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
與爾平大哥初次相識是在雙喜村路邊。與中國其他村莊一樣，在城市化背景下，雙喜村面臨著年輕勞動力的外流，逐漸空心化的命運。正如村民戲謔：“只有老弱病殘的才會留在村子里。”爾平大哥原本要到衡陽住院，這次聽聞深圳市代表要到導子鄉來，才冒著生命危險，為了塵肺維權特意回到村子里。
遠遠看爾平大哥，五十多歲，一米七幾的身高，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跟普通健康的人沒有兩樣。但當走近他身邊，就會聽到他那像是一百米沖刺后的沉重呼吸聲。每一口呼吸都仿佛在腐蝕著這具軀體。爾平大哥在2009年查出為塵肺2期再加，如今已經是塵肺三期，終日需要靠吸氧機維持生命。一位塵肺遺孀的阿姨偷偷告訴我：“他怕是活不過這一年時間了。”人明明正值壯年，生命卻要戛然而止。
打工
爾平大哥在喘息中，一句句慢慢地向我訴說自己打工和得病的經歷。1993年，他跟隨著村里幾個同鄉到深圳做風鉆工，屬于村里較早一批出外打工的人。1990年代初的深圳只有兩條大道，其中一條就是現在高樓林立的深南大道。他自豪地說：“深圳大部分的高樓，我基本都干過。”他能夠清晰地記住哪座大樓是幾年開建，對深圳的地標建筑如數家珍。地王大廈的項目他花了半年的時間。
當時，爾平大哥雖知這個工作辛苦，但收入不菲。在1990年代，一天工資能夠達到60-80元，而當時一個小學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也才100-200元。加上，90年代初深圳開工的工地不多，若非有親戚關系介紹，是很難進入到工地找工作的，更別說是收入不菲的風鉆工。可以說，當時的他覺得這是一個難得且不錯的工作。雖然打一個井需要半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不等。在洞里，由于需要花力氣打鉆，呼吸更為急促。呼吸之間吸入許多粉塵。從洞里出來，每個風鉆工只有兩個眼睛是黑色，全身上下都嚴嚴實實地覆蓋著白粉。可想而知，這半個小時到2個小時間會吸入多少粉塵。有時候，天氣悶熱，呼吸不順時，有些工友還會摘掉那個十幾天都不換的薄薄口罩作業。
“我們不知道。我們以為粉塵吸進入，就會排泄出來。不知道它會累積在肺部。”大哥無奈地說。“如果我們知道……”這句話是我在耒陽短短4天里，見到不下20個工友和病人家屬口中，最常聽到的一句話。90年代，中國尚沒有推行勞動合同，更別談在職業病上有任何防護措施。大部分建筑工地的工人都是親戚同鄉關系，一起出到城市打工。工友間都是靠一個“信”字。干一天就算一天的錢，并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概念。當時政府、企業和帶班都沒有告訴他們干風鉆工的風險。甚至許多帶班和工頭自身都不知道會導致塵肺病，正如雙喜村七八個早期的工頭都已經因為塵肺病而去世。
疾病
爾平大哥從1993年在深圳做風鉆工到2002年，直到2009年確診為塵肺二期再加后，就不敢再做任何耗體力的工作。但是迫于生活，他只能偷偷篡改體檢報告，在保安公司做保安，每個月還能給家里補貼一千元。直到2014年，病情加重到就連坐著呼吸都難受，才在家休養。現在，“塵肺三期”對于他來說，除了是一具茍延殘喘的軀體，還是一個不斷燒錢的“無底洞”。由于妻子要在廣州打工賺錢，而自己生活無法自理，便一同與妻子住在廣州。但就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廣州的醫院報銷不了。打一次點滴就要200元。而僅靠妻子一人，全家每個月的收入也就3000元。如果不嚴重，一個月醫藥費需要花費1000多元。如果碰上感冒，一個月就要5000-6000元。去年，爾平大哥到北戴河醫院洗肺，醫藥費2萬。“當時我查出了這個病，想要自殺，不想把家里拖垮。家里人都罵我。”比起自己，爾平大哥覺得最為虧欠的就是家人。
維權
這次為了塵肺維權，他推遲了住院，選擇回到雙喜村里等待消息，由70多歲高齡的老母親照顧自己的起居和飲食。談起母親，他實在愧疚，作為兒子無法養老送終，還要母親照顧自己，白發人送黑發人。
跟隨著爾平大哥走進他居住的陰暗磚泥房里。墻上掛著一張全家福，屋里擺著三倆件簡單樸素的90年代家具。進到里屋，床邊上放著一臺吸氧機，而窗前的木桌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藥瓶。大哥拿出自己從2009年到現在的病例書和肺部CT，細細跟我們講訴一路求醫的歷程，同時也是一路維權抗爭的故事。
爾平大哥2009年跟隨著村里的同鄉，一起去了深圳維權，當時獲得了10萬元的賠償。但是到如今，每個月5000-6000元的醫藥費支出，還要加上洗肺住院的費用，10萬元只是杯水車薪。2018年，爾平大哥不下十次到深圳維權，躺過草地，睡過馬路，還會遭遇警察的清場。雖然連感冒都會導致病情惡化，他還是無所畏懼，一次次地上深圳維權。此次，更是千里迢迢回到家里等待深圳代表給他一個合理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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