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排除下的異鄉人
「民工」一詞演變自抗日戰爭中的武裝農民，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和平時期，在社會革命轉向社會建設的歷史浪潮中逐漸演化為對普通勞動人口的指稱，進一步在改革開放所推動的高速資本化進程里成為「進城務工農民」的代名詞。它還有個更為微妙的變體——「農民工」——一批保留了農民鄉土身份的現代工人，或者更嚴格地說，一類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的、怪異的身份缺失者。「農民」和「工」的詞意組合跨越了農業與工業、傳統與現代的鴻溝，彰顯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根本矛盾：它并非試圖單純地從一切社會實存中抹去歷史，也不是卑微地屈服于傳統的力量，反而是在其自我的充分發展中主動重構著人類文明的要素。
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農民屬于廣義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其中的富裕群體由于對土地資料的占有，可以將超經濟剝削所得的農業剩余在市場中進行有條件交換，而生活水平較為低下、依附于富農和地主的貧農、佃農，則更接近于農業無產者。但不論如何，這些扎根于前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社會階層仍未被資本卷入大工業歷史中，因而不被認為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真正主導力量。在80年代經濟改革開啟高速資本化進程后，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勞動力需求大幅提升，使得中國大陸出現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浩大的原住民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由農業向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的遷移——據官方統計，截至2018年底我國共有2.9億農民工，超過了總農業人口的一半。
傳統小資產階級劃分已不足以囊括當代農民工的現實意涵，但為了把握這一問題恰恰又要重啟階級分析。農民工不僅擁有同城市無產階級相似的生存境遇，又不是標準意義的無產者——肇始于42年前的新自由主義改造與90年代分稅制和國企改革，驅使地方政府展開曠日持久的圈地運動;政府公司化浪潮下的濫占耕地、土地財政以及對農民的低補償，使得數億農業人口被連根拔起;對舊式集體化農業的徹底破壞并沒有讓農民走上致富道路，而僅僅是將農民無差別驅趕到城市大工業中的序曲，為親資本的政權及外資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將土地交易還原為生息資本的特殊流通形式，順利完成了農村集體土地從實物形態向價值形態的所有制轉換。這一過程中，農民工群體絕不是媒體話語中出于致富及勞動熱情、積極投身經濟建設大潮的農村小資產階級，而是被政治進程連根拔起的新興邊緣無產者（新工人），由此我們見證了同西歐資本原始積累并無二致的真實歷史。
一方面，由于高度區隔化的戶籍政策以及收入及教育水平的限制，農民工在城市中沒有穩定的扎根資源;另一方面，城市對農民工的需求服務于高度不確定性的城市產業建設周期，雇傭關系更多地建立在臨時、短期的無保障合同之上，因而農民工沒有同城市工人群體同等的勞動保障關系，同時由于土地流轉限制和農村經濟衰落的現實，他們更失去了返鄉務農的可能，這種現實在「無鄉可返——實質脫離農業勞動——進一步喪失務農可能」的惡性循環中被不斷加強——農民工實際徘徊于失地農民和城市無產階級之間。
這里，我們能看到一種身份流動帶來的巨大張力：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現代企業發展與外商投資開啟了對自由勞動人口的原初需求，這不僅體現在建立雇傭關系所需要的身份自主性之上，更體現在地理空間維度上的自由流動;另一方面，創造這一歷史進程的源動力是資本的逐利訴求，勞動力的人口流動必須受到前者的精準約束、服務于由資本所有者確立的特定時間和空間中的技術關系，因而是一種建立在實質不自由(無法脫離資本約束)之上的形式自由(遷徙與訂立勞動契約的自由)。正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說：「勞動者的自由實際上被還原成了資本的自由;勞動者越具有機動性，資本就越可以輕易地采用新的勞動過程，并憑借更佳的位置來獲利。勞動力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機動性表現為資本積累的一個必要條件。這個命題不是沒有矛盾。如果勞動力在地理上的機動性應該滿足資本的需要，勞動者在遷移時的絕對自由就必須受到嚴格的限定」(大衛·哈維《資本的限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82年)。
