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昨天是10月26日環衛工節，環衛工兄弟姐妹們居然還上了一把熱搜。
不過，“全世界都在慶祝環衛工節，除了環衛工本人”。環衛工人的生活有多艱辛，只有自己知道。
在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中，不少地區的環衛局紛紛裁撤，清潔工作被外包給私人名下的物業公司，工人們也由受雇于政府的正式合同，變成了勞務外包工。很多工友連自己什么時候被轉給外包公司都不知道。
對于政府來說，甩掉了一個規劃管理、發放福利的包袱；而物業公司的資本家們嗅到了利益的腥味，紛紛參加招標。資本家爭相壓低價格討好政府，可這個成本，一定會轉移到咱們工人的身上。
物價在躥，高管領導的薪水也在漲，可是環衛工的收入卻絲毫不見漲。在全國室外體感溫度第一的廣州，環衛工的高溫費12年來沒有漲過一毛錢；長沙岳麓區不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逃避了十年的養老保險；上海長寧區的做法就更過分了，環衛公司“聰明”地把工作時間早晚各縮短了1個小時，工作量一點沒減，工人們卻失去了560元的早晚班津貼。
房租一年高過一年，小孩要讀書，父母要看病養老，這叫環衛工的日子怎么過？不少人甚至不舍得吃一頓像樣的飯，頓頓用饅頭、醬菜、泡面充饑。
還有更邪門的——今年，南京市的環衛工被要求佩戴一款智能手環，記錄工作時的定位，如果同一地點停留超過20分鐘，手環會發出“加油”的警報。每天下班后，系統還會自動生成數據，根據工人的表現進行罰款。原來環衛工的活兒是不會有高科技幫忙干的，政府應用新發明，是為了把工人的一舉一動監視起來，方便奴役和壓榨（罰款）。
誰都要吃飯，誰也不愿意做奴隸，環衛工們也逐漸開始為被剝奪的權益斗爭。廣州是環衛工外包改革的前哨，這里的工人也走在了集體維權的前列。
2011-2013年，廣東陸陸續續發生了23起環衛工罷工，其中一半關于漲薪。在廣州，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多個區的環衛工接連罷工之后，觸動了廣州市政府承諾加薪，廣州市環衛工工資上漲約400元。
廣州環衛工的維權2014年夏天達到了一個新高峰，大學城環衛工人維權事件持續了一個月，爭取到了轉外包公司時的經濟補償金以及下一家公司優先聘請的就業保障，這一次，大學生們參與了這場運動，他們堅定地站在了環衛工一邊，一批青年從此走近了工人，開始他們和無產階級共同奮戰的新征程。
高潮后的平靜中一定孕育著下一次的斗爭。2018年3月，上海長寧環衛工人罷工，罷工持續了整整5天，參與的人數從200漲到了上千。盡管最終的結果不盡人意，但是毫無疑問，這是環衛工與資本主義秩序抗爭的又一個里程碑。
環衛工人們明白，“沒有我們，城市的垃圾幾天就成堆”，就像廣州大學城維權工友于武倉所說的，他們不愿意罷工，因為這會給市民帶來不便。但是如果基本的訴求沒有人理睬，他們就會勇敢地展開一場對資方、對不公管理者的戰斗。造成市民不便的，是那些吸血的老板領導們。
與其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贊美，不如去關注他們作為中國工人階級最底層的血淚與力量。于武倉是廣州一名普普通通的環衛工人，但是他又不那么普通，作為一個“刺頭”、維權積極分子，他的工作史，也是一部環衛工在體制改革中，不斷作為主體去抗議不公平的斗爭史。今天，就讓我們來一起看看于武倉的故事。
勇于維權的環衛工人：于武倉
黃埔軍官之子——于武倉：最“任性”的環衛工
