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深圳工人吳東，最近重讀了日本作家山田宗樹的《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幸福的人看這本書，會覺得心痛;不幸的人看這本書，會感到欣慰，原來不止我一個人過得不好。”他認為自己屬于后者。2014年，吳東從一所三本大學的日語系畢業，走入社會，他便自認成了一個不幸的人。
吳東在富士康的車間上夜班，從晚上7點工作到早上7點，這是他畢業后的第九份工作。在這之前，他報了一個電腦課程，學習服務器管理，因為廣告上說學電腦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其實根本沒有用”。學費一萬塊，他用信用卡支付。第二個月要還卡賬的時候，他從另一張信用卡里套現。現在他必須要去工廠上班，賺錢還卡債。
同樣是90后的女工小雅最喜歡在內地新聞App“今日頭條”上閱讀時政評論文章。這款App會通過她的年齡、性別、職業、地域等特征向她推送可能會感興趣的內容。“工人的地位就是這樣的，階層已經固化了。”最近，小雅頻頻在新聞里讀到“階層固化”這個詞。
“說隨遇而安只是安慰自己，其實像我們這些人已經基本定型了，換一份工作可能待遇好一點，但我們大體的命運改變不了，也是打工。”清醒的悲觀貫穿著小雅的生活。
24歲的工人游莜只在工廠里談過一場戀愛，后來才發現對方是個已婚男人。她生在廣東潮汕，上面有三個哥哥，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多賺錢，幫哥哥們娶妻生子。好像只有嫁了人，才能逃開家庭的“剝削”，可是她發現“工廠里很少有真正的愛情”。
不僅如此，她看到更多的是婚姻帶來的痛苦。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帶著孩子在深圳打工，每天都要為孩子的生活費發愁。
上一輩工人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80后平均是18歲，90后平均只有16歲。也就是說，新生代工人的成長經歷更趨同于城市的同齡人，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驗，直接從學校走進了工廠。©林振東
吳東、小雅和游莜，都是90后——通常被看做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自我意識更強的一代中國年輕人。他們走進工廠伊始，便要面對財富分布愈發不公的社會，和技術升級取代人力的趨勢，他們需要去選擇要不要如父輩一樣成為工廠流水線的附庸者。溫飽已不能使他們滿足——逃離工廠，是他們在當下年輕時光里不斷重復的主題。但往復來返，最終還只得厭倦并依賴著。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農民工總量在2017年達2.86億，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工人占比首次過半，且占比連年增長。另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上一輩工人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80后平均是18歲，90后平均只有16歲。也就是說，新生代工人的成長經歷更趨同于城市的同齡人，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驗，直接從學校走進了工廠。
根據人口學者于建嶸在2017年的學術報告，新生代工人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將“進城務工”作為一種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他們的“城市夢”比父輩更執著，也更看重工作環境和居住條件的舒適程度，以及工作崗位帶來的社會地位等。同時，面對歧視與不公，他們有更強烈的維權意識。
