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穆迪(Kim Moody) 著
離火 譯
素俠云雪 校
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義時代早期，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經歷了一系列的令人費解的危機，空間“修復”和持續重組讓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中有組織的勞工變得無所適從。
壓力，轉變，希望
然而自那時起，盈利和競爭的問題持續不斷，改變了美國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結構，從而為新的階級斗爭奠定基礎。因為工會積極分子、非工會工人、武裝移民和城市低收入工人日益面臨著不斷惡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并不斷向美國城市邊緣的勞動力聚集。
5月3日，緊接著幾天前的數萬移民工人的罷工和游行之后，數百名鐵路工人在全國各地的鐵路站臺集會，他們要求公平的合同，維護其醫療福利并倡導國家作為單一付款人的健康保險。隨著談判停滯數月，代表鐵路工人的工會中的多數領導人都不愿采取行動，有著40000名成員的公路養護工人兄弟會卡車司機分會(BMWED)率先在公司所屬的幾個主要鐵路站臺召集了集會。這一小的、種族多元化的鐵路工人工會在上世紀90年代見證了它的一個分工會中進行的一場基層改革運動，這場運動至今仍影響著一個分會。在2017屆卡車司機工會的選舉中，其成員以3：2的票數支持卡車司機工會，這個改革候選人名單是對霍法(Hoffa)領導層的挑戰，他的會長候選人弗雷德·祖克曼(Fred Zuckerman)險些獲選。鐵路行業工會一反常態地支持單付款人健康保險，并曾在去年的選舉中公開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bders)。
這些集會的參與者有的來自其他鐵路工會，包括另一個卡車司機分會：火車司機與乘務員兄弟會(the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and Trainmen)，其成員也以3:2的票數支持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的改革者。將眾多鐵路工會積極分子聯系在一起的是基層跨線鐵路工人工會(RWU)，該工會成立于2008年，旨在將代表150000鐵路工人的13個工會中的積極分子聚集在一起，為聯合、團結民主和結束妥協談判而斗爭。該工會還在與北美貨運公司引進單身員工隊伍而斗爭——鐵路老板的精益化生產方式。不足為奇的是，一些鐵路工人聯合會(RWU)的成員也是爭取民主工會的卡車司機工會(TDU)的成員，既然兩個工會都隸屬于卡車司機工會。鐵路工人聯合會、集會和為單一付款人健康保險的競選都是當代工人階級自覺活動的例子，然而它們卻鮮被大眾商業媒體報道。
當這個國家因3月8日婦女罷工、4月16日和5月1日移民罷工這些大的直接行動而陷入困境時，為什么本文章以一個相對小的事件的報道開篇呢?原因要在廣為熟知的基層工人運動與那些不為社會知曉的運動之間的潛在關系中尋找，看看是否有更大的運動的可能。不像被廣泛關注的3月8日婦女罷工、4月16日和5月1日的移民罷工——當然關于它們的報道也遠比應得的少，據我所知，沒有一家主流媒體報道過黑人、棕色人種和白人男女鐵路工人的行動。他們進入了北美新興的實時電子驅動物流網絡的關鍵部位，甚至在芝加哥的一個站臺面臨著警察的恐嚇。
其他無形的工人運動或行動還有很多，但這次運動表明了這些有工會組織的鐵路工人和數十萬計工人之間的銜接，他們中很多都是移民、非裔美國人和婦女，在今天的即時供應網絡中工作在各物流網絡，使得生產、運輸、快遞、服務、信息技術、呼叫中心、電子商務和零售諸領域的工人聯系起來。在評估這個運動潛在的動態發展前，我們首先得快速了解下有組織的勞工所處的嚴峻狀況。
反差：一切照舊的工聯主義
盡管數百萬人示威游行反對新任美國總統，并且一些更民主更先進的工會也公開支持5月1日事件，某些工會上層領導人卻選擇妥協。特朗普當然會討好這些妥協的勞工領導人，建筑業工會領導人——他們中一些人早已與億萬富翁房地產開發商交易——是他最先討好的人之一，他以基礎設施項目中數萬個工作的承諾誘惑了他們。北美建筑業工會(North America’s Building Trades Unions)——勞聯—產聯分會(AFL-CIO)——的負責人肖恩·麥克加維(Sean McGarvey)這樣談起與特朗普的會談：“迄今為止，一切都好”。