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說：今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紀念日，其實成立日期是7月23日，只不過當事人都記不得具體日子，就選擇了七月第一天作為紀念日，后來從蘇聯方面才得知真實日期。從中可見成立之時，很多人并沒有把這次聚會當成一個翻天覆地的事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南陳北李都各自借口沒有參加，參加者也并非全是堅定的信仰者，有去旅游的，有去度蜜月的，誰會預料到中國共產黨會從當時幾百個政黨中脫穎而出?可是在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下，通過無數堅定純潔的共產黨員的28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在1949年舊貌換新顏。這是一條充滿血淚的道路，包括革命者與反革命者的血淚，所以當下的我們要做的是珍惜先輩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革命果實(丟掉的要拿回來)。特向讀者推薦陳榮榮同志這篇調查隨筆。原編者按：作者實地調研25天，其中有16天是作為一名正式打工者身份調研。編者認為，我國將較長時段處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時期。正因如此，調研私有經濟包括外資經濟下的中國工人的生產、生活狀況并作出相應的思考，自然是很有必要的。
私有經濟下的中國工人
——深圳工廠調查隨筆
文/陳榮榮
馬克思與恩格斯
2014年2月15日，筆者從家鄉江西省贛州市寧都縣乘大巴來到深圳，計劃通過工人訪談和一段時間的工廠打工來開展工人調查，此次調查歷時25天。在這25天中，有16天筆者作為深圳市樂彩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工人進行了打工體驗，其余時間則在工業區走訪了其他廠的工人(包括一些有維權經驗的工人)、勞工機構工作人員和正在深圳進行社會調查實踐的大學生。呈現給大家的就是筆者這25天工廠調查的隨筆。
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都引用了大量的英國工廠視察員的報告。1833年，英國確立工廠視察制度，政府成立工廠視察委員會對工廠進行監督視察。此后，英國工廠視察員猶如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史官”一樣真實記錄了英國工業發展史上工人階級的處境。大量高質量的視察員報告對于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具有重大意義，否則充滿“血和骯臟的東西”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就被資產階級學者偽裝成只剩下抽象文明與繁榮的“黃金時代”。如果缺少這些工廠視察員報告，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恐怕也存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私有經濟的不斷擴張，我國大量工人(含農民工)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從長遠來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及其出路都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工人階級問題上。雖然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仍是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但從趨勢上看，城市的發展將對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農業發展路徑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造和顛覆。城市和城鎮將承載越來越多的人口，工人(包括服務業工人)將在中國社會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勞資矛盾也會不斷上升為社會矛盾的焦點。
今天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有必要建立類似于英國曾經的工廠視察制度。而在工廠視察制度建立之前，國內知識界應主動承擔起工廠調查的責任。這種調查對于讓人們了解中國的發展從哪里來以及該向哪里去具有最直接的說服力。
一、工業區是另一番景象的“世外桃源”
