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是2009年。那年我第一次聽見“塵肺病”這幾個字。
2009年之前,大家對塵肺病一詞還非常陌生。但張海超在那年進行的“開胸驗肺”,使得大家對這個病有了印象。
就我來說,對開胸驗肺事件印象最深的,除了張海超那雙時常緊皺著的眉頭,以及那個全是陰影的肺部x光片之外,還有就是勞動部門以及職業病防治院以法律為緣由,光明正大地對塵肺病人置之不顧的官僚形象。
一年后,《讓子彈飛》這電影上映了,電影里六子為了證明自己沒多吃一碗粉,自己剖開了肚皮,把腸子里的粉挖出來放碗里,看究竟是一碗粉還是兩碗粉。而設計害他的胡萬,則帶著既驚悚又掩蓋不住的笑意,坐在六子對面繼續慫恿著他。
如今想來,張海超當時就像六子,孤立地一個人,想不到任何辦法來在法律上證明自己有塵肺病。但電影中的武狀元、胡萬以及背后的黃四郎,在現實中卻是難以看見,而又更加強大。
胡萬沒吃那碗粉,要用刀剖開自己來證明;張海超做了那份工作,卻同樣需要開刀證明是塵肺病工人
2009年,除了張海超的開胸驗肺之外,還有耒陽、桑植兩地的塵肺病工友,在深圳的“塵肺門”事件,一樣的是因為沒有勞動關系證明,被攔在法律之外。
當時還在學校的我,每天上課都在看《資本論》。看到這些塵肺的新聞之后,我發現,即使是馬克思描述下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起碼還能每周領到工資,那時候的資本家還沒有發明出分包制度,能夠如此“自由”地一邊剝削工人,一邊又聲稱工人與自己毫無關系。
到了10月,我參加了到張家界桑植的塵肺病工人調研。
到了桑植,我第一次見到塵肺病的工友。初次和工友交流的時候,剛好是10月1日,建國60周年。當時,盛大的閱兵儀式正在首都舉行,工友們和我們也一起在電視上看了閱兵儀式。
在電視機里頭,是我們國家一副繁榮強大的形象,而在我身邊看電視的工友們,則都身患塵肺病。工友才是這些所謂繁榮形象的真正建設者,深圳市所有絢麗奪目的高層建筑,包括京基101、地王大廈、海關大樓,甚至還有深圳的地鐵,都是靠他們打風鉆后,才能建設出來的。
坐在電視機前,看著那象征著繁榮強大的閱兵儀式,而坐在我身邊的,則是真正建設一切繁榮的工友,但那些工友,卻可能沒有幾年壽命了,在這些工友當中,最年輕的只有25歲。這種強烈的反差,一直存在我的腦海里。這甚至比資本論分析資本是如何剝削無產階級剩余勞動的文字,更加直觀地使我認識到什么叫做階級壓迫。
明明事實上就是存在勞動關系,而且如果工友們不是從事大量接觸粉塵的工作,就壓根不可能患塵肺病,為什么張海超需要開胸驗肺,為什么湖南有如此規模的塵肺工友,深圳市還能一直裝聾扮啞呢?
2009年深圳塵肺門新聞報道。當時還能引起媒體重視的塵肺病工人,如今已經沒有媒體敢于報道
2009年的時候,一個政府官員接受媒體采訪,稱深圳是一個法治社會,要依法辦事,所以只能先確立勞動關系。既然要依法辦事,為什么大量的深圳建筑工沒有勞動合同?為什么在這些工友工作的時候,甚至工作內容是幫政府建機關大樓的時候,深圳勞動監管部門都不去檢查一下這些工人有沒有勞動合同?為什么工友的依法上訪,還會遭到你們的暴力對待?為什么政府部門的失責,現在需要塵肺工友用他們的性命來做承擔?
如果說這就是法治社會,那只能說這樣的法治是為了資產階級追求更高利潤的法治。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不僅僅是在經濟上剝削剩余價值,而是調動社會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統治力量,來保證這種資本剝削的方式,一直占據統治地位。
從2009年到2018年,我看到的除了是塵肺病工友維權一直受阻之外,還有就是作為一個階級,是如何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
在深圳維權的塵肺病工友,在深圳打工的工友會一直支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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