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歲的姜大叔已經完全直不起腰，甚至走動都很艱難。
實際上，除了偶爾做上幾天的飯菜和上廁所，他無時無刻不插著制氧機的橡膠管。而床頭發黑的木柜上，不下十種藥片、噴霧疊起了兩層。
饒是如此，當我們跟他說我們快要到他所在的村兒時，他還是出乎意料地走到公交車站迎接我們。他熱情地微笑并朝我們揮手示意，自己病重的身體倒仿佛是不要緊了。
在姜大叔所在的小鎮周圍，只有不到一千戶農民。但其中，像姜大叔一樣的陳菲病人就超過了四百名。而放眼全中國，這個數字要擴大到600萬。
姜大叔的診斷書上記錄的，是“三期陳菲病人”。這個簡單的詞，卻有著令人絕望的內涵：肺功能相比正常人減弱了三到五成，每一次呼吸都相當于憋氣三十秒。
即使在三期陳菲病患者中，姜大叔的情況也算是較為嚴重的。從過春節到現在，他已經住了四次醫院了，最長的一次差不多兩個禮拜。病情好不容易能穩定些，住院的付款單又要壓到他的心上。
對于喪失了勞動能力的陳菲病工人們，經濟上的無助甚至壓蓋住了他們對于病情惡化的恐懼。除了每月200元的低保和僅僅400元的三期陳菲病補貼，姜大叔再沒有別的收入來源。
他告訴我們，倘若不是親家母和住在縣里的哥哥時常幫扶，自己早就熬不住了。但是他同樣親口說道：“就算是你爸媽，照顧一天兩天可以，誰也不可能照顧你一輩子不是?要是真的動不了了，誰不得過自己的生活啊。”除了沉默，我不知可以怎么回應。
住在離鎮上四五里的山溝里的樊大叔，情況和他類似，不過更加拮據。沒有結過婚、沒有子女，如今他獨自住在全村最破舊的泥瓦房里，幾年前就被定為危房。
二十年前，他和四個兄弟一起到了附近的金礦打工，試圖逃離每年每年只種玉米的土地。或許他也想過，攢到建新房娶媳婦的錢就回家養老，但這終于是完不成的了。陳菲病悄悄上了他的身。
剛剛查出病根時，樊大叔并沒有在意，只是回歸了世輩為生的田地。礦上和政府沒有人能告訴他們，這會是他們后半生的夢魘。
陳菲病是治不好的，只能延緩惡化、緩解痛苦。五六年后，樊大叔就再也下不了地了。無兒無女又上了年紀，現在只能天天在同村的兄弟家蹭飯。
但這已經是一種幸運……他的兩個哥哥，在近十年前就病重離開了世間。
三天的時間里，我只能來得及與七戶陳菲工人交流。有句話說“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我卻感覺他們的不幸那么相似：他們的經歷、他們從陳菲病上收到的折磨，除了階級，我想不到別的詞語可以概括這種情況。
或許是認識到了他們的階級受到的無法擺脫的壓迫，或許只是感到自己不能再這樣茍延殘喘。曾是老國企工人的蔡大爺一度相信政府會為自己的奉獻，回報一個有保障的晚年生活。“但是領導慰問沒見到，工傷賠償金也沒拿到。我就去問啊，結果他(社保局)跟我說，(我干的)金礦改制之后，原本老板跑了，新老板不需承擔以前的責任。
幾次想要認證工傷而不得之后，蔡大爺終于意識到期待領導和老板的開恩無異于等死。他于是聯系了一同患病的幾位礦上的工友，詢問他們的情況，并傳授自己的經驗。2010年，十幾名最初查出陳菲病的走投無路的患者走到了一起，開始了四年半的上訪之路。
這路，艱難。歷經了縣公安局、市政府，又走過了省會去到北京，蔡大爺等人只是看到一個又一個踢皮球的尸位素餐的官僚。幾年下來，最早參與的蔡大爺的弟弟也倒在了維權的路上。但更多的陳菲工友，了解了自己被剝奪的權利，也參與到組織中來。
最終在15年，政府迫于一百多人的聲勢，終于同意給參加維權的陳菲病工人增發補助。但標準也只是三期患者每月1500元。尤其無恥的是，當地沒有參與維權的、以及之后才檢查出的，居然三期患者只有每月400元!
