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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提示：六月的C講壇，我們請到了擔任過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項目統籌、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總干事的社會工作者李大君，為我們講述“底層江湖”的精彩故事，看不見的“城市邊緣人”跟“我們”到底有什么關系，以及當下我們可以做些什么。感謝志愿者張麗華、常常、竹捷寵、Trish、吉利、嘟比嘟和Janey的整理。沒能來現場的小伙伴可以閱讀這篇文字整理稿啦～

　　“塵肺病人跟你們有什么關系？”

　　那些城市的邊緣人，和我們有什么關系?當明欣給到我這個題目時，我想到了九年前，我在一個論壇做過一個有關塵肺病人維權的分享，那時，我在組織和推動一些北京高校的大學生志愿者協助在深圳罹患塵肺的湖南籍風鉆工進行塵肺病維權。分享結束后，一位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女記者問過我一個類似的問題：“你們為什么會參與這個事情?這些人跟你有什么關系?”

　　當這兩個問題問出來的時候，我其實有點懵。我也接受過其他記者的訪問，但都是圍繞塵肺病這樣一個社會議題展開。所以當這名記者對關注這個事件的人感興趣的時候，我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我下意識地愣了一下，然后說了一句“就應該這樣做啊”。

　　是啊，這些人跟我有什么關系?我們不是律師，也沒有哪個基金會來支持我們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沒有資助，做這樣的事情還得往里面貼錢。但我們就做了，直到現在遇到類似的事情我仍舊心潮澎湃。多年后，這位已經轉行的記者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流傳范圍挺廣，她在一開篇就寫到了九年前她和我的這段對話內容，文章的名字叫《做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有問題嗎？》——經常關注C計劃的伙伴應該對這個題目很熟悉，笑的人都是C計劃的鐵粉兒。感謝C計劃聯合主創藍方，她替我解答了九年前她曾經問過我的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一個過去

　　C講壇有個規矩，就是能站上來開講的人，都得首先自我袒露，講講自己的故事。那么，我就先從我的思想啟蒙開始吧。

　　我在河北農村長大，對門的伯父是一位在鐵道部電氣化工程局工作的轉業軍人。他一年很少回家。但是每次他回家，我都會第一時間過去——因為他會給我帶好吃的東西。六歲那年，我在翻他的包里面有什么好吃的東西的時候，翻到了一本書。那本書上的字我不認得幾個，但里面的一張照片吸引了我，照片上的人很特別，頭發和胡子連在了一起，比我現在的頭發胡子壯觀多了。我盯著這張照片看了一會兒，問了一句：“大大，照片上的爺爺怎么吃面條啊?”這是一個典型的吃貨問題。但我的伯父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估計他覺得這個“吃貨”問題比較難回答，他說這個人叫馬克思，是個很厲害的老師。我那時還不知道“厲害”這個詞語有多種意思，“厲害+老師”，我就很自然的把馬克思跟我這位伯父的愛人(我的大娘，也是我的小學老師)聯系在了一起，因為我的大娘很厲害，我有點怕她。但那一年我所記住的不止是馬克思的頭像，還有書的扉頁上那一句紅色的小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我不懂“無產者”是什么意思，就問我那只上到高小就畢業的父親，我的父親說：“什(省)么是無產者，無產者就(豆)是什(省)么都沒有，連頭毛驢都沒有。”在八十年代的河北農村，毛驢是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標配，如果沒有毛驢這種基本的生產要素，說明這戶人家真夠窮的!但僅僅只過了一年，我對“無產者”的理解就更深刻了。

　　1988年，“讓你雞犬不寧的計劃生育大革命”刮到了我們村，我在中午放學回家時，親眼見到一戶懷著二胎的人家，因為媳婦躲了起來，結婚的新房子被扒了，黑白電視機、洗衣機等當時結婚的“標配”全部被拉走，連同拉走的還有家里那頭毛驢，這個家里唯一留守的是家里的老父親，他是參加抗美援朝的退伍軍人，他躺在推土機前面，不讓推土機過去，但很快被三四個壯漢抓住手腳甩了出去。他真的什么都沒有了，我覺得那個爺爺很可憐，他們一家人都成了“無產者”。這是我對“無產者”最早、最形象的認識。

