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美國國會召集特別委員會調查新的企業管理實踐對工人生活的影響。在調查過程中令委員會特別感興趣的，是一個用以度量和提高工人生產率的、被稱作是“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東西。當時，該體系最有力的倡導者、機械工程師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剛剛出版了他的巨作《科學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這一作品后來成為啟發整個管理行業的試金石。實際上，泰勒的影響持續至今，介紹管理學先驅的文章往往以他開頭，贊揚他如何將精準的度量標準貫徹到最基本的生產管理流程上去。
然而，當泰勒及其他人在1911年美國國會召開的一場關于科學管理制及其他工廠管理制度的聽證會上出庭作證時，場面一點也不激動人心。科學管理的批評者們指向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參照物——奴隸制。一位來自馬薩諸塞州華特城兵工廠(Watertown Arsenal)的工作經驗豐富的鋼鐵工人向委員會表示，科學管理讓他覺得“仿佛退回了奴隸制”——管理者們對工人施加了高度控制，“在你工作時跟隨著你……當你俯身撿幾根棒子時，就拿著秒表站在你身邊……這太令人難以忍受了。”機械工工會的會長論道，這個體系“幾乎把工人還原為拿著低工資的奴隸……而且它在人們當中產生了一種猜忌的氛圍，所有人都覺得其他人可能是叛徒或探子。”聽證會后，盡管委員會沒采取多少行動，但承認了這一體系“就像奴隸監工抽打黑人的鞭子一樣，讓他一直感到緊張不安。”
泰勒的金屬切削試驗解決了工人的怠工問題。圖片來源：新浪
當然，秒表的“滴答”還是不同于抽鞭子、甚或像有的種植園那樣鞭子和鐘表計時并用的奴役方式。然而這一類比還是說明問題的，因為科學管理的倡導者們有時也使用奴隸制的話語——并且不是去譴責，而是贊揚它。泰勒的一位助手斯嘉德·克里斯(Scudder Klyce)說，科學管理就是一個“合作或民主”的體系，但克里斯對民主的定義卻一點也不民主——他將其描述為這樣一個體系：“當一個人有更優越的能力時，這個有能力的人就發出‘命令’，其他人則服從”。無論怎么定義，這實質上就是一種主奴關系。從管理者的視角來看，控制是科學管理的本質特征，且這種控制關系有時會反轉，因為“任何時候一個車床工都可以向主管展示更好的做法。”然而從工人的視角看，一時的權力關系的顛倒并無益處，因為當他們向主管展示了更好的做法時，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權力。他們將自己變成可替代的了。
科學管理與奴隸制之間最驚人的相似之處在于“任務觀念”(task idea)的提出，泰勒將其描述為“現代科學管理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提到任務體系不得不提到亨利·勞倫斯·甘特(Henry Laurence Gantt)，以他命名的時間表工具甘特圖(the Gantt chart)令他聞名至今。在科學管理的全盛時期，甘特發展出了一套“任務與獎金制”，將基本任務、時薪與超額勞動的獎勵搭配起來。工人拿著基本薪資加上超額工作的相應獎金，這樣工廠就可以通過將可完成的(而非最大化的)任務與獎金相結合，鼓勵工人在享受最低報酬的同時做得更多。
盡管甘特和泰勒都創新性地細化了任務制的想法，但他們都并非任務制的創造者。事實上，任務制有著更長的歷史，它是奴隸制下組織勞動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任務制之下，被奴役者會被分到要在一天內完成的一定“任務量”或配額;與之相反的是隊工制(gang system)，被奴役者在持續的監督下在一段固定的時間內勞作。在一些例子中，采用任務制的奴隸主甚至會給超額完成工作的奴隸錢財的獎勵。這種獎賞方式不僅類似甘特提出的方法，也很像今天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實際上，除了加入基本工資和工人辭職的權利，甘特的新體系幾乎在每一方面都與一些奴隸主采用的任務制一樣，而甘特也毫不掩藏這一事實。相反，他承認“任務”一詞因其與奴隸制的關系而令“很多人不喜歡”，并視這一負面印象為他所提出的任務體系的“主要缺陷”。