作者：夏蟲，來源：NGOCN
摘要：“我幫大家維權沒有考慮到后果，我只是想讓更多的環衛工的權益得到保障”。
“雖然作業中心的環衛工待遇更高，但如果我是作業中心的工人，我同樣會為其他環衛工抗議這不公平的制度”。
“我認為我的行為是正確的，所以就算再艱難也會無怨無悔堅定地走下去。”。
“我們工人要看得到希望，自己都不爭取，你讓同情、支持你的人如何幫你?”。
“雖然工作又臟又苦，但看到馬路打掃干凈，市民有一個干凈的市容，也是值得的……罷工肯定是不好的，影響了市民、影響了環境，但這是沒辦法了”。
“我們勞動人民這么辛苦，讓環衛工人安心工作、有尊嚴地勞動、快樂地生活，就是我堅持抗爭的理由”。
從政府到公司，再從公司到政府，他的“老板”不停更換著，但他和“老板”“作對”，為工友請命的行動始終如一；他“任性”維權的背后，其實活在一個草根得不能再草根的世界，但同時也深受黃埔軍校畢業的父親的家國觀念影響。
他就是環衛工人于武倉，在上個月網絡曝光越秀區環衛制度不公的維權者。只要搜索他的名字，就會看到“用生命廢止不公”、“工人的保護神”、“維權路”的“行動者”等等的評價。然而在抗爭光環的背后，是怎樣的因素促使他走上了這條道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市政之殤：“解放思想”中被剝削，“深化改革”中被不公
于武倉13年前來廣州時，就是做的環衛工。
2003年廣州迎來了一場市政府所稱的“革命”：市容環衛作業走向市場化，政府不再直接從事，而是擔任監督、管理、調控市場的角色。這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行政體制改革中的一環，事關“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更新觀念”。
此時的于武倉就像漩渦中的一個水分子，還不知道這場“革命”即將把他帶去一個從未想象過的境地。由于要公開招標，各個區域不斷變更著公司來承包環衛，但環衛工卻可以留在原地，把勞動關系轉到新公司，打掃著同一條街巷，造成了環衛領域特有的“鐵打的工人，流水的公司”現象。由于不斷換著老板，環衛工權益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加班費、工作時長、社保、公積金、休假，這些都是勞動者最關心的切身權益，像于武倉這樣的室外體力勞動者更是如此。可他們這些權益是如此：公司經常削減人手，加重環衛工的工作，他們需要不停加班而工資卻沒有增加，也沒有加班費;有社保，沒有公積金;休假每周一天。
所以于武倉每天的工作本來是這樣過的：
他會按照排班時間早早起床，早餐是算在工作時間里的，所以他可以一邊買早餐，一邊和小販嘮嘮家常。早餐完畢，他就拿起工具開始打掃他負責的北京路和大南路。一個月下來工資能上三千，扣了五險一金后也夠過上穩定的生活。在工閑時間里，他還可以做一份兼職，幫補一下家庭，不至于成為中年“月光族”。
但這樣的一天從來沒有切實地發生過，他的一天實際上是這樣的：
“于武倉們”和路人的關系沒有改變，依然是你給我一堆垃圾，我還你整潔路面。改變的是他們的待遇。于武倉可以說是越秀區中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他在珠光街的工友工作量增加了將近5倍：負責打掃珠光街的環衛工從06年的10人減員到2人。他們不得不提早兩個小時來上班，甚至叫上家人一起幫忙打掃才能完成任務。而這一開始是沒有加班費的。社保方面比起其他區的要幸運更多，因為越秀區是廣州中心城區，別的區的一些環衛公司是不給工人買社保的。但公積金就沒有了——即便是在越秀區，他們也沒有公積金用于支付房租，減少負擔。兼職的話也有些不近人情：有些公司會把上班時間、輪班安排定得讓工人沒辦法做兼職。而在最重要的工資里，公司會按最低的標準發放，工人到頭來只有一兩千塊。
