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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后我不再來了。”
我寫下這句話，一切都消失了。我發現我寫下了文章的最后一句。敘事才剛剛開始。
這么多年了，我才冷靜下來，去敘述自己的那一段生活，書寫那個穿著背心和發白的牛仔褲，腳下蹬著波鞋，背著牛仔包，頭發長長的，消失在茫茫大地上的身影。
我走不見了。走著，走著，我又回來了。仿佛一個不肯離去，終又離去的靈魂。
我既想否定過去，又無法釋懷過去。我懷著固執的感情，卻又輕易接納新的環境;那么怕傷害到自己，又不得不揭開自己的創傷;害怕保持沉默，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在文章里，我極為希望把那個自我表達出來，但跟我有同樣經歷的人太多了。
我們接受著苦難。
◇ ◇ ◇
八十年代，那是怎樣一個時代，我們經歷著什么?
山村，古老，貧窮，黃色的土壤，麥子，墨守成規的學校，嚴重偏科，高價的代課生，綴學，十四歲，逃出農村……進到城市，打工，邊防證，暫住證，計生證，畢業證……它們相互交替著，聯接著，像齒輪一環一環地扣接著，推動著時代的發展，個人小小的命運就是滋潤著它們前進的潤滑劑，轟然一聲犧牲自我，那也是常有的。
然后我們就像潤滑劑一樣消失，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過，那種悲壯接近無名英雄。
一大串的身份認識。農民，盲流，打工者，外來工，勞務工，城市建設者，農民工，新城市人……或者，工廠，機器，流水線，車間，汗水，港幣，生產力……這些堅硬的詞碰撞著一些柔軟的詞語：人，人類，思想，情感，詩歌，小說，散文，繪畫……
我們一直掙扎在這些詞語之間，想逃離，背棄，遺忘，更想走進廣闊的大地。
如果不是這一次采訪，我是不會再來這里的。我更愿意把記憶埋藏在內心的深處，我愿意一切消失，再去尋找，才有了尋找的真實意義，但我真的不想回頭去走走過的路，固執地去懷念某個地方，某個人物，某件我熱愛著的事物。如果不是這一次——我快流出淚水來了。
公交車顛簸著，我的心一直在手中，它跳動，像懷有一個小鼓手。我在緊張著什么?揣測著什么?預感著什么?
因為媒體的介紹，有一位記者要找我拍一組照片。很有意思的是，我要回到最初南下打工照下第一張相片的地方，在那里重新拍一張。
我看著這一張相片，有些發黃，像秋天掉下來的黃葉，但相片上的少年表情昂揚，長發，留有小胡子，穿著寬大的牛仔褲，灰色的夾克，站在標有“深圳市光大木材有限公司”的大門口，雙手插進牛仔褲的兜里。相片的日期很清楚，1995年，那么離2010年距離是十五年。
十五，這個數字一直糾纏著我，它足夠讓一個少年變成中年。
記者告訴我，一年前，工廠消失了。我幾乎沒有詫異。想想也知道，它是在全球金融風暴下倒閉的。盡管情感上不舍，我理智上也接受了工廠的消失。
我告訴記者，這是我們工廠的宿舍，它還在。并告訴他，我那時是這個工廠的編外員工，也就是臨時工，住不進這排白房子的宿舍，只住在工廠東頭的鐵皮房。我告訴記者，這一片荔枝樹，是當年工廠員工的樂園，也就是談戀愛的場所。荔枝樹還是龐大的濃蔭，這在我的小說里進行了很多細節的描寫。