上個洗手間都被監視的工人。圖片來源：電影《摩登時代》
考慮到甘特在南方的家世，這也就不那么令人驚訝了。甘特的父親維吉爾·甘特(Virgil Gantt)于南北戰爭前生于馬里蘭州一個奴隸主家庭，擁有60多個男性、女性和兒童奴隸。正如甘特所寫：“‘監工’( ‘task master’)一詞在我們的語言中早就存在;它標志著一段如今幸已消逝的時期，那時人們被迫為了他人而非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甘特的目標不是拋棄這套舊體系，而是讓它適應于現代的需要。他解釋道：“過去的一般政策是驅使，但強力的時代必將讓位于知識的時代，未來的政策將是教導與領導，這是為了各方的利益。”
某種意義上，科學管理在摒棄了奴隸制度本身的同時，又保留了它的精華。甘特的修辭未必是關于距離，而是關于進步的;傳言他喜歡說“科學管理標志著從奴隸制向前邁了一大步”。1913年，一位費城生產商、泰勒的早期支持者詹姆斯·梅普斯·道奇(James Mapes Dodge)解釋道：“我們無法分辨是誰首先釋放出科學管理的觀念雛形，因為它是從被鞭打的奴隸發出的痛苦喊叫聲中誕生的。”道奇的話隱喻著奴隸制盛行時期那模糊而遙遠的過去，而不是實行奴隸制的南方。但是他理解，“主奴關系仍然扎根于現在這代人們的觀念當中”，并認為超越它正是科學管理的任務。
1918年，歷史學家烏爾里奇·博內爾·菲利普斯(Ulrich Bonnell Phillips)承認了科學管理與奴隸制的相似性。據丹尼爾·約瑟夫·辛格爾(Daniel Joseph Singal)評論，當菲利普斯描述南方管理策略的復雜性時，他喜歡參照H.W.維克發表在《南方種植園主》(Southern Planter)上的一系列文章，并稱維克“對立場與運動的分析”很像那個時代最前沿的一些工業研究。也許是菲利普斯自己對奴隸制的浪漫觀點使他看到了這些聯系。作為最有影響的研究奴隸制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滿了種族偏見。廣為人知的是，他將奴隸制界定為被奴役者的“學校”，他對種植園主與奴隸的互動的描述像極了泰勒對管理者與工人之理想互動的描述。在1911年國會對科學管理進行聽證的數月中，泰勒為了將他的體系與奴隸制度拉開距離，把它描繪成開辦給不知如何工作的工人的學校：這“不是驅使黑鬼;這是仁慈;這是教導;如果我是一個努力學習做某件事的男孩，我也希望別人對我這么做。這不是對一個人抽著鞭子，說‘滾，干活去’。”
1884年的木刻，船艙內被運離家鄉的黑人奴隸們。 圖片來源：xiamag.com
距離菲利普斯半世紀后，凱斯·奧夫豪瑟(Keith Aufhauser)再一次描繪了奴隸主的理論與實踐同泰勒的科學管理體系是多么一致。在對南方奴隸制的性質長達十年的熱烈論爭中，奧夫豪瑟認為不僅種植園主與科學管理者倡導的手段極像，而且它們反映的權力關系有著深刻的相似性。他寫道：“隨著規訓在車間實施……科學管理下的企業中資本家與薪資工人的關系越來越像主奴關系。”距離奧夫豪瑟二十年后，歷史學家馬克·史密斯(Mark Smith)又一次描述了種植園管理與科學管理極其類似的一些方面。史密斯著眼時間管制在種植園中的角色，指出鐘表在種植園當中被廣泛地用來評估奴隸能做多少勞動。
盡管有上述及更多研究，當今商業管理實踐與奴隸制的相似性在美國企業史的主流討論中卻一直被忽略。以至于2003年管理學教授比爾·庫克(Bill Cooke)論道，管理學學者們對這段歷史理解的失敗，相當于對它的“否認”。庫克寫道，業已出版的關于“蓄奴”商業實踐的信息隨處可見，所以(相似性)是被有意地忽略了。
有些時候，奴隸制的痕跡可以在字里行間讀出來。以甘特為例，他的任務與獎金制與奴隸主用的體系如此相像。現代管理學課本與網站導覽仍對他時有介紹。其間有一段被頻繁復制粘貼、乃至難以確認原作者的描述，說甘特生于馬里蘭州一個富裕的家庭，但“隨著內戰造成了家庭財產的變動，他的早年伴隨著剝奪”。那些被如此輕易地省略的“變動”，其實是指六十多個奴隸逃離了種植園而獲得自由。奴隸制的遺產在被承認的同時，也被悄悄地抹除了。
