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出事的滴滴順風車司機鐘元，典型的第一代打工群體的孩子，通常稱叫民工二代。
打工二代的前途在哪里？從鐘元看，非常灰暗。
鐘元老家在四川金堂縣偏僻鄉村，今年27歲，沒有接受過基本教育，從小父母打工，由爺爺奶奶帶大，成績不好，性格內向，初中沒讀完輟學打工。后去某技校上學，畢業后做小生意。
鐘元的父母多年前就去外地打工，鐘元這些打工二代在互聯網時代成長，但基本心智沒有成熟，看了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不愿意去工廠上班，性需求等無法得到滿足。
媒體去了鐘元老家，鐘元親戚介紹，鐘元多數時間在成都打工，這符合農民工越來越多在省內打工的大數據。他開三輪車賣水果、賣飾品，前兩年在老家鎮上開過奶茶店，開奶茶店，賠了10多萬。鐘元是家里獨子，他的父母辛辛苦苦掙下40多萬，全部被兒子揮霍一空。兩三年前，鐘某花了幾萬元買了現在的車來跑滴滴。
有人人肉了鐘元，他在作案前半年，不停在現金貸平臺申請貸款，總共申請了57次，成功56次。最近一個月借款次數高達31次，每天都在借錢。他已經失去了自我。
今年春節后，鐘元同父母去了溫州，這才有了用四川車牌在溫州開順風車，女孩致死的慘劇。
鐘元在四川老家有女朋友，16歲，他曾帶女朋友見過爺爺奶奶。看看這女孩子的年紀，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到這家人近乎中世紀的生活方式。
1984年中央頒布文件，允許農民自備口糧進城，中國農民邁開了城市務工第一步。到現在的30多年時間，中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城鎮化、工業化歷程，但到現在為止，社會保障均等、戶口、土地制度，還在嚴重制約中國城鎮化的發展。
鐘元只是個案，其他民工群體又如何呢？他們這代人是經濟的秤砣，這些人過得好不好，直接決定了中國能否掙脫中產收入陷阱，這些人的素質，直接決定了中國制造業是否能夠轉型成功，進入城市中產主導的社會。
現實非常殘酷。
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據半壁江山。今年4月27日，國家統計局網站發布《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7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萬人，同比增加481萬人，增長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
新生代民工整體超過半數，為50.5%。尤其是跨區域流動，想到大中城市“開闊眼界”的，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以歷史數據70%未婚計，大約有1億左右的新生代家民工朋友未婚！
新的趨勢是，農民工大部分仍然在外出，達到17185萬人，比上年增加251萬人，增長1.5%，增速較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在外出農民工中，進城農民工13710萬人，比上年增加125萬人，增長0.9%。
外出的農民工留在當地城市的增加，比如留在當地的縣級市，或者到當地省會城市，像云南的農民工朋友愿意去昆明，曲靖的農民工愿意去曲靖。
留在本地的農民工人數在增加，2017年達到11467萬人，比上年增加230萬人，增長2.0%，增速快于外出農民工增速。
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下滑，生活成本像租房、吃飯都在上升。2017年，農民工月均工資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長6.4%，增速比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估計他們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高于這210元的收入增幅。2016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比上年增加203元，增長6.6%，增速比上年回落0.6個百分點。
看看早前的數據。
2009年，國統局的數據顯示，全國農民工2.3億人，外出農民工1.5億人，其中，16歲到30歲的占61.6%。據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在8900萬左右，納入8445萬就地轉移農民工中的新生代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約1億人左右。
2017年，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有1.4億人了。
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朋友，很多有心理問題，從小欠缺最起碼的家庭溫暖，很大一部分群體由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帶大。
我現在鄉村初中看到的情況依然如此，有事老師給父母電話，父母好一點的會關心，甚至會趕回老家，像鐘元的父母就屬于比較寵溺的，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對不起孩子，有求必應。但一些父母直接放棄責任，對老師說，我們忙得很，別給我們電話了，孩子的事情你做主就行。
更可怕的是，悲劇在重演。根據國統局數據，70%的新生代農民工未婚，即使結婚有娃了，絕大多數把娃送回老家，由父母養。這些農民工的需求怎么解決?