工廠的確是消失了，空曠的廠區停著一輛輛大型的貨柜車，藍色的車身，在陽光下發出金屬的鐵銹味。沒想到工廠的大門還在，門頭雖殘破，但還在。十多年前我所站的地方還在，被撕掉的招牌卻是“森帝木材有限公司”。這些年，我也聽說過工廠的變遷。我告訴記者，我還在這家工廠的時候，那是它的鼎盛時期。
我站在工廠的大門口，幾乎還是保持了我慣有的動作，雙手隨意地插在褲兜里。我想用一個燦爛的笑容面對記者的鏡頭，但很牽強。記者說要我去看看我曾經的流水線，我站在那里的時候，我聽見了機臺的聲音，聞到木材的味道，我看見了我的工友們低著頭勞動，藍色的工衣裹滿了汗水，混合著午后的陽光味道，讓我無法窒息。
我無限地懷念他們。他們去了哪里?是不是和我一樣，有時低下頭來，想起彼此。
百度告訴我，深圳市光大木材有限公司位于月亮灣大道，背靠南山，面朝大海，占地面積很廣，聽說是中央的一位部屬開辦的。我從農村里走出來，以為真的走進了大城市，沒想到這個工廠在這個荒涼的地方，我那時的內心也一片荒涼，還好，不遠處有一片荒涼的海，把海浪不斷地卷給當初的少年。
◇ ◇ ◇
我是來南方后刮掉胡子的。
剛進廠的時候，招工的女人看著我，滿眼疑惑，她說：“剛剛長胡子，能行么。”我的小舅是一個沉穩的中年人，干瘦，眼睛小，但顯示出他成熟的精明。他對招工的女人顫聲地說：“沒問題，農村來的。”招工的女人還是對著我的身份證看了看我，并產生了懷疑，她翻了翻，好像想看出身份證的真假。她皺起的眉頭仿佛在問：有這么大嗎?
我十四歲就外出了，我母親很有先見之明，她早意識到我逃不出打工這條命，我剛上初中，她就給我辦了身份證，只是那個年紀不是我的。
招工女人多次看了看我，她無法辨別身份證的真假，相片沒有出錯，就給我辦了手續。后來，我才知道，這次工廠是內招工。
我決定要刮下我的胡子，刀片劃過我的皮膚，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覺，顫巍巍的冰涼，紙在火上的勇氣。我看著從自己身上掉下的毛發，裝出堅定又從容的表情，對自己說我要長大。
過了幾天，記者發過來相片，現在的我，肚子凸顯，微微發福。這是十五年后的自己，胡子是用夾子拔的，沒有胡樁，這樣看上去年輕些。很多時候，有人問起我的年紀，面對一無所成的自己，我不想回答。我轉過身去，我覺得我消失了，兩條孤獨的鐵軌是地球的地平線，只有夕陽，只有夕陽。
我活了這么多年，除了孤獨就是貧窮，還有一個奢侈的愛好：寫詩歌。詩成了我精神上的訴求，我把它當成了我的愛情，無法言傳的愛情，在現實生活中去取得我的虛名和驕傲。
當我融入深圳那個文學圈子的時候，我發覺寫詩歌的不只是我們貧窮的人，還有很多有錢人，他們過著一種上流社會的生活。其中，有善良的人因為我們感到鼓舞，卻也遭到另外一些偽君子的攻擊，偽君子們認為接近我們有損他們的身份。
是的，我走進城市，就多一個身份：打工者，這么多年我揣著它行走。我掙扎在兩個身份之間：打工者，詩人。這樣的詞讓我措手不及，又欣然接受，有段時間我甚至對它們頂禮膜拜。
剛開始，我認為我先是一名打工者，然后才是一名詩人，后來我推翻了我的這一看法。面對著那些鄙視而嫉妒的目光，我又堅決地回答：我就是一名打工詩人。我知道這不僅僅是發泄憤怒，也不是在回答什么，更不是為了提問。這種意識很矛盾，混亂地糾纏著我。