勞工黨(the Labors)的負責人特蘭斯·歐蘇利凡(Terrance O’Sullivan)熱情洋溢地說：“美國工人階級終于感到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大多數其他工會的上層官員對特朗普的政策和提議或反對或謹慎對待，但某些官員例如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主席丹尼斯·威廉姆斯(Dennis Williams)，卻被特朗普重定國家貿易協議的承諾所吸引，尤其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協議。威廉姆斯更進一步提出了一個新的“購買國貨”(Buy American)運動，盡管美國國內汽車和卡車產量已經達到歷史新高，這在某種程度上大大減少了其工會會員人數。這個后者毒蘋果——我們將在下面討論——在勞動力自我強加的弱點中排名很高。
誠然，在過去的十年或更長的時間里，美國工人運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曾經的由服務業員工國際工會(SEIU)主導的從變革到勝利聯盟(Change to Win federation)與勞聯—產聯(AFL-CIO)間的內戰已冷卻淡化。勞聯—產聯(AFL-CIO)將紐約出租車工人聯盟(New York Taxi Workers Alliance)并入勞聯—產聯，并讓其在全國范圍內成立工會組織，從而將一些“替代勞工”(alt-labor)吸收進來。更廣泛地，勞聯—產聯認可了工人中心對實際的和潛在的成員數量增長的貢獻。護士工會引導了一場新的激進的政治運動，倉庫工人也正被各種推陳出新的活動組織起來。桑德斯的競選活動曾一度動搖了勞工的政治慣例，并給許多工人和當地工會積極分子提供了可能的新愿景。但總的來說，這份記錄講述了一個持續低迷和一切照舊的工聯主義故事。
然而，美國有組織的勞工面臨著很深的危機，而且在公務員和私營企業受到的政治攻擊增加的情況下，可能會進一步加深。工會成員數量再次下降，在2015至2016的兩年時間內直降25萬人，到如今的1460萬人。自2010年以來，公務員一直遭受到惡意攻擊，導致其工會流失了50多萬成員。正式罷工活動的數量繼續下降，2016年已降到112場——至少三家保持記錄的政府機構統計數據的如此。實際工資仍然低于1973年的水平，經工會的談判，私營企業的年度工資平均上漲2.7%——避免了由于近期消費價格指數暴跌而導致的實際工資進一步下降的風險。調查顯示，在2016年，節約成本的調整被強加進了勞工合同涵蓋的79%健康保險計劃和24%的養恤金計劃中。當然，也有一些勝利，比如威瑞森39000名通訊工作者的罷工和過去幾年中眾多的護士罷工，還有2012年芝加哥的教師罷工。
經濟狀況并未對工人起到任何幫助作用。2008至2009大衰退以來的經濟復蘇異常遲緩，增長不到1%。到2014年，私營企業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就業僅達到2007年的9570萬人，在2016年最終達到1億人。盡管失業人數在減少，但勞動力后備大軍仍然居高不下，勞動力參與率從1994年的66.6%跌至2014年的63%，而且“黃金年齡”勞動力(25—54歲)在過去的幾年里從84.4%跌至80.9%。
超越精益化生產方式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今天，新自由主義時代見證了工人階級、大部分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美國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重大變化。在這一時期，雖然制造業的工作崗位減少了幾百萬，其產出卻增加了，以致到2010年制造業生產工人的產出是20世紀50年代的4倍、1983年產量的2倍。雖然進口沖擊了某些行業，但四次重大的經濟衰退和不斷提高的生產率才是導致大多數工作崗位減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數百萬的“服務”崗位是作為資本對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的需求而創造的，而對大量擴張的人工環境和運輸動脈的維護產生了低收入工人大軍——他們中很多人都是移民。總的來說，今天在大多數職業中工人階級的種族多樣化遠遠超過新自由主義萌芽時期的。如今，在從事生產、運輸、搬運、維修和建筑等行業的三千萬工人中，約40%是黑人、拉丁裔或亞洲人——這個比例是1980年的兩倍多，而在生產服務業中甚至超過40%。