筆者到過深圳多次，母親從1996年外出打工，直到2011年才回到縣城工業園上班，期間基本都是在深圳。父親也曾多年在深圳打工。以前來深圳都住在母親所在的工業區，這種經歷曾誤導筆者對深圳的判斷，一度曾以為電視上、書上或者別人口中都在夸大深圳繁華的事實，因為筆者多次見過的深圳甚至比自家所在的縣城還要臟亂差。后來才清楚，這種誤解源于兩極化的城市發展模式，深圳自有其繁華的一面，但對于像母親這樣的最底層勞動者來說，即使他們上班的地方離城市繁華的中心地帶只有一墻之隔，也只能生活在城市為他們圈起的底層人生存場所。
筆者的住宿所在地位于深圳市龍華新區觀瀾鎮樟坑徑上圍村，雖稱為“村”，但已不再是傳統農村的景況了。這里的主要職能是工業生產，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大量廣東省內外的農民工就聚集在這類工業園里。這種工業區猶如另一種“世外桃源”，有它自己獨立的模樣。這里的絕大多數人有著相似的生活和命運，男男女女都長著一副讓人容易識別的打工仔面孔。上班期間園區外的行人稀稀落落，一到下班時間馬路上的人群便川流不息，熱鬧非凡。各種生活垃圾隨處可見，商店里擺放的也多是些經濟實用的商品，除幾個大型超市外，很難在這里看到屬于大都市的各種“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產品。幾十米一見的派出所報警電話提醒著每一個人要隨時注意人身和財產安全。
二、最低工資標準就是工人的最高工資標準
對于一個調查者來說，即使只用一天時間把自己真正當一名工人在這種工業區里找工作，它給你的沖擊和感受都是強烈、深刻的。第一天跑完十幾個工廠之后，筆者的腦海里便有了一幅關于工人個體狀況的輪廓圖景。元宵節剛過，大量務工人員就離開家鄉回到這個勞務輸入大城，白天在繁忙的街道上、工廠門口到處可見正在找工作的人。雖然每個廠在加班費、伙食住宿費、全勤獎等方面會有些細微差別，但總體的待遇最后算下來都差不多。一個普工(工廠里大部分都算普工，少數是技術、管理人員)如果加班少的話一個月就2000元左右工資，如果加班時間長(比如一天加班4個小時)的話也就3000-4000元，一般不可能超過4000元。
幾乎全部工廠的底薪都是1800元左右，這是根據深圳市新調整的最低工資標準設立的，深圳市從2014年2月1日開始執行每月1808元的最低工資標準，這也是全國最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我國各地政府設立的最低工資標準是一個可以很好窺視中國勞資關系的重要指標。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應當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而我國各地政府設立的最低工資標準大部分都低于國際慣例。例如，根據《深圳統計年鑒(2012)》，2011年深圳市職工年平均工資是55143元，折合月平均工資4595元，而該市當年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320元/月，僅相當于月平均工資的28.7%。
所謂最低工資標準在某些私企其實就是工人的最高工資標準，大多數工人的底薪只會低于而不會高于這一標準。而且，很多小工廠連最低工資標準也執行不了。比如，按照最低工資標準計算，深圳市平時的最低加班工資是15.6元/小時，周末的最低加班工資是20.8元/小時，而筆者后來所在的私企樂彩廠平時的加班工資是12元/小時，周末的加班工資是15元/小時。并且，樂彩廠自己規定實行26天制(法律規定的是22天制)，這樣，工人星期六的上班工資就按照平時工資計算，而不是按照周末加班工資計算。按照工廠的工資標準計算，筆者后來16天的工資是1200多元。2014年3月10日，針對工廠的這種克扣工資行為，筆者找工廠進行了討薪。在據理力爭之下，筆者拿到了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結算的工資。能將工資討回是因為筆者的討薪數目不大，實際上大多數工人的討薪之路并沒有這么容易。樂彩廠有三位工友曾經也因為類似的普通勞資糾紛從上告勞動局到拿到錢耗時差不多兩個月。為了拿到錢，他們不得不經常往返勞動部門，好不容易等到勞動仲裁書下來之后他們還得三番兩次地去找老板要回仲裁書規定的賠償，有時候他們還會受到老板的威脅恐嚇，工人的討薪之路異常艱辛。通過討薪，筆者拿到的按最低工資標準計算的工資是1800多元，工廠實際克扣工資幅度達1/3左右。如果是在生產旺季工人大幅延長加班時間的情況下，其實際克扣工資的程度則更高。當這樣冷冰冰的事實和眼前活生生的工人聯系起來的時候，筆者對中國30多年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卻自豪和驕傲不起來。
三、罰款是這里工廠的重要管理手段