　　但厄運很快到了我家，因為我也是超生的，地方規定，1981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非頭胎都得交罰款。計劃生育隊來到我家要求繳納社會撫養費，我的媽媽跟他們理論，說孩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我當時在場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心里也很疑惑，后來才知道這句話的正確說法是“一把屎一把尿養大的”)。我媽媽接著說，我們上學交學費、看病交藥費，就連蓋學校的錢和小學老師的工資都是我們村民自己湊的，跟社會有啥關系?但計劃生育隊的人和村干部天天找，后來連小學老師都開始找了。小學老師比較文明，苦口婆心挨家挨戶找已經超生的家庭做工作，讓大家交罰款，核心內容就是“地球資源是有限的，你超生了，就擠占了別人的資源”，諸如此類，村子里的喇叭上也是天天講超生是有罪的。輿論的力量很強大，雖然人們一開始有抵觸，但慢慢人們也就開始認同超生有罪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繳納罰款，也包括我家。

　　那幾年中國農業已經呈現增產不增收的衰敗跡象，加之那兩年“價格闖關”失敗造成的通貨膨脹，農民家里沒有多少現錢，計劃生育又讓很多人家把不多的現錢全都上交了上去，所以人們開始想著外出打工掙錢了。

　　1989年，我爸也加入了打工潮流，就在天/安/門/廣/場旁邊做一些建筑的修復工作。那一年已經開始有工資拖欠的現象了。到了臘月，當初把大家帶出來的帶班說要去找錢，工地上需要有人留守，就把我爸留在那里。那時沒有手機等諸如現在的通訊設備，工人遲遲等不到帶班的消息，平時向帶班借支的生活費也快用完了，索性拿不到工資的工人陸陸續續把工地上的小型器械偷回家，以算作補償，偷得人多了，就算不上偷，作為看管材料的父親，攔都攔不住。最后，工地上只剩下我的父親，除夕那天上午，帶班灰頭喪氣回到工地收拾被褥準備回家，竟然發現我爸一直還在，他罵我的父親“你傻呀!別人都拿，你怎么不拿，就在這兒傻等著!”當天下午，帶班買了他和父親的車票，父親踏著月色，趕在1990年農歷新年來臨時，出現在了我們全家人的面前。這年春節還不是最慘淡的一次，因為帶班在來時給了父親一些錢。還沒有出正月，帶班就要回來了一些工資，把大家的工資發了一部分。

　　第二年，我爸就沒有再去打工。直到1993年他再去打工的時候，情況更糟了，建筑行業拖欠工資的情況更多了。全國建筑行業進行了改革，不再聘用固定職工，全部是勞務分包，大大小小的包工頭雇傭農民工干活。而且，那些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可能連維權的途徑都沒有。因為就在1992年，1992年國務院將1982年的救濟性法規《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歧視性修訂，出臺了《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無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的流動人員被定為收容對象。所以那時候你被拖欠工資，基本上不敢去維權，因為很有可能會被當成“三無人員”被收容監禁。這年的春節是最慘淡的，是我記憶中唯一一次春節沒有吃到肉的年。不僅因為過去一年爺爺重病花了不少錢，父親打工一分錢都沒拿到，我在棉紡廠打工的大姐也開始莫名其妙地開始咳嗽和氣喘了。

　　我自己第一次親身經歷什么叫“無產者”的春節，不僅無產，創造了剩余價值的無產者，竟然連一分錢的工資都拿不到。

　　直到多年之后的大學時代，我才知道1993年注定要成為中國勞工歷史上標志性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與打工階級的命運息息相關。蝴蝶振一振翅膀，他們就得躺槍。

