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雙11剛剛過去，你的快遞到了嗎?在這場消費的盛宴里，一廂是電商、物流公司和各大直播間主播在消費鏈的頂端聲嘶力竭地叫賣，賺得盆滿缽滿;另一廂處于鏈條低端的快遞員們，他們疲于奔波，不被看見、不被聽見，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快遞員，作為我們身邊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們的生存狀態如何?本次專題的三篇文章將從不同角度試圖回應這一問題。
編譯/陸依萍
編按：一提到外賣騎手或快遞員，我們腦中首先浮現的往往是男性勞動者的形象。送快遞或外賣的工作因常被認為不夠“女性化”，不適合女性從事。許多有關女騎手的報道，要么強調女性從事這份工作因風里來雨里去、有損容貌，從而進一步加強女性是靠臉而不能靠體力吃飯的刻板印象;要么一味地歌頌騎手作為母親的偉大，側重報道她們如何為了家庭和孩子犧牲自己。這樣的媒體敘述無益于我們了解女騎手的生存狀態，以及基于算法的平臺經濟怎么進一步吸納和壓榨底層女性勞動力。
女性為什么選擇做外賣騎手?本篇文章編譯自美國社會學家Ruth Milkman和她的研究團隊今年的研究成果，試圖從性別和階級的交叉視角，來解答這個問題。Ruth Milkman和她的團隊研究發現，外賣平臺所提供的工作，與傳統流水線的工作相比，更自由和靈活，同時也包括幫助他人的照料層面，因而對需要同時兼顧照顧家庭和增加收入的底層白人女性來說，格外有吸引力，使得她們“自愿”進入外賣行業。
這篇文章補充了對從事平臺經濟工作的女性勞動者的研究，但同時我們也需要結合當下中國的語境來了解這種自由與靈活如何加強了對底層、特別是底層女性的剝削。正如前段時間《人物》雜志有關外賣工作的文章中所指出，外賣騎手其實時時刻刻都處在算法系統的嚴密監控之中，這種自由和靈活的代價是什么?這仍是有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零工經濟及平臺工作
近幾年來，基于平臺的工作開始迅速增加。雖然我們常在媒體上看到有關平臺經濟的討論，但其實際規模并不顯著。在2017年，從事平臺經濟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僅占美國總勞動力人口數量的1%。平臺經濟涵蓋的工作種類很多，包括優步和滴滴司機，跑腿配送員，及各類外賣平臺的騎手等。這篇文章主要關注外賣騎手的工作狀況。
許多研究平臺經濟工作的文章主要關注的往往是平臺經濟的科技創新，很少有研究關注平臺經濟所帶來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的問題，更別提從性別和階級的交叉視角來理解平臺經濟。平臺經濟的工作崗位因為主要是由算法控制的，與其它需要雇傭人力資源部門和經理招聘的崗位相比，看起來似乎不存在性別歧視的問題。有學者甚至認為，這種新科技讓我們重新思考勞動和就業組織形式，讓我們的社會變成更性別平等。
但Ruth Milkman和她的團隊從性別和階級角度入手，指出平臺經濟所存在的問題。通過問卷和采訪的方式，研究共收回了955份有效問卷，進行了55個深入的個案采訪。接受問卷調查的騎手中，74%都是女性，且絕大多數為白人。調查顯示，男騎手平均年齡為38歲，而女騎手的平均年齡稍大幾歲，為41歲。其中，超過一半的女騎手都是媽媽，需要照顧和撫養18歲以下的孩子;只有五分之一的男騎手需要幫忙撫養孩子。
調查中的問卷填寫者和受訪者大多是來自工人階級的白人女性。她們從送外賣所得的收入與其他男性相比較低，平均時薪大約是12.92美元，男騎手的平均時薪則是14.38美元。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這個時薪在美國不過是勉強糊口的水平。雖然外賣員的男女收入差距與其它行業相比不算高，但這也說明外賣行業跟其他行業一樣，存在基于性別的收入差距的問題。
她們為什么選擇做外賣員？
在美國，外賣騎手的生存狀況并不好：工作時間長，收入低，社會地位低。不少女騎手抱怨因為做外賣而被歧視，雖然她們提供服務，顧客卻看不起她們，把她們當成垃圾一樣對待。有些女騎手的朋友甚至還勸她們，去找一份像樣的真正的工作，而不是送外賣。此外，女騎手們也對平臺不斷變化的規則感到不滿。外賣軟件不斷地更新變化，卻從不會與外賣騎手“商量”。騎手們不得不被動著根據這些變化的規則而變化。通常，每次平臺一更新，騎手們的收入就會發生變化;換一次規則，騎手收入的計算方式也跟著變一次。有位女騎手說，有次平臺更新后，她那一周的收入被扣的只剩下上周的三分之一。“我恨死了這個公司”。另一位女騎手說道，“它們是我們的敵人!”
