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義按語
《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17)》發布的報告建議，對于自由職業者而言，稅收與社會保險的核算和繳納會因就業方式的靈活而更加復雜。應當充分考慮就業方式的調整，對我國稅收制度進行改革，并建立居民收入大數據收集制度，綜合家庭結構、就業類型，在完善個人所得稅申報體系的同時，增強稅收和社會保障的互通機制建設，建立自由職業者“按稅定保”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率。
從滴滴快車、外賣平臺，到無人機飛手、共享單車“潮汐工”……這個被業界稱為“零工經濟”的新現象帶給普通勞動者更多就業的可能性。不過，這種自雇型、多雇主的新型勞動契約關系，也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帶來了新課題。
據人社部統計，目前，我國養老保險覆蓋率已超過90%，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還有約一億人尚未納入社保體系。這一億人主要是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就業人員和中小企業人員，特別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從業人員。這些人中，大多數是農民工、快遞員、專車司機、網店店主等靈活就業者和低收入者。這就意味著，他們將來老了以后，可能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
“打零工”：
支撐就業增長的新力量
“零工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對勞務市場就業市場是一種補充，也是經濟發展的新趨勢。“零工經濟”大大增強了勞動者就業的靈活性，勞動者的就業觀念也更加新穎。
從2016年起，一到飯點時間，北京大小街道就成了外賣配送員的“主場”。人們已經習慣了身著紅、黃、藍等各色衣服的配送員，騎著電動車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場景。
“95后”的肖超飛就是眾多“送餐小哥”的一員。而他也早已習慣了“用手機找工作，用手機工作”的方式。沒有早會、不用打卡，肖超飛很享受這種“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著”的狀態。
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顯示，2016年，我國參與分享經濟活動的人數超過6億人，比上年增長1億人左右，分享經濟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6000萬人，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于6%的勞動力人口。
廣州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兼職貓創始人王銳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靈活用工正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以兼職貓為例，作為一款專注于大學生兼職招聘的平臺，截至2017年底，兼職貓注冊會員接近1800萬人，擁有78萬家注冊企業，平均每天更新崗位有10多萬條信息。”王銳旭說。
其中，平臺經濟的表現尤為搶眼。根據滴滴媒體研究院聯合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發布的2016智能出行大數據顯示，2016年，滴滴平臺為全社會創造1750.9萬個靈活就業機會，其中238.4萬來自去產能。
“我們看到，‘零工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對勞務市場就業市場是非常不錯的補充，這也是國際發展的趨勢。由于兼職工作者主要是低收入群體，很難找到一份非常穩定而‘高大上’的崗位。‘零工經濟’可以輔助這些群體找到工作，這為社會穩定提供了保障。”王銳旭說。
肖超飛告訴記者，每送一單，他可以提成7元到8元，一天滿負荷工作，可以拿到300元到400元的收入。如果送單更多，提成比例還會相應增加。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近日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17)》顯示，2016年，新經濟帶動其他行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8.1%，而新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為6.4%。新經濟已經成為支撐我國就業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喬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新經濟的出現，是產業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發展趨勢。互聯網信息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深度結合，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未來發展方向。
毫無疑問，“零工經濟”大大增強了勞動者就業的靈活性，這既包括用工方式的靈活，也有就業時間上的靈活。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就業觀念也更新穎。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少出生于互聯網時代的年輕人更加青睞有互聯網背景的就業崗位，比如自由撰稿人、網絡主播、私人教練、翻譯，等等。
“我們發現當下很多‘95后’甚至‘00后’，都樂于以一種相對自由的無約束狀態去生活工作。而從企業方來說，隨著國內企業人力資源發展，特別是在企業內部人力資源體系發展形成了標準化的崗位，更多工作可以用臨時性的靈活用工來代替傳統用工。同時，企業擁有更多軟件來管理員工，這就實現了更加靈活且高效的異地化管理，對于員工的目標考核更加明確。”王銳旭說。
難獲社保福利：
“打零工”者面臨風險
“零工經濟”去組織化的就業模式，打破了雇主與勞動者的傳統用工關系，對目前已有的勞動、用工、就業、培訓、社保等政策和體制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服務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
如今，在完成了諸如車輛、健身房等實物的共享之后，知識技能的有償分享也成為新熱點。盡管目前從事“零工經濟”的人數跟全職工作人數相比還比較少，但這種能夠確保工作靈活性和適應性的就業形式越來越普遍，其發展速度已經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新就業形態的出現，對目前的社保制度也帶來了挑戰。由于“零工經濟”這種去組織化的就業模式打破了雇主與勞動者的傳統用工關系，新就業形態也面臨著就業安全性的風險。