2月20日，來深圳的第五天，筆者成為深圳市樂彩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員工。雖是公司，但在工人的話語中只有“工廠”，沒有“公司”。像很多廠一樣，樂彩廠現在正在大量招人，進這種小廠做普工幾乎沒有任何門檻。在正式上崗之前，公司前臺拿了一份《新進員工協議書》讓筆者簽字。協議書中有兩類詞出現的頻率很高，一類是諸如強制類的詞，如“必須”，“必須按要求穿戴”、“必須服從”、“必須由主管或者經理確認”等;一類是處罰類的詞，如“處罰”、“扣”、“以……論處”等，工衣與廠牌“必須按要求穿戴，否則每次處罰10元”、“對擾亂秩序者一律按規定予以處罰”、“打卡后無故未到工作崗位者，經發現以曠工論處”、“員工遲到1分鐘扣半小時正班工時……曠工一天扣三天工資”等。協議書的用語無不彰顯著廠方赤裸裸的強勢和專制，但即使面對工廠再苛刻的紀律和規定，工人也只能選擇完全服從而無法協商。工廠的這些規定并不是一紙空文，經常在宣傳欄上看到的各種罰款公示便知道這些規定是工廠的重要管理手段。
在資本主義世界，資本家在經濟上的絕對專制是對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要求民主的最好諷刺。這種狀況決不應當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出現。馬克思曾分析說：“資產階級通常十分喜歡分權制，特別是喜歡代議制，但資本在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處罰都簡化成罰款和扣工資，而且工廠的萊喀古士們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許比守法對他們更有利。”
四、流水線上的工人
筆者進廠這段時間，新員工入職與員工流失每天都在發生。筆者被分配到沖床車間。沖床車間放著六七臺不同模型的機器，但只有一位工人在開著其中一臺機器，他就是筆者以后的師傅(“師徒之情”早已被大工業的流水線所沖淡)。過了幾天筆者才知道，原來沖床車間只有兩名員工，實行兩班倒，每人負責12小時的生產。樂彩廠是生產各種卡片的，比如會員卡、廣告卡片等，筆者在工廠的這段時間主要是在生產會員卡，一張簡單的會員卡有十一個生產工序：膠印、加膜、磁條、定位、合成、沖切、QC、DOD噴碼、寫數據、查碼、包裝等。正在運轉的沖床機就是對應“沖切”這個工序，它把一張大卡片切成二十五張消費者手上拿到的小卡片。每切一張卡都會連續發出“噔、噔、噔、噔、噔”的響聲(響五次)，沖床機強大的沖力使得這種聲音可以響徹整層車間。剛聽到這種響聲的時候可能還不覺得它刺耳，但在車間工作幾個小時之后你就不得不開始承受它的折磨了。
師傅對筆者的提問有問必答，但只答不問。他長著一副老成的面孔，和他十八歲的年齡顯得極不相稱。他是一個做事很勤快、踏實的人，但性格內向，在廠里沒有幾個聊得來的工友，平時吃飯的時候總是見他一個人拿著智能手機一邊吃飯一邊看著視頻。后來筆者才體會到這個崗位對于工人性格的禁閉作用。40平米左右的車間里不停地響徹著機器的噪音，除了六七臺機器的陪伴外車間里再無一人，車間的門關起來之后(車間的門一般不允許開著)這里猶如一個被世界隔離的小孤島。一個長期在這種環境下工作的人變得冷淡和沉默實屬正常。
進廠第二天，師傅就跟筆者說前一段時間沖床車間有一個工人受傷了。不久，師傅也發生了工傷，被一臺燙印機壓到了手掌，幸好傷得不算太嚴重，只對兩個手指和掌背進行了縫針和包扎，沒有造成殘疾。對工人尤其是整日都在操作機器的員工來說，工傷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它是工人潛在的巨大威脅。
在樂彩廠期間，筆者每天的動作就是把一張大的卡片放到沖床機上切成小卡片。這樣連續工作一個小時后，手依然在慣性地挪動，但是神智逐漸地陷入麻木。看著沒有一點溫情的車間涂墻和地面，看著每天都雷打不動立在那個位置的冰冷機器，每天走進廠房都有一種車間恐懼癥。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對1967年韓國工人全泰壹在他日記里的一段話產生強烈共鳴：
“工廠里充滿了巨大的金屬噪音，以及縫紉工惱怒的聲音。我區分不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仍然努力工作。對我來說，工作沒有什么意義，我只是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罷了。除了正在做的事情，我沒有任何的意識——不，甚至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現在也變成了一種機械式、自動的動作而已。”
做過工人之后才能深切理解為何歷來一些思想家把世上最恐怖的一些詞用來形容工廠，比如，英國學者E.羅伊斯頓•派克編的《被遺忘的苦難》把工廠稱為“虐殺人的恐怖地方”、“惡魔之窩”，而傅立葉則稱工廠為“溫和的監獄”。