這就是“解放思想”的市場化帶來的亂象。隨著環衛市場化詬病愈深，2014年初越秀區“深化改革”，環衛不再市場化運作，改回政府主導的方式，分別由區的清潔作業中心和18個街道的環衛站各自負責環衛，簡稱為1+18模式。
在1+18模式之下，于武倉他們的一天變成了這樣：
打掃馬路中的一切都沒有變化，路人依然給他們一堆垃圾，他們依然還路人整潔路面。工資還是兩千多塊，工人的數量還是不充足，以致工作量還是很多，還好加班費有著落了。公積金也有了。但不能打兼職的情況還在發生：很多工友連幫快餐店送餐的固定一小時都沒有，不得不完全依賴這份薪水卑微的環衛工工作(如果不加班就更“不用活”了)。而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1+18模式同工不同酬，各區域的待遇相距甚遠：績效獎金不公平，明明打掃街巷更苦更累，但由于由街道管轄，績效獎金比管轄一級馬路的區作業中心發放的低一兩百元，環衛工覺得自己的勞動沒有被尊重;福利補貼也不公平，同樣的區作業中心過節時發放大米、食油、王老吉、日用品等年貨，是十幾年來“最好的福利”，但街道的環衛工則沒有這么優厚了，像大東街“還不如以前”，比其他街道差得多。還有買公積金、簽勞動合同的標準也很不一樣。
這就是“深化改革”后的現狀，而且還在繼續，還要繼續。老板是公司，環衛工就被剝削;老板是政府，環衛工就被不公對待。無論環衛制度怎么改革，環衛工好像都沒有“出頭之日”。而于武倉也是在這樣的原因下走向“任性”，走上維權路。
維權之憤：“duang一下”就走到了今天
于武倉維權開始于2013年，這年的越秀區環衛工人針對環衛公司發起罷工抗爭。其實第一次聽到罷工的時候，于武倉是拒絕的，因為他只是“想安靜地維權”，不愿意影響市民的生活，這樣市民一定會有意見。后來經過于武倉的參與，證實了維權確實有用的：市民會理解、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工友們爭取回應有的權益。所以于武倉開始“任性”起來了，因為他要讓工友、市民看到，給勞工爭取權益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的“任性”，撬動了環衛公司。
2013年越秀區環衛工罷工后，環衛公司連夜及時召開工人代表會議。這個“工人代表”就是于武倉——他在罷工隊伍里自告奮勇、一廂情愿地站出來，在七嘴八舌中獲得“授權”成為“出頭鳥”。他提出了環衛工的幾大訴求：“環衛公司在市容檢查中被罰款不能克扣在工人頭上”;“實際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的要發加班費，之前沒有算的要補上”;“早班環衛工吃早餐時間也屬于工作時間”，因為“之前就是這樣的，是公司取消了”。
會上達成協商幾項加起來每個員工補償6000余元，但越秀區另三家公司談判成4500元，結果于武倉的公司擅自把補償改為4500元。這時于武倉再顯“任性”，堅持雙方談妥的6000元補償，終于讓公司妥協，在勞監、工會等部門介入下，“退”回原來的6000元。
但是沒過多久，公司以曠工三天的理由解除合同，把于武倉“炒”了，但事實上于武倉一天都沒有曠。后來在工友、大學生的支持下，也聯系了政府部門協調，公司才收回解雇的決定。但是公司卻讓于武倉寫一份保證書，要他承認一手操縱罷工等“錯誤”。“但是我沒有做這些事情啊，沒有做怎么能寫這些保證書呢？我只是在做一種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于武倉說。他覺得保證書就像是檢討書，是要對付一個任性的壞孩子。但他的任性是對的啊，為什么要寫呢?所以他堅持不寫，怎么也不寫。最后，公司自討沒趣，保證書不了了之，這次維權行動也告一段落。