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前景不明朗，基本上屬于社會底層勞動力。雖然有人說農民工不愿意吃苦，但他們一天工作時間起碼在9個小時以上。
根據2017年的數據，從事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51.5%，比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其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重為29.9%，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8.9%，比上年下降0.8個百分點。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48%，比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多數小哥在理發、送外賣。
不要輕易地否定中國低端制造業，看看勞動力素質吧。
2009年的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年齡23歲左右，初次外出務工歲數基本上為初中剛畢業年齡。初次外出務工年齡更低，基本上一離開初中校門就外出務工。一項調查顯示，在珠三角，傳統農民工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80后平均為18歲，90后平均只有16歲、18歲的年齡。
這項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大2010年對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1595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一項為珠三角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數據，另一項為全國總工會研究室2009年組織對千家已建工會企業的問卷調查。
這些孩子多數沒有經過專業培訓，心智不成熟，需求得不到滿足，看到的又是游戲、爆款、不良商家的偏黃色廣告。根據2010年《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特點》這篇文章，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娛樂是上網、看電視。
今后情況依然嚴峻。
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務農，不會種田，不愿意去建筑工地，向往城市生活，卻沒辦法在生活的三四線以上城市立足。根據十年前的數據，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沒有務工經驗，有些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在城市，沒有分到地。
據安徽阜陽市統計，阜陽無地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26.3%，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如無根的浮萍，四處漂泊。
怎么辦？拆掉民工子弟學校能改變現狀嗎？真正的辦法是放松戶口，發展經濟，義務教育從9年制放寬到12年制，讓所有不上大學的孩子接受職業教育，讓所有的居民享受最基本的社會公共保障體系。
辦法在于：
第一，放松戶口，實現真正的城鎮化，讓民工朋友在城鎮有前景。
2013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表示，英國、法國、美國城鎮化水平由25%提高到70%，大概花了80年、90年甚至120年的時間。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率是17%，30多年后提高到了現在的52.6%，但這只是一個寬口徑的統計。
我國有2.6億的農民工，至少有2億左右農民工“偽城鎮化”了。他們沒有享受城市居民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待遇，要是擠出這部分水分，按全戶籍人口算，我國大概只有36%左右的城鎮化水平，還是偏低的。
鐘元這樣的人，就被統計在城鎮化的數據里面，其實，他是被城鎮化了，既回不到鄉村、也進不了城市，溫州這些城市不會歡迎這樣的低端勞動力。
能不能用買房門檻的辦法，只要在當地繳納滿兩年稅收社保，就能在當地落戶，起碼把三四線城市戶口全部放開。
第二，讓所有的居民享受12年義務教育，把錢用在刀刃上，別用在留學生身上。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有過調查，第一代農民工朋友花錢最多的兩個地方，一是造房子、二是讓孩子接受教育，造房子的目標是為了第一代民工養老、讓孩子能夠娶上媳婦，讓孩子接受教育的目標是改變家庭命運。但能夠改變命運的孩子，少之又少。
接受職業教育、義務教育，是改變全民素質的基本辦法，也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發展制造業的根本辦法，德國的職業教育體制，難道我們學還學不會嗎?
第三，城市不要想當然地拆除所有舊房、不要拆除民工子弟小學。
是，有些房子是很危險，有些小學教育資源達不到基本要求。可是，再差的學校，這些民工子弟起碼還跟父母在一起，有房住，有學上，你把房子拆了，這是斷了一個家庭的念想。
從人性角度，從社會發展角度，我們得容忍一個城市有幾個爛瘡疤似的舊區的存在。
如果中低端制造業全部撤離，請問，中國的民工就業怎么辦？如果上億新生代民工，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誰來承擔社會被徹底撕裂的后果？從人性、從發展的現實出發，我們必須容忍一些所謂的低端。因為，我們本身并沒有那么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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