要超越這種否認，不僅要承認奴隸主也實行了一種科學管理，更要廣泛地重思關于資本主義與控制之關系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預設。盡管有許多例外，商業實踐的歷史——至少是婦孺皆知的那些——往往是個人與社會雙重成功的故事。它們講著雙贏的故事，商業人士賺取了利益，顧客、勞動力，社群也隨之受益。這當然也可能是真的。將交易由零和轉而看成正和，是支撐資本主義興起最重要的轉換之一。但資本主義并沒有讓這種雙贏成為唯一的可能。
做大蛋糕并不能保證如何分蛋糕。回報的分配取決于規則是如何制定的，換言之，市場是如何被調節的。奴隸制表明了一套特定的規則何以使精確的管理得以可能，但其效率卻也伴隨著駭人的代價。奴隸制也展現了通過把生命綁定在勞動力上并出賣的市場擴張方式何以產生急劇的不平等。經濟增長可能伴隨著自由與機會的擴張。然而，正如奴隸制那樣，少數人的市場自由的擴張也可能以限制他人的多種自由作為前提。增長可能伴隨著選擇，但也可能是建立在暴力與不平等之上。
當管理者對工人享有高度控制權時，特定種類的管理會涌現出來。科學管理在19世紀末的興起既應被看作一個創新時刻，也應被看作老舊控制技術的重現。自美國邊界宣布形成之后，工人們離開工廠、回到土地的機會就少了。隨著移民的涌入與不平等的加劇，生產者享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托拉斯與壟斷的時代限制了其他選擇，企業勾結意味著即便工人能合法地離開，別處的條件也未必更好。只有在這樣的境況下，才能理解泰勒這樣的管理者會試圖計算“一個人的力量相當于多少馬力”，期待著能要求工人在領取一定時薪的前提下達到最大工作率，抑或是采取固定薪水加“獎金”的鞭策模式。
裝修成工廠風格的現代辦公室。圖片來源：jdzs668.com
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敘事往往強調諸多個體選擇的正和結果。它們認為自由乃至自私的決策同發展和創新如影隨形。它們通常認定幾個公司積累的大量財富提升了很多人的生存境況。奴隸制資本主義的歷史則對所有這些期待敲了警鐘。我的新書《解釋奴隸制》(Accounting for Slavery)，還有戴娜·拉梅·貝利(Daina Ramey Berry)和卡爾文·舍莫霍恩(Calvin Schermerhorn)等歷史學家的著作，表明18、19世紀的奴隸制高度適應于逐利。奴隸主的自由市場繁榮發展;他們對男人、女人和兒童的控制，通過加快勞動的步伐和把勞力運往新的、更肥沃的土地而幫助他們加速了生產。奴隸主操控人力資源，并通過金融運作和人口再生產創造了大量財富。
當2012年《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迎來19周年紀念時，泰勒寫了三篇特稿文章，為管理者們借助自身能力帶動宏觀經濟轉型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參考。種植園奴隸制的商業史則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參照點，一個令人警醒的故事，它告誡我們當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都可以售賣時，逐利行為將是什么樣的。美國商業的遺產既包括創新的故事，也包含了極端暴力的故事。這兩者常常緊密糾纏。對科學管理的特定方式來說是如此，對于種植園奴隸制這也不可否認。認識到這些令人不適的歷史，能幫助我們看到資本主義與控制的深刻關聯，甚或能找到更加人道的前行之路。
摘編自 Caitlin Rosenthal《解釋奴隸制：主人與管理》。
原文：How Slavery Inspired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 Boston Review
http://bostonreview.net/race/caitlin-c-rosenthal-how-slavery-inspired-modern-business-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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