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疫情已經持續三個月了，從1月20日全面對外披露疫情，但1月23開始的大面積封閉，這場疫情對經濟和民生的影響是巨大的，老百姓感受最明顯的就是物價上漲。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4%。其中，城市上漲5.1%，農村上漲6.3%;食品價格上漲20.6%，非食品價格上漲1.6%;消費品價格上漲7.7%，服務價格上漲1.5%。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2%。其中，城市上漲4.8%，農村上漲6.3%;食品價格上漲21.9%，非食品價格上漲0.9%;消費品價格上漲7.9%，服務價格上漲0.6%。1、2月平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5.3%。
以上數據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食品價格的上漲幅度連續兩月超過20%，另外，農村漲幅高于城市，這是由于統計農村消費包括了大量不務農的農民工家庭，他們也要靠買菜賣肉過活，而農村菜價由于運輸問題是高于城市的。
物價上漲對城市低收入家庭和農民工家庭影響是明顯的，近期指導組進入開元公館小區遭遇居民喊假，就是這種民意的一種表達。查安居客，開元公館二手房均價在2.3萬一平，算是中產小區，他們都對生活現狀不滿，可見物價上漲、生活不便帶來的問題之嚴重。
可能很多人在疫情當中感受不到很大壓力，為什么呢?因為如果是來自家里有青壯年勞動力且有旱澇保收的穩定收入的家庭(比如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大企業經理級以上的)，這次疫情確實影響不大，甚至還是一次難得的休息。就像老舍說的，在一個不公道的社會，雨也是不公道的。中國三分之二的家庭是農民、農民工、零工階層(滴滴司機之類的)、脆弱的個體戶階層，其中還有大量的空巢老人家庭、殘疾人家庭，他們缺乏穩定的現金收入，缺乏抵御風險的能力，缺乏現代生活的生存能力(比如許多老人不會用手機、殘疾人行動不便)，疫情當中的很多悲劇就是這樣發生的。
比如，河南鄧州一個家庭因為沒有錢給三個兒女每人買一個手機，一位女生服藥自殺。背后的原因是殘疾人靠打零工為生，缺乏現金收入導致的貧困。
湖北黃岡的翁秋秋女士，感染了肺炎，但沒有走到確診新冠肺炎這一步，需要幾十萬的費用，因為無錢，最終放棄治療，離開人世。背后的原因是相對天價醫藥費的小業主的貧困。
十堰的一位老人，因無人照顧，在家中猝死，而孫子在旁邊守護老人尸體幾天，只靠吃餅干為生。背后的原因是空巢老人無人照顧的貧困。很多人說他的孩子為什么不回家照顧呢，這種想法也是以一般中產階層為標準來思考這個社會的，他們以為每個家庭都可以老人有養老金，青壯年有穩定收入且有空閑時間，家里有WIFE，有功能完整的手機和電視機。筆者曾在一家快遞工廠打工，遇到過一位68歲的大伯，因為農村戶籍，沒有養老金，還在城市里做著重體力勞動來維持生活，他本來有兩個孩子，但都在打工，忙于生計，自顧不暇，不可能來照顧老人的。
疫情對城市工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除了物價特別是菜價猛漲之外，工作不穩定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網約車司機有近兩個月沒有活干了，繼續下去車貸房貸都是個很大的問題。蘇州一名90后網約車司機與租車公司老板協商減免租金無果后，他不僅無法出車，每天還要交130元，只能選擇了從9樓跳下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與網約車司機有同樣問題的，還有3000萬卡車司機(見公號“社會學之思”的《“疫情下的卡車司機”調查報告》)。
以上悲劇事件中，無論是十堰老人，還有翁秋秋，滴滴司機，卡車司機，都不是政府所幫扶的貧困戶。政府所定義的貧困，其實是赤貧，就是沒有現金收入、吃不飽穿不暖的貧困，這樣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區，而一旦能打工，年收入怎么的也有一兩萬，按照國家標準，這個人就脫貧了，所以政府精準扶貧的對象全是農民。而這種對貧困的界定忽視了除去農村赤貧之外的另一種貧困——城市貧民的貧困。
首先，中國城市勞動者的收入情況是怎么樣呢?根據權威數據，2019年，全國企業退休職工的平均月退休金是2747元，這種收入在大多數城市是無法住進養老院的。在崗員工，各省最低工資除上海、北京和深圳超過2000元之外，其余都在1600左右，疫情重災區湖北只有1250-1750元，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企業一般以最低工資設定為員工五天八小時內的最高工資，想要掙多點錢，就只能加班。對社情稍有所知的網友都知道，城市中保潔保安工資一般只有一兩千塊錢，快遞分揀員的工資也就是3000元，而且他們都基本不能休息。這種收入狀況想維持城市的生活，難度可想而知，所以，我們會發現，地下室、儲藏室、車庫、閣樓等本來不能住人的地方總能找到租戶，背后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城市貧民收入過低。
其次，城市貧民數量有多少呢?2002年，全國人大代表曾有個統計，說城市貧民數量是3000萬，與農村貧困人口相當。但離開標準談貧困是不行的，2012年的時候，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猛增到9899萬，這就是貧困標準提高的結果。截至2019年，中國城市特困群體以低保戶來計算，有1009萬人，這部分低保戶應該包括殘疾人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群。下崗工人第二代中，少說也有三千萬，其中大部分沒讀大學的或者只讀了大專的，一般也是城市貧困群體，保守估計有兩千萬。根據學者汪暉十年前的統計，農民工中的60%是沒有農業勞動經歷且不回鄉居住，這部分應該算作城市新窮人，這個比例現在肯定更高了，就算按農民工六成計算也有1.7億人。他們在城市就是收入偏低、不穩定且沒有合格居所的那一部分。所以，現在城市貧民算下來應該有兩個億。其中只有1000萬左右是得到了政府照顧的，其余的是自己謀生，一方面獲得微薄的收入，這是貧的一面，另一方面，和城市中產家庭一樣，承擔著高昂的生活成本，這是困的一面。
那么，經濟下行壓力這么大，疫情又雪上加霜，怎么應對呢?各地政府都在出臺各種措施，比如貼息貸款，緩交社保，降低增值稅等，這些措施對于緩解中小企業困境還是有幫助的，但是，對比非典，這次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更大，原因就在于疫情疊加了危機周期，所以如果不從危機角度思考和處理這次疫情帶來的沖擊的話，想很快恢復經濟，是不可能的。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相對過剩，也就是廣大勞動人民沒有錢去消費自己生產出來的天量商品，所以，如果應對措施僅僅是針對廠方或者資方，而沒有幫助勞動者的，那么試問，復工復產后生產出來的那么多商品，又怎么能被消費掉呢?