這一次，端傳媒將報導聚焦在他們身上，講述幾位90后工人的自我探尋之路。
新生代工人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將“進城務工”作為一種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圖為富士康的年輕工人下班后在打桌球。©林振東
小雅：三進三出富士康
小雅第三次從深圳富士康離職了。
她工作的車間負責生產蘋果手機的一個部件，需要用鐳射光進行加工。鐳射光如果照射到眼睛，會燒傷視網膜，因此防護鏡十分重要。小雅發現工廠提供的防護鏡沒有按照規定定期清洗，有些鏡片已經磨花了，還在發給工人使用。
在離職前，小雅決定投訴車間的管理層。她在月初請了年假，補回自己的帶薪休息時間，之后向富士康的“關愛熱線”78585打電話舉報。除了磨花的防護鏡，她還投訴了安檢部門承諾的鐳射補貼沒有發放的問題，以及男工友威脅自己人身安全的問題。
投訴的第二天，科長打電話給小雅，懇求她撤回投訴：“有什么問題不能內部解決?”小雅沒有撤訴，但是兩個月后，她和以前的同事聯系，鐳射補貼還是沒有發放。
她并不信任的“關愛熱線”。幾個月前她也匿名投訴過一次，因為車間主管要求工人們提前5分鐘上班開會。“那5分鐘又不給我工資，我為什么要提前去開會?”那是她第一次打78585投訴。
“我可以匿名投訴嗎?”接通電話，小雅第一句話是要求匿名。盡管承諾了可以匿名，接線員在電話里依然反復詢問小雅的工號。小雅不敢暴露自己，因為“關愛熱線”的運作機制，是將工人對車間的投訴，反饋給車間主管。幾天后，領導把整個車間的工人召集起來開會，要求打熱線投訴的人主動站出來。
小雅不怪“關愛熱線”的接線員，她們通常是懷孕了的女工，不能從事比較累的崗位，就被安排去當接線員，但通常沒有受過職業的“關愛”訓練。
當小雅意識到工廠是一個缺少人情味、勢利、斤斤計較的小社會之后，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應，而不是默默忍耐。©林振東
小雅聽工友麗麗講過去開會的經歷，“他們都很兇”。有一次，麗麗的組長請假了，她替組長去參加年度例會，在提意見的環節，麗麗突然開口，說工友們普遍覺得夜班津貼太少，只有8元一個晚上。“你是誰，你是哪個部門的?”麗麗被嚴厲地質問。
因為工作能力出眾，小雅曾經被提拔為線長。線長處在管理層和普通工人之間的位置，每個月會多500元補貼，主要負責分配任務，不用再參與到流水線的工作里。但是她拒絕了。
因為她看不慣富士康的管理制度，覺得管理層會想盡辦法壓榨工人，于是線長經常“要做很多招人討厭的事情”，比如通過調休來減少工人的加班費。
和小雅一同被提拔為線長的還有一個男工友，“雖然能力不怎么樣，但是很狗腿，很巴結領導”，小雅不喜歡他。
“我不是喜歡壓迫別人的人。”這幾年，小雅在工作的間隙，參加了一些社會機構舉辦的課程和講座，建立了自己關于“公正”“平等”“尊嚴”等觀念的論述。
當她意識到工廠是一個缺少人情味、勢利、斤斤計較的小社會之后，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應，而不是默默忍耐。
有工友勸過小雅不要太較真，不要傳播負面的消息。但比起賺錢，小雅更在乎做人的“道理”。她厭惡不平等，希望能被公正對待，也希望能公正地對待別人。較真的代價，是小雅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好好在富士康里當個小領導，為自己謀求更好的福利。
這是小雅第三次從富士康離職。她1990年出生，8年前20歲的時候，第一次進入富士康，在一個需要進行研磨操作，充滿粉塵的車間里上班。按照規定，車間需要發放過濾式的防毒口罩，但她們一直戴著普通的黑炭口罩進行工作。
小雅形容她的車間是“后娘養的”，隨即又補充：“這樣說好像不太好，不太性別平等。”
