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從北大社會學碩士畢業，來到深圳清湖村參與創辦了一家社會組織，主要是做產業工人相關的服務。2015年，我成為工會的一名職業化工會工作者，派駐到觀瀾工作。我是2018年春節后重新回到清湖村，在這里的工會工作。7月底我從工會辭職了，重回社會組織做一些租客相關的工作。2014年之前我自己也住在清湖村里，搬出去一年后，2015年又回來住了兩年，現在不住在村里了。總的來說，我作為一個租客以及在這里工作的人，對于清湖村的變化，和富士康工人的情況都有一定的了解，感觸也蠻深。
社工長江在清湖社區的辦公室里。 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謝匡時 圖
我剛來清湖村的時候，這里有很多小攤小販，靠近富士康廠門口那邊有各種做小吃的小販。這種小本生意對于不想打工的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成本低，也沒有店面的租金，弄個三輪車就可以做生意。大概從2014年開始，深圳大規模整治市容環境，流動小攤就很少了。城中村里以前的小賣部都是個人開的，現在基本都變成連鎖，小吃店也一樣。
當然，城中村的變化最明顯還是體現在房租上。拿我自己的經歷來說，2015年我回來租了一個一室一廳，900一個月，到2017年12月搬走，漲到了1100，我聽說現在已經要租到1300元/月。單間的房租也漲到700-800一個月，回溯到我剛來清湖村的時候，單間400塊錢就能租到。
清湖村是非常典型的一個社區，依靠富士康這樣的大廠。清湖村的房東尤其強勢，因為這里的房子從來不愁租，租客沒有任何談判的余地，一旦不接受房東的要求，包括無理的要求，租客就被要求搬走。這是一種市場行為，其他方面也很難介入。我們現在在著手做一個“租客聯盟”的項目，長遠來說是希望能夠作為一個平臺，提高租客去協商的能力和意識。政府、社區工作站和居委會也要納入進來，充分發掘社會組織和租客的參與，圍繞出租屋的安全問題、環境提升、便民服務等開展一些協商，后期希望在涉及一些具體利益的問題上能有一些對話溝通，多一些彈性和參與。現在這個項目也才剛剛起步，這是我們的一個愿景。
傍晚，清湖村的小旅店亮起了燈。
今年萬科在清湖村的改造引起關注，一方面還是因為富士康的原因。據了解，萬科在清湖村談下來了13棟樓，但還停留在跟房東簽好合同的階段，改造還沒有開始實施。就我個人理解，十幾棟樓的規模對于萬科來說太小，他們在其他城中村的改造都是大手筆。萬科承諾改造后的房子不會大幅漲價，只在現基礎上上浮一兩百元。就是說重新裝修，統一改造購置家具后，單間的價格還是在八九百至一千五之間。但是很多人包括本地社區的人都覺得不可能。他們認為萬科從房東手里租來，裝修好再次出租，只漲一兩百就是根本不賺錢的。我們的判斷應該是要在現有價格上翻一倍，類似現在清湖村里金地的草莓社區的價格。但是到底萬科會怎么定價還不知道。
但是對于工資本來就不高，消費水平也比較低的藍領工人來說，一兩百元的漲價也是有影響的。如果工人覺得住不起，就只能搬家。富士康是有宿舍的，但是根據現在的政策，一旦工人搬離宿舍是不能再申請回去的。那另一個選擇就是搬到更便宜的地區。如果改造范圍再大一些，房租繼續上漲有一些人就只能選擇返鄉。其實我覺得萬科的進入也是必然的趨勢，符合深圳產業升級轉型的方向。
我其實在想城中村的改造有沒有更好的模式。我覺得還是要有政府的一定介入，要做一個客觀的評估和調查，這個社區有多少租客?收入結構是什么樣的，他們覺得能承擔多少房租?優先應該保證這些低收入者能租的起房，而不是逼得他待不下去離開深圳。我覺得要建立協商的空間。我們之前做過一些，都是從比較小的點出發的項目。比如電動車在樓里充電比較危險，但電動車又是住戶必要的交通工具，我們就跟房東和社區協商，在樓下某個地方開辟公共的充電樁。我覺得這個空間需要一點點打開，這都需要第三方的力量去介入。
深圳關外的小工業園一直在搬遷，制造型的工廠都在往龍華、觀瀾或者更偏的地方搬，有的廠直接搬出深圳，搬到惠州或者東莞，搬到內地或者海外。這個趨勢非常明顯，我們做工會工作非常關注這些，因為搬廠或者關廠很容易引起勞資糾紛。包括富士康，2010年還有30萬人，現在只剩下十三四萬。雖然工人已經減少了很多，但體量還是很大，清湖村的房子還是供不應求。富士康工會也收到一些來自工人的投訴，房租上漲對富士康也沒有好處。
就整個深圳來講，土地租金的上漲是一個基礎性成本，人力和消費都要跟著上漲，對于制造業來說很難做。我們接觸過的很多企業高管，在深圳房價猛漲的那幾年根本就不想做事業，覺得還不如去炒房賺的快，整個有一種脫實向虛的趨勢。
另外，現在的工人很多都是90后、00后，我接觸下來感覺這一代和80后工人還是有區別。我們感覺年輕一代有點“沒心沒肺”，基本就是我自己掙多少花多少。他們的成長環境不一樣，基本小時候也沒干過農活，家里的人把一切都安排好，也不指望他們出來打工攢錢，反而是父母攢錢給他們買房，娶媳婦。
我接觸這批年輕的工人，感到挺絕望的。不管是80后還是00后，階層固化的趨勢還是非常明顯的。我的兩個外甥之前都隨打工的父母在東莞讀書，現在回去河南老家，感覺教育水平的差距很大，我一直在說服我姐姐把他們帶回城市里讀書。但對于沒房沒戶口的工人來說，子女在深圳入學也是非常苦難的。教育的困境讓我切實感覺這批人沒有足夠的機會來改變他們的命運。
之前工人還有一條路是自己創業，做小生意。但是現在做生意的成本非常高，沒有四五十萬根本開不了。以前很多人事三五萬盤一個小店，就慢慢能擺脫打工生活。所以我們在這里碰到了太多覺得打工沒有希望被忽悠去創業的人，干了沒幾個月，又老老實實回到富士康。
我一直都想做一個調查，了解哪些工業園區里被騙去做傳銷的工人。這種現象太多了，我們的義工當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就進過傳銷。上周有個工友來找我幫忙介紹工作，他被騙過兩次了，幾萬塊對他來說都是血汗錢。那種洗腦的方式，加上對現實的失望，很多人都經不住誘惑的。
這幾年，我感覺農民工這個詞已經從媒體上消失了，幾乎很少聽到農民工怎么樣。但是他們的問題解決了嗎?沒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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