到20世紀90年代，這些新興的和傳統的職業中大多數都陸續進行了精益化生產方式重組，由六標準差(Six-Sigma)【1】、統計過程控制、全面質量管理等程序進行測量和強化，所有這些都是通過新技術來實現的。到二十一世紀初，這些技術被新的電子和生物識別手段補充或取代，用來監督工人和測量工作，并且現在已經超越工廠，被醫院、倉庫、旅館、超市等更多的行業所使用。有67%的雇主電子監控員工，而一份評估報告顯示80%的美國工人受到監控。在服務業和商品生產業的勞動力中，從事半專業和非技術工作的工人見證了他們每天的休息時間從20世紀80年代的3.12小時下降到21世紀初的1.92小時，“填滿了工作日的每個時間縫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當這些變化綜合到一起，他們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工作強度——遠遠超過了現在奇怪的泰勒主義模式。
服務崗位，比如制造業中的一些崗位，隨著全國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資本變得更加密集。與商品生產領域工人不同的是，服務領域的工人平均更加集中，擁有500個及以上的工廠的地區工人數量從1986年的1650萬增加到2008年的2470萬人，而有1000及以上工廠的地區的工人數量在此期間從1070萬增長到1650萬人。另外，越來越多的新興工作是低技能和低薪的工作，而據勞工統計局預計至2024年將有70%的非管理性和非專業性的工作將向這個方向轉型。這是一支勞動大軍，他們在轉型為現代工廠的各職業中生產服務商品，領著和農業大軍差不多的工資。
即時供應鏈集團的成立
更近的就是最近20年來的“物流革命”。供應鏈最典型的特點就是貨物從生產到生產商、生產商到零售商和服務供應者之間的流動被高效化和數字化跟蹤，并以即時(JIT)為指導原則，由多式聯運系統沿著升級的鐵路、公路、水路和空中“走廊”通過高技術交叉對接倉庫從一個“節點”運往下一個“節點”。時間成為競爭的核心。諷刺的是，今天國家的基礎設施——這往往是政治機會主義的關注點——正處于土崩瓦解中，美國五大主要鐵路貨運運營商卻花費數十億去升級跨大陸鐵路走廊。這些改進目的在于在北美主要的“陸地橋梁”沿線。
搭建一個國產和外國制造的鐵路雙層集裝箱平臺——大部分的鐵路系統都是由我們上面提到的公路養護工人兄弟會卡車司機分會(BMWED)成員修建和維護的。
就像精細化生產的即時節奏一樣，這些經過改造的供應鏈在整個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制造出了殘酷的工作節奏，并成為資本的新的精簡后的供應鏈集團的基礎。但是這些供應鏈現在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工人們的行動打破。在過去的20年里，時間限制的特點和競爭中輸送速度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會讓這些供應鏈更加脆弱。
在生產和流通這一支柱中，那些主要的“節點”不僅是貨物轉運的關鍵節點，也是大量工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如果在今天商品和服務的快速流動帶來的壓力能成為工人奮起抵抗的誘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鼓動工人有效行動的手段，那么在大規模的“物流集群”中，工人們新的集中地就可能成為重大運動的潛在場所。在美國大約有60家物流集團，每家都集中了數千名藍領工人或者體力勞動者。據估計，目前有320萬人受雇于這些集團，還不包括那些鐵路、公路、通訊工人和那些在全國各地服務并連接起這些集團的工人。
其中最大的是臨近芝加哥的集團，有15到20萬工人，多數是藍領工人;洛杉磯和紐約—新澤西港口每家至少也有10萬人;位于路易斯維爾的聯合包裹服務公司的“世界港”(UPS’s “Worldport”)雇傭了55000工人，而位于孟菲斯的聯邦快遞中心直接雇傭了15000工人，加上其周圍的集團總共達到22萬工人。這些集團作為供應鏈在各城市延伸的節點，吸引了龐大的勞動力后備軍來到這些城市，他們相當于今天的底特律、加里和匹茨堡。這些城市中心是那些今年兩次罷工的移民的家，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的積極分子和千千萬萬現工會會員的家，他們中的一些人至少可以被調動起來組建新的無產階級中心——如果工會領導人和工會成員不會滿眼滿腦子地指望自己幻想的“他者”。
鐵路工人、卡車司機、機械師和IT專家——他們大多是白人，工資相對較高，有工會組織但也時常遭受攻擊——正是在這些龐大的工人聚集地才能和在工廠般的大型倉庫間進進出出搬運貨物的工人群體匯聚，目前這些工人群體的還在不斷增長。他們中大多是拉丁裔美國人和黑人，其中約四分之一是婦女，他們的工資都非常低，沒有參加任何工會并且往往受雇于勞動力供應機構(勞務派遣公司)。所以組織千千萬萬名工人的機會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種族、族裔和移民階層間的隔離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在特朗普獲選后會變得更加明顯。所以應對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口號將是組織和團結不同工人群體的關鍵，在這方面，公司—工會意識形態和慣例的遺留在工人運動有所起色的機會上再添一重困難。
