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旬的深夜，雖然深圳的氣溫相較于全國并不是很低，但是北方吹來的風還是讓人頗有寒意。對于患一個小小感冒就會住進醫院的塵肺病工人而言，更是難熬。
然而，塵肺工人谷伏祥卻并沒有呆在湖南桑植縣的老家保養身體，而是坐在深圳某單位的保安室里，一邊看著眼前的監控，一邊盤算著白天和工友們去維權的辦法……
70元／12小時：白天維權，夜晚值班
2003年，谷伏祥跟隨哥哥谷生春加入了風鉆行業，一起加入的還有弟弟谷伏軍，他們看上的是這份工作的高工資。然而，他們誰都沒有料到，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是他們悲劇的開始。
直到2009年，谷伏祥和工友們才得知塵肺的可怕。經過艱難的爭取，他們得到了在深圳職防院體檢的資格，谷伏祥沒有被檢查出塵肺病，他感到非常慶幸。
然而到了2017年的年底，工人們得到一次在張家界職防院體檢的機會，谷伏祥則被檢查出塵肺二期。而不少09年曾被鑒定為沒塵肺的工友，直接被確診為三期。
谷伏祥不知道這是因為潛伏期，還是因為09年鑒定時存在著什么問題，他非常懷疑當時的鑒定被做了手腳。他能確定的就是，他的哥哥谷生春當年被鑒定為一期，然而只過了短短六年就離開了人世。
除了被新檢出塵肺病、懷疑有塵肺病的工人，還有塵肺病死者的家屬，也打算到深圳去要一個說法;2009年曾經獲得理賠的工人，由于病情加重并且十年一次的理賠期即將結束，也必須前往深圳。于是在一月初，谷伏祥他們又回到了自己曾獻出青春的深圳市。
谷伏祥等人剛到深圳的時候，便產生了一大難題，那就是工友們的食宿問題。工友們普遍家庭困難，許多人是借了幾百、一千塊錢才得以成行，谷伏祥也不例外。而政府安排的救助站床位，只夠滿足少數工友的住宿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們并沒有做出輪流住救助站之類的決定，而是有一部分塵肺病工人主動把床位讓給了家庭更困難、病情更嚴重的工友。但是，讓出床位的工人們的自身情況也并沒有好到哪里，谷伏祥所帶的現金完全不足以支持他在深圳堅持維權。
因此，他去尋得了一份保安看門的臨時工，夜晚值班十二個小時，白天維權。盡管這使得他不可能睡一個完整的好覺，但每天的70塊錢工資使他得以解決吃飯的問題，還相當于剩下了40塊一天的住宿費。
谷伏祥說：“用正常思維去思考的話，去賺這七十塊錢肯定不劃算，但是在我的角度上，我已經很劃算了。有錢的人當然不愿意做這個活，但是你沒錢的算這個賬還是很劃算的。”
然而，谷伏祥每天70塊錢的“劃算”工作最終還是丟了，因為政府發文通知企業不得雇傭這批維權的塵肺病人。實際上，谷伏祥在應聘時并沒有隱瞞自己的疾病，因為“我們做人要面對現實，我們不能隱瞞”，但是，并沒有法律規定剝奪塵肺病人的勞動權。
谷伏祥說：盡管當初保安隊長“可憐我們”，容許他們來做這份工作，但當“上面開會的通知”下來之后，他也只能將他們解雇，因為“接到這份通知我再用你的話，那單位就會怪我失職”。
由于缺乏承受種種壓力的準備，工人們不得不選擇在春節前回到湖南。此前，為了說服工人回家，政府給工人委派了援助律師。
可谷伏祥并不看好，“律師也說了，我們在為政府辦事，政府叫我們怎么做我們就怎么做。我估計他們就是忽悠我們，不會給我們辦事。因為回來以后從來沒聽到他們的電話，沒有吭聲了。派這個律師應該只是把我們搞回來，只要我們回來了，他們的任務也完成了”。
法律途徑：真的能走通嗎？
盡管維權之行困難重重，但谷伏祥說，“不管路途遙遠、難度多大，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這就是我們的愿望”，“因為我們確實為深圳付出過，因為我們確實是在深圳打鉆，才得了這個職業病”。這種愿望，再合情合理不過了。
但是問題在于：“深圳市政府為什么要拿出種種理由阻撓我們走這個合法的維權道路”?谷伏祥說，“他們就是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很多東西他說的跟做的就是不一樣”，比如有的塵肺病人的勞動仲裁官司，明明已經勝訴，在執行過程中卻被停滯下來，“也不能說做，也不能說不做;也不能說你對，也不能說你錯;你這個案件只能在原地不動，沒有什么理由不理由”。
谷伏祥說，還有一個案例是：工友向政府提供的證據都是非常健全的，政府也已經受理了，“那個時候律師也說了，你這個官司是100%贏的”，但后來工友去政府拿資料時，上午還說可以給他們，到了下午就不行了;最后他的案子就壓在那里，這個程序不能走了，“已經要開庭，卻不開庭了”。谷伏祥心里擔心的就是，“由于政府一施壓，我們這場官司還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谷伏祥的哥哥在2009年理賠的時候，也經歷了重重阻礙，歷經幾年的時間才拿到賠償。塵肺病一期的賠償就是9萬多加社保局的2萬7，總共11萬多塊錢。
谷伏祥說：“你看病的話，根本不夠一年花。我哥死的那一年，常德醫院住院兩次，長沙住院一次，桑植縣住院一次，最后死在中醫院，住院五次。你說，這個錢，你國家賠了多少?哪里夠?”谷伏祥懷疑：自己的哥哥當年真的只是塵肺一期嗎?