打工者的身份一直伴隨著我。那個少年就這樣開始了他的人生之旅，進到了這家工廠。門關上了，另外一個不為人知的環境向我敞開，我把它當成我的世界。
我那時是工廠的一位編外員工。我的廠牌有如下信息：姓名，程和祥;部門，膠合板;職務，力工;編號，3472。工廠分兩班倒，白班和夜班，一天十二小時，日日月月都是這樣。
按工廠的老鄉所說，我運氣好，被分在一個好的車間，而且在單制段，十六號干燥機，德國貨，日產量高，其它機臺是國產的，所以十六號機臺員工的工資往往高出其它機臺員工兩百元左右。
干燥機是巨大的，從工廠的那頭到這頭，像一列火車。它噪音很大，發出轟轟轟的聲響，拖著嚴密的鋼絲帶，把一張一張薄得像布匹的板撕扯到我們面前來。我們必須要用0點00秒的時間把它搶下來。一只手拉板，另一只手機械式地把板擺放整齊。十五年后，當我看《摩登時代》，為著卓別林的幽默動作，我無法笑出聲來。
它的熱量很大，從干燥機輸送出來的板，像一只一只帶著火的螞蟻，對著我們的面龐撲來，板材落在手心上，是滾燙的。一整天，工衣都沒有干過，汗水就像干不了的漿糊，黏貼著，一種慣常的勞動味道很具有生氣，好像一切都在生長的樣子。
它帶來的的灰塵是巨大的，灰塵落下來，在我們臉上，身上，手臂上，腳上，布滿整個車間。空氣中彌漫著灰塵，呼吸都沾滿了灰塵，沒有口罩，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擋住木材掉下來的灰，它沉沉潛入我們的口腔，我不知道我們的身體是如何把它化解掉的，那時還沒有出現“塵肺”兩個字。
從農村長大的孩子，是節儉的。我那時每天規定自己只用四元錢。早餐，一毛的稀飯，兩毛的油條或者饅頭兩個。中餐和晚餐，一個素菜，一個葷菜。素菜大多是白菜，葷菜也只是那么兩片豬肉。記得有好多次，飯錢超出了四元，我就只打了米飯，不打菜。
工廠的四周栽滿了落葉榕，草地，灌木叢，上晚班的時候，都是重重疊疊的影子，我離開食堂，躲在樹的影子下吃飯，生怕其他工友看見笑話。休息的時候，我們就用開水瓶煮飯，在工廠打開水是不要錢的，打滿一瓶，把米放進去，半個時辰，米就白花花的了。這樣就著咸菜吃了，之后大家散去。
我們那時住在鐵皮房，太陽像個火球，把鐵皮房烤得要冒煙，沒有人愿意呆在宿舍，上夜班的更慘，白天熱得無法睡，只好卷著席子睡到荔枝林去了。
一個月下來，發薪水了，我領了七百多，我的手發顫了，看著自己的工資條，再去摸摸口袋里的工錢，心在狂跳。我躲在宿舍里，拉上床簾，一遍一遍數著錢，七張錢，數著數著還是七張，再數一遍，還是七張。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那么多的錢，更何況是自己掙的錢，它要多過鄉干部的幾倍，我這樣想著。我用自己的錢買了第一件衣服，跑到南頭給家里寄了錢，我就在鐵架床上給媽媽寫信。
“…….媽媽，我很好，這里就像學校，有球場，有圖書館，有醫務室，有食堂。”我向家里盡情描繪了工廠生活的另一面。
◇ ◇ ◇
因為自己憑汗水能掙錢，我那時很快樂。我從來沒考慮過編外員工和編內員工有什么區別。除了編內員工的廠牌是藍色的，職務那一條寫著操作工，可以穿著工衣，住進那排白色的集體宿舍外就沒有什么了。
有幾件事徹底改變了我的看法，并震驚了我。
