛通過校招進入大廠，做了幾個月就累得心臟疼的歸國留學生，有互聯網雙職工，戲稱自己的孩子是“互聯網孤兒”。
這場討論的參與者丁一(化名)幾天前寫下了她再熟悉不過的一個場景：
這場討論的參與者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立場，甚至互不相識，卻講述了相似的遭遇：“提了離職之后，病就全好了”，“公司希望你像一個沒有思想的小孩一樣”，“太太因為瘋狂加班而流產，我們在同一天辭職”，“我擔心如果打了心理咨詢熱線，有可能在HR那里留下不良證據”，“他們問我，你一北京人為什么要拼得跟個北漂一樣?”“33歲很年輕?這簡直顛覆了我對‘年輕’的認知”……
逃離之后怎么辦?有的人想“去小而美的廠，最好是獨角獸，很有未來，可以一起成長”，有的人希望“對一個具體的事負責，不是藏在數據后面，而是幫助到具體的人，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大家的共同的愿望很簡單：“身體健康、做一份讓自己更幸福的工作、家庭幸福、在對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在號稱“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這樣的愿望奢侈嗎?其實一點兒也不奢侈，但對于大多數“打工人”而言，卻是可望不可及的。
互聯網大廠就像一座圍城。在媒體的不斷鼓吹下，海量資本聚集的互聯網巨頭們，因為其資源、機會、金錢，吸引著無數剛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似乎“程序員”就等于“高工資”、“白領階層”。盡管996、251讓很多人詬病，然而在大廠里永遠不乏樂于加班的人，為了早日實現“財務自由”，逃離“眼前的茍且”，去擁抱“詩和遠方”;更是為了嗷嗷待哺的嬰孩、供自己讀書的已兩鬢霜白的父母以及每月動輒上萬的房貸月供。
然而，最終從這座圍城里成功逃離的只是少數，要么是踩著累累白骨、實現財務自由的“奮斗成功者”;要么是能夠忍受“消費降級”以及周圍社會白眼的“奮斗失敗者”。而35歲和45歲則成了互聯網大廠人的兩道門檻，哪怕不想逃離的人也相繼被清理。
這樣的“逃離”其實也發生在了美國。一批不堪忍受職場壓迫的硅谷精英，從舊金山、洛杉磯逃離到了伯班克、帕薩迪納、波莫納、圣伯納迪諾山谷、圣蓋博、阿罕布拉、世紀城、西木村、橙郡、安納海姆、圣塔莫妮卡、馬里布、貝弗利……他們有些人甚至在鄉村的小院里自己開起了公司，盡管他們不愿被稱作在美國已經被極盡丑化的“共產主義者”，但他們實際上卻在嘗試著按照共產主義者的方式工作與生活，沒有上司的壓迫，沒有職場的爾虞我詐，卻一改在職場“磨洋工”的狀態，在輕松愉悅的狀態下發揮出了巨大的創造力。
然而，這樣的故事卻并不具有普適性。他們本身就是“精英”，他們所積累的知識、經驗以及在老雇主那里的人脈，是一般人所不具備的。
更加令人沮喪的是，推翻了國王的騎士往往又成了新的國王。全球最大獨立內存制造商業金士頓(Kingston)的創始人杜紀川和孫大衛便敘寫了這樣的故事。80年代的IT企業競爭中，兩人的公司破產;隨后的股災又讓二人徹底傾家蕩產。此時，他們已經40歲，到了該被大廠淘汰的年齡。但兩位大叔并沒有氣餒，決定再度創業。于是，金士頓成立了。在這里不用打卡，沒有績效，更沒有KPI考核，上不上班自己決定，只要把分內工作完成就行。1992年，金士頓被評選為全美增長最迅速的私營企業;1995年，金士頓成為全球第一大DRAM公司。
如果故事只講到這里，那一定只是管理學講師口中虛構出來的“管理案例”。盡管金士頓在做大以后，管理模式相比其他公司仍舊是相對寬松的，但“千人大廠”顯然已經不可能按照十幾人的小工作團隊管理;私人股份制下，在全球雇傭了4000名員工的金士頓也僅僅制造出杜紀川和孫大衛這兩個頂級富豪;而給金士頓代工的那些電子廠與一般的血汗工廠也沒什么差別。
生產資料私有占有的市場機制就像一架龐大的計算機，把所有人不斷編織到這個由算法組成的系統之中，絕大多數不占有生產資料的“打工人”就算逃離了互聯網大廠，仍舊無法逃離系統，因為他們照舊得吃飯、得贍養老人、得撫養后代……
無度加班的大廠人時刻在拼命奔跑，就像《時間規劃局》里一旦在時間銀行中的存額所剩無幾就將被剝奪生命的窮人們，就像困在系統里的外賣小哥一直奔跑在送外賣的路上……
資本剝奪了他們的勞動剩余、也剝奪了他們的空余時間，以至于他們連停下來思考人生、思考社會的時間都沒有了。
盡管逃離系統變得不可能，但像本文開頭提到的那群打工人那樣，能夠停下來思考逃離互聯網大廠也是一種進步的開端。有了這種開端，打破系統、重塑系統才能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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