　　我的大學專業是社會工作，但大一那年我是在信息管理學系讀的書。這個系在我們上大學這一年才改名“信息管理學系”，此前它叫“情報檔案學系”。大一結束后，我們社會實踐去昆明一家派出所整理刑事檔案。里面有一個案子我印象特別深刻，一個地下工廠組織工人集體吸毒。當時我們幾個同學就在想，工廠主為什么要組織這些工人吸毒，而且是工廠主自己掏錢給工人吸毒。經過詢問辦案民警，我們才了解到這是一種讓人止瞌睡的廉價毒品，人一犯困的時候，喝了就會精神起來。工廠為了讓工人長時間加班而給工人提供這種毒品。這個案件對我的觸動很大，這些吸食毒品的人也很特別，它帶給了我兩點思考：一是這些工人難道不知道長期吸食毒品會上癮嗎?二是這些工人為什么可以長期允許自己這樣做?他們難道不可以換一份別的工作來做嗎?

　　直到幾個月后，在大學圖書館看到一本雜志，我才知道我上述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大二下學期，我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了這一年的《天涯》雜志，上面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譚深老師組織學生對1993年深圳致麗大火受害女工的書信分析以及后續跟進訪談。1993年11月19日，港資企業深圳葵涌致麗工藝品廠發生特大火災，87名平均年齡不足18歲的工人失去了生命，有名單的傷者51人。這是一家給某跨國玩具品牌做代工的港資企業，這些女工生前每天加班加點，每月所得也不足200元。里面一則故事刺痛了我，其中一位女工叫王小芳，遇難時21歲。1993年11月14日，她在給家人的信里這樣寫道：“由于要回家過春節，這次只能郵200元回家，還得把回家的路費、打雜費留著……也許我們在臘月初幾回家……過完春節我們完婚后，明年還打算出去。”這個計劃在春節前回家結婚的姑娘5天后死于大火。11月20日下午，小芳的父母接到女兒死亡的電報，這封信件還在路上。從更多的信件里，我終于明白大家為什么不選擇換廠，為什么不選擇不加班?因為所有的工廠都是一樣黑，因為工資太低不得不加班。

　　1993年的致麗大火，對這些女工的家庭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同時也影響了中國的法律，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一批貌似和這場大火的受難者無關的人。這些人在這場大火之后，成了了關注女工、關注勞工權益的公益機構。而于我，我也開始有意識地利用可能的機會去接觸和關注城市的邊緣人群。

　　生命沒有預設，它只是不斷被塑造

　　盡管有了上面的體驗和認識，但我在畢業時并沒有明確的選擇。更不知道還有勞工組織這類公益機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環保與農村發展。2003年秋，我來到云南麗江拉市海工作。2004年、2005年，珠三角地區連續兩年的“民工荒”促使一些工廠開始來中國西部省份招工。來麗江招工的企業主要是位于廣東惠州的臺資和港資企業，工廠給這些少數民族的工人工資非常低，一個月加班加點也只有兩三百塊錢。而且，我發現男性需要考試，而年輕的小姑娘則不需要考試。后來傳出來女生需要去“伺候”這些招工的人。我所工作的項目區域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就去調查，去找媒體來揭露這些事情。雖然，這股風剎住了，但沒有一個受害者站出來去說這個事情。

　　后來，這樣的情節被作家曹征路寫進了他的小說《問蒼茫》。這部小說最初發表在《當代》2008年第六期，書中講到，廣東企業到貴州招工時，一些偏遠地區的女孩子被選上以后，都要去陪那些招工的人，里面用的詞叫“開處”。故事的主人公則是一個已經在國企下崗的黨委書記，因借著2001年私營企業主可以入黨的東風，主人公去了私企做黨委書記。《當代》雜志對《問蒼茫》這部小說的推薦語是：“身為私企的黨委書記，領著資本家的工資，面對勞資糾紛與沖突，他該替誰說話?過去從屬政治，現在依附資本，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又該去何處尋找家園?”