第一件事，春節放假回家，編內員工來往的車費可以報銷，編外的員工就自己掏錢。這下，編外員工除了沮喪就是無奈嘆息。
第二件事，是關于我提干的事情。那時，工廠的車間主任王先生成了我的打工偶像，他也是從流水線走上來的，很快要升為公司經理。每次他寬闊的背影從車間走過，我就不由得生出一股敬慕。我會想，打工，就要做他那樣的，做到最好。我聽工友講了一件事情：一個女員工，因為給領導寫了一封信，很快被提升為管理階層的干部。
在一個風雨夜，我睡不著，我提筆給我的打工偶像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談了我的身世，談了我熱愛文學，談了我對打工的看法，寫道：“加油吧，為了我們同樣的打工命運”，并附上幾首我的詩歌作品。很快，我就被車間秘書召見了。
秘書是一個女的，說話很委婉，聲線好聽。她簡單地告訴我，主任要把我提拔為基層管理人員。她不知道怎么看到我胸前的廠牌，很驚異地問我：“你是編外員工啊?”因為編外員工的廠牌是白色的，掛在我的面前，慘白一片。
我點點頭。我永遠無法忘記，她帶著火焰的眼神瞬間熄滅，像被雨淋濕了一場。
她說：“你先成為編內員工，再提升為管理人員吧。”
我覺得那一刻我受到了羞辱，我拽下廠牌，我曾經引以為傲的廠牌，它刺痛了我心里某種類似尊嚴的東西。
我回到機臺上，剛剛還在為我慶幸的工友問我：“你送了多少禮啊?”我很詫異。我說我沒送禮。他就說不可能，工廠里第一批編內員工提干的時候，也給廠里領導送了禮。
第三件事，最讓我難忘。有一次上夜班，我推著一垛板，高高的板，高過我的頭，沉重，我用背推著，雙手反扣著。沒想到，手指壓在滑軌的輪軸上了，尖銳的疼痛使我大叫了起來。我抽出手指來，血，落在冰冷的滑軌下，開出了花，冷艷，升華出一股鐵銹腥味。
我握著手指，快步向工廠醫務室跑去，醫生小心地給我清洗，止住了血，打了麻藥，給我縫補了傷口。手指上纏著厚厚的布，沒有全部止住的血滲透出來，鮮艷又觸目驚心。
我重新回到機臺的時候，向帶班的請假，他剛開始不準，我拿出醫生的證明，病歷上寫著我左手的食指指頭縫了五針，他才給我準了假。
我躺在鐵皮房里，仰望著屋頂，劇烈的疼痛在身體里蘇醒過來。這種痛深入到我的心里，我的身子一下蜷曲起來。這樣躺了兩天，我去醫務室換藥。醫生要我出示廠牌，他說編外員工要收藥費，我付了錢。
我到車間去找班長，班長說，現在考勤上給我打的病假。我說：“我不是工傷嗎?怎么是病假呢?”班長說，上面的人不敢報工傷，報工傷車間是要罰款的。
還有一件事，震驚了我。
我們機臺有一個編內員工，他跟我是同鄉，開縣人，偶爾過來跟我說幾句話。他是個歡快的小伙子，性格討人喜歡，我們時不時從他嘴里聽到歌聲，有時他也吹嘹亮的口哨，高過干燥機的聲浪，這時帶班的就罵上兩句，他笑著，也不顧。總之，看到他就想到“快樂”二字。
他春節探親回來，據說已結了婚，大家向他討糖吃。有一天，他突然倒在地上，雙手捧著頭，大家把他送到醫務室，很快，112來把他送往蛇口最高醫院，據說是腦子得了病，動了手術，頭部凹下去一塊。他出院，回到機臺來看大家，人是一張皮包著。工友們害怕地回避著他，說這個人廢了，腦子神經錯亂了。
因為他是編內員工，工廠減免了他的全部醫療費用 ，他很快被工廠送回了老家，據說，工廠賠了幾萬元給他。
