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幫勇帶著孩子送外賣的畫面，觸動著人心。
2012年，李幫勇來到浙江嘉興打工，期間，他的右手被卷進機器致殘，雖然拿到了賠償，但無法再從事車間工作。2017年，妻子離家出走再沒回來，李幫勇獨自帶著女兒生活。2018年，39歲的爸爸用電瓶車載著3歲的女兒送起了外賣，女兒每天要坐10多個小時的電動車，中午困了也不能好好睡一覺。下午3點后，李幫勇才能和女兒吃上午飯。女兒哭了，李幫勇塞給她一個面包;女兒睡了，李幫勇就放慢車速，盡量減少顛簸。
如果用抽象的數據或者宏大的敘事來解釋打工者的苦難，一聲“干什么都不容易”的無奈的嘆息——或許就能解構旁觀者的同理心。但孩子天真無辜的眼神，還有爸爸堅忍的背影、沉默的神態，卻很難被忽視。
批量化生產的雞湯文章把“勤奮”、“眼界”、“朋友圈”等視作致富之道，“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高姿態評論曖昧地暗示著貧窮和懶惰的關聯。但是，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半，李幫勇只給自己留40分鐘的時間吃午飯，扣分、扣錢，像大棒一樣驅趕著外賣員以驚心動魄的車速與差評賽跑——如果李幫勇懶，那誰才勤奮呢?一學期學費47500元的星河灣雙語學校因為一個五歲小朋友的簡歷而走紅，在復旦大學任高管的父母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為題目整理了他讀書和旅行的記錄匯總，這樣優越的成長環境固然令人羨慕——李幫勇的女兒可能也會在電瓶車上在五歲以前行萬里路，但是由于缺乏語言環境，快3歲的女兒只會說“爸”“抱”兩個字。大齡外賣小哥的無奈，出走妻子的窘迫，3歲女孩的困頓，是由于個人品質高低造成，還是由系統性地社會關系所引起?
經媒體報道，此事引起不少社會關注。幼托機構稱可以讓他女兒免費入托，商會的人說可以幫他換一份工作，紅十字會為他發起了募捐，還有醫院表示可以給他的右手做康復手術，費用全免。李幫勇是幸運的，幾個媒體的報道在流量巨浪中動員著一座城市的善良和同情心，社會關注集中于一人身上，他的特殊困難不難緩解。但李幫勇之外的外賣員群體，或者流量熱點被冷落忽視之后，生活恢復平淡的李幫勇的處境能不能得到關注呢?工資、社保、安全、尊嚴、健康，這是每個打工者都關心的。“頂層設計“不是人人都可以參加的，”被設計“往往是常態，一個普通的被雇者，當他明白自己的個人命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其他同伴、社會群體彼此影響的時候，他該怎么在”被設計“的命運中積極干預自己的未來呢?
一個外賣員的特殊困難可以由輿論幫助緩解，一個外賣群體的處境則需要制度性的、常態性的關注——社會工作機構、NGO組織、或者學生志愿者社團，除了節日里突擊式的“送溫暖“，固然可以通過調研報告引起更多人關注打工者群體的生活狀況，再或者通過法律援助、《勞動法》普法活動引導打工者關注自己的權利，但立足于更長遠的社會進步，如何使一個需要被同情、需要被幫助的弱勢群體，成長為一個有著權利意識、維權能力，又關注社會(與自己的生活處境息息相關的社會)的自主賦權的強者——更值得關心。
39歲的李幫勇一代能為3歲的女兒這一代子女，做些什么?我們又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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