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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汨羅的塵肺病工人及其親人們，不單承受著身體的病痛和疲勞，承受著生活的重擔，還要面對六親不認的老板、虛偽敷衍的官員、威風凌凌的暴力機器，還有希望渺茫的漫長官司。最近，他們還遭遇了天災。然而，在這樣沉重的陰霾之下，仍有一批人頑強堅韌，勇敢斗爭，相信陽光終究會驅(qū)散烏云!

　　曾到深圳打工的汨羅打鉆工人有四十余人，其中已有六人去世，不少人病情嚴重，還有十余人尚未確診;他們當中，只有三四人有爆破證、社保繳費證明。下面，我們就先來看看塵肺病工人們的典型經(jīng)歷，看看塵肺病都給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什么。

黃時權(quán)

黃時權(quán)的家

　　在汨羅江畔屈子祠鎮(zhèn)的一個村莊，一棟房前空空蕩蕩，屋里空無一人，只剩結(jié)婚照擺在桌上。這棟房屋的主人叫黃時權(quán)，幾年前已經(jīng)因塵肺病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妻子改嫁，女兒出嫁，只留下空蕩蕩的房屋和荒廢的田地。

只剩下桌上的結(jié)婚照

　　老鄉(xiāng)介紹說，2009年的時候黃時權(quán)也參與了維權(quán)，但是由于政府的敷衍塞責，時間被拉得很長，工人們被拖進了數(shù)月的消耗戰(zhàn)。由于經(jīng)濟狀況不好，黃時權(quán)就中途回家了。在深圳的維權(quán)工人們爭取到“人道主義補助”之后，黃時權(quán)再去深圳試圖爭取時，便無人理會了。

　　后來，他打官司花了一萬塊，只爭取到三萬元。發(fā)病時，無錢醫(yī)治的他不久便離開了人世，一個原本圓滿的家庭就這樣散了。當初他決定外出打工時怎么會知道，本是為了家庭過好生活的選擇，卻會帶來如此的后果呢?

黃時衛(wèi)

黃時衛(wèi)和妻子

　　黃時權(quán)的表兄弟黃時衛(wèi)，如今已是塵肺三期，必須由妻子護理才能生活。他無法親自前往深圳，妻子也必須留在家照顧自己，只能讓兒子放棄工作前去深圳維權(quán)。

　　最令他擔心的是，家里的狀況使得兒子找對象也很困難。兒子曾帶一位外地姑娘回過家，之后不久便分手了，要接受一個負擔沉重的家庭確實不容易。

　　黃時衛(wèi)必須始終開著氧氣機吸氧，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喘不上氣。在談話的間隙，他會停下來，喉嚨里傳出呼呼的聲音，似乎是想用力呼吸更多的氧氣。他還時不時會從兜里掏出兩瓶噴劑往嘴里噴兩下，如果沒有這些藥物支持將會十分難受。

　　氧氣機花費了三千元錢，還需要日常支付電費。兩瓶噴劑和其他藥物的費用每月需要兩千元。這些都是不能被報銷的，而且這還是在沒有病重住院的條件下。每年五千元的扶貧款根本不夠使用。

　　病情嚴重的黃時衛(wèi)一旦住院，就往往要住十幾天乃至一個月，這就要花費上萬。有時候剛剛出院回家，沒過幾天又住進去了。其實，住院久一些更有助于緩解病情，但他們不敢住太久，因為花費不起。他們也不敢到更好的醫(yī)院去治療，因為好醫(yī)院的報銷比例更低。

　　一年住上五六次，過兩三年就需要二十多萬，這還沒有算上日常生活的開銷。畢竟妻子甚至兒子都要回家照顧，很多開支只能向親朋好友借，但是借得多了也不那么容易再借到了。更何況當初建房子的錢都還沒有還上，家里的頂梁柱就病倒了。