雖然女騎手們很清楚外賣工作待遇不好、外賣公司剝削得厲害，但她們對性別不平等問題卻不是那么關注。就像Joan Williams (2017) 所說的，“大多數底層白人女性并不關注性別平等，也不想做‘男人的工作’，她們更多地投入到她們的家庭角色。的確，很多受訪的男騎手從事平臺工作常常是希望能有一天自己做老板，但女騎手則主要是希望能更好地完成她們的傳統性別角色。
“我照顧好我生命里的每個人”：外賣與靈活工時
類似的報道在中國也能看到。如有媒體報道，一位外賣騎手媽媽一邊照顧孩子，一邊盯著手機里是否有新訂單
許多女性選擇做女騎手，因為她們覺得這份工作更靈活，能讓她們優先照顧好自己的孩子、家庭和社區，而從事其它服務業的工作常常無法實現這一點。一位女騎手原本在一家超市里做貨架員，但很快就不干了，選擇進入外賣行業，她說，“我在超市里看到很多騎手，我就想‘為什么我要按照其他人的時間工作?’” 另一名女騎手也有同樣的想法，她說“大家都想按照自己的時間干活，沒有老板，更自由。那些干過朝九晚五的工作的人，再也不想回去做那樣的工作，因為你不得不忍受一切操蛋的事，被像奴隸一樣對待。”
對很多有學齡前孩子和家庭的女性來說，由于女性主要是家務勞動和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擔者，能靈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尤為重要。一位媽媽說，“如果我的兒子凌晨2點醒來，突然發燒，我不用擔心我的老板會因為我待在家開始發飆。做外賣騎手，事件就簡單多了，我可以自己控制，決定我想工作的時候再工作。”
但零工經濟所提供的靈活和自由也很矛盾。為了能自己控制自己的時間，能更自由，代價是要忍受顧客的糟糕態度、平臺公司的糟糕待遇。
“什么女人不喜歡買東西？”：外賣與性別化的技能
很多女騎手被問到為什么選擇做這份公司的時候，常提到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她們發自內心地喜歡逛市場/超市。很多女騎手說，逛超市買東西本來是她們在家里就做的，只是在家做這些沒有酬勞;現在送外賣，不僅能發揮她們原本在家里培養起來的技能，還能有收入，這讓她們感到一種滿足。
一家名為Shipt的跑腿公司，專門用女騎手的形象為品牌打廣告。
不少女騎手很驕傲她們在超市購物挑東西的能力。有一位受訪的女騎手批評一位在超市做跑腿的男騎手，她覺得這個人根本不知道怎么買東西。在超市里買牛油果的時候，盡管大部分牛油果質量都不怎么樣，這個男騎手卻看也不看，隨便拿起來一個， 就扔到購物車里。女騎手則對怎么更好地挑東西、買東西這方面關注地多。一位女騎手為了能在超市里更快速的買到要買的東西，不浪費時間，還總結了一套策略。她說，她會先從蔬果區開始，然后去面包區，再去肉類區，最后再經過走道，前往奶制品區。這樣的話，就可以繞著超市一圈，買完所有的東西，不用走回頭路。
因而，女性作為食物提供者和準備者的傳統角色被繼續強化和合理化，即使這種角色是被平臺經濟所商品化。
“肯定不是只為了錢”：作為照料工作的外賣服務
外賣工作吸引女性的另一點在于，她們可以通過這份工作得到情感上的滿足，因為這份工作需要，她們時常要幫助那些無法購物的顧客，比如老人，病人或殘疾人。從勞動供給的角度看，脆弱的社會安全網使得外賣工作特別吸引那些有奉獻精神的女性；從服務需求角度看，正是這種脆弱意味著弱勢群體不得不通過市場滿足基礎生活需求——結果是外賣工作被增加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照顧他人的面向。
有一位女騎手回憶起她的第一位顧客，她說道，“她(顧客)打開門，她一整條腿都打了石膏，從腳踝到大腿，一只手還抱著剛出生的嬰兒。從這一刻我知道我的工作不只是提供奢侈的外送服務。有一些人真的需要這種服務。我給老人送餐，給那些住在拖車公園坐輪椅的殘疾人送餐，我也給住在別墅的人送餐!”