但是于武倉的維權路還沒完。他繼續“任性”，還撼動了政府。
2014年以來，1+18模式的不公日益顯現。于武倉開始在網絡上批評1+18模式，無論是萬慶良被抓，還是其他企業建工會，都經過了于武倉在微博上轉發，表達著他希望查處不合理的制度、維護工人權益的愿景。下半年開始，他整理、編寫了1+18模式不公的文章，發表在朋友圈、微博中，不斷引起了社會、政府的關注。可是政府的關注并不是來給他解決問題;相反的是，在年底勞動合同快要到期的時候，于武倉再次被“炒”：他收到了政府不再續簽的一紙通知。本來按慣例，“鐵打的工人”都能繼續留在原地續簽勞動合同。可唯獨于武倉除外。
所以于武倉瞬間失業了。在失業的第一天里，他不是意志消沉，也不是去政府“鬧事”，更不是去人才市場，而是一如既往地拿起掃把打掃他的北京路——是的，他在“上班抗議”。他說，“不續簽合同是不合理的事情。既然是不合理的，為什么要接受呢？”“既然政府要任性，那我也只好任性咯！”
對于政府來說，增加一個免費勞動力沒有令他們開心起來——為了讓于武倉知難而退，他們換了于武倉的工具房門鎖。但這些招數對于于武倉來說都是紙老虎，小把戲。他說：“我做這些事情沒有考慮到什么后果，我只是想讓更多的環衛工的權益得到保障。”他依然任性地上班抗議、維權，盡管他面前的路還是充滿著未知數。
他的這種堅持，雖然暫時還沒有改變政府，但是卻打動了網友、大學生們。
2015年，于武倉被炒、上班抗議后，他終于過上了上文所描繪的理想卻又從未到來的環衛工生活——這不是他在做夢，也不是加特技，而是網友們通過眾籌給他發了1月份工資：3033.79元，一分錢也沒有克扣、算少，這是政策規定的環衛工工資標準。2月的工資則是通過號召微信上的熱心人士把春節搶到的紅包捐出來募集的。
這種事情可不是“duang一下”就來了這么簡單。當他的事跡在社會發揚后，中大學生陳偉祥在網絡上發起了給于武倉眾籌工資的活動。同時，他和另一名華師大學生穎穎邀請越秀區城管局和于武倉一起吃飯，寄望于在觥籌交錯之間談妥解雇于武倉、1+18模式同工不同酬等等問題。但城管局卻回應說，根據習大大的“八項規定”，拒絕群眾的宴請，但是答應祥子年前解決問題(但春節假前連續掛了祥子40個電話，春節假期結束后，城管局領導還在放假——然后，就沒有然后了。由于領導不在，“沒辦法給于武倉解決問題”)。
祥子“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給他自己帶來了不少麻煩。當祥子為于武倉奔走呼吁的時候，他的校領導——中山大學附屬一院院長在3月8號打電話給他，“把丑話說在了前頭”：想要繼續實習、畢業的話，就把網上的文章刪掉。“拿不了畢業證不要怪我!”
祥子和于武倉被逼到了兩難的境地。祥子的熱心腸暫時還敵不過校領導的威脅，所以他先在網上把要求城管局對話的文章撤下，以從長計議;但于武倉的時間卻不多了，他不能總是依靠網友的眾籌領工資。他面前的路充滿著未知數。
草根之苦：受傷的總是環衛工
作為普通市民的每一位讀者，都或多或少能理解一座城市之市政總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但在環衛領域中無論是要“解放思想”，還是“深化改革”，受侵害的總是環衛工，不會是城管局、環衛公司;再看廣州近年來權益受損事件的工人中的多數也是環衛工。為什么受傷的總是他們?