“新經濟重塑的生產交易關系，使得勞動者可以受雇于多個市場主體，甚至是自我雇傭。比如，過去就業需要有單位，現在新經濟可能是一個人的就業，不存在雇主。這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工作時間的碎片化。一方面，勞動者收入在原有基礎上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勞動者在各項勞動標準下卻難獲相應保障，尤其在交通安全、工作時間等方面影響比較大。”喬健說。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社會保險、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等一般都是以勞動合同為基礎，對雇員和雇主都會有一定的要求，有的還需要按照勞動者收入水平進行繳費。但對非正規就業、新就業勞動者的勞動關系更加松散，收入水平不易跟蹤，不同地區在勞動者權益保護的規定和實施也存在差異，而新經濟下勞動者就業和工作普遍具有靈活性和流動性，如果在不同地區間更換或者從事工作，權益保障的難度會進一步加大。
對于從業者來說，“零工經濟”在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同時，剝奪了一些雇員的職業安全感，由于很多人在“打零工”時簽訂的并不是正式勞動合同，不利于自身權利的保護。
肖超飛告訴記者，在工作時間方面，平臺并不會提出太多要求。但自己想掙得多點，經常會超時工作。偶爾他也會搶午夜的一些急單，早上再回家補個覺。
“一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除了吃飯上廁所幾乎全在車里，對體力是很大的考驗。”一位滴滴司機對記者表示。
“表面看起來，平臺對員工的從屬性要求減弱了，但實際上平臺在制定規則方面有更多話語權，對勞動者的控制力反而更大。”喬健認為。
從更宏觀層面來說，“零工經濟”屬于一種技能經濟。這意味著，有能力的人能夠通過平臺獲得更多收入，而對于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人，未來就業或將更加困難。
在北京、河北等地打工多年的老王目前就職于北京某搬家平臺，他的工作是搬運工。已經年過五旬的他干起這份力氣活并不輕松，但選擇這份工作也是無奈之舉。從物流司機到快遞員等職業，過去兩年，老王體驗了多份零工經歷，也有過從共享經濟中分一杯羹的打算，但快遞員這份工作他很快就放棄了。“送餐的話就要搶單，全部都在APP上作業，但自己操作手機又不靈光。常常是人家送完好幾單，自己一單也搶不上”。
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專家劉燕斌看來，新就業形態和創業帶動就業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有效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活力和靈活性;另一方面，也對已有的勞動、用工、就業、培訓、社保等政策和體制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服務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
喬健表示，近年來，部分地區的“互聯網+”平臺勞動關系糾紛與往年比也呈增加趨勢。“很多有關勞動力的制度，如《勞動合同法》規定社保等的員工福利，并不能覆蓋新型平臺就業下的自由職業者。包括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頻次、監管方式、績效考核方法，一系列決定勞動者從屬工作的指標，都需要新標準衡量。”喬健說。
培育“零工經濟”：
新就業形態呼喚制度配套
“零工經濟”或各種平臺的就業人員，存在職業不穩定、勞動合同不規范等特點，社保關系掛靠難、接續難。新就業形態亟需社保等制度的配套調整。
在共享經濟大潮下，從“單位人”到“平臺人”的轉變，似乎成為一種不可扭轉的趨勢。2017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做好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也明確提出完善適應新就業形態特點的用工和社保等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應對呢?接受采訪的業內專家認為，隨著“零工經濟”成為未來的新趨勢，新就業形態亟需社保等制度的配套調整。
“滴滴快車、美團外賣等各種‘零工經濟’或平臺的就業人員，存在職業不穩定、勞動合同不規范等特點，社保關系掛靠難、接續難。此類人員一般按兩種模式處理社保關系，如果是平臺就業，能掛靠到單位的話即可按勞務派遣處理，如果不能掛靠或平臺不接受掛靠的話，只能按靈活就業人員參保和接續社保關系。”山東工商學院副教授、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王飛鵬說。
記者梳理發現，根據現有政策，自由職業者社保的繳費基數，根據當地上一年度社會平均工資決定，最低不得低于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最高不超過社平工資的300%。但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差距很大，平均工資較低。
“由于靈活就業社保繳費全部由個體全額承擔，對于中低收入群體來說，他們更愿意把長遠的養老保障變成眼前的即期收入，因此參加社保的意愿相對可能會低一些。”喬健分析說。
從目前社保制度設計來看，更多繳費意味著更多保障，但從當前國情來說，社會保障的制定也要兼顧考慮提高全民社保的參保水平，尤其是對于低收入群體。對此，中國人民大學董克用教授提出，通過設立養老金個人延稅賬戶，建立個人主導的養老金第三支柱，將有助于解決靈活用工人群的養老金問題。
“目前，各種平臺的勞動關系和雇傭關系并不盡一致。平臺很有意愿把靈活就業者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王銳旭表示，目前，兼職貓平臺能夠提供諸如雇主責任險和人身意外險等公共商業保險的購買渠道，由企業為兼職人員購買，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同時，兼職貓已經與我的社保網等第三方平臺合作，盡可能為平臺上的勞動者提供繳納社保的渠道。
“可不可以利用市場化的方式，以項目單位一個個險種做。比如對于快遞員、建筑工人等工種來說，可以先把他們最為關心的工傷保險建立起來。”喬健指出，可以從勞動時間等方面加以約束平臺，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時間和安全。此外，還可以發揮工會的作用，為勞動者建立互助性質的補充保險。
《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17)》發布的報告建議，對于自由職業者而言，稅收與社會保險的核算和繳納會因就業方式的靈活而更加復雜。應當充分考慮就業方式的調整，對我國稅收制度進行改革，并建立居民收入大數據收集制度，綜合家庭結構、就業類型，在完善個人所得稅申報體系的同時，增強稅收和社會保障的互通機制建設，建立自由職業者“按稅定保”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率。
“在通過平臺進行就業的模式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時間、地點、模式等勞動行為，能夠被平臺數據準確記錄，政府可以與分享經濟平臺很作，調取各方在經濟活動上的記錄，實施掌握工作交易情況，并根據個體勞動者在平臺的勞動時間比，提取社會保障稅費。”上述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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