　　我覺得這本書是在敲打我自己，多讀的這幾年書，為得是什么？努力做個有錢人，做個有良心的社會企業家，讓更多人的命運得到改變？事實上，我做過這樣的嘗試。

　　那幾年有本書特別受追捧，書名叫《如何改變世界》，里面講到了社會企業的一些案例。

　　這本書講的是改變世界的方式不是馬克思，也不是革命，而是社會企業。2008年，我們在北京北五環外的一個流動人口聚居區開辦了一個餐廳，叫“新工人食堂”。

2008年開設的“新工人食堂”

　　我們的設想特別宏大。前面是餐廳，后面是工人活動中心，用餐廳的營業收入盈余支持人間新工人食堂。就此，我們還真是認認真真地做了一次市場調研。我們的調研結論是這地方所有餐館用的都是地溝油，雖然地溝油做的小籠包很好吃，但長期吃不健康。這里的餐館服務人員心情也不愉悅，因為要經常加班，但是也沒有加班工資費。我們決定辦一個有良心的餐廳，使用健康的油、給我們餐廳的服務人加班費，重要的是每周有休息日。大家聽到這里笑了，結果你們懂得。實際運營中，我們費勁了很多力氣，最好的結果也只是收支平衡。

　　我發現社會企業不能改變世界，至少改變不了勞工的世界。我面臨兩個選擇：要么逐底競爭，別人用地溝油，我也用，讓餐廳活下來;要么死去，去做比社會企業能更改變世界的事情。

　　就在這年夏天，深圳“塵肺門”事件幫我完成了向勞工工作領域的全面轉向。從20年前第一次遇到馬克思，知道“無產者”這樣一個詞匯后，我終于完完整整地踏進了這個領域。

　　在遇到塵肺病人之前，我對塵肺病并沒有具象的認識，雖然就在此前兩個月發生了張海超“開胸驗肺”的事件。2009年7月，深圳爆發了湖南籍風鉆工人在深圳罹患塵肺病的維權事件。由于這個事件帶有的政治敏感性，當時廣東的公益機構參與不多，而我最初也只是以個人身份先去接觸一下，也并未下決心要參與。跟幾位塵肺病的維權代表第一次會面安排在了一家火鍋店的三樓包間里，我自認為想得很周到，湖南人喜歡吃辣，點辣的。

　　但是，就在我等待他們的時候，耳邊響起越來越清晰的爬樓的腳步聲，緩慢且沉重，好像爬樓梯的人背著千斤重擔。直覺告訴我，可能他們到了。我便向門口張望。門一開，幾個迫不及待的人闖了進來，破門而入，滿頭大汗，坐下大口地喘氣。不再需要任何解釋，他們貪婪的喘息聲足以告訴我他們的肺已經無力再支撐他們的生命了。僅僅三層樓的高度，他們的喘息只能用“拼命”來形容。用盡全力，大口而急促地吸入空氣，已經失效的肺葉卻不能留下足夠的氧氣給他們的身體，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巨大的體能消耗，迫使他們必須快速地進行下一次呼吸。我忘記了給他們打招呼，他們的每一次拼命的呼吸都糾結著我的心，我的心臟、我的整個呼吸系統也開始不由自主地跟隨他們的呼吸頻率跳動和喘息起來。如今，這幾位代表都已離開人士，但我依舊能想象我們見面的場景。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實的塵肺工人。就只看了這一眼，我就知道，我已經沒有辦法只做行動的觀察者了。就在這個暑期，我們緊急動員大學生志愿者和他們的老師，做調研、陪同工人去靜坐、給市長寫信、聯系媒體和一些文化名人，我們窮盡了我們所能想到的和所能串聯的力量去做這樣的事情，而沒有去想，我們為什么要介入?我們從北京大老遠跑到深圳去介入一起勞工事件，值得嗎?