“環衛工作是不能產生效益的，”于武倉道出整個環衛領域和其他行業的不同之處。“你其他職業是請多一個人，就能增加工作效益，給你的生意創收，”這是其他行業里面用工規模和收益是正相關的。“但環衛工打掃馬路不能產生效益啊，公司要增加盈利只能通過裁減工人、克扣工資。所以環衛工是工作強度大，待遇又很低的職業。”環衛工比其他職業更容易被侵害，于武倉就是其中一個。
只要走進于武倉的家中，就能設身處地地感受到環衛工階層所處的境地。由于在市中心附近工作，他找不到像城中村那樣租金便宜的房子，所以為了分攤房租，他和妻子沒有獨立的住房，而是和另一個工友合租：工友一家住一個房間，于武倉和妻子住在客廳用木板間出來的房間，廚房和洗手間則是共用的。這樣下來分攤到的房租是700元——比單獨租一套房能節省好幾百塊。
于武倉家中的一切都是用于滿足家庭最基本的需求的：有一個電腦屏幕大小的電視機;一個經典的綠皮電冰箱;一臺由于女兒回老家而鋪塵的電腦，網線也斷了，遑論安裝已普及的無線路由器;還有捕鼠籠，草帽，等等不一而足。但于武倉家中最多的物品就是廚具了：除了用明火的爐灶外，還有四個電磁爐、三個電飯煲，油鹽醬醋陳列于廚房和客廳。這是因為同一屋檐下的兩家人是分開煮飯、吃飯的。在40平方米的家中，兩家人的界限時而模糊，又時而分明。
盡管如此，于武倉在飲食方面的選擇卻不會顯得很單一。他們兩家人有時候會晚上一起喝些小酒;過年了雖然不舍得回家，但也會燜些牛腩當做犒賞自己和家人。平時于武倉喜歡炒肥豬肉吃，他說吃了肥豬肉干體力活特別不容易餓;如果趕時間去做兼職，會蒸些饅頭三口并兩口地咽完就上路;要是剛下班則更豐富了。由于要兩班倒，經常不能在正常的吃飯時間下班，他就可以下班后不吃正餐，光顧他喜愛的小吃店，8塊錢就能選3種料下粉、面吃，“很夠飽的”，于武倉說。
于武倉的女兒或許可以說是廣州典型的“流動人口”。她畢業于老家湖南的大專院校時，父母已經來到廣州定居、工作好幾年。一開始她來到廣州和父母住在一起，睡在客廳安放的床鋪，找到一份在北京路一服裝店做銷售員的工作。現在她又回到了湖南老家，自己經營一家麻辣燙檔鋪。
作為家人，她和于大嫂通常不支持于武倉投身為環衛工維權。可正如于武倉所言，環衛工“文化水平低，年齡偏老，社會地位不高”，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就是他們;同樣的，像于武倉家庭這樣的階層，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除了忍氣吞聲和投身維權之外，似乎已經沒有第三條路給他們選擇了。
時代之痛：哪里能容得下他的“任性”
雖然家人算不上支持于武倉“任性”維權，但于武倉有這樣的“任性”性格，卻同樣離不開家庭——他幼時的家庭教育。
于武倉5歲喪母，是由他的軍官父親(黃埔軍校成都分校第20期騎兵科畢業生)于倫悉心教導之下成長的。在國共內戰中，本來上級是安排他遷往臺灣的，可是“他對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覺得共產黨可以建設新中國，留在大陸也能為人民服務”，于武倉回憶道。所以父親指揮部隊起義，在解放長沙戰役中接受改編，不久后回到老家娶妻生子(編者注：于武倉為家中幺子)。
父親的家教“非常嚴格”，給于武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和其他那些父親不一樣”。于武倉說。他父親別名“毅然”，也正如這個名字一樣，他有著“軍人風范”，能“言行一致”。父親教育他做人要有擔當，有國家意識，“有國才有家”，要懂得為國家、社會分擔，“對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要敢于站出來”。
所以于武倉學會了“擔當”。