那時，車間主管給工人定了產量指標，并表示先做完可以提早下班，加班費照常算。小雅和同事于是拼命趕工，但下個月產量指標就上調了，直到她們無法提早做完為止。“我們被坑了。”小雅后來回憶。
防毒口罩的問題沒有解決，小雅想調崗去其他車間。但在富士康轉崗很難，哪怕原來車間跟接收車間的領導都同意，也很難轉崗成功。允許一個工人轉崗，會被認為車間的富余人力，下一季度招聘的時候就會被削減崗位。因此工人通常都是辭職后，再重新應聘進入富士康。小雅三進三出富士康，在工友里并不算稀奇。
可是這次離開富士康，小雅就不準備再回來了。她不想當線長，但一直當工人，也看不到希望。因為在階級分化嚴重的工廠，她覺得普通工人只能被最大限度地壓榨。
經濟形勢也在影響著工人的收入，2018年的經濟形勢不好，基本工資只從2300元漲到了2650元，而物價已經漲了不知道幾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個單間，就要花掉近一半。©林振東
小雅對加班調休的事情特別生氣。按照規定，周六加班會有雙倍工資，這對于基本工資只有2650元人民幣的工人來說，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富士康會在農歷新年訂單減少的時候給工人放15天左右的假期(超過國家法定的7天放假時間)，多出的假期，是由年前的周六加班調換過來的。但進行調換之后，富士康只發一倍的工資，而非本來的加班雙倍工資。
“郭臺銘總是說富士康的工人喜歡加班，但他沒說不加班我們就活不下去了。”小雅對這種說辭感到滑稽。
經濟形勢也在影響著工人的收入。2010年3月小雅第一次進富士康的時候，基本工資只有900元，但每隔幾個月就漲一次，到了2011年4月，已經漲到了2300元。那也是富士康福利最好的時候，為工人提供免費住宿和伙食補貼。
但2018年基本工資比起七年前只多了350元，而物價已經漲了不知道幾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個單間，就要花掉近一半。
而最新的消息是，富士康正考慮在越南投資建廠，以降低在中國不斷增高的成本。小雅明白，在目前這樣的大環境下，其他工廠并不會更好。譬如之前兩次她從富士康離職，去了其他工廠，又都因為福利更差、剝削更嚴重而回到富士康。
“只能在‘不好’跟‘非常不好’里面選。”她無奈地說，“其實就是沒得選。”
吳東：不習慣壓抑，才可以一直離開
2014年，吳東從一所三本大學的日語系畢業。他從湖南坐火車到東莞，在一家臺灣企業工作，工作職責是回日本客戶的郵件，處理訂單。做了一個多月，吳東就辭職了。
吳東感覺臺灣上司對他不友好。“我剛出來工作的時候，膽量比較小。”上司總是盯著他的工作，一出錯，比如打印紙張大小不對，就會態度很兇地罵他。而一遭受批評，吳東就容易緊張，工作就更經常出錯。
“這不是我人生中值得書寫的事情。”吳東為這段經歷做了注腳。
從臺灣企業離開后，吳東去另一家工廠做倉庫管理，需要駕駛叉車搬貨。三四個月后，吳東再次離職，原因是處理不好人際關系。吳東不抽煙，工作間隙上司和同事去抽煙的時候，他沒有跟過去，彼此間沒有什么交流，關系淡漠。后來，因為自己的工作能力，吳東跟上司產生了分歧，“我叉車開得不錯，但是他認為我開得不好”。
再次辭職后的吳東離開了東莞，來到深圳龍華區探望朋友。他喜歡看書，每到一個新地方就往當地的圖書館去。在龍華的圖書館，吳東看到一家免費進行音樂培訓的社區機構，他報了吉他班，一邊練習吉他，一邊在人才市場找工作。這次他想找輕松一點的工作。
新工作是在距龍華160公里的汕尾市一間工廠當工業工程師，英文名叫Industrial Engineer，主要負責提高工廠的生產效率。頭銜好聽，工作內容也比較重要，從車間布局，到廠線流程設計，再到工時測算，他的意見都很受老板重視，但是工資并不高，只有3000多元人民幣。
上班時間在車間里必須穿連體防塵服，整個人都被包裹起來，吳東覺得壓抑，他再次辭職。這份是他待得最長的一個崗位，有半年之久。