　　而且，這起事件真正介入進去才發現沒那么容易。因為超過90%的維權工人都沒有勞動合同。根據當時的法律，做職業病認定的前提條件就是首先要認定勞動關系。這個規定本身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對于塵肺病這樣的一個病種。有些職業病病種，可能是在職業以外患上的。比如，職業病名錄中有一種職業病叫白血病，如果你在諸如制鞋廠等經常跟含苯的物質打交道的職業崗位上，就容易得白血病。但是沒有接觸過職業危害人，也可能因為遺傳或基因突變等原因，患上白血病。在這種情況，一個白血病人要證明你的白血病是因為工作而不是先天患上的，就得需要認定勞動關系、進行職業病診斷。

　　但是塵肺病沒有先天的，沒有哪個人是從娘肚子里一出來就換上塵肺病的，塵肺病一定是在工作中接觸到粉塵，有粉塵危害才患的病。因此，塵肺病完全沒有必要以勞動關系為先決的認定條件，只要有醫學診斷就能認定為職業病。但是，職業病診斷部門要求必須有勞動關系才能做診斷時，塵肺病工人就非常難辦。所以在塵肺病人這件事上，我們一直在推動的是，工人能不能不以簽訂勞動合同為前提，可以直接做診斷，根據他的病理性進行診斷。所以我們調用了很多資源來做這件事，除了媒體外，僅深度卷入其中的高校師生就有十幾人，最后這些學生都選擇了以勞工這一議題作為自己就業和專業授課的方向。

　　這起維權事件集中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們的報告得到了高層領導的批示，也應邀參加了衛生部和人社部關于職業病防治法修改的座談會，推動了職業病防治法的修改，也推動地方政府為塵肺病人做一些補償性的救濟。

　　但這些補償性的救濟只是杯水車薪，根據“大愛清塵”的調研，中國累計有600萬塵肺病人，但是被官方認定為塵肺病的只有60多萬。

塵肺病更是一種社會病

　　塵肺病是職業病，更是一種社會病。男人們被塵肺病奪走生命的背后，是作為共同體的村莊在經濟上走向破產、精神上逐漸頹廢和倫理關系的迅速解體。這種變化是農村被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后產生的多重邊緣化的后果，以經濟能力來決定社會地位，大到中國的整個農村，小到家庭的老人，都在被邊緣化和被遺棄。

　　從左至右依次為身患塵肺病的耒陽導子鄉曹氏三兄弟，老大曹金、老二曹斌、老三曹滿云。2011年臘月，曹斌到深圳，接弟弟曹滿云回家過年。那時，曹滿云瘦得不到70斤，不斷咳嗽，臉漲得通紅。回耒陽的路上，他說，哥，我實在受不了了，你幫我買瓶農藥吧。“再堅持堅持，過完春節給你買。”曹斌就這樣安慰弟弟。回家后，曹滿云住進了耒陽市中醫院，第二天，他從七樓病房跳下，自殺身亡。當時大哥曹金剛從長沙住院回來，他一直流淚，但呼吸困難，吸了很久的氧氣，才哭出聲來。2013年4月的一個下午，曹金選擇了喝農藥自殺。2014年11月，在我們最后一次探訪曹斌家庭三個月后，曹斌因肺部停止擴張收縮窒息而死。多年來一直飽受塵肺折磨的三兄弟的生命如塵埃般落定。

　　就在今年五一期間，我和伙伴再次探訪耒陽導子鄉的塵肺家庭。曹氏三兄弟的老父親手捧著三個兒子的遺像，已經沒有了眼淚，也沒有了對生活的憧憬，一個白發人先后看著自己三個兒子飽受折磨著死去，心已經死了。他給我說：“他就只剩這副皮囊了。”