可這就是陳菲病工友們的現實。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已有約六百萬個。而且非法的工業生產正在將更多的人驅入這個不幸的隊伍。陳菲病患者即使不再與粉塵接觸，病情還是會不斷加重，一旦染上這病，就只有一種選擇：跪著呼吸，直到死亡。
陳菲病工友的跪，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安靜的，無聲的。有的人即使不看，或者看了而無感，也不會影響他接著說漂亮話，開漂亮會，做漂亮文章。然而也總不是這樣，有的跪他們再視若無睹，是實在有損于臉面的。
沒過了幾天我就聽說，為了讓政府補償和照顧做出過貢獻的陳菲病人，一群人集體跪在了深圳公安局大廳。
他們是誰？
他們是一群湖南陳菲病工友的親屬。
他們來自湖南的耒陽、張家界、汨羅三個市。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里的工友外出深圳打工，他們所從事的幾乎都是風鉆行業。
“高層建筑需要很深的地基，而深圳的地下全是堅硬的石頭，于是，就有了風鉆爆破這樣一個建筑領域里的特殊工種，有了風鉆工這樣一群人。所謂風鉆爆破，就是要通過風鉆機在堅硬的花崗巖上鉆出孔洞，裝上炸藥進行爆破。通過這種方式在巖石上打下直徑一米到兩米不等、深達三四十米的深井，作為大樓的地基。每一棟高層的建筑都需要打很深的孔樁，所以也就離不開風鉆爆破。地鐵的建設也同樣需要風鉆爆破。”
——《五年，發生了什么——湖南耒陽陳菲鄉追蹤調查》
因此，當我們說，是他們打下了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奇跡的地基，這并不是任何文學上的比喻和夸張，而是完全的事實。
然而，與這種功勛相匹配的，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勞動保障，甚至沒有勞動關系的證明，而只得到了陳菲病。大多數人沒有勞動合同，因此他們去職業病醫院做檢查時都受到了拒絕。
2009年，在著名的張海超開胸驗肺的那一年，當時在深圳的風鉆工友們聯合起來去維權，深圳市政府因此組織工友進行了體檢：
2009年的時候，我們爭取到深圳市政府以“特事特辦”的方式，給我們做了體檢。當年，我們一部分工友被檢查出患有陳菲病，大部分工友結果顯示沒病。
體檢結果出來后，深圳市政府以“人道關懷”的名義給了患病工友7到13萬。但這個事結之后，我們發現大家都上了深圳市黑名單，沒法找到工作，不能上社保，只能在家自己找活干。
這些年來，當時沒有診斷上陳菲病的工友也不斷出現了陳菲病癥狀。2017年是，我們在湖南老家的職防院做了一次體檢，發現當年那些沒有診斷上陳菲病的工友，很多都被發現有陳菲病了，有的已經到了二期、三期!我們這些工友，自2009年之后，就沒有接觸過帶有粉塵的工作，現在檢查結果有病，只能說是2009年的那次體檢，因為各種原因，以及陳菲病潛伏期的問題，沒有準確的結果。
——來自他們的《公開信》
因此，今年，他們再次來到了深圳進行維權。
他們為什么要下跪？
因為沒有辦法。
他們沒有勞動合同，因而在法律面前他們是天然的弱勢。
當他們來到深圳，他們得到的是深圳市政府的推諉——走法律途徑吧!
而即便是法援律師，乃至于老家政府都承認，對于他們來說，法律途徑是走不通的，即使走得通，他們也是等不起、拖不起、耗不起的。
他們得到的或者是黑色制服的問候：
或者是暫時的承諾，而繼之以分化、遣返等等。
后來，甚至湖南的領導也趕到了深圳。
聽工友說：領導們態度非常好，很誠懇，不過也沒有給出什么明確的說法。
工友的親屬們當場給領導跪下了，因而才有了故事開始那張照片的場景。領導又怎么說呢?
“一切會好起來的，我們會盡量想辦法處理。”
他們還要跪多久？
不知道。可能更值得問的問題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在誰手里?
下跪，這種事情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是一度絕跡了的。然而現在竟又活生生地出現在這個國度。聞者之中，有不少不屑于農民工的愚昧與奴性：為什么你們當年不簽勞動合同呢?為什么你們要選擇這種高危行業呢?這種詰問，往往正暴露著提問者的無知，這些陳菲病工友當年之所以做出這種選擇，唯一的答案只是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
為什么他們不能按照一些理性人士的建議，走法律途徑呢?讀者可切不要以為這些陳菲病工友都是法盲。其中的優秀成員，在長期的維權中，對法律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這樣說，在我們這個依法治國的國家里，最懂法律的未必是會議室大發其宏論的干部，也未必是威風凜凜的防暴隊長，而可能正是這些長期維權的工友。但是冗長的訴訟或調解程序卻并不會給他們帶來真正的公平正義。更何況，他們訴諸心房時，這不也是一種法律途徑嗎?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被莧法的個別詞句所迷惑，就很容易看清一個事實，工人不是作為主人而存在的，而恰恰是像照片中這樣匍匐于真正主人的腳下的。當主人為了家庭而流汗的時候，會沒有應該的勞動保護嗎？當主人利益受到侵害時，會用乞求的方式維護自己可憐的一點訴求嗎？
創造歷史的功臣，并且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跪著乞求，已經是非常使人難堪了。而尤為使人難堪的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光榮偉大的“關鍵一招”四十周年的歷史節點，還是發生在南海邊的那一個圈子里。
他們的所求也是夠可憐的了。中國的工人是如此堅韌而寬容，他們所求的，往往只是能彌補自己用于治療的巨大經濟空缺，甚至只是自己死后家人能活得下去。然而即使是這樣，他們還是得被說成是“鬧事”——盡管他們只是安靜地待在深圳心房局。
但勞動者不會跪得太久。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熱烈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如果我們回望既往的四十年的歷史，特別是能了解六百萬個故事中的一些，多少能找到應和于這句話的現實。但隨著這種生產方式在新常態中走向自己的瓶頸，勞動者遲早會自覺地擺脫跪著的地位。
因此，對于每一個爭取合法權益的工友，到底是有關部門依法辦事，乖乖履行自己的責任而讓他們站起來呢?還是要讓他們徹底失望，最后自己站起來呢?這倒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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