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能盡情享用現代文明成果、自由發展興趣愛好的“后浪”太少了。常見的是來自鄉村城鎮、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毫無風險抵抗能力、拿著2000余元薪水繼續保障生產的“后浪”們。
不過，這些“奔涌”在生存線上的“后浪”也快撐不住了。
據媒體報道，近日，河南鄭州經開區富士康廠區掀起了員工離職潮。
視頻顯示，廠區內店鋪老板介紹，廠區人員確實少了很多，生意慘淡。一位廠區內小賣部老板稱，(員工)人都走了，因為不加班。不能加班導致工資太低，一個月只有兩三千塊錢，派遣工已經基本走完。
在這個能保住飯碗就算不錯了的時代里，怎么還會有離職潮?
離職，后續找工作是個難題;但不離職，一兩千元的工資已經突破了產業工人的生存底線。離不離職，進退兩難。
只不過，不論哪個選擇，受苦受累的永遠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同樣，加不加班大抵如此。
加班，有加班費，加上基礎工資能拿4000以上，但高強度的工作讓工人的身體和精神備受折磨，壓力大到頻頻爆出極端事件。不加班，只有一份基礎工資，一般只有兩千元左右甚至以下。
也許還有人不相信，現在還有人拿一兩千的工資嗎?有的，尤其在今年。只是這些社會最底層的人因為話語權的缺失往往被人漠視而已。
一般來說，制造業工人的基礎工資大抵在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上下，最新各大城市的數據顯示，最低工資高于兩千的城市很少。而且，不論數值多少，這個最低工資也就是產業工人基本工資的含義就是——保障勞動力在本地生存所需的最低標準。
無形之中，這個基礎工資和最低工資的巧合與馬克思關于工資本質的論述重疊了：
工資的本質是由勞動力的價值所決定的。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它的價值同一般商品一樣，都是由生產這些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而人本身勞動能力的生產和恢復就是勞動力的再生，因此就需要工資滿足勞動者生存需求，以確保勞動力不斷再生。
但凡還有退路，這些富士康工友不會選擇主動離職。只是當工資低到開始挑戰生存底線的時候，除了另謀出路還有什么辦法呢?
況且，面臨巨大虧損的公司急需通過削減勞動力開支減負，就算你不想走，資方也會想方設法逼你走。
前不久，有媒體報道稱，富士康部分員工從5月1日起放假到9月1日，稱得上是“史詩級”的4個月長假。隨后富士康否認這一說法，并稱“目前集團大陸各廠區運作正常，并無所謂大規模裁員及休假情況。”
富士康官方回應“沒有裁員”也許并不算是撒謊。因為富士康的工人里有大量派遣工，這一輪被裁減、被逼走的絕大部分都是富士康的雇傭的派遣工。而派遣工是與勞動中介公司簽署合同，并不被計入富士康員工內。
除此之外，為了應對因為訂單減少而帶來的損失，把資方的利益最大化，公司已經設置好滿滿的“富士坑”等著員工來跳。
比如，嘴上說著不裁員，但卻降了薪，還在不同的生產線上簽訂了不同的協議，有的部門還明著鼓勵部分員工提前離職。
資本一方永遠打得一手好算盤。逼員工自愿離職，不僅不需要公司賠付補償金，還沒有輿論譴責的道德風險。
只是，最后受苦的只有無數產業工人和他們的家庭。
近幾十年的城鎮化發展，讓很多低收入群體在小城市和鄉鎮沒有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只能拖家帶口到大城市“漂”。他們看上去拿著幾倍于家鄉的工資，但在生活成本的壓力下，實際上非常的脆弱，緊繃繃的現金流，經不起生活的一點風吹草動。
每天一睜眼，這些徘徊在生存線上的“后浪”們就要為生計發愁;為工作和歸還債務發愁;為買房和還房貸發愁;為贍養他們的父母發愁——
這些為中國的經濟繁榮付出青春但又沒有社保的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最后仍然要回到鄉土——他們付出汗水建設的城市似乎與他們無關。
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這個困局是無解的。
資方唯一在乎的只有“利潤”，任何溫情脈脈的情感、任何受人尊崇的神圣光環都只能被化作冷冰冰的金錢關系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想要走出困境，必須從根本上打破這個游戲規則，把話語權交給占社會多數人口的我們手里。
將近一百年以前，一位叫毛澤東的青年走遍山間鄉村，通過艱苦的田野調查，寫了一篇詳盡的調查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在這篇報告里，青年毛澤東清楚的認識到了決定當時社會走向的主要力量——不是城市里的精英或中產階層，而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還有部分無產者。這個結論對中國以后的革命事業產生了重大影響。
將近一百年后呢?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人又是誰?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面對大資本的盤剝、現在的生活困境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
這個社會不是由金字塔中上層構成的，相反，金字塔最底層的大多數人才是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
那些小商小販，那些產業工人，那些城市白領，那些為生存而奔波的低收入人群，那些卑微堅韌、默默無聞地為整個社會的運轉做著貢獻的人才是最值得這個時代關注和回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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