　　回想2009年，已故塵肺工人徐一龍的妻子從深圳回到耒陽雙喜村的老家時，她在荒草叢生、落滿灰塵的家中對我們說：“這就是我家里的房子，地上長滿了草，灰那么厚，門幾年都打不開了，我回來也不敢住這里。你知道嗎，深圳那時候還像我們這邊一樣，草長得這么高，都是他們出去蓋出來的房子。”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如今，深圳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一個不夜城，發達的供電系統讓它的夜晚燈火通明，令人炫目，然而對于六百公里外的耒陽導子鄉來說，因為線路老化造成停電卻是家常便飯。2014年夏，我從深圳來到雙喜村的第一個夜晚，導子鄉整夜都在停電，悶熱難耐，這讓我想起了一位2013年離去的塵肺工友，因為一次停電后氧氣機無法使用，雙喜村塵肺病人周立華再也無法忍受病痛，上吊自殺了……

　　自那以后，我開始去關注工傷、職業病的議題。就在2009年我跟進湖南風鉆工人維權的期間，一個不用戴手銬的死囚犯吸引了我。當時媒體報道出來時，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刊登的那張照片，照片上的死囚犯右手已經沒有了，他用左手在判決書上簽字——這人叫劉漢黃。

失去了右手的劉漢黃 | 圖片來源：網易新聞

　　劉漢黃是貴州人，2008年在臺資企業打工的時候出現工傷事故，右手手掌被切除。工傷發生后，但工廠不予賠償。劉漢黃提起勞動仲裁，仲裁委裁決工廠賠17萬，但是工廠只同意賠償5萬。劉漢黃不斷找工廠協商，一直未果。于是，在這樣一場博弈中，受害者劉漢黃徹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在最后一次去工廠談判無果的時候，左手手持彈簧刀，刺殺了工廠的三名“臺干”。這個事件發生后，臺灣的媒體渲染臺灣人在大陸的安全受到威脅，要求判處劉漢黃死刑，大陸的官方也要求嚴辦此事，大陸的工會基本上是失聲的。后來，臺灣的一些工人組織和大陸的一些勞動組織聯合起來聲援劉漢黃，原本要“死定了”的劉漢黃才被改成了死緩。

　　這些事件讓我憤怒。當看到這些人的生活和命運時，我覺得我很難不去把自己與他們關聯起來，不去做些什么。為什么違法的企業可以這么理直氣壯？是誰逼得受害者成為“兇犯”？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在2009年的塵肺病事件之后，我們繼續關注工傷、職業病以及欠薪的事件。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我們是身體力行的去做工人的維權工作。開始做一些研究、報告，做一些倡導。關于工傷、職業病，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用長達七年的時間，完成調研、撰寫調研報告。后來越來越多的一些工人事件，推動了一些報告被高層重視。

　　最終，我們在工傷職業病這方面的政策呼吁也取得了一定實效。現在大家去看我們的社會保險有五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覆蓋率最高的是工傷保險，尤其在原來工傷保險的一個空白區——建筑業，基本上實現了工傷保險的全覆蓋。我們當初所推動的政策有兩點：第一，就是在建筑行業包括在一些采礦行業，如果這個企業不為工人繳納工傷保險，那么住建部門不給企業頒發施工許可證。如果住建部門不給企業頒發施工許可證，意味著這樣一個工地是沒有辦法開工的。我們所做的技術化處理，就是把工傷保險的投保前置。第二點，我們所推的叫“工傷拒賠入刑”。因為在2011年，“惡意欠薪”都已經入刑了，但是工傷待遇的拒賠都沒有入刑，我們覺得從法理上來說可以推動它入刑。但是到現在的話，這一點還沒有實現。每年全國“兩會”也有一些代表、委員一直在提推動“工傷拒賠入刑”、呼吁國家設立塵肺病救助基金，但是都沒有獲得實質性的進步。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開始去想，如何發出他們的聲音，如何讓更多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生們來關注這樣的一個群體。在這個情況下，我們開始去呈現工人生活中的多個面孔，來讓學生更多的進入到工人自己生活中，去看待這樣的事情。

