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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不社畜——中國年輕人的工作困境

恰東風 · 2020-08-15 · 來源:多數派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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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共同所處的困境,我們在此刻似乎是感到無力改變。但改變又的確在發生:我們對所身處的不公的容忍度變低了,我們開始說出自己的問題,我們開始努力去思考是否還存在另一種答案。

  文:恰東風

  訪談:恰東風、marmalade

  網站:http://masseshere.com

  僅僅在一年前,當用“社畜”一詞來形容中國當下年輕人的工作和生活困境時,我還需要做一番詳細的解釋,以防對方以為我是在有意貶低。這個詞多少有些刺耳,以至于讓一些初接觸的朋友感到被冒犯。

  沒有人想成為社畜,尤其是對于懷揣著美好生活夢想、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來說:人生還很長,機會似乎很多,他們有無限可能性。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年輕人大多也的確相信,個人奮斗可以改變命運,無論他/她出生在什么地方,從哪一所學校畢業,自己的父母從事什么樣的工作,自己屬于什么性別……

  但認知正在發生變化。今天在主要的消息平臺搜索關鍵詞,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10萬+文章,一些標題令人分不清它們究竟是為了制造聳動效果,還是恰如其分地描繪“社畜”生活——《被迫成為社畜前,一定要想明白的事》《都市社畜浪費人生實錄》《過勞青年:社畜的自救之路,如果你也需要》《996時代社畜生存指南》《當代社畜疾病大賞》《社畜誰愛當誰當,我反正要做野獸了!》《無法成為野獸,也要當一個體面的社畜》《社畜辭職記》……

  也許現實就是聳動的。無價值感,過勞,收入微薄或與付出不匹配,剝奪感強烈,年輕人的工作困境的確在成為一個日益普遍且嚴重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受到地域、學歷、家庭、性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不同年輕人的工作困境其實又存在著差異,每個人也在尋找自己的方式突圍著。他們各自又會面臨什么樣的選擇呢?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小熊在四川一座偏遠的小城長大,兩個月前她剛從成都一所大學的心理咨詢專業畢業。七月,整整一個月,她不停地在求職網站上投簡歷,參加一場連一場的面試,但仍然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感覺不是在面試,就是在去面試的路上。”小熊回憶道。但面試以后,沒有機構給小熊肯定的答復。一所當地的知名心理咨詢機構直接說,小熊的學歷沒有達到他們的招聘要求。“如果我高考的時候沒有出現失誤,可能現在就找到工作了吧。”小熊說。

  對于小熊來說,學校并不是可以給她帶來快樂的地方。“我從小就覺得,待在學校就像待在一座監獄,”小熊說,“人與人之間那種復雜的關系,讓我感到無所適從。”但是父母對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高中時,她努力順應重點中學里緊張的備考氛圍,在平??荚嚴镆踩〉昧撕芎玫某煽儭5赣H在言語之間給她施加的壓力,讓她一度喘不過氣來,并無形中造成了她的兩次高考失利?,F在回想起來,小熊覺得母親對她進行了情感操縱,她常常在母親的苛責中止不住落淚,頻繁地失眠,有一段時間甚至突然白了很多頭發。

  也正是這段經歷讓小熊決定報考心理咨詢專業。“現在中國的抑郁癥和焦慮癥患者特別多。但大多數人沒有認真對待心理健康這件事。”小熊說,“上一輩人只在乎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追求物質上的增長。”小熊覺得,可能這種情況在這一代人會發生改變。

  小熊也知道,學這個專業不讀研是不好找工作的,所以原本打算在大四時好好準備考研,但那段時間的情緒波動讓她無法安下心來。家里并不富裕,又同時在負擔她和哥哥兩個人的學費,大學期間,小熊前前后后做了好幾份教育培訓機構的兼職來減輕家里的壓力。再加上宿舍室友的勾心斗角,對未知前途的擔憂,小熊從初入大學的熱情滿滿,變得疲于應付。大三下學期,她到學校里的心理咨詢室去尋求醫生的幫助。盡管當時起到了作用,但整個大四小熊的狀態仍然不是很好。為了不讓家里人擔心,很多情緒她也是“一個人慢慢消化”。這讓她錯過了畢業前學校組織的線上招聘會。