吳東愛看日本作家的小說，平常會玩音樂，是個文藝青年。他關心中國社會，在朋友圈轉發支持崔永元維權的帖子，還有講述深圳廢青“三和大神”生存狀況的文章。圖為早上富士康的年輕工人上班時。©林振東
回到龍華，吳東很快開始了下一段工作經歷。聊到這里，吳東有些害羞，因為他去了一家按摩店當服務生，負責端茶倒水。“認識社會”是他換工作的重要緣由。在講述他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房地產銷售時，他也提到，這份工作盡管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收入，至少使他學到了一些東西，增進了對社會的認識。
吳東不愛和陌生人交流，但房地產銷售的工作，卻是日復一日打電話給客戶推銷。這個應聘時承諾有底薪的崗位，在他開始上班后就改為完全的“提成”制度。他討厭這份工作，討厭硬著頭皮去向陌生人推銷幾百萬一套的房子，更討厭每天被不耐煩的客戶掛斷電話。他的自信心被一點點磨掉，變得頹廢。
吳東也不喜歡工廠，他去年曾在富士康當過派遣工，在流水線上干活，一小時15塊錢，如果當月沒有遲到和早退，就以一小時17塊錢結算工資。產線剛開始相對輕松，但產量指標會逐漸增加，把工人往最高產量逼。
在他看來，工人并不團結，在同一條流水線上，做得慢的工人，會被做得快的工人要求加緊一點。“如果大家都團結一點，速度不要太快，就不會被逼到一刻都不能放松了。”他覺得工廠很壓抑，更可怕的是人們都習慣了這種壓抑，變得麻木。
“我就不習慣，不習慣壓抑，才可以一直離開。”不停辭職似乎是吳東對抗麻木、避免被壓抑同質化的武器。
“我對這個社會比較感興趣。”吳東認為自己有與眾不同之處。因為大學念日語系，他愛看日本作家的小說，平常會玩音樂，是個文藝青年;他關心中國社會，在朋友圈轉發支持崔永元維權的帖子，還有講述深圳廢青“三和大神”生存狀況的文章。
辭掉房地產銷售的工作后，吳東搬去龍崗，租下月租1000元的房子，白天睡覺，晚上在手機上和網友下圍棋，就這樣過了三四個月。除了下樓買午餐和晚餐吃，他不出門，也沒有別的消費，每個月的支出只需要1600元。
“圍棋是我排憂的方式。”那是吳東過得最快樂的日子，也是他棋力最高的時期。偶爾白天“清醒”過來，他就去人才市場找找工作，但通常很快就躲回出租屋睡覺和下圍棋。
就算支出不高，吳東還是負債了。他報了一個電腦課程，想要鍍金，以期未來找到高薪工作。一萬元學費他用信用卡支付，再用其他的信用卡來填補債務。他一共有四五張信用卡，可以讓債務暫時擱置。他不愿意向朋友借錢，朋友都是出門打工的人，賺錢不容易，但也不可能去向父母開口，因為不想讓父母知曉自己的窘狀，而且父母也沒有什么積蓄。
學音樂認識的朋友給吳東介紹了一份兼職工作——到學校給小學生上圍棋課。在這份兼職結束后，他又去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當日語老師。
吳東最喜歡這兩份兼職，不僅因為薪水高(一節課45分鐘120元)，還因為他可以當“老師”，而不是“工人”，這個稱呼讓他很開心，他始終更認同自己作為文化人的一面。但是這兩份工作后來都沒有繼續聘請他。
“我不太知道怎么哄小孩。”他反思自己上圍棋課的問題，自己不是職業棋手，基礎知識也不夠扎實。至于日語課，有些學員覺得他教得好，有些覺得他教得不好。
上個月，吳東去工廠上夜班了，晚七點到早七點，工作內容主要是檢查機器的參數。他需要錢來生活和還信用卡。
這份工作除了日夜顛倒之外，并不算太辛苦。但吳東說，他也不會做太久的，他還是不喜歡工廠的氛圍。談及未來，令他興致勃勃的不是工作，而是愛好。非工作日的時候，吳東都去參加社區的興趣班，他正在學習戲劇表演，也在計劃開始寫作，寫工人的故事。
游莜：一個輕飄飄的“反抗者”
游莜是逃到深圳的，打工曾經給了她自由，而她正在逃離這份自由。
1994年出生，游莜今年24歲，她剛和媽媽通完電話，有點沮喪。“家里沒什么錢了，你爸身體又不好。”媽媽總是把家里的境況碎碎念叨給她聽，希望她多寄點錢回家。