　　我們去培養和組織大學生志愿者到工人群體中，做一些對話教育，然后來去幫助大家分析和回顧結構性的問題。同時我們建立了一個能夠讓工人和知識分子、高校的老師學生，包括一些社會人士一起能夠應對緊急事件的應援機制，包括去推動一些社會制度的變革。

　　2009年我們做了一份報紙，叫《大工地》。

工人圍在一起看報紙《大工地》

　　但是現在這個報紙是已經沒有再發行了，因為以非法出版物為由而叫停了。但是隨著互聯網的發達，每個工人手上都有微信和這樣的一些工具，然后我們就開始在工人中做一些宣傳，去傳達工人的聲音，讓工人的聲音、讓工人的文化表達出來。給大家看我們的工人寫他們生活的幾首詩歌。

　　但是曾經存在了六年的《大工地》報塑造了一批工人寫手，依托《大工地》報的讀者群，我們自2012年非正式出版第一輯《大工地詩歌集》以來，已經連續非正式出版了四輯《大工地詩歌集》。

　　這些詩歌都是未經任何修飾的原生態文字，而這些詩歌的作者也都不是專業的“詩人”，甚至他們都不具備主流詩人所認可的基本條件。他們都是一線建筑工人，有的從十幾歲開始在工地做工，到現在已經當了大半輩子建筑工人。但，就是他們，讓詩歌走出了文藝圈和公益圈，讓詩歌不再只是文化霸權下小眾的文字游戲，讓詩歌重回勞動者的世界，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

　　秦洪洲師傅是我們《大工地》最早的讀者之一，也是最早給我們投稿的工友。他在2009年底的天津工地上，從帶班的面包車里撿到了半張《大工地》報紙，幸運的是，就這半張《大工地》報的右下角正好有我們的聯系方式。于是，秦洪洲師傅開始用手機編輯短信給《大工地》投稿。他投給我們的第一首詩歌叫《暮歸》：

　　日落暮色濃，收工歸帳篷。

　　風來知了亂，草里蟋蟀鳴。

　　悠悠胡琴蕩，漸漸同鄉逢。

　　談唱不知時，衣衫覺露重。

冬日夜晚工友的二胡演奏

　　直到三年后的第二屆“大工地詩歌節”上，秦洪洲師傅才第一次見到完整的《大工地》報和自己那變成鉛字印刷的詩歌。秦洪洲師傅與《大工地》結緣的故事不是個案，由于經費有限以及發放人手不足，我們沒有辦法把報紙送到每一位工友的手中。《大工地》的讀者群中，有很多工友獲悉《大工地》都是很偶然的機會。我們的“硬漢”李建華認識我們就是在2010年底，帶工人換宿舍時，從上一撥工人留下的遺物中看到了《大工地》報的一個角，恰恰這個角就只有“聯系我們”這一個欄目，他當即打電話給我們，并由此開啟了我們至今八年的相伴相隨。

　　鑒于很多工友經常接觸到碎片化的《大工地》，我們編委會特意在每個版面上都印刷上我們的聯系方式。而江蘇建筑工友李英華則是在上廁所時，撿到了別人擦屁股沒用完的《大工地》報紙。2011年，建筑工友李英華將他的作品《釵頭鳳·別離》發給了我們。

　　別離秋，上心頭，自此化作相思愁，空回首，月如鉤，酒醒花落，風淡霞收，憂憂憂。

　　快樂否，難猜透，心似秋千人空瘦，念憂憂，何時休，望斷高樓，可有來后，候候候。

　　——江蘇籍建筑工人李英華

　　山東建筑工友王運朋看到《大工地》則是在回家的火車上，從火車地板上席地而坐的其他返鄉農民工的屁股底下討來的。他將這張報紙貼身收好，在寒冬臘月的雪夜，背著沉重的行囊返鄉與留守鄉村的妻兒團聚，并依著報紙上的手機號碼，在凌晨一點時為我們發來這樣一首詩。