還有一個工人，他是編外員工，在廢料廠，整天跟灰塵打交道。有一天，他昏倒在廢料場，被送往醫院，經過搶救醒來，說是肺上出了問題。現在想來肯定是塵肺。這個近四十的男人，有老娘，有老婆，有孩子。工廠報銷了他的醫療費用，因為他是編外員工，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從醫院里出來，他也很快被工廠送回了老家。
◇ ◇ ◇
這個時候，我開始想到了生命——這家工廠可能會危及到我們的生命。我常常在午夜醒來，為著一個個生命，黯然神傷。
某天，我醒來，我覺得床鋪上的那個自己消失了，只剩下一張席子，席子像大海那么平靜。這么多年，我都在回避自己，跟著自己的影子在走，我依然初心永保，其實我已經老于世故了。我試著用文字去虛構一些故事，并不愿把自己的苦難復述出來。我知道，我得到一些批評的詞語，他們說灰色，并說矯情。矯情，這個有著攻擊性的詞語。但我不管了，隨著年紀的增加，越來越多地回憶過去，少年，工廠，青春，以及類似流浪的感覺。
我作為一個童工進到這間工廠，十五歲，頭發長長，志氣昂揚，一副不相信命運的樣子。工廠里后來從勞動局招進來很多員工，這批員工上過中專，有一定的法律常識，他們認為十二小時的勞動制嚴重違反了勞動法，他們投訴工廠，在車間到處找人簽字。他們找到我，指著我說：“你是童工，簽字，爭取我們的利益。”我沒有簽字，我為自己得來的工位很慶幸，也為每個月的幾百元倍感珍惜。
據說告下來了，勞動局來了人，罰了款。工廠的時間制度沒改，機器照樣旋轉，只是再也沒有看到叫我簽字的中專生們，聽說是被炒掉了。后來，工廠就打開大門招工，再也沒大量招有文化的工人進來。其實，流水線工人，只要手腳勤快，低頭做事，就可以了。
十五年后，我為那時的怯弱和無知下了定義：我們是弱者。
光大木材廠的操作流水線是這樣的：旋切——干燥——一次整理——過膠——熱壓——二次整理——成型——檢測——入庫。放眼看去，幾萬平方米的車間到處是黑壓壓的人頭，穿著藍色的工衣，站在龐大機器旁。時間久了，感覺車間是一條大河，這些閃動的人頭，漂浮在河面上，交織著一幅人世蒼涼。
工廠生產的需要，帶來了我們的幸運——我們被臨時招進去。剛開始，工作就是把一張張層板架在一個高大的推車上，推進巨大的干燥車間，經過一段時間，再推出來，把干透的板拿出來。如此重復，再重復，簡單又繁重。試工七天后，班組長簽了字，我們就被發配到車間。
我被分配在整理段掃垃圾，剛開始，段上的女員工欺生，故意把垃圾扔得滿地都是，再加上其他打掃垃圾的員工欺負我年紀小，嚴重損害了我的自尊，我就跑到整理段的車間找段長，說能不能給我換一種工種。
整理段的段長是個女的，抹著口紅，有點美麗。她叫我第二天去找她。我覺得她是一個好領導，后來聽說她是我崇拜的打工偶像的情人。我為人性的復雜不快樂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找段長時，她誠懇地說，你本是干燥段的員工，是借調過來的。現在那邊缺人，干燥段工資高，我把你調回去了。我就這樣被這個好心的女人調回了干燥段，被分配到十六號干燥機，認識我的人都為我高興一場。工資一發，我比曾欺負我的幾個員工要高出兩百多，他們到線上來也為我高興，這讓我看到他們善良和淳樸的一面。
我站在十六號干燥機的下層，把一張張1.5的芯板，通過干燥機和輸送帶接下來，一層一層碼放好，并作好標記，記錄產量。