游莜每個月都會寄錢回家，每次1000元左右。中學畢業剛出來打工的時候，她還沒學會花錢，每個月的工資，除了留一點點零用，其余的帶回家里交給爸媽。但給錢這件事情，似乎總是“不夠”。
游莜在廣東潮汕地區出生長大，有三個哥哥，她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們要多賺一些錢，幫助哥哥們娶妻生子。
“有時覺得很不公平。”游莜說，姐姐們十幾歲就開始打工，賺錢給弟弟交學費。游莜的姐姐幾乎沒有上過學，而大哥一路讀完了大學，但畢業后也“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游莜是在一次和爸爸的爭吵里離家出走的。那時她在哥哥的餐館里當收銀員，“沒有工資的哦”，但爸爸看不慣她的工作方式，兩個人經常發生口角，一氣之下，游莜在春節前收拾了行李來到深圳。
家庭讓游莜感到壓抑，生活在一個性別成見很深的環境里，她覺得自己得不到重視。“我付出那么多，卻得不到爸媽的關心。有時他們會跟我說，生你是個意外。”相比之下，哥哥似乎輕易就成為了家庭生活里的重心。
姐姐們陸續結婚，離開了家庭，不再需要填補家里的經濟缺口。在仍然保守的潮汕文化里，女人是屬于夫家的，因此結婚前才會被父母“剝削”。
游莜用業余時間參加了一個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的活動，還關注了公眾號。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知道一些關于性別不平等的知識。但是她不想要被知識打亂了自己的生活，游莜有一個朋友，“當男生有一點什么什么的時候”，她會義正辭嚴地告訴對方，你這句話歧視女性了，你這是性騷擾，她的人際關系因而特別僵化。游莜并不想要這樣。
游莜期待著“真正的愛情”，她只談過一次戀愛，戀情開始后才發現對方是個已婚的男人，最終悲傷地發現“工廠里很少有真正的愛情，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能走到最后的不多。”而即便結婚，痛苦也多過快樂。她認識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帶著孩子在深圳打工，生活非常辛苦，每天都要為孩子的生活費而發愁。
她對“真正的愛情”的定義是：兩個人在一起像朋友一樣聊天，像親人一樣互相幫助。
于是，打工成了她接受自己家庭的方式。打工給她自由，在家庭的目光之外，她可以花自己賺來的錢，不必全部上繳;買自己喜歡的衣服，而不是穿哥哥的舊衣服;周末躺在沙發上玩手機，不用承擔家務。
這份自由很簡單。“既然不能改變(自己的家庭)，只能接受它，爸爸媽媽也養了我這么大……”家庭的壓力對游莜來說，不是太大的問題，只要離開遠一點就好了，而打工所帶來的獨立、自由，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讓生活舒適一點而已。
壓抑是輕飄飄的，自由也是輕飄飄的。她覺得，生活里似乎沒有重要之事。
如今，游莜已經從工廠離職兩個多月，她在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里當實習生，負責編輯公眾號文章。每次開選題會的時候，上司會要求她參與進去，提出自己的想法。
“思考好累。”游莜說，在工廠的時候，開會的時候只需要聽就好了，不需要動腦思考，在流水線工作，也有辦法偷懶、發呆。編輯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覺得不適合自己，她不想思考。
她想去當幼兒園的保育員，照顧小朋友。“應該會簡單一點，和小朋友在一起，人際關系沒那么復雜。”
等到30歲，她還是想回到家里，“如果回不去，就隨便找一個農村吧”。
*應受訪者要求，小雅、吳東、游莜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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