大分流：公司—工會意識形態中的進口、移民和良性管理
許多工人、工會成員和工會官員都被特朗普拒絕移民、進口和離岸外包的仇外承諾所吸引的原因在于幾十年來，官方工會對制造業和其他行業工人失業的解釋只聚焦在進口和離岸外包上。這個解釋當然受到新自由主義時代各種持“自由貿易”思想群體的鼓舞，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現已失效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仍生效的全面經濟貿易協定等貿易協定，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和歐盟等規則制定機構。勞工們應該反對這些政策和體系，因為它們阻礙了發展中國家對實現工業化、發展國內市場并增加國民收入的干預，而且這些貿易協定還要求私有化、市場化、減少政府支出和削弱發達經濟體中勞工的權利，但是勞工領袖的許多言論卻呼吁民族主義和反外交情緒等基本形式。然而，雖然進口和離岸外包的確奪走了一些工作，他們并不是造成制造業工人失業的主要原因，也不是近期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工作崗位增加緩慢的主要原因。這些都是資本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中贏利能力的問題。
全球化、利潤下降和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帶來的系統性不穩定，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初的嚴重衰退、90年代初期和21世紀初期較小的衰退和2008年的大衰退，也摧毀了數百萬的加工制造業崗位。在這個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里生產力在提高，因為新技術的運用和工作強度的加大，并保證了在兩次經濟衰退期間產量增加的時候，卻不會有新的制造業崗位增加。這里具有雙重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大多數工會領導人不僅只關注偶爾幻想出來的自由貿易結果(有時是真實的)，而且他們還順從甚至鼓勵伴隨精益化生產和生產力提高出現的各種妥協和勞動管理合作計劃，這些才是造成工作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在這段時期內不平等現象加劇的主要原因。接著談談如何兩次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腳。
這一解釋和做法的影響在于它不僅會誤導工人們將關注點放在進口上，讓他們自愿妥協以期通過讓自己變得更有競爭力來挽留工作，而且助長了一種勞動力民族主義——一種狹隘的觀點，將移民視為竊取工作崗位的“外國人”。當工作在國外時，“他們”偷了你的工作;當他們移民到這里時，也偷了你的工作。當然，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自共和國誕生以來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官方對外來事物的關注只會加強這些主義并通過全球化的口號使它們合法化。雖然大對數工會的高層領袖在移民問題上不再采取這一路線，并且大多數工會實際上、確實、必須試圖招募移民工人，但“購買國貨”的影響已根深蒂固，距“讓美國再次強大”僅一步之遙。
除了“購買國貨”在20世紀70和80代在紡織品、服裝和汽車行業的失敗已是事實外，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和其他一些人對它的復興確實是給白宮首席仇外者的一個禮物。它還可能助長反移民情緒，因為“購買國貨”和“美國的工作只提供給美國人”二者“風雨同舟”。
既然美國工人生產處的汽車和卡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而所用的勞動力卻越來越少，那么去斗爭那些不斷裁員的汽車工廠的條件，以及組織中西部的非工會供應商和南部的“移置”不是更加合理嗎?國際主義，在國內與供應商工廠中的移民工人結盟，在國外和汽車工人面臨著相同工作條件、崗位競爭和不友善的雇主，會提供一個更加長久的未來嗎?
