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卻的致麗大火，玉英姐的鳳凰涅槃
大火1993
第一次見到小英姐，還是在重慶，2013年的6月。之所以一直記得，正是因為我那時迷上了“深圳”。對這座城市“歷史”的探尋，成為我這些年做研究、過生活解不開的結，雖然，我在這城市停留的時間至多不超過十天。
因為對八十年代著迷，看到一本《第四代人》的書，里面提到“深圳青年”，亮出那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總覺得這個被貼上“理想”標簽的時代令人心慌。至于十幾年前看了《天堂向左，深圳向右》，欲望都市的故事刺激著我對這個海邊的城市生出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直到遇見1993年南下的老楊，他那個充滿傳奇色彩的青春奮斗史，更是把這座城市的傳奇坐實，連同他那個充滿矛盾的性格，一起撞進我的生活。
我曾用漁夫和富翁的故事來形容我跟老楊的關系，在他偉大航程的間歇，遇到曬網的我;在他飛來飛去行色匆匆的人生中，拖拽了慢慢悠悠左顧右盼的我;在他走遍世界開闊眼界的追求中，不得不面對保守怠惰“不思進取”的我……一切都違和得恰到好處。我們互相挑剔的生活，無時不刻提醒對方，另一個世界的存在。
閃婚之后，緊接著見到了陳玉英，這才是我跟“深圳”真正的故事。1993年的深圳并不只存在于老楊年輕氣盛的淘金夢，它更是一場噩夢，是一場吞噬了87個花季女孩的大火，是給小英姐造成傷殘，徹底改變了她人生的災難，而她是51位受到重傷的女工中的一員。看過的資料比不上現場講述更直擊人心，當我第一次聽到她以異常平靜的口吻講述當年的故事，又以飽含情感的語調講述深圳歸渝之后做公益的歷程……深圳不再是夢想的天堂，而是高速駛過的列車，它拋下青春、夢想、生命和我們共同的生活。
在深圳，有的人暴富，有的人虧空，有的人功成名就，有的人身敗名裂，有的人當它是跳板，有的人走投無路。若干年后，當我們講述它的神話時，當年的親歷者，他們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大到我們差點忘了，當初是因為怎樣共同的目的，人們紛紛涌上這列高速火車。小英姐說“那些女孩子，她們都是村里最有文化、最漂亮的女孩”。她不說我也知道，就在九十年代初的那部《外來妹》的電視劇中，打工妹正是鄉村中最出挑的年輕女孩，在她們十七八歲的最好年紀，到深圳尋夢。然而這城市，就連給她們的命名，都只是“外來妹”。
關注這樣一個“深圳”，并非自證高尚。事實上，這種坐在速度上的高速城市化的壓迫感，我自己也曾體味過。這些年加入“鄉建”，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希望能為共同生活做一點事。這并不必然指向宏大敘事，事實上，它是我個人生活所渴望的，“精神家園”的探尋。在我四歲時就開始的漂泊一代的生活中，因為不斷地遷徙，造成的“故鄉”認同的迷惘，使我迫切需要在城市與城市的夾縫中做出選擇。當然，我最終選擇了西安。并努力在這個既不是我的祖籍，也不是我從小生長的城市建立身份認同。路還長，這才剛剛開始。
“鄉建”使我既焦慮又踏實，它提醒我不要太舒服，也寬慰我“你從不孤單”。我猜想，致麗大火給小英姐造成的傷害，或許也有類似的作用，她一定是痛苦過，痛苦到絕地，痛苦到像那87個女孩一樣，死了一次。但那之后，她站起來，帶著某種比青春的激情更強大的力量，超越了個體的生命，為更多的人爭取生的權益。
在2018年11月即將過去的時候，致麗大火也已經過去25年了，在這個夜晚，我收到小英姐發來的一段視頻，是九野樂隊唱的《再見螢火蟲》，既不是那部吉卜力工作室的動畫電影，也不是某著名歌手的迷幻單曲，而是小英姐自己的故事。流著淚看完的我，想要把過去那個周末重慶之行的感悟一并托出。在“愛故鄉”大會上，重新激活的我，也要像小英姐，試著超越渺小——就算是微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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