國家同資本權力的合謀
農業人口的城市化遷徙并非順理成章的自發秩序，而是源自中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決定性政治力量——為應對70年代「四三方案」積累的債務危機，改革開放初期的中秧政府甩掉了為城市化貢獻30年農業剩余的農村財政包袱，農業財政支出占比由先前的15%驟降到「大包干」后的3%;1984年農業集體化被徹底破壞后，隨著鄉土社會上層建筑的瓦解，發生了農村領域進一步的「政府退出」，其中信用社、供銷社、糧食局等農業單位的虧損直接轉入農村金融部門壞賬，標志著城市資本危機向農村轉嫁的又一高峰;同一時期，央地財政分家的經濟現實推動了地方政府主導的鄉鎮企業圈地運動;而在中國現代經濟轉型最為關鍵的1994年，WTO納入農業與金融戰略產業自由化方案，中國大陸的中秧與地方政府則完成了分稅制改革，城市企業單位制在「國企減員增效」的行政命令下徹底畫上句號，由此完成了大陸城鄉二元結構的資本主義改造。
在這之中，歷次經濟改革動作無不為城市資本化以及驅逐農業人口的圈地運動打下了堅實基礎，壟斷了社會立法和行政權力的國家機器扮演的既不是同資本對抗的結構性機制，也不是與資本和市民社會完全無關的超階級力量，而恰恰是資本最忠實的服務者——上層階級在維護自身特殊利益的過程中，必須求助于作為拓展并確立私有制經濟基礎、規訓個別資本、調節市場再平衡并保障貨幣體系穩定運行的集體性權力機制，而這一機制正是現代國家。
就這一問題，哈維進一步指出：「土地所有制和租金可以阻止勞動者回到土地，從而可以組織他們逃脫資本的掌握。資本也不能容許產業后備軍相繼死去，除非它可以“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或者將潛在的后備軍而非活躍的后備軍發動起來。若非如此，資本就必須想辦法通過失業救濟金、社會保障、福利方案等等來維持后備軍的生存，并使它停留在原地。個別資本家無法輕易地承擔這些重負，所以它們一般被移交給了國家... ...勞工如果無法完全逃脫資本的掌控，就要面臨一個痛苦的選擇。他們可以逃到別處，尋找美好的生活，也可以留在原地進行戰斗。這個選擇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季節性的、周期性的乃至相對長期的遷徙（加上為了照顧留守的家人而寄出的匯款）是一些折中的解決方案。勞工所走的道路不論是哪一條，都具有一種潛力，即轉變為某種對資本有利的東西」(大衛·哈維《資本的限度》)。——這里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造成大陸90年代以來人口大規模遷徙、勞動力空間再配置的根本邏輯，相伴而生的春運壓力和地區不平衡發展，也就無法再粗糙甚至錯誤地被解釋為「人口壓力」和「地理資源稟賦差異」的自然后果，而應當理解為由城市資本的持續積累訴求所推動的資本-勞動權力關系在空間維度中的再生產。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兩面夾擊
農村由于城市資本對土地和農業剩余的掠奪，以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極度匱乏，已無法負擔農民工勞動力的再生產職能，這種活動實際被毫無保障的城市邊緣生活所承載：如北京豐臺區的「浙江村」、一二線城市里的「城中村」、建筑工地及工業企業內部的工廠宿舍等非正式部門安排，其中工廠宿舍和出租屋成了農民工在城市中進行日常再生產的兩種最主要空間形式。然而，正是在這種工廠宿舍勞動體制之下，農民工的生存現狀受到空間條件最大程度的束縛，企業資本對農民工的再生產成本可以被限制在最低的標準之內;同時，高流動性的工廠勞動力周轉也使得農民工彼此無法建立長期的信任互惠關系，進而形成針對工資、宿舍條件等經濟現實的集體談判力量。
