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華盛頓特區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舉辦“工作、技能與社區:如何重振美國藍領階層”研討會,會上發布了由美國企業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機遇美國等三家智庫共同組織編寫的報告《工作、技能與社區:為藍領階層恢復機遇》(Work, skills, and community:Restoring opportunity for the working class)。報告主要分析了美國藍領階層的構成,該階層有何煩惱,為什么他們的生活境遇較其他社會階層明顯下滑,以及政府、企業、社會應如何幫助藍領階層改善生活條件等問題。
藍領階層陷入困境已久
美國企業研究所國內政策研究主任瑞恩·斯特里特(Ryan Streeter)介紹了該研究的背景。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競選人特朗普將藍領階層稱為“被遺忘的美國人”,承諾將滿足藍領階層的訴求作為上任后的優先執政目標之一,并由此贏得了該階層選民的廣泛支持。此次選舉將藍領階層的困境推到了美國政治的聚光燈下,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都開始重新爭取這一在許多人眼中“退居”到無關緊要地位的群體。事實上,2016年大選不過是藍領階層“癥狀”的集中爆發期,此前他們已經“病”了幾十年。
在美國的傳統中,“藍領階層”與“窮人”之間存在明顯區別,“藍領階層”更加自食其力,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更穩定,結婚率更高,大部分藍領家庭中至少有一個人是全職工作者。然而,藍領階層與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中等及中上收入階層的社會經濟差距在持續擴大。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A.默里和羅伯特·D. 帕特南在各自的著作《分崩離析:美國白人五十年(1960—2010)》(2012年)、《我們的孩子:處于危機中的美國夢》(2015年)中,通過實例揭示了藍領階層與中等收入階層在財務狀況、勞動參與率、教育、婚育、社會資本等方面的鴻溝。2015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安格斯·迪頓與安·凱斯在一項獲得廣泛關注的研究《21世紀非西班牙裔美國白人中年發病率和死亡率上升》中提出,1970—2013年,45—54歲美國人死亡率大幅下降,世界其他富裕國家也出現了類似趨勢。但是,1999—2013年,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美國中年白人死亡率顯著升高,原因主要是酒精和藥物中毒、自殺、慢性肝病。可以說,他們是“死于絕望”。
2016年大選結束后,來自美國企業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杜克大學、紐約大學等智庫和大學的十余位專家組成工作組,共同探討美國藍領階層衰落的原因和政策解決途徑。
藍領階層在多方面走下坡路
報告對美國藍領階層的定義是:25—64歲的成年人,位于收入階梯前50%—80%(以一對夫妻、一名子女計算,2016年家庭年收入約為30435—69254美元),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但低于四年制本科。以該定義統計,美國現有1580萬個藍領家庭,約包括2900萬名成年人和900萬名兒童。最能說明藍領階層處境變遷的是其經濟條件,尤其是工資收入。1979—2016年,美國藍領階層年均工資收入僅從24283美元升至27200美元,漲幅比收入階梯后20%的群體還小(從9343美元升至12940美元)。從支出上看,1984年和2016年,藍領家庭年均收入比年均支出分別少5454美元和5214美元,家庭財政“赤字”基本沒有改善。對于大多數包括藍領家庭在內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他們的全部或近乎全部的財富是其房產凈值。1980年,68%的藍領階層擁有自己的住房。2001年經濟衰退后,藍領階層的住房擁有率開始下降,并于2016年首次跌破60%。
在工資和財富縮水的同時,藍領階層男性的就業率從1980年的81.3%降至2016年的73.8%,而同時期收入階梯前50%的男性就業率僅從90.9%降至88.1%。藍領階層女性的就業率從1980年的56.1%升至2016年的62.7%,但在2001年經濟衰退后呈下降趨勢(2001年前高峰值為68%),而收入階梯前50%的女性就業率受此次衰退的沖擊很小。被問及為什么沒有在工作時,藍領階層給出的最常見原因是需要照顧子女或其他家人(29.4%)、慢性健康問題(26.4%)、無法找到工作(19.4%)。健康狀況不佳影響就業和收入是勞動者一直在談論的問題,而且藍領階層處于一個“既不夠窮又不夠富”的尷尬境地,既不像低收入階層可以申請政府福利,也不像中等收入階層可以享受多種稅收減免政策。