對于大工業時代的流水線工作，周而復始地熬完一個工作日是一種多么艱辛的事情。如果單獨拿出一個小時的工廠手工業的技術活、一個小時的農業體力活和一個小時的附屬在機器上的活進行比較，勞動強度從大到小的排序應該是農業體力活、工廠手工業的技術活和附屬在機器上的活。但是，如果把一個小時換成十個小時，這種排序很可能要發生根本性變化。從其對人智力和體力的損害來說，損害最大的無疑是附屬在機器上的活兒。《資本論》中講到：“一個人每天看管機器的劃一運動15小時，比他從事同樣長時間的體力勞動還要衰老得快。這種看管機器的勞動，如果時間不太長，也許可以成為一種有益于智力的體操，但是由于這種勞動過度，對智力和身體都有損害。”
很多工人因為長期高頻率重復一個簡單動作而得不同程度的職業病。2014年3月11日，筆者來到深圳賜昱鞋廠觀察該廠罷工。該廠因長期積累的勞資矛盾導致全廠3000左右工人全體罷工。其中一位婦女展示了她那只知覺已經不太靈敏的胳膊。她說她在醫院針灸，一次就是100多塊錢，已經扎了好幾次了，但也不見得有好轉。她同時抱怨一個月2000多塊的工資根本就沒法承受這么昂貴的醫療開銷。還沒等這位婦女說完，旁邊幾位婦女就附和說，她們都是這個廠的老員工，有的人在這個廠都干十多年了，機器越開越快，她們因為長年重復一個動作，所以胳膊都有不同程度的職業病。
由于囤積了大量產品，老板安排我們(師傅工傷后又招了一個人)倒班，筆者被分到夜班，時間是晚八點到早八點。流水線上的辛苦在夜班上成倍地擴大。深夜，四周安靜下來，沖床機發出的聲音顯得尤發劇烈，此時筆者的體力也困乏到了極點，意識逐漸進入昏昏沉沉的狀態。難以熬下去的時候只想把產品丟開回去睡覺，大不了不干了，但為了生計的工人卻不能不干。上過夜班之后，筆者總覺得怎么睡精力都沒法完全恢復，除了中午實在餓得不行到外面吃飯的那點時間外，都躺在床上。但是，還沒等身體恢復過來就到晚上八點了，只能繼續架著疲憊的身體，拖著昏昏沉沉的腦袋回到那個冰冷的車間。
五、工人生活雜記
人們總說，因為階級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對它的爭論才不見休止。可是，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后，你會感覺到“階級”的存在是那么的實在、明確。
1、宿舍里的危床。進工廠后就和其他工人一樣住在工廠的免費宿舍里。宿舍的門很破爛，搖搖欲墜，已經失去了上鎖的功能。住在宿舍里很難有安全感，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筆者都得把自己的錢包和手機放在枕頭底下，有時候半夜醒來還得摸摸，檢查這些東西是否還在。有過貧窮經歷的人都知道，窮人承受意外事故的壓力和成本會比富人巨大得多。
宿舍如果住滿的話可住8人，但總共只住了6人。總有一些剛進廠的工友想搬進來住，但剩余兩張床鋪是危床，已經住不了人了。其實，我們睡的床鋪都存在危險，上鋪沒有欄桿，睡上鋪的人有掉下來的危險。很多床架的螺絲固定處都已松動，用點重力就很容易散架。為了讓床架更加結實，我們把其中3個上下鋪的床首尾并在一起，互相靠著牢固一些。
下班之后宿舍樓里吵鬧非凡。洗澡、洗衣服、打鬧的聲音交雜在一起，無不顯示著工人們從工作崗位上解放出來的興奮和粗獷。上班的乖順和下班時的熱鬧彰顯著工人兩極的生活世界。也有不少工人下班之后第一時間是躺在床上休息。
2、6人中有4人沒有錢吃飯。這不是夸張，而是客觀事實。來工廠三四天后，筆者就不敢在錢包里多裝錢了，一般只在錢包里裝少于20元的錢，不是帕被偷或被搶，而是怕被人借。這次調研只帶了三四百塊錢，買了必要生活用品后就只剩兩三百塊了。剛進工廠沒幾天，就有3位工友跟筆者借錢，其實，他們不會問你借很多錢，一般最多不會超過100元，更多的時候則是10元、20元、30元或者50元，主要用于生活支出，如吃飯、買生活用品、買香煙等。但是，后來筆者發現借錢的或者潛在借錢的人太多了，那幾百塊錢根本應付不過來。所以，第三位工友來借錢的時候筆者只能把空空的錢包掏出來給他看。
工人在經濟上的窘迫一方面是因為工資低廉，另一方面是因為物價昂貴。筆者原本以為工人聚集的地方物價應該會比較低，可事實完全相反，這里物價不僅不低，而且高于很多城鎮的物價。如筆者學校所在的北京房山區良鄉鎮，擺在菜市場賣的香蕉經常是一斤3元左右，而這里隨便一個水果攤上的香蕉都是一斤4.5元左右。工人在工廠外消費比較多的是快餐，這里10元錢的快餐是最差的，稍好一點的快餐得15元，一般的也要12元。這種物價水平和工人的工資收入顯得很不對稱。
據一些長期在深圳務工的工人介紹，每次他們工資上漲的時候，工業區的物價都普遍上漲。比如房租，每次工資上漲后，房租必然跟著上漲。工資和物價的這種靈敏關系是這種工業區的普遍現象。2010年，“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組在他們的調研報告中也提到這種現象，他們訪談的一位工人如此描述：
“這里房租老是漲價，以前都是170元的，現在都漲到240元了。最近富士康漲工資以后房價就猛漲，漲得太快了，一個小單間漲到400元的都有。我們這邊都這樣講，富士康漲的一點工資都被房東吃掉了。”
事實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一些長期在深圳務工的工人向筆者介紹，雖然這些年工資看似漲了不少，但隨著物價和房租的上漲，他們實實在在地感覺到的是工資不漲反降。好多年前他們每個月也能拿到2000元左右，而現在物價翻了幾倍之后他們的工資也只是2500元左右。