勞動力民族主義和勞動管理合作的雙重騙局為資本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在這一時期內，所有者的收入份額在迅速增長。正是通過精益和后精益方法從工作中榨取的資本增值額(即剩余價值)的巨大增長，而不是稅收政策或金融(虛擬的)資本，才是收入不平等加劇的根源。正如政治經濟學家安瓦爾·謝克(Anwar Shaikh)在他的巨著《資本主義》中指出的那樣，“收入不平等的總體程度最終取決于利潤與工資的比率，即在增值的基本分配上。”(謝克2016，55，加粗為原著中所有。)
我們為有因為非常罕見的工會領導人查克·瓊斯(Chuck Jones)感到振奮，他是印第安納州聯合鋼鐵工人工會1999(Steelworkers Local 1999)開利(Carrier)工廠分會的主席，特朗普曾在那里冒充救世主。瓊斯不僅質疑特朗普在這個崗位大遷移事件中的誠意——特朗普試圖讓印第安納州賄賂開利(Carrier)公司以避免大量工作崗位被遷往墨西哥，他還堅持告誡他的工會成員們不是墨西哥的工人，而是像開利(Carrier)這樣貪婪的公司搶走了他們的工作。終于有一個來自基因·德布斯(Gene Debs)家鄉的振奮人心的消息啦，太好了，邁克·彭斯(Mike Pence)。
從視覺盲區進入大眾視線
就像我們上面提到的抗議的鐵路工人一樣，在如今的明顯單一化和官僚化的工會內部的沖突和運動熱潮不會受到媒體的任何關注。要想了解這些內部沖突，你得去翻閱《勞工筆記》(Labor Notes)、《聯合民主評論》(Union Democracy Review)或者一些左翼的報刊。然而，改變卻在暗流涌動，并得到媒體的關注。大多數工會中的基層運動都要求真正的民主，反對勞動—管理合作，拒絕妥協而支持更大的斗爭，并且試圖借鑒許多工會中日益增加的種族和性別多樣化，最終普遍地超越公司—工會主義模式。
公共部門雇員改革運動，如郵政工人和聯合捷運工會(Postal Workers and Amalgamated Transit Union)有時戰勝國家權力。其他挑戰現任工會領導的全國性改革正在逼近，如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或者像國際機械師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IAM)那樣做出令人尊敬的表現，在投票中排名第三。像機械師工會、卡車司機工會和紐約州公共部門雇員聯合會(New York State Public Employees Federation，NYSPEF)中的一些成員在工會執行委員會中獲得職位。
更加典型的是地方工人運動。一些工會比如芝加哥教師工會、紐約州護士協會(the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美國通訊業工會1101分會(th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Local 1101，CWL1101)或者卡車司機工會各當地工會在當地的大型工會中獲勝。在紐約市龐大的教師聯合會(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in New York City，UFT)中，教育工作者隊伍運動/新行動(the MORE/New Action)橫掃了七所高中的席位，這些席位過去經常被反對派占有，但他們卻沒有打敗根基深厚的團結會議(Unity Caucus)。然而，大多數工會既沒有明顯的勝利，也沒有被報道，但他們有所勝利時，可以激勵其他的工會。例如，芝加哥教師工會(the Chicago Teachers Union)在全國各地的教師工會中激起了類似的運動，并成立了一個全國性核心小組——教育工作者隊伍聯合會議(the United Caucuses of Rank-and-File Educators，UCORE)，并下轄20個分會。這種基層運動趨勢正在上升，但仍然是少數群體并且很大一部分都不為公眾、其他工會成員甚至很多政治左翼所知。