  “找不到就找不到吧,”小熊說,“我現在變得越來越佛系了。”最近由于父親摔傷了腿,需要動手術,小熊回到老家承擔起照顧父親的責任。我問小熊:“等你爸爸好了以后,你可以和家里商量,拿出一筆錢來給你讀研嗎?”小熊說不可能,因為父親的手術需要一大筆錢,她自己要家里人拿錢也過意不去。另外她的哥哥也要成家,家里打算先給他買房。“沒辦法,老一輩人的傳統觀念就是這樣。”

  問到以后的出路,小熊說,還是希望可以先找一份工作,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研或考公務員。但如果是考公務員,她也不希望待在老家,而是選擇去成都,因為“老家的人情世故太多”。小熊的理想工作狀態是,可以遵循八小時工作制,人際關系不那么復雜。但小熊也對這條路沒有足夠的信心,不知道自己一旦工作了,還有沒有精力去忙考試的事情。

 

  想進血汗工廠而不得

  研究生畢業后剛剛工作兩個多月的阿匙陷入了人生的徹底迷茫狀態。

  她回憶起自己臨近畢業時找工作的日子。那時候一切好像還沒有那么難,因為自己是所在某工科專業的女生,導師非常熱心地利用自己的人際網幫她推薦工作單位,自己所在的學校也是這個專業排名前列的學府,找工作按理來說并不難。阿匙的大多數同學都希望能去到上海最好的對口單位,因為待遇好,也方便積累經驗,為以后的職業發展鋪路。

  但最終對口單位沒有收下阿匙,因為沒有崗位招收女生。用阿匙的話來說,她是想進血汗工廠而不得。其實,阿匙在讀研期間曾去那家單位實習過一段時間,非常清楚工作強度是怎樣的。工作時長并不亞于996,每天不停的畫圖,有干不完的活兒。轉正以后還需要經常駐守項目,要長期出差。也因為這樣,員工的流動性很大,離職和跳槽現象很頻繁。實習期間,體驗到血汗工廠滋味的阿匙,也覺得自己并不喜歡這樣的工作。

  但說起來可能有些奇怪,阿匙現在成天待在朝九晚五有雙休的國企單位上班,卻開始思念起血汗工廠來了。在阿匙看來,現在自己的工作太安逸,“適合本地人,衣食無憂找個工作解解悶”。她在單位相處的許多老員工就是這樣的,下雨天晚一個小時上班,周五下午提早兩個鐘頭走人,上班嘮嘮家常,去不同辦公室串個門,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但對于她這樣從內地外省小地方來的年輕人來說,還是需要自己給自己掙出一份家業來。就好比來了本地國企工作,即便在落戶上有更多機會,但如果買不起房,一切就是虛的??墒?,按照阿匙現在的收入,這輩子在上海肯定是買不起房的。別說買房,就是房租都要占到每月工資的一半。“有時候看新聞,我就覺得上海平均薪資怎么那么高,我怎么達不到。”阿匙說。

  在工資待遇上,阿匙和單位也的確存在一些矛盾。最初校招的時候,單位承諾有相關政策的扶持,應屆生工資待遇可以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但到了單位以后,阿匙發現工資和開始承諾的相比少了一截。她去問財務為什么是這樣的,財務說政策還沒有下來。她又問有沒有可能就不下來了。財務說有可能。這件事讓她感覺受到了欺騙,但又不敢和領導提。畢竟自己是剛入職的員工,人微言輕。盡管她很想離職,但大學的老朋友都勸她暫時不要沖動:受疫情影響,現在找工作并不容易。

  但阿匙還是想離開現在的工作。她也并不是真的想就去血汗工廠干活兒,因為她知道這個行業對女生不友好,女性只能做做輔助工作,職業天花板低。所以阿匙想徹底轉行,也許是數據分析類的崗位。一提到轉行,阿匙又覺得自己當初選錯了專業。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她會在本科讀計算機,碩士讀金融。阿匙覺得,這樣工作就好找了。至于現實中更長遠的打算,阿匙想她也許會回老家,但肯定不是老家三四線城市,要回也是回省會。

  不過就目前來說,阿匙暫時不知道究竟怎么辦才好。最近她在朋友圈看到她大學時期的女神回老家考公務員了,這件事讓她大吃一驚。在阿匙的印象里,女神是個漂亮、有個性、擁有很多興趣愛好的人,也擁有一份薪資很高的金融行業工作。這是阿匙夢想的狀態。

