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市人民醫院肺移植中心的一間病房里，沉重的喘息聲、劇烈的咳嗽聲此起彼伏。
氧氣濕化瓶中的水沸騰著，發出呼嚕嚕的聲響，像是要藏住他們重重的呼吸聲。
在這里，尋常的「一呼、一吸」是最大的奢望。
曾經，他們是礦工，石雕工人，建筑工人，風鉆工人…如今，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塵肺病患者。
塵肺病是中國第一大職業病。
根據國家衛健委披露的數據，2017 年所有報告職業病病例中，職業性塵肺病占比高達 84.84%。
塵肺病公益組織「大愛清塵」2011 年的估算數字顯示，國內患有塵肺病的農民工數量超過 600 萬。
塵肺病也被稱為「上半輩子用命來換錢，下半輩子用錢換命」。
患者主要是農民工，他們可能沒念過多少書，但身強力壯，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比起務農，這份工收入算得上可觀。
相對高的工資伴隨著巨大的隱患，一旦患上塵肺病，等待他們的是：胸悶、氣短、咳痰，繼而胸痛、咯血，勞動能力也會逐漸喪失。
而最不堪忍受的，是瀕臨死亡的憋氣。
煤炭開采是塵肺病的高發行業，按照行業規范，工人在作業時需要佩戴專門的防塵面罩，但用人單位為了省錢，只發一些醫用的一次性口罩，或者干脆不發口罩。
工人自身的安全意識也比較薄弱，每每下到幽深的礦井，陪伴他們的，只有頭頂直徑 1 米左右的天空，他們汗流浹背，在粉塵彌漫的空間里，隔著被煤塵熏得發黑的一次性口罩大口喘氣。
干完一個班次( 一般是 8 個小時)后，才又從井口爬出去，有的時候遇上加班，他們會連干兩個班次，也就是十幾個小時后才出井，日復一日……
筆者曾聽聞一位患有塵肺病的前煤礦工人回憶，「經常一覺睡醒后，鼻孔、嘴里都是多厚一層(煤灰)」。
而這些煤礦工人不知道的是，正是在那個封閉狹小的空間，粉塵日積月累聚集到肺泡里，肺部不可逆轉地纖維化……
生死賭局
住進這里的患者，早已過了塵肺病壹期和貳期，而是處于非常嚴重的塵肺病叁期。對他們來說，通過肺移植換一個新肺，是唯一的救命方法。
但肺移植也伴隨著巨大的壓力和風險。
一方面，肺移植的平均費用是 60~70 萬，對于自費家庭，這無疑是一筆巨款。
另一方面，肺源來之不易。一個器官平均有 30 個人在等，給誰移植，一要看器官分配的準則，二要受地域、病情的輕重緩急、年齡等因素的綜合影響。
這種群體性等待充滿了焦慮和不確定性。有沒等到肺源就呼吸衰竭而死的;也有好不容易等到了肺源，捐獻者家屬卻在最后關頭變卦的。
就算肺移植成功了，后面還有排異和感染兩大考驗。
再多的艱難險阻，也沒有人放棄，這是讓生活回到正軌的唯一手段，來到這里只為放手一搏。不然，生命將在呼吸機的陪伴下油盡燈枯，過程痛苦至極。
廖延龍剛賣了車湊夠 60 萬，要去救他被塵肺病折磨了 20 年的父親廖連和。
廖連和來自淮南，以前是淮南礦務局的下井工人。
當被問到為什么下井，廖連和直言因為掙錢多，「1980 年的淮南，最多的每月能拿 100 塊，我擱那每月至少 500 塊。」他張開五指，開朗地笑了笑。
廖連和得的是矽肺病，由長期吸入大量游離二氧化硅粉塵所引起，是塵肺病中最嚴重的一種。
兒子堅決要把父親送來接受移植。廖連和老伴兒卻經不起一點風險，在她看來，這一搏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廖連和是幸運的，這天，他得到了肺源，來不及做好心理準備，凌晨 3 點就被推進了手術室，準備進行右側單肺移植。
離肺源送達還有一個小時，手術醫生要先開胸取出病肺。讓廖連和側臥，從第四與第五根肋骨之間切開，用撐開器將肋間隙撐大，然后將病肺于胸腔中剝離拿出。
但廖連和的塵肺有嚴重的感染，與胸粘膜還有錯綜復雜的黏連。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 3 個小時。
這個時候，人們的恐懼往往大于驚喜。手術室外的家屬等候區，廖連和的老伴兒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嘴里不停地念叨著「哎!怎么想起來這兒了?」。
肺源已經到了，但廖連和的塵肺依然無法取出。他們摸索了一會兒才發現，其實病肺已經被摘下，但長期粉塵的積累讓肺沉重不已，才會誤以為沒有順利剝離。
當醫生將沉甸甸的肺從胸腔拿出時，本來柔軟鮮活的肺，已經硬的像塊骨頭。表面黑乎乎的，布滿矽肺結節。
移植從晚上 10 點進行到早上 7 點，光潤的新肺被放進廖連和的胸腔，一張一合，重新呼吸，手術很成功。