干燥機分為三層，下層離機臺很近，相當燥熱。如果員工要上廁所或吃飯，副機手就頂替他的位置，員工不能去的時間太久，否則副機手會罵。下層的工作辛苦，工資系數比較低，上層和中層的員工就在我們面前表現出他們的優越性。
班組長會無故訓罵下層的員工，特別是機手，機手多半笑著不反抗。后來才知道，下層的產量低。我看不慣，提了出來，沒想到我遭到劈頭的訓罵。我的性格是倔強的，被多次罵過，我就回罵了他。沒想到，班長從沒見過有人回罵他，就常過來找我挑戰。
那時，我已經意識到呆在底層會經歷些什么。我提出要去中層和上層拉板，班長卻不同意，他覺得我在下層干得好，讓他放心，我也是編外員工，適合呆在下層。我工作起來是積極的，從來沒有出過差錯，吃飯不超過工廠規定的半個鐘時間，不在廁所躲著抽煙，不為上廁所故意拖延時間，上班都是提前來做交接工作，把周邊的衛生打掃得干干凈凈。
十五年后，我深深的領會了下層人的悲哀。
班長以我的這種不妥協的態度為由，進行了罰款，一兩次我接受了。他好像對我的這種軟弱發生了興趣，覺得這是唯一懲罰我和管制我的方法。當他第三次把罰款單帶到我面前的時候，他笑著，那種笑不懷好意。我接過來，一把撕碎了，扔在他只有巴掌大的臉上，并用挑釁的眼光看著他。
我的反抗和憤怒并沒得到原諒，而是成了班長用來提告的罪狀。他很快反映給工段車間，我被調離了干燥段，去了旋切段。
寫到這里，我不得不提出來兩個人。干燥段和旋切段是同一個管理體系，有兩個生產大組長，一正一副。正大組長是一個胖胖的人，帶著一副近視眼鏡。副大組長瘦瘦高高，帶著一副茶色墨鏡，據說他是一只獨眼。他聽取班長對我的惡告，常常和班長是一個鼻孔出氣，把我調離開干燥段。
旋切段的工資比干燥段低，工種又辛苦，我整天都要站在旋切機下，把旋切出來的濕板撿起來，推到干燥段去。有一次，我在推板的過程中被嚴重砸壞了左手的食指。我在工廠的鐵皮房里休息了幾天，工廠醫生不給我換藥，工段不敢報工傷上去，我只能請病假，沒有任何補貼，也沒有工資，這在上文已經講過。
我內心無法平靜，我的包裹里一直放著一本五四時期的詩集，內心暗藏的詩句萌發了，我寫下了《打工詠嘆調》、《交給我打，交給我打》、《打工之歌》等。在一個晚上，我趁機摸進工廠，悄悄地把詩貼在工廠的玻璃窗上，員工到這里來喝水的時候就能看到。
傷口剛剛愈合，我就要求來上班，副大組長阻擾我，我第一次罵了他“獨眼龍”，罵完心里透徹多了。也許是真的，上帝在給你關一扇門的時候，也給你打開了一扇窗。而那位胖胖的正大組長，十五年后，我把他當成我人生路程上的一盞燈。滄桑的打工歲月中，我會在某個夜里想起他來。
他知道我的事情后，把我調回了干燥段，每次看到我時都是一副親切的笑容。他的這種親切像是家人，有著兄長般的溫暖。
他是寬厚的。在一次車間征文中，我的作品得了三等獎。他知道后，來到流水線下，送我一本關于工廠的書——《膠合板生產技術》，他找我借文學書刊，我那時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我就推薦給他看。
有一次，他手里抱著一堆書。我問：“是什么書?”
他說：“大學課程。”
我說：“你還在讀書啊?”
他說：“要讀的，我在上夜大。”我突然看到他的大學語文書，我就翻了翻，翻到夏衍的《包身工》。我就問：“我們是不是包身工啊?”