 

  像個陀螺一樣停不下來

  “你就像一個陀螺一樣,你不能停下。你停下就會很焦慮。但你在轉動的同時,其實你也并沒有獲得什么。”

  知知曾經擁有一份令大多數年輕人羨慕的工作,碩士畢業頭兩年年收入達到三十多萬,不需要坐班,一年中有機會在不同的大企業辦公室流動辦公,和各類企業高管打交道。

  但知知一度感到很喪,并且這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每一次和朋友聚會吃飯,大家負能量都特別多,特別喪。其實我們都不是什么找不到工作或者生活拮據的人,雖然在上海高消費的城市,可能月光,但不至于這樣……”知知說。

  回想起自己辭職以前的工作狀態,知知的確感到有一些難以忍受的地方。知知所在的普華永道,是響當當的國際四大會計事務所(簡稱“四大”)之一。然而與許多人心目中外企更加遵循勞動法、加班更少的印象不同,四大的瘋狂加班是出了名的。知知回憶道:

  “周末本來好不容易你想休息,突然領導又找你說,你那個底稿做的有點問題,你再看看唄。然后你就看看唄。一看就開始加班,一加班就停不下來,停不下來,馬上就要去所里了。去了所里晚上12點之前就回不來,就讓我無償加班,實在有點多,以至于后來我離開的時候,剛一開始交接會比較閑嘛,讓你覺得好慌,我們就突然沒事做了。

  “你就像一個陀螺一樣,你不能停下。你停下就會很焦慮。但你在轉動的同時,其實你也并沒有獲得什么。只是在做一些重復的工作,但是似乎你的大腦已經適應了這種重復的工作,并且已經把這種重復的工作變成一種舒適區了。一旦離開這個舒適區,就蠻焦慮,有的時候晚上會突然醒過來,不知道是什么感覺。但是加班的時候吧,左邊心臟跳的很快,又怕自己會猝死。生也不是死也不是的,這種感覺比較強烈。”

  長時間的高強度加班也讓知知在那段時間待人變得“缺乏基本的耐心”,尤其是對親近的人,比如父母,就希望他們最好不要打電話過來,一打電話就感到心煩。“做這個工作也是要分手的。”知知說。沒有人可以在這種密集的工作節奏中還留出私人空間去談情說愛。

  談到這份工作的職業前景,知知說,要么是晉升,要么是轉行。因為晉升以后加班就不會那么狠了,不過那也很可能是等到三十七八歲以后。而大多數人都是要離開的,因為領導的崗位本來就很少。對于女生來說尤其如此,越往上走女生越難。因為大多數的領導都是男性,職務高了以后應酬就多了,但對女生來說,抽煙喝酒,大半夜和一堆男人唱KTV,都是很難的事。也有許多女生加班太多導致流產,做這一行流產率是非常高的。

  談到辭職后的變化,知知說,自己心態變得平和了,對待朋友也更有耐心。現在她和朋友在籌備一個采訪類的視頻節目,希望向大家展現生活方式的更多可能。她也在準備出國繼續深造,“更新一下自己的朋友圈”。但談到中國勞動者的待遇在未來會不會有提升,她感到沒有信心。

 

  資本家的錢,肯定不好賺

  程程原本非常熱愛記者這一行。剛上大學時他還不在新聞專業,但后來為了當記者特地跑去學了新聞。幾年前畢業,履歷很好的他順利來到一家過去頗有鋒芒的報社單位工作。然而工作的經歷卻慢慢消磨了他的熱情。

  首先是體制內工作常見的問題,老員工愛擺資歷,日常性劃水,結果把很多任務都推給了年輕人,不劃水的年輕人工作壓力就變得很大。很多時候年輕記者還要被動幫老員工填坑。比如一個工作完成的正常時間可能是兩周或三周,因為報紙是有檔期的,到那個時候就必須出稿子,但到時間了就發現某個老員工稿子并沒有做出來。報紙又不能開天窗,只能找年輕記者趕緊寫一篇稿子把版填上。這種事情做多了,就讓程程覺得非常厭倦。