有些女騎手甚至覺得做騎手有時像做社區的照料工作一樣。有位女騎手說，“我有很多獨居的老年人顧客。比如有位老太太，她給我的小費很高。每次我去她那，我整整花45分鐘跟她待在一起。我知道她和她家里所有的事，她也知道我的。還有一個住在養護機構的男顧客，他就從來不給小費，但我不在乎。對我來說，這份工作的價值不只是為了錢。”
對階級和性別特權的憎惡
但女騎手照料他人的責任感并不是盲目的。有些事情男顧客明明可以自己做，卻利用外賣服務，讓騎手們做，女騎手們對此義憤填膺。一位女騎手說，“我手機上有一個名單，叫“絕不配送”名單。有個很惡心的男顧客騷擾過我;還有一個男的，下單訂了整整七打水，他比我年輕，明明可以自己搬水，他卻看著我吃力地把所有水搬到他廚房。” 另一位女騎手也有類似的經歷，她也很反感男顧客的特權，但她用比較傳統的性別語言來表達這種不滿。她說，“有的男的就在那里坐著，看著像我一樣的女人給他們送貨。他們的態度就像說，‘好，我就在這等著’，就算你要拿著好幾打水，爬很多樓梯。這讓我很惱怒。但可能這是我從小到大習慣的，我覺得男的就應該要幫助女的。”
疫情期間，美國零工工人，如快遞員、外賣員，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改善他們的工資待遇，關注他們的安全。一位示威者舉著抗議口號，寫道“像對待你的顧客一樣，對待你的工人”
這些女性的憤怒的根源是性別規范和階級矛盾的交織。不管是女騎手還是男騎手，都對自以為是、高高在上的有錢顧客十分不滿。一個女騎手說，“有次有個顧客把我弄哭了，他跟我說話的態度就像我什么都不是”。另一位女騎手說道，“給那些不能離開家、幾乎無法動的老人送餐是一回事;給那些住在上百萬的房子、卻從不給小費的有錢人送餐是另外一回事!” 不少騎手都表示，有錢人很吝嗇，不管你干多少活，他們都幾乎不給小費。有位女騎手比較了為沒那么有錢的顧客和有錢顧客送餐的經歷，她覺得沒那么有錢更慷慨，反而有錢人吝嗇得多。她說，“我曾經有位顧客，雖然也并不寬裕，卻匿名給沒錢的鄰居下單訂餐。我也給有錢的顧客送過餐，他們像對傭人一樣對我，我敲個門，他們都不高興。這些人連小費都不給!從不!但如果我給那些低收入的社區送餐，我總是能得到不錯的小費。”
小結
在本文中，雖然女騎手常常抱怨外賣工作工資低，收入波動大，有錢的顧客態度差等問題，但她們還是覺得送外賣比在傳統的服務業工作好。她們對階級不平等很憤怒，卻很少表達對性別不平等的不滿—要是有的話，也只在男顧客騷擾她們的時候。基本上，工人階級白人女性更加接受傳統的性別角色設定，而非挑戰這種性別設定。
不管是男騎手還是女騎手，他們都“自愿”加入外賣行業，因為他們覺得送外賣比其它服務業工作相比更靈活和自由。對女騎手來說，這種靈活和自由令她們可以先照顧好她們的家庭，再考慮工作。同時，送外賣不僅能讓女騎手們發揮她們本來在家里就培養起來的技能——比如購物和準備三餐，還能因此為她們增加收入。這一點也令女性感到滿意，盡管這是新自由主義對家務勞動有酬化的扭曲。最后，女騎手們也能通過在工作中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而獲得情感滿足。
底層白人女性是平臺經濟的核心勞動力，她們對這類工作的滿足也使得平臺公司能繼續降低工資水平，進一步剝削她們。但這種剝削和女性的意識也能反過來刺激工人組織和行動。2020年疫情期間，工人罷工反對Instacart的運動就是一個最新的例子。這個話題并非本文重點，但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文原文編譯自: Ruth Milkman, et al., 2020. “Gender, Class, and the Gig Economy: The Case of Platform-Based Food Delivery”. Critical Sociology. P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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