他說：“那是不一樣的，我們是打工。”
以后，我常常追問他包身工和打工者有什么不一樣。十五歲的我，無知又求知，無法去判斷打工仔和包身工之間到底有什么不一樣。被我奉明為人生路上燈盞的正大組長也沒回答出來。
后來，我不斷地尋找著這個答案。我一直得到不到這個答案，就把那時那個純粹的我推倒，變得庸常起來。
◇ ◇ ◇
十五年的打工生活，我東奔西走，接受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面對著現實和人群，我不敢承認自己是一個有理想的青年，用另外一種外殼小心翼翼的保護著自己，生怕有人看出來。我內心既有文人的軟弱，也有現實又強硬的一面。在養育我的家鄉和大工業背景之下，我成了一個矛盾的產物。
在農村，由于家庭貧困，我們家受到左鄰右舍的欺凌。我母親是村里唯一的寡婦，她不趨炎于任何一個村干部，她的這一性格色彩一直附著在我的身體里。
當打工浪潮來臨的時候，母親就勇敢地把二姐送出去。二姐從南方寄回來的錢，讓家里的生活開始好轉。母親一直叫我給二姐寫信，要她好好打工，在農村是淋雨曬太陽，看天吃飯。當我走出來的時候，我就有了這樣的感受：一個從大山里走出的孩子，面對著繁華的都市，每個月領到超過鄉村干部好幾倍的工資，本身就是社會的進步。這一點，讓我對打工世界寄予了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
首先，我是一個文學愛好者，進到這個工廠，除了艱辛的勞動外，我還在看一些進步的書籍。盡管那時我還看不懂一些世界名著，但我被文字吸引了，仿佛在被文字牽著走。
有一個白凈細嫩的男孩，太陽也無法將他的皮膚曬黑。他是有藍色廠牌的員工。我在茶水缸旁認識他，他問我借喝水的水盅，就這樣我和他成了好朋友，這種緣分一直維持到現在。他是一個安靜的人，對任何事情不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喜歡啃咬自己的指甲，說話背對著人，使人無法看透他的心。但他是一個簡單的男孩，為人樂觀。
我那時讀了安子的《青春驛站》，受到了激勵，覺得自己是一個人物。我常常問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他的食指指甲仿佛永遠啃不完。他說：“有啥理想，就是多找幾個錢回去。”
晚霞的大道寬闊無邊，夏日黃昏很美麗。我亢奮起來，幾乎伸開了雙手，像是展開的翅膀，我一邊跑，一邊喊，我要成為深圳的第一打工詩人。
沒想到，我卻先他離開這個工廠，離開了深圳。就在十五年后，我和他再在深圳的關外福永相遇，他已經是一個小有積蓄的小老板，在承包一些土建基建工程，而我還是一個為著明天有沒有工打犯愁的打工仔。命運的造化比喜劇更精彩，我感受著時代對我的巨大嘲弄。
光大木材公司的內刊到車間來征稿，我試著投了，并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希望內刊給我們打工者一片說話的天地。很快我的打工詩歌被登出來了，編輯還附上了我那封信，他還感慨萬分地加了一句：“一片小小的說話天地，不大，卻是我們打工者的天空。”
稿費到了我們車間，我拿著樣刊，有些激動地找到編輯部。編輯部的主編是一個高高大大的男人，看上去像東北人，他很熱情地招待了我，并指著我對其他同事說：“就是他。”
他說他出過一本詩集，他也是一個打工者。那時，我才知道，打工者不但有穿著藍色廠服的我們，還有穿著西裝制服的他們。
他說他有了一個初步的內刊設想，給一個版面，叫“打工心聲”，專門發一些流水線工人的作品，要我多寫一些稿件來。
可是，在第二期的內刊上，我并沒有看到這個版面。我去找主編，主編說：“上一期你那一版遭到上面的批評，說這是企業內刊。所以，那個版面不敢用了。”一種沉重的失敗感壓迫著我，我咬著唇，從光大木材公司的臺階上走下來，又從這個臺階走到另一個臺階。
在上文，我已經說過，我有一本五四時期的詩歌選集，那是我對詩歌最初的閱讀，以致后來影響了我在創作最初的審美取向。工余時間，我開始在鐵皮房里寫下一些反映打工感受的分行文字，但我不知道那就叫打工詩歌。其中，有一首我模仿田間的詩歌文體創作的《致打工者》，我用激昂的調子寫道：
“在深圳的大街上 / 浪潮涌動著的珠江邊 / 我們的兄弟姐妹來了 / 從山川，湘南，湖北，膠東來 / 從遙遠的山村，美麗的湖泊，遼闊的大草原來 / 他們來了!/ 他們來了! / 他們來了!”