對于當時年輕的于武倉來說，父親的“為國、為社會分擔”或者還顯得太“高大上”，但是做人要有所擔當還是植根在他內心中。以前他還是一名建筑工人，雖然“這個職業很危險，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會隨時發生”，但他還是樂于做這份工作，其中最大的收獲就是看到自己建設的工程竣工。“湖南的湘江南大橋，安徽的銅陵長江大橋的橋橔、路燈都是我修的!”于武倉談起他以前的勞動果實時，對工作的感情、責任都能浮現了在他的臉上。
現在雖然不當建筑工人很多年了，但他依然在用另一種方式建設社會。在日常工作中每天和垃圾打交道，但他的衣冠、儀容至始至終地干凈整潔，對自己有所擔當;這十幾年的環衛工作中，他獲得了市民的認可。在搜集到的市民意見中，每一位市民都簽名贊揚他的工作表現，支持他的行動。平時即便是刮風下雨、嚴寒酷暑，他的工作都沒打折扣，任性地對自己“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完成打掃。所以他還當上了班長，向工作、向工友、向市民傳遞著他的擔當。
然后他還學會了什么叫“視野”。無論是止于見聞，還是躬親行動，他都在踐行著孩提時代種下的國家意識。
父親的國家意識，在于武倉這里不是假大空的意識流，而是滲透在他生活中的一種力量。像其他工友罷工就那么罷了，維權就那樣維了，但是于武倉在維權中考慮到的，還包括遠在中南海的習大大：他的“治本”反腐，給了于武倉信心。于武倉認為，中央是誠心查處問題的，而且萬慶良也被抓了，離同工同酬、公平的環衛制度，離不遭報復、無后顧之憂地維權，離工人更有力量地組織起來還會遠嗎？
他想更多地理解這個國家、世界。他喜歡上微博、朋友圈，里面他加了很多未謀面的朋友，有的同是工人，有的是記者、學者，更多的只是聲援他的人。雖然他手機流量不多，但他會在工閑時間里連上沿街商鋪的wifi，了解著時政大事，或者和人討論政府職能、社會責任，或者關注著其他地方的維權事件。
這就是一個環衛工內心裝載著的世界。
他還有一顆濟世的情懷——他一直促使著自己實踐父親教導他的“懂得為社會分擔，對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要敢于站出來”。
在罷工維權、擔任工人代表和公司談判的時候，于武倉其實是被侵害權益的工人中比較少的。但是，他想著的不是自己，而是廣大的工友們，希望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無論是被公司解雇，還是被要求寫承諾書，他的這種想法都沒有改變。
在反對政府的1+18模式同工不同酬中，他就更加任性地表現出這種情懷了。他說，他個人能不能復工其實沒關系，他的目標就是為工友們爭取合理、公平的制度。他還說，“他愿意用生命來廢止這種不公”。
“我幫大家維權沒有考慮到后果，我只是想讓更多的環衛工的權益得到保障”。
“雖然作業中心的環衛工待遇更高，但如果我是作業中心的工人，我同樣會為其他環衛工抗議這不公平的制度”。
“我認為我的行為是正確的，所以就算再艱難也會無怨無悔堅定地走下去。”。
“我們工人要看得到希望，自己都不爭取，你讓同情、支持你的人如何幫你?”。
“雖然工作又臟又苦，但看到馬路打掃干凈，市民有一個干凈的市容，也是值得的……罷工肯定是不好的，影響了市民、影響了環境，但這是沒辦法了”。
“我們勞動人民這么辛苦，讓環衛工人安心工作、有尊嚴地勞動、快樂地生活，就是我堅持抗爭的理由”。
他的這些情懷，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敬佩。但正如他父親后來的結局一樣——文革中被下放、被批斗、被抄家，毅然的品質被唾棄——站出來維權，是一種“任性”的行為，在當代顯得格格不入。雖然這是在追求公平、正義，但其他工人“敢怒不敢言”，于武倉坦言“要是我走后，可能就沒人做這事了”。
于武倉的情懷和意識，真正實踐起來卻是旁人眼中的“任性”。這不知道是他的問題，還是時代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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