　　對病情嚴重的塵肺病人來說，最憂心的是自己無法給家人帶來經(jīng)濟收入，無法改善家人的生活。而對他們的妻子來說，既缺乏經(jīng)濟來源，又要長期照看病人，精神的壓力也可想而知。

余擁池

蔡大姐家

　　蔡大姐的丈夫余擁池，是汨羅屈子祠鎮(zhèn)第一個去世的塵肺病工人。他2012年去世時，大兒子六七歲，小兒子才兩歲。可想而知，家庭的壓力對她來講有多大。

　　汨羅的工人大多是跟著本地的老板余功新外出打工的，桑植縣也有不少人曾給他干活。汨羅老鄉(xiāng)們說，余功新憑借文憑進入體制內(nèi)，再憑借人脈下海承包工程，并把自己的許多親戚(堂兄弟、表親等)叫來打工。由此，他變成了資產(chǎn)千萬的大老板。而當工人們患病時，他則立馬翻臉、六親不認，在深圳躲了起來，再不返回老家。

　　余擁池生病后，一直找不到老板余功新的蹤影。直到余功新父親去世，他不得不回老家，余擁池的家人才得以圍堵住余功新讓他賠償，于是余功新只好讓自己的妹夫代理自己簽訂協(xié)議(其中還包含著霸王條款)，承諾賠償十八萬元。這也是事后拖了許久才付清的。

　　到了現(xiàn)在，蔡大姐想通過確認勞動關系，爭取更多的賠償，余功新卻死活不認賬，不承認這回事了。不過，余擁池曾在2007年的問診中口述了自己的工作單位。蔡大姐認為，那時候大家還沒想過法律維權(quán)的事，不可能有意編造，但政府對證據(jù)的認定卻似乎很苛刻，有人拿著印有公司名稱的工作證都不被承認，更何況這種情況呢?

余學波

　　余擁池的哥哥余學波是塵肺一期，雖然他做風鉆比較早，卻只做了三年。因為他有一天目睹老鄉(xiāng)摔下打鉆的深井受傷，陪老鄉(xiāng)回家之后就覺得太危險而不做了——這或許是一種幸運，卻反映出勞動者缺乏安全保護這一更大的不幸!

　　盡管余學波只有塵肺一期，但他也不能從事重活了。甚至一場感冒就能讓他在家臥病兩個星期，冷汗冒得毛巾不停地換，又不停地被濕透。

　　在不足以獲得充分治療的現(xiàn)實條件下，為了延緩病情發(fā)展，余學波尋得了一些土方，由妻子余大姐熬煮出來，給他日常服用。塵肺病工人還需要購買不少生花生來食用，他們感覺吃過之后病情會更緩解一些。但是，這些顯然都替代不了充分的正規(guī)治療。

　　余學波的律師告訴他，他的仲裁敗訴了，他沒有社保繳費記錄等政府認可的證據(jù)材料。這樣的材料只有少數(shù)人有，因為一個工地只有一兩名爆破員會有這些材料，而普通的風鉆工才占多數(shù)。余學波說，每個工地都會有五萬到十萬的安全保證金，而這筆錢余功新根本沒有用在給他們買社保，或保障他們的生產(chǎn)安全上。

　　余學波的妻子余大姐代替他前往深圳維權(quán)，仲裁開庭的時候，卻不讓余大姐進去，說她不是當事人，而一些領導卻得以進入旁聽。其實，對于一般的案件，跟當事人素不相識的人都可以旁聽，更不必說當事人的親屬了。所以這一行為純屬刁難，是想盡可能地不讓家屬了解到庭審細節(jié)。

余子雄

　　當年帶余學波出去打風鉆的是余子雄，余功新是他的姐夫。他手里有一張寫著公司名稱的工作證，然而這卻不能被認定為有效的證據(jù)。

　　余子雄每天晚上無法睡一場連續(xù)的好覺，因為他需要吸氧。他購買的兩千多元的氧氣機噪聲很大，一般人根本無法邊忍受這樣的噪聲邊入睡，然而他不得不如此，他的妻子也必須睡在一旁照顧他。