　　野曠雪重映鉤寒，一載飄搖人終還。

　　小兒不知勞夫苦，笑解兜囊數新錢。

把工錢細心地縫進衣服里側

　　僅僅從詩歌形式和所傳達出來的詩風來看，建筑業農民工的詩歌就與我們所熟知的打工詩歌很是不同。打工詩歌隨著農民工進城的大潮，已經出現和發展了三十余年，但其自誕生之日起就努力融入主流的詩歌話語體系，無論從形式還是意象，不僅將拋棄了唐宋時代的傳統詩詞寫法，也拋棄了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那種通俗易懂、瑯瑯上口的翻身詩歌形式，打工詩歌越來越千篇一律采用新詩形式來書寫，而在詩風方面也努力融合了主流詩歌的荒誕風、朦朧風，似乎這樣才能顯示詩作者的水平。

　　但是我們辦報的目的不是面向打工詩人的小圈子，而是最廣大的勞動者。因此，我們的詩歌要具備三個特點：只說實話、人民立場和通俗化。說實話才能明辨事理，人民立場才能說人話，通俗化才便于工友之間口口相傳。

　　如果放在六年的時間軸上來考量，單從建筑工人給《大工地》的投稿詩歌來看，我們就能夠看到工人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訴苦、抱怨、自嘲，而能夠更深刻地感知自己的身份、力量以及對未來工人命運方向的明晰。在工人行動的指引方面，《大工地》通過分享經驗，傳播知識，促進了工人群體更加理性化和組織化的維權實踐。這些經驗的總結、問題的表露也通過官方的政策渠道成為協商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了近幾年國家在建筑業職業安全、勞資關系治理以及建筑業改革等方面的制度設計與實踐。

　　石化以后，流淚之前

　　我們走到現在，勞工的權利在某些方面獲得一些進步，但也有些方面沒有獲得長久的、有實際性的進展。所以，即使有困難我們也要去培養更多的人去關注這件事。

　　如今，我2009年結識的塵肺工友已經有一半離世，很多當年沒有被認定為塵肺的工友也因塵肺而離世，他們“石化”的肺成為塵肺病最后的證明。今年他們的一些遺孀還有當年沒有被認定為塵肺而如今發病的工友仍舊在深圳維權，這是一次相較于九年前更加艱難的維權，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輿論空間愈加收緊，塵肺也早已不是新聞，人們對這樣的苦難也就習以為常了。

　　習以為常不是個好事情，它容易讓人面對苦難麻木，肺石化了，就沒辦法呼吸，心石化了就失去了對感知，對與自己沒有直接利益關聯的事件，秉持“關你屁事”和“關我屁事”的高高掛起心態;甚至事已關己，也不會積極作為。在遭遇自身苦難時，除了流淚，還能做些什么?

　　2017年年底北京大興大火事件是對人心和人力最大的檢驗。這次驅逐不僅關涉底層農民工，也涉及到很多擁有大學學歷的知識分子，但我們做了什么?有去積極干預嗎?

　　北京大興火災后的人口管理政策，對我們在北京城邊村的項目點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當時就想，我們這些人能不能抱團取暖，我們能不能一起去守護住這個地方。后來，我們真的能守住這個地方，這就回應了我在分享會一開始說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聯合的力量真的很大，經過了一場危機，我們不但守住了項目的地方，還有了自己的土地，可以用來種地。每天下班的時間，就是我們最熱鬧的時刻。因為每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勞動工分，去領取屬于自己的一份菜。作為一個“吃貨”，我終于能夠看到，我小時候的理想不僅在通過斗爭去實現，也在流動人口社區的食物互助體系上得到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