這些挑戰多數來自以往的活動，如組織反對妥協、不回應或親公司的領導的挑戰、或上文提到的工作場所條件等，例如國際機械師協會(IAM)就部分源自一個墨羅西機械師工會751分會(Rosie’s Machinists 751)的基層運動。這個反對讓步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地方運動已經蔓延到全國，并且在2014年的挑戰中舉足輕重，當然偶爾它也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在改良主義者接管了紐約的美國通訊業工會1101分會(Communications Workers Local 1101)后，他們繼續在2016年的威瑞森(Verizon)激進性質的罷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些運動或有組織的勞工大體上與我們在2017春季看到的大規模罷工和游行示威有什么關系嗎?到目前為止，答案不得不是：關系不大。當然，一些工會特別是那些有改良主義領導層、大批移民成員、或少數有左翼傳統的工會，公開支持了五一無移民運動(May 1 Day Without Immigrants，M1WM)。國際沿海與工人工會(the International Longshore and Workers)、聯合電力工人工會(the 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UEW)、全國護士聯合(National Nurses United)、美國郵政工人工會(American Postal Workers Union)、合并運輸工會(Amalgamated Transit Union)、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西部聯合服務業工人工會(SEIU United Service Workers West)和一些地方工會也支持五一。當然5月1日罷工者中很多都是工會成員，但這場罷工卻不是有工會或工會領導人組織的。
在4月16日和緊接著的5月1日，成千上萬名移民和他們的支持者在美國各地的40個城市進行游行和罷工，這些運動之所以能夠引人注目是移民—工人組織努力爭取到的，這些組織本身和工會內部的公共部門員工運動一樣鮮少得到公眾和其他工人們的關注。這些組織很多都是以移民為基礎的工人中心，比如，開創紐約之路(Make the Road New York)、開創賓西法尼亞之路(Make the Road Pennsylvania)、餐廳機會中心(the 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和其他一些移民權利群體和鄰里群體。然而，對這次罷工給予最大支持的似乎還是收獲運動(Movimiento Cosecha(Harvest Movement))，其自身也是最近才被媒體關注，科塞查(Cosecha)明確主張只有罷工和不合作策略才是讓移民權利在美國成為議題的唯一方法。他們對此的發言非常具有啟發性：
我們的社區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為下一任首席移民驅逐者投票，不管是奧巴馬還是特朗普，他們都將決定著未來4年到8年內移民政策的發展。每一屆選舉我們都會得到承諾，如果投票給民主黨他們就會進行移民改革。當他們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當奧巴馬驅逐300萬移民的時候，或者當特朗普進一步擴大其權力來驅逐并恐嚇我們的社區的時候——我們該怎么做?我們罷工。
但是罷工不是消亡了嗎?它不是和集體談判一起幾近消失了嗎?與勞工統計局不同的是，聯邦調解服務(FMCS)試圖報道所有與合同談判有關的罷工事件，在2016財政年度僅僅記錄了112次，并逐年遞減。在2017年的前三個月里，聯邦調解服務只報道了20起正在進行或已經結束的罷工事件。當然，經過初步的搜索，我發現聯邦調解服務漏掉了2017年初的幾場罷工事件和過去兩年中的更多場，其中大多是關于自發、申訴或非法勞動行為(ULP)的罷工。一些工人轉向了非法勞動行為罷工或者申訴罷工，因為他們不會因此而被永久更換。
然而，事實仍然是工會領導人和成員回避傳統的罷工，部分原因是因為工人遭受被更換的威脅、大多數現行勞動法不起作用以及資本和其政客反工會的狂熱日益增長。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實際上因為生產、投入和供應的即時特點，越來越多的雇主對罷工行動根本無力抵抗。
然而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在工作日示威游行，并轉向用罷工武器來發泄心中的不滿，很難知道今年的移民罷工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各地的福克斯新聞都在4月16日報道：“據估計數千人以抗議和團結拒絕了工作、學校和其他的承諾。”《大西洋報》(2017年4月21日)報道砌磚工人、造船廠工人和油漆生產工人在罷工當天就被解雇，盡管大多數參與者沒有遭到報復。