然而，手術后一周，廖連和卻感染了多重耐藥菌，病情危急。
「氧飽和度很低、各項指標都不好，兩邊瞳孔也散大了…」當醫生告訴家屬這些情況時，廖連和老伴兒瞬間癱倒了下來。她最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想盡了各種辦法，但病情反復惡化，家屬和醫生像陀螺一樣被抽來抽去，希望被一點點耗干。
最終，廖連和沒能扛過這一關。面對這樣的結局，兒子廖延龍不斷重復著一句話，「只要拼搏過就不后悔。」
但希望落空，廖延龍雖口上說不后悔，但內心終究難以坦然。
鏡頭切換至空寂的夜幕，肺移植科醫生哀婉的口琴聲響起，混雜著廖延龍凄厲的哭聲，一聲聲，像是集結的號子，音調一起伏，便激起廖連和艱難頑強的生命。
維權之路多險阻
無錫市人民醫院的肺移植病房有 60 多張床位，同時期的塵肺病人只有 3~4 個。
無疑，能夠進入這場「生死賭局」的塵肺病人少之又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被「一紙鑒定」擋在了門外。
職業病鑒定，是每一位塵肺病人都要面對的難題。包括確定勞動關系、醫學診斷、社保復核等多個環節。
獲得了職業病鑒定，患者才能得到工傷保險賠償，包括社保基金和企業賠償金兩個部分，這是他們的醫療保障，也是一位農民工接受肺移植的底氣。
但絕大對數塵肺農民工沒有這份「運氣」。
為一紙鑒定東奔西走好幾年，直至希望被一點點耗盡，最終無奈放棄，到死都沒有拿到職業病鑒定的患者不在少數。
為了這份工傷認定，磨砂工戴向群的父親跑了三年
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行業野蠻生長之際，底層勞動者的權益被嚴重忽視。
罹患塵肺病的農名工大多沒有跟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企業和農名工之間的雇傭關系難以追溯。沒有勞動合同這個明確的法律前提，也就不能確認工傷的責任主體，導致患者根本無法進行職業病診斷。
另一方面，對于簽訂了合同的勞動者，想拿到職業塵肺病診斷證明，也非常不容易。
本來，醫學上診斷塵肺病不是難事，但由于職業病屬于一種特殊性質的工傷。職業病診斷鑒定過程實質上相當于工傷認定過程。
在這樣的前提下，塵肺病診斷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問題，還涉及企業、勞動者、以及社保部門的利益博弈。
2018 年 6 月醫生「誤診」塵肺病被捕的事件，就曾引發媒體聚焦。七名礦工被控「以塵肺病詐騙社保金」，為其做出診斷的貴州航天醫院的三位醫生也因涉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被羈押超過七個月。
而此事至今沒有一個公正的判決，這讓職業病診斷醫生戰戰兢兢。醫生不敢放手診斷，手無縛雞之力的塵肺農民工，更是投訴無門。
再結合 2009 年的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足以反應我國在職業塵肺病診斷方面的困境。
對此，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肺移植醫生陳靜瑜認為，應該將塵肺病的診斷和認定分離。
陳靜瑜曾在 2018 年全國兩會上提出建議：
「如果將塵肺病診斷和職業病鑒定分離，就能提前診斷出塵肺病，一些癥狀較輕的病人就可以得到及時治療，至于是不是職業病，要不要賠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這是醫者的一份仁心。不管塵肺病鑒定問題涉及多么盤根錯節的利益博弈，制度上多么難以厘清，面對生命，醫生始終無法背過身去。
誰也無法置身事外
30 年高速發展，代價深重。作為發展中被犧牲的個體，塵肺病人們被剝奪的不僅僅是呼吸，而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全部。
塵肺問題所反映的，也不僅是「一部分」人的不幸，而是整個社會的頑疾。當社會不公埋下的炸彈陸續作響，可能誰都無法幸免。
如同重慶公交事件給我們的啟示一樣，面對有著 600 萬+塵肺病人的社會，不管既得利益者還是政策制定者，大家同在一輛高速行駛的車上，誰也不是旁觀者，誰也無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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