在與這種經濟現實所對應的文化上層建筑中，農民工在一系列發展主義歷史敘述下成為了現代性的直接對立面：他們是都市文明建設的破壞者(素質低下、滿身污穢、影響市容市貌)，是城市化進程的阻礙者(短視、不思進取、阻礙政府規劃的保守群體)，同時又是低俗文化的創造者(殺馬特、喊麥、快手文化);一系列充斥著統治階級凝視的符指化操作，完全服務于9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與資本化進程;農民工不僅僅是一線城市的發展前提，同時也是這種經濟過程的直接后果。即便已經被完全納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農民工在社會結構中的定位仍是失焦的，這種分析往往被文明與蒙昧的對立以及不同地方本位間的政治隱喻所替換——最經典的話語莫過于對「江蘇內斗省」的熱烈調侃，這之中徹底忽略了城市資本主導下浩大的勞動力空間配置以及帝國主義的內部殖民問題。另一方面，面對城市消費主義浪潮，所有市場主體都需要在消費活動中識別自我，因而深刻地隱藏了生產者和勞動者的身份，這個現象在農民工身上體現尤為充分——不僅他們的生產活動被壓抑為單純的經濟要素，農民工的消費主體性又受到收入和教育水平的限制，因而他們在整體上是完全「隱身」的。
打工群體對家鄉的思念，也指向了在城鄉雙元排除格局下農民工階層精神寄托的極端匱乏，他們身處于極度壓迫的勞動困境中(被城市資本剝削)，又沒有穩固的感性經驗得以依托并獲得有效的身份認同——「我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我的家究竟在哪?我什么時候可以返鄉?」——這種無根性的窘境迫使農民工走向兩條道路：孤注一擲的集體行動或如「三和大神」般在城市邊緣沉淪。
現實的內在齟齬，歷史與未來的斗爭
農民工作為大陸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特殊群體，承載了幾乎全部的社會矛盾：資本積累訴求同勞工經濟利益的直接沖突;現代工廠管理及警查國家的雙重監控下，勞動者的原子化生存同集體行動迫切性之間的張力;鄉土社會傳統觀念與城市中產和資產階級文化的摩擦;低收入、無保障生活同現代消費主義燈紅酒綠間的齟齬;對城市化進程的高貢獻與極低回報之間的嚴重不對等;背井離鄉的求生、求發展本能與被城市共同體拒之門外的困境;城市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同承擔主體的政治失語間的失衡。換句話說，農民工是中秧計劃體制和鄉鎮企業雙重破產情況下形成的「絕對剩余人口」，盡管形式上農民工可以成為地方政府在經濟主義和治理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的行政賦權對象，但也因此使得他們無法完全轉化為現代無產階級。
農民工的生存困境絕不是單純的國家缺位造成的集體性生活資料匱乏問題——當意識到這一過程中，以經濟要素市場化改革為導向的國家政策恰恰是創造了城鄉二元排除人口的根本性力量，我們便能發現這是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結果，這種內在齟齬仍然無法脫離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中剖析的勞動和商品二重性問題。
面對這些困境，大陸知識分子在城鄉及農民工話題上的糾結心態同樣是肉眼可見的：即使如潘毅這般密切關注農民工現狀的學者，也只能喊出「我不想威脅資方，只想做學問」的象牙塔生存哲學，在「因知識分子關心社會的傳統，所以無法置身事外」的精英享樂中和農民工保持著必要的身份距離;而對于一二線城市的中產精英與有機知識分子(以名校經管和法律類畢業生為主，無疑有著「成為未來經濟社會管理者」的高傲自覺)而言，他們享受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從第一天起就建立在對城市無產階級和外來農民工的殘酷剝削之上，這些「無分之分者」在社會資源的配置計量中無足輕重，也正因如此，他們潛在地構成了歷史運動的主體。
必須承認，沒有什么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法，也不應出于庸俗的人道主義關懷或因行動主義的誘惑而急切投身「反實踐的實踐」中，而是要徹底回歸歷史唯物主義，通過階級分析與斗爭話語完成知識分子和勞動群眾、農民工同城市無產階級的再結合，探索兩組身份間的聯結基礎，切實地參與到歷史主體由自在上升為自為階級——從被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被動規定者，上升為歷史進程的自我規定者——的現實運動中。如果我們仍然存有一絲現代性的自反觀念，便應當將這種歷史意識「再政治化」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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