那么，現在勞動者這方面需要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全面地提高工資。工人的工資本來就只是維持工人自身勞動力再生產即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勞動力價格，如果再加上罰款、過長加班造成的身體傷害、扣除的醫保社保，實際上工人的工資所剩無幾，在這種疫情影響下，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匪夷所思的是，就在這種情況下，上汽集團還調低了工資。廣州的某企業只能按照50-70%發放員工工資。匯桔網不僅拖欠工資，還重罰在微博上吐槽的員工。
全國范圍內普遍提高最低工資，增加到多少呢?按照現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至少要提高到3000元。全國范圍內退休工人的工資都已經到了2700元，絕大多數地區在崗的最低工資，實際執行中的最高工資仍然是不到2000元，這是極其不合理的。提高最低工資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很多工作由于工作性質的原因，是不可能只上五天八小時的，比如幼兒園老師，她們工作時間普遍達到十個小時以上，而收入只有兩千多元(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2018年兩會發言)，保育員的工資就更低了。和工廠工人不一樣，她們根本不可能有加班費。所以，提高最低工資對于這樣的工作來說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說，無論什么用人單位，雇一個人干活每個月至少要給3000塊錢，這樣他才能在城市維持基本生活，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說法，就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
另外，對勞動者來說，降低物價,防止CPI繼續過快增長，也是一個大的問題，怎么降低物價呢?首先，是要破除以營利為目的的商超壟斷，這次武漢的幾大大超市在蔬菜批發價沒有明顯上漲且全國人民無償支援的情況下，把零售價格抬得很高，這種赤裸裸發國難財的行為沒有得到任何制止。相關部門說，我們已經推出了十元蔬菜套餐，但這種廉價套餐很少有人能買到，原因就在于在政企分開的背景下，政府并不能直接掌握任何一個超市，而只能通過所謂“宏觀調控”，這種調控落地是很困難的。第二，是要降低間接稅，中國物價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間接稅，就是民間所說的“饅頭稅”，簡單地說，就是我們在早餐店購買包子饅頭，在超市購買生活用品，在書店購買圖書，表面上并沒有交稅，但實際售價已經含了稅，這種間接稅稅率高達17%，直接推高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如果能降低間接稅，是有利于降低物價的。
那么，有很多人會提出質疑，現在企業情況不好，哪來的漲工資的空間呢?但仔細觀察這次疫情影響，對零售、餐飲、娛樂、旅游業影響當然是巨大的，但是對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影響倒是不大，制造業企業生產成本如電價、油價、運費等并沒有增加，有影響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并不是原材料本身成本提高，而是因為開工不足造成的供應不足導致。如果能夠普遍提高工資，就能夠招到員工，順利復工復產，也能激活消費。如果從理論上不能理解的話，大家可以從生活經驗中體會出來。企業為了賺錢，永遠都是“困難”的，他不會嫌任何一分錢利潤是少的，但當工人維權帶來的損失超過了漲薪的成本時，廠方還是會增加工資的，而漲工資后往往生產能很快恢復甚至超過維權前的。
還有人會質疑，漲工資會不會導致物價上漲?150年前，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中，早已證明，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會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整個說來并不影響商品的價格。為什么呢?因為工資的上漲會引發人們對日用消費品需求的增加，使得資本家把資本轉移到日用消費品的生產，使得日用消費品價格不上漲。
提高最低工資，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本來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但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很多工人及其代表反而不能理解和接受。這讓人想到了，中國的工人階級，如何擺脫對立階級的意識形態枷鎖，提出符合自己要求的主張和訴求，仍然是一個重大的時代任務。而這次疫情所表現出的，以司機、快遞員、制造業普工為代表的產業工人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奉獻精神，仍然說明，整個社會只有按照工人階級的意志進行改造，才能真正地恢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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