六、被嚴重漠視的勞工法律
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的一場大火造成86人死亡，數十人重傷。這場大火后政府于1994年頒布了《勞動法》。2008年，《勞動合同法》也在國內的巨大爭議下正式實施。我國開始實行自由勞動市場后，兩部主要的勞工法律相隔15年才正式頒布。
一些大工廠雖然盡量為自己打造“自覺守法”的形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違法違規事實。比如，“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經過深入調查發現，富士康的違法行為包括：強制加班、超時加班(違反《勞動法》)、克扣加班費(違反《勞動法》)、濫用學生工(違反《實習見習條例》)、漠視職業安全隱患(違反《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私了”工傷事故(違反《工傷保險條例》)等。這些大集團尚且如此，數量龐大的中小工廠的違法行為更是俯拾皆是。
有一類行為雖然嚴重違犯勞工法律，但卻司空見慣，勞動者的上班時間和休息休假問題便是典型。《勞動法》明確限定：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應當保證勞動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等。然而，對于中國幾億農民工來說，這樣的法律規定具有諷刺意味。“旺季時做死，淡季時餓死”是對當下農民工的普遍寫照。以筆者在樂彩廠的16天為例，16天中只因工業區停電時休息了一天，加班總數達到37個小時，這還只是在訂單正常季節的加班時間，旺季工人必須毫無選擇地為工廠拼命加班，每天加班時間至少從2小時延長到4小時，甚至更長。這樣工人單是在崗時間就不少于12個小時/天。工廠可以隨時要求工人每餐吃飯時間從一小時壓縮到半小時，這邊飯剛進肚里，那邊就開始投入到緊張的生產中了。
這種加班制度在珠三角地區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有些工廠的工人甚至需要毫無節制地加班。老板毫無顧忌地使用工人的勞動力，怎么上班、什么時間上班完全由工廠自由決定，工人沒有任何說話的權利，工人唯一的權力就是選擇走人。這是生產旺季時的狀況。而在淡季，工人只能拿那點不會超過最低工資標準的底薪過日子。訂單不穩定是小工廠的常態，這意味著這種工廠的工人隨時可能陷入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但工人并不能從超額加班或停產中得到經濟補償，因為這種狀態一直被視為“正常情況”。
不為勞動者繳納或者不足額繳納社會保險，也是工廠存在的普遍現象。2014年4月14日，東莞裕元鞋廠發生了工人罷工，罷工人數后來達到4萬左右，并且裕元集團所在的江西分廠也進行了罷工。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工廠沒有足額給工人繳納社會保險。4月23日，民主與法制網發表了題為《還有多少社保糾紛要靠大罷工解決?》的文章，揭露了山東西王集團不足額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的違法事實。筆者所在的樂彩廠沒有給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是如今工廠的一個大黑洞，這種問題希望不要只在工人舉行大罷工之后才引起重視。
勞動市場上，勞動合同的簽訂也存在種種違法違規現象。2013年，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聯合“關注新生代打工者計劃”、安全帽大學生志愿服務隊，在重慶、成都、西安、武漢、鄭州、北京、沈陽進行了大規模的建筑工人調研。在他們有效回收的1445份問卷中，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只有17.4%。而且，有些建筑商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規范勞動關系，而是為了規避《勞動合同法》的追究。比如，北京建筑工人回答訂立勞動合同的247人中，勞動者手中持有勞動合同原件的只有77人，為31%。而勞動合同的簽訂內容與實際基本相符的只有127人，即有一半的工人所簽訂的勞動合同為侵犯工人正當勞動權利的霸王合同。比如，《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而樂彩廠卻只是在工人進工廠6個月后才和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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