  其次是改不掉的官僚主義毛病,效率低,員工提建議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還是老樣子,沒有得到解決。程程印象很深的是記者災害報道時的人身保險問題。記者平常需要報道很多類似洪災、地震、火災這樣的危險突發事件,按理報社應該統一給記者買保險。但是每次等到報道開始了,還是辦公室同事臨時想起來,才去問姓名、身份證號,臨時買保險。兩年前就有人在提統一買保險,建立專門保險制度這樣的建議,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制度。“就感覺這個地方是一個機器,任何超出它的計算規則范圍的東西,都會讓這個機器卡殼,它就沒有辦法做到。”程程說。

  再來就是能讓自己產生滿足感、成就感的工作越來越少了。程程確實是因為這份工作帶來的意義感才堅持下來的,但是現在這種意義感越來越薄弱,因為限制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選題是自己并不感興趣的,甚至是自己有些反感的,但如果領導指派,也必須要完成。每天處在這些令人慪氣的狀態當中,對身心的影響也比程程自己預料的大。“我們部門已經有好幾個抑郁癥了,就是到了完全無法工作的狀態。”程程說。

  這些問題大概是程程最不能忍受的。除此以外,記者行業的日常吐槽,比如工資待遇不高,作息時間不規律,程程也有提到,這也是許多同事轉行去互聯網做公關的原因。因為一轉行,工資就翻兩三倍。程程覺得,有時候走出去,到社會上聽聽大眾的聲音,還是感到大家挺認可記者的。但一回到報社,想想報社給的收入,就覺得記者不太受重視。

  程程說:“我知道我這么說可能有點奮斗逼,可我還是覺得,如果一個工作真的讓你痛苦,那就不要做了,去換一個工作??墒前?,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選擇工作。但摸魚的話,如果你不在體制內,真的能摸魚嗎?資本家的錢肯定不好賺的。”

 

  自由職業并非捷徑

  銀松是訪談者中對未來最有信心的一位,他從事獨立商業攝影已經五年。對銀松來說,自由職業自主性強,不用受公司里上下級關系的束縛,無需擠地鐵上下班打卡,而且能夠確保拍攝內容也有許多是自己感興趣的,因而對工作滿意。經過幾年的努力,銀松現在的月收入也基本在兩萬塊以上。以長沙的消費水平來說,這足以讓銀松過上愜意的獨居生活。

  但在他看來,自由職業這條路并不好走,也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銀松最早的一臺相機是自己初二時父親的一位朋友送的。從那時起他就把攝影當作自己的最大愛好。大學時他逃課在宿舍自學相關技術和鑒賞作品,畢業的間隔年他帶著相機去旅行。最終在出國深造和自由職業之間,銀松還是選擇了后者。

  首先要邁過家里那道檻。銀松的父親是公務員,老家的傳統認知也是畢業后只有到單位上班,這才是正道。但在銀松的堅持下,父母最后同意他的想法,給了他一筆“天使投資”讓他購買攝影器材。

  頭一年初入行業,也沒有前輩提攜,銀松只能靠自己找客戶。最初,他就在一家創新社區免費提供活動和空間攝影,以此換取基本食宿。在這里,銀松積累了最初的技術、作品和人脈。這樣經過一年的努力,他漸漸有了第一批客戶。

  第二年工作進入上升期,銀松逐漸進入到忙碌的狀態。自由職業并不意味著閑散,現在銀松每周的工作時間,除去通勤在50-60個小時左右,包括現場拍攝和后期制作。“因為活動現場要扛著各種設備靈活走位,所以這也是一門體力活。”銀松說。由于活動照片對即時性的要求較高,工作又很飽和,加班加點使得銀松的三餐和作息經常不規律。在一次熬夜后,銀松繼續次日的全天拍攝,早午飯也來不及吃,晚上拍攝途中突然頭暈心慌,求生欲強烈的他當即去醫院看急診,所幸檢查結果無大礙。但銀松認為這是身體的警告。那次經歷讓他意識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超負荷工作,對身體的損耗太大,年紀再大一些也是要另謀出路的。