　　為了降低噪音的影響，他只能設置氧氣機一小時內(nèi)關閉。然而在停止吸氧一小時后，他又必須再次打開氧氣機吸氧。一個晚上就在這循環(huán)往復中過去。而且他必須墊著背側(cè)睡，否則肋骨會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他在洗澡的時候也需要吸氧，否則空氣中的水霧也能嗆得他無法呼吸。其實余子雄也是塵肺一期，但是由塵肺所引發(fā)的并發(fā)癥卻使得他的身體遠不如其他一期工友的身體狀況。

余國華

　　簡大姐的丈夫余國華是余功新的堂弟，塵肺三期。他在社保局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賬號，卻沒有繳費記錄——也許當年老板余功新報上了他們的名字，卻沒有繳費。而沒有繳費的社保記錄，是不被政府認可為證據(jù)的。他2009年提交過工作證，同樣也不被予以認可。

　　余國華因為病重一度癱瘓在床，經(jīng)過治療才慢慢恢復。現(xiàn)在，他仍需要拄著拐走路。余國華家的困難狀況，也使得他的兒子年齡雖然比較大了，卻還沒有找到對象結(jié)婚。

余立明

　　曹大姐的丈夫余立明也是因塵肺病去世的。他跟著余功新一直干到2009年的11月份，看到了湖南老鄉(xiāng)的維權(quán)行動，自己也感到不舒服，就想去檢查職業(yè)病，而老板余功新卻忽悠他說：不需要去檢查，怎么可能是塵肺病呢?你是有肺結(jié)核吧。余立明想著，反正以后也不是非要跟著他干，而且自己有爆破證，便還是去檢查了，一查果然患上了塵肺病。

　　由于爆破證、社保繳費能夠證明勞動關系，所以塵肺病三期的余立明得以索賠二十八萬元。所幸他也沒有遭到其他一些工人遇到的惡意上訴、拖欠，2010年便拿到了賠償。但是，他明白自己可能只有3-5年的壽命了，因此留下一份手書，讓余功新講良心，當自己去世時必須承擔責任。

　　其實，余功新在法律上只是爆破公司的下級(即違法的掛靠關系)，不用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才是實際上的老板，在道義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他現(xiàn)在連為大家作證都不愿意。

　　剛患上塵肺病的人似乎還和正常人一樣，只是干活不如以前得力，但是幾年之后便病來如山倒。經(jīng)過治療，所得的賠償花費殆盡，在治療后期，余立明為了省錢還在家自行輸液。去世前的余立明全身浮腫，不再像從前的模樣，手上也滿是輸液的針孔和淤血。

　　去年丈夫去世時，曹大姐的兒子剛上高中，相比于義務教育階段，學費更成為一種壓力。對此，兩個兒子分別讀初中、小學的蔡大姐更是擔心，家里的財力能供養(yǎng)他們上高中，乃至大學嗎?

· 余立波 ·

　　湛大姐的丈夫余立波比他的哥哥余立明去世得還早，而且他并沒有爆破證來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兩兄弟的父母七八十歲了，失去僅有的兩個兒子讓他們心如刀割。兒子病重時，老母親每天推著兒子的輪椅外出散心，兒子去世后，她哭得眼睛都花了，看不清眼前的家人。

　　為了維持生計，老父親還要下地干活。湛大姐說，村里低保的分配有問題，像她們家這樣的情況，公公婆婆連低保都沒有，只有她和女兒有每月100元錢，有的條件更好的卻有200元。

　　湛大姐本身也患有癌癥，進行手術(shù)、化療才控制住病情，但她同時也是汨羅塵肺病患者、家屬維權(quán)中最堅決、最核心的代表之一。湛大姐作為死者家屬，在5月初進行了勞動仲裁，遭到敗訴，和她去年申請仲裁的結(jié)果一樣。沒有爆破證的工人，只能說出工地在哪兒、老板是誰，然而政府并不承認這樣的口頭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