彭博社報道稱建筑業也受到了影響，不過在4月16日受到重創的是餐飲業，隨著工人們的離開，美國參議院咖啡店被迫關閉。
五一比2006的一日無移民運動(A Day Without Immigrants，DWI)影響小很多，當天建筑工地、肉類加工廠和繁忙的洛杉磯港口的貨運都被迫關閉。但是2017年五一在大多數城市也被稱作“沒有移民的一天”，意為不向其提供勞動力。關于企業關門的報道很常見，例如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雷丁(Reading)市，約四分之三的企業關門了，《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也報道了工人的“曠工”，費城的老師們紛紛在5月1日打電話請病假。不僅是移民為能在美國居住和工作而斗爭，婦女們也在3月8日為性別平等和反對特朗普而斗爭。爭取最低工資15美元斗爭(The Fight for 15$)也呼吁罷工行動，雖然有些人質疑過去幾年中這些行動是否真的參與了多次罷工，但是必須指出的是15美元最低工資法因為那些努力已經在很多州的很多城市被通過了，并且很多工會也采納了這個議題。
到目前為止，所有的這些行動都只局限于一天，其影響必然有限。勞工黨歷史學家列支敦士登·納爾遜預測：“我們可能正進入一個政治罷工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工會和其他團體制定好罷工日期和議程，但是許多非工會工人也會參與進來。問題是：我們能否給這些罷工一個任何形式的系統支柱，這樣運動取得的任何影響就不會是每次都要重頭再來的一次性事件?科塞查用一種更加樂觀的語調說到：“我們將從一天的罷工開始，但我們的目標是七天的罷工——一周沒有移民工人。”雖然這是一個很難交付的訂單但，卻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所有的這些都還有待觀察。
自1886年5月1日30多萬移民工人為8小時工作制舉行的罷工后，我們沒有在美國看到運用罷工來實現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目標的事情，無論這種運用多么有限。在了解美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時，我們不應忘記和低估這場罷工的重要意義。先前這些未被認可的工人和他們大部分受關注的組織已經重新引入了——如果不完善——大規模的政治—社會罷工運動，并且將他們的斗爭引到大眾視線中，以致自我審查的媒體也無法忽視。
這會激勵更多的工會工人轉向罷工并學會利用重組產品和貨物、服務流通中的新的脆弱性(經常是相互關聯的)嗎?這些看似不同的城市中心工人階級群體和他們周邊的數百萬人的“物流集群”的重合會導致另一次類似20世紀60、70年代甚至30年代規模的工人熱潮嗎?工人階級的斗爭會廣泛地走進大眾視線并為處境艱難的勞工運動帶來新的大軍嗎?
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提醒我們，工會數量的增長和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不是像“一個單純上升的坡”而是像“定期點燃壓縮的易燃材料堆”(1964，139)一樣到來的。這無疑描述了當今美國甚至全世界大多數工人階級的狀況。這不是用來預測的而是需要在實踐中尋求的。借用著名的沃布利(Wobbly)的話，“別等了，組織起來!”
2017年8月18日
END
作者簡介：
吉姆·穆迪(Kim Moody)是勞工(Labor Notes)的創立者，著有多部有關美國勞工的書籍，包括《團結：美國與新大陸工人階級組織文集》(In Solidarity: Essays on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和《新地形：來自干草市場的資本如何重塑階級斗爭的戰場》。他目前(2017)是英國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的訪問學者。
譯自：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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