  今年疫情期間,因為公眾活動紛紛取消,銀松的工作量驟減,收入基本為零。在最嚴重的時候,銀松甚至一度想過去海外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區找工作。即便現在當地商業基本恢復,他仍然覺得自由職業不是長久之計。年初他和朋友注冊了一家傳媒公司,打算從一線轉向管理和培訓工作。我問銀松:“你做了創業老板,有沒有想過具體怎么做去保證你和員工之間的平等,讓他們不變成社畜?”銀松說:“我不想被叫老板,很反感上下級關系。進來的人要么是同樣成熟的獨立攝影師、要么是想成為攝影師的學員。只要分配機制合理、招人嚴格把關、溝通開誠布公,這里就沒有剝削。”

 

  年輕人如“陀螺”般掉入 企業黑心化和收入窄化的坑

  結束這次訪談,我們感到年輕人中間所彌漫的喪的情緒并不是沒有緣由的。新一代的年輕人面對著今天豐富的物質世界,完全有理由去要求一個舒適的生活,但是惡劣的用工環境又讓他們產生極大的被剝奪感,認為自己的努力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但他們也沒有坐以待斃,而是積極尋找辦法來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只是辦法未必奏效。

  大多數時候,我們采用的“脫畜”辦法往往是個人化的,比如離開現有的環境:跳槽、轉行或出國,一邊提高自己的能力。但就像程程說的,并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換一個選擇。即便脫離了過去的苦海,我們所拋棄的舊環境本身并沒有得到改善,仍然源源不斷地有新的年輕人進入,繼續承受痛苦。而在我們向往的新環境里,情況未必會好很多。就像小熊希望可以進入體制內工作,但身在國企的阿匙卻想過去血汗工廠,在體制內的程程也越來越無法忍受。而阿匙認為光鮮亮麗的金融類工作,卻一度讓知知感到崩潰。

  年輕人想到的“脫畜”辦法往往是個人化的,但除此之外,還可以怎么做?

  在受訪者的經歷中,我們也看到了中國用工環境的普遍“黑心化”。這不僅指企業通過違反勞動法的手段來系統性剝奪年輕人的勞動成果,以破壞年輕人的身心健康和基本生存能力來換取資本積累,而且指年輕人在現實環境下失去了對企業進行約束的能力甚至想象力。在這種情況下,傳統上擁有高學歷較好出路的年輕人也被拋擲到這樣的環境,只能在非常爛與比較爛的工作之間進行選擇,因而在主觀感受上變得焦慮和迷茫,失去價值感。

  人類學家項飆最早用“懸浮”去形容工廠工人,而當代年輕人同樣在不同地域、單位或社區之間流動,忙碌而焦灼,就像在空中振翅的蜂鳥,找不到歸宿。不過也許應該看到,雖然在個人感受上,“懸浮”好像是我們主動選擇的結果,但企業的普遍“黑心化”卻不是我們選擇的,年輕人被迫接受了這種安排。因而,相比蜂鳥,知知所說的“陀螺”可能對于描述年輕人的狀態更加貼切:旋轉的陀螺被不停的抽動,從一個坑來到另一個坑。地面上遍布著工作坑,等待“陀螺”來填滿。“陀螺”是替代品,而不是必需品。

  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往往是大多數年輕人獲得收入的主要方式,工作的選擇也決定了生活方式的選擇。反過來,生活壓力可能使得我們在工作上沒有回退的余地。一般來說,一個地方的年輕人其實始終存在著兩筆收入,一筆是自己工作獲得的,一筆是國家通過再分配作為福利和保障提供的,類似于分紅。在與知知的談話里,她提到在自己家庭當中,從爺爺奶奶到自己的三代人,一代人比一代人的生活壓力更大,主要是因為住房問題。早年單位里的住房是分配的,但現在的房子卻是天價。如果不是房子問題,知知不會像現在這樣拼命。

  從這一點來說,收入渠道的窄化是導致企業“黑心化”的重要原因。知知還提到自己對日后工作自動化的焦慮。像會計這一行就是重復性很高的工作,許多白領工作都完全可以被AI取代。如果自己以后沒有用了,怎么辦?我問銀松,你覺得自由職業是以后年輕人工作的一個趨向,那你覺得如果國家無條件給每個人發一筆生活費,會不會對大家選擇自由職業有幫助。銀松認為理論上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但實行比較難。

  面對共同所處的困境,我們在此刻似乎是感到無力改變。但改變又的確在發生:我們對所身處的不公的容忍度變低了,我們開始說出自己的問題,我們開始努力去思考是否還存在另一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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