在詩歌的結尾，我給了打工者這樣一個美好的命運歸宿：
“平凡的打工者 / 價值是什么? / 在深圳，沒有身份，沒有地位 / 城市，只是青春的一個站臺 / 列車，將無情地帶回 / 我們——重返土地 / 來，新世紀的普羅米修斯 / 盜一把天火，將故鄉照亮 / 這里也將廠房林立 / 將有美麗的花園 / 豪華的住宅 / 廣闊的柏油路 / 平凡的打工者 / 為它，奮斗吧!/ 奮斗吧! / 奮斗吧!”
這篇激情昂揚的詩歌，遭到一些非議，有人說我傳播主流思想，一定是個政府豢養的打工詩人。
十五年后，我常常想起東莞一位著名打工女詩人的《黃麻嶺》，腦子里總盤旋著最后一句：只剩下蒼老，回家。悲從聲來，不能自已。就在前不久，我和深圳的新生代打工作家們談到打工文學的擔當和重任時，他們說是“人性的溫暖”，我則希望打工文學給打工群體找到一條出路。
我想說的是，我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寫過一篇小說，主人公在城市巧取豪奪，回到鄉村建設自己家鄉。是的，前不久，我遇到一個回鄉辦企業的老鄉，他給我帶來了一本關于回鄉青年招商的優惠政策，正是我們的希望之路!
也是我們的終極命運。
◇ ◇ ◇
我要說再見了。我站在殘破的工廠門頭，夕陽紅得發燙，它像一塊紅黑色的鐵被燒得沉重。我長長地嘆一口氣，就在大門遲緩著關過來的時候。我看到了那個十五歲的少年，背著牛仔包走出工廠，聽見了大門為他關閉的瞬間——為他永遠關閉的瞬間——所發出沉悶的金屬聲。
在長達半個月的夜班中，每個工人的眼神像從死神那里搶回來一樣，充滿了血絲。終于有一天，我無力再去支撐我的肉體和靈魂。我在工廠的車間纏著生產大組長給我簽辭工書，他問我：
“辭工干嗎呢? ”
我說：“我回家啊!”
他說：“你這么小，回家干嗎啊?”
我說：“回家耕田去。”
他跑到茶水缸旁去打水，我也跟了過去，纏著他給我簽辭工書。因為那時辭職需要提前一個月寫申請，加上工廠人員流動性太大，辭工很難批下來。他走到車間辦公室給我簽了字，拿出一本書，抬頭對我說：“借你的這一本書，我還沒有看完呢?”
我說：“送給你做個紀念。”
他說：“你給我簽個名。”我拿過來飛快地寫下：光大木材是人才之地，還是木材之地。十五年后，我對自己的這一個沒有經過思考的簽名不得其解。我拿到簽過的辭工書，快速跑到倉庫去辦理工具交接手續。我央求倉管，讓她告訴我王先生的住址，我說：“我很崇拜他，我辭工了，想去見見他。”
女倉管告訴了我，我晚上敲開了打工偶像的門，他房間里圍著很多討好他的人。王先生告訴了我一句話：有的人打工是為了錢，有的人打工是為了一個好的前程。
◇ ◇ ◇
我和記者走到工廠旁的一條鐵路，他揮著手與我告別了。黃昏下的鐵路，兩條鐵軌是孤獨的前行者，十五年前那個少年的身影跟隨著這兩條鐵軌去了遠方，他沉重的背包，就像他身后的夕陽。
我慢慢沿著鐵路往前走，到了海邊，黃昏下的海岸是悲壯的。我走到了海水中，海潮漫過來，海潮漫過來。我，連同我背后的工廠一起消失，從此不再在地球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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