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藍領階層的婚姻家庭狀況也發生劇變。1980—2016年,各收入階層的美國人結婚率都在下降,但藍領階層最明顯,降幅達到22.3%。目前,18—55歲的美國人中,中等及以上收入階層有56%處于婚姻關系內,貧困人群和藍領階層僅有26%和39%處于婚姻關系內。結婚率的降低增加了財務不穩定、社會流動性下降的風險,且導致非婚生子女增加。在藍領家庭和貧困家庭中,非婚生育現象格外普遍。擁有18歲以下子女的女性中,47%的藍領母親沒有婚姻關系,這一比例在位于收入階梯前50%的母親中僅為16%,而在位于收入階梯后20%的母親中則高達67%。可見,藍領階層的家庭結構更接近低收入階層而非中等及中上收入階層。此外,藍領階層加入公益組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體育或娛樂社團等公民團體的比例也顯著低于位居收入階梯前50%的人群。
從地理分布上看,藍領階層集中在美國中西部、南部、西部地區,當地的藍領社群受困于社會資本的缺乏。社會資本指生活和居住在同一社群內的居民間的關系網絡,包括家庭團結、社群健康、公民與宗教組織、志愿活動等因素。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社會資本項目主任斯科特·溫西普(Scott Winship)對社會資本的地理分布進行考察后,設計了一組基于地點的社會資本評估指數并應用于美國各縣。他發現,社會生活的健康度或社會資本的“供應量”在各地不同,這種差異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布魯金斯學會政治治理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威廉·A.蓋爾斯頓(William A. Galston)說,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但“社群內部關系可對社會經濟結果產生顯著影響”這一基本理念,對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提供工作是重振藍領階層的核心
機遇美國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塔瑪爾·雅各比(Tamar Jacoby)表示,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涉及勞資關系、職業許可、教育培訓、育兒、稅收、公共衛生等多個方面,但都匯聚在“工作”這一中心主題之下。這些政策建議具體包括:促使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重回職場、使工資能夠真正覆蓋基本生活開支、教給人們找到更好工作所需的職業技能、加強家庭與社群對勞動者的支持力量等。專家工作組成員認為,對美國藍領階層最有效的扶持是幫助他們找到并且保持住工作。工作為個人及家庭提供生計,支撐國家經濟增長,給人帶來超出其他許多事物的滿足感,并能讓人擁有目標感、勤奮、責任感、自力更生等良好品格。針對藍領階層的工作問題,報告中的關鍵提議包括:
第一,拓展勞動所得稅抵免制度(EITC)。全職工作者應該獲得用以維持體面生活的報酬,EITC為中等及以下收入勞動者提供稅收抵免,但以有子女的勞動者為主,現在民主黨與共和黨都贊成將EITC惠及面拓寬至無子女的勞動者。
第二,設計工資補貼計劃。EITC等稅收抵免制度并不總能完全發揮預期作用,立法機構可嘗試出臺直接體現在工資中的補貼計劃,而非通過稅收實現。這類計劃成本較高,可先在部分地區試行。
第三,加強福利。提高工資或許能將許多人拉回勞動力市場,但也需公共政策配合,例如,就業機會匱乏時,允許州政府采取激勵措施推動私人部門創造就業。
第四,改革失業和殘障保險計劃,引導失業者和殘障人士積極尋求就業,鼓勵雇主接納殘障求職者,而不是直接將他們定義為“不可雇傭的人”。
第五,增加聯邦職業教育撥款。現有的聯邦教育撥款主要針對傳統學校教育,忽視了職業技能教育。未來應為形式廣泛的職業教育項目提供獎學金和學生貸款,包括短期的、不頒發學位的項目。
第六,政府通過稅收減免政策為就業機會增長緩慢、貧困率高的地區吸引私人部門投資,消除當地經濟增長障礙,整合附帶資源,解決投資資金難以觸及的問題。
雅各比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藍領階層困難的長期積壓讓他們在2016年大選中爆發出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在2020年選舉前,民主黨與共和黨預計都會爭奪藍領階層選票,該群體對下一屆選舉結果仍具有較大的影響。
(本報華盛頓12月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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