谷伏祥希望哥哥的家人能拿到工亡的補償，因為“他是有用人單位的，有勞動仲裁，有鑒定結果的?，F在打這個官司，很多人說沒得打了，但我相信我們的法律，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是可以走到底的呀”。然而，盡管谷伏祥哥哥的資料也比較齊全，但他們就是不知道該怎么維權了。
更大的問題是，還有“90%的病人都拿不到書面資料”，因為當年并非所有人都獲得并保存了工作的證明，只能通過口頭描述指認工地、同事、老板。
而谷伏祥認為，如果政府能承認這一口頭證明，并順著這些指認積極調查的話，完全是能夠確認幾乎所有塵肺工人的勞動關系的。關鍵就在于政府的態度，如果資料齊全的工人都難以走通法律途徑，那缺乏資料的工人、家屬又該如何是好呢?
谷伏祥說：“我能說出我做過的建筑工地，說出他的建筑結構。比如說崗廈那個商務中心，100多層的標志性建筑，我在里面做過，我知道里面的基礎建設，我在里面打過孔，我也做過支撐梁。還有京基一百，還有羅湖的很多工地。我還記得老板xxx，他是廣東爆破協會的會員，他老婆叫xxx。你政府去查的話，肯定可以查得到的。”
谷伏祥提到，深圳寶安區的一個局長說：我們政府是有力量查的，因為爆破公司要上繳稅收，記錄要保存三十年。
“所以你說你到哪里做過，他就一定能查出來，你只要提供建筑公司、老板是誰、帶班是誰，就能查出爆破公司是誰。所以假如國家支持的話，我們的用人關系是可以查清楚的。”谷伏祥說，“可是他們就是不幫你查啊，09年維權的時候，好多人都提供了一些證據的，暫住證啊，工地出入證啊，都沒用。”
“我不是說共產黨不好，也不是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覺得，真的像我們這種弱勢群體，就面臨很大的壓力。我們覺得現在我們沒有說話的地方，也沒有說話的份。”
顯然，沒有這些工人的付出，根本不存在深圳成為繁華都市的基礎，但深圳市政府又是否會打算為這些塵肺病工人付出點什么?塵肺病工人如何才能有說話的份?
只有堅持，我的家人才有希望！
單純靠法律并不能解決問題，因此谷伏祥相信，必須靠團結的力量堅持下去。“我們為什么要有這個決心，走贏維權這個艱難的路呢?因為即使我死了，我的小孩不會失學，我的老人不會沒有贍養。就是這個勇氣支撐著我們走贏維權這條路。至于輸贏，我們心里確實現在沒底，我們只是覺得，我們要這么走。”
谷伏祥的老母親已經87歲，三個兒子都罹患塵肺病。除了谷伏祥外，大兒子谷生春已經去世了，小兒子谷伏軍離婚了獨自撫養孩子，雖然得了塵肺也不敢停止打工。年近九十的老人不但沒法養老，還要幫谷伏軍照顧小孩，操持家務，甚至還要料理田地。如何贍養好老人，是谷伏祥心中的一大難題。
谷伏祥的兒子、女兒在學校都成績優異。兒子高一，曾在全年級七八百人中考進前三;女兒小學六年級，也在百余名同學中名列前三。但他倆的學費、生活費問題，就成了谷伏祥的心病。
兒子學費一學期3600塊(成績好的三千多，成績不好的還有六七千的)，每個月伙食費400多，再加上資料費、書本費、零花錢，要1000塊錢。兒子一年要開支兩萬塊錢左右。女兒讀小學也要交學費(谷伏祥也不明白原因，按政策來說小學是不用交費的)，600多塊一學期，加雜七雜八的要1000。女兒生活費每個月398塊，學校管吃住，上學十個月生活費三千多，學雜費兩千多，還有每周15塊的零花錢，包括4元來回的車費。
谷伏祥說，這么算下來，他們家每個月最起碼開支不能低于2000塊。“這個錢針對正常人來說的話，只要你有正常體力就不是什么事。我們這個邊遠的山區，就是因病致貧。如果我能做泥工，一天一百三的話，就沒問題了。”
然而，谷伏祥現在的身體已經不容許他再做體力活了，也很難找到輕活來做。更何況，要是自己生病住院，子女上大學，開支就更不止這個數了。
“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能上大學。”谷伏祥說：兒子的老師說，就其目前的學習成績，考個一本一點問題都沒有。谷伏祥也想：“我小孩能上大學的話，那么最起碼，我的小孩以后不會走我的老路了吧，不會去從事這種體力活吧。不管你工資高低，起碼不會從事過重的體力勞動。因為這種體力活給我們所帶來的后果是相當嚴重的——我們每人拿了一張死亡判決書，差別只不過是執行時間的長短而已。”
谷伏祥說：我們現在沒走到瀕臨死亡的地步，但是我們現在也面臨著眾多的事情需要去考慮、解決。對于孩子上學的問題，谷伏祥認為：“假如你的智力差，你不能上學的話，那我不要求你上學，你去打工既養活自己也減輕我的負擔。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我小孩成績算是比較好的。哪怕我們再拼命，再努力再做，我還是希望他去上學。”
谷伏祥也想過經營一點小買賣補貼家用，然而因為毫無本錢、難以貸款，這只能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愿望。
谷伏祥的塵肺病狀況已經影響到了孩子的心態。他們去深圳維權被“遣送”回來后，他的兒子就不去學校了，而當時馬上就要期末考試了——這次考試老師說他考得到前十名。于是老師專門來接他，而他也跟父母說：家里沒錢送我上學，我去上學干什么呢，我已經為你們減輕負擔了。
這當然不是谷伏祥所希望看到的，他說：“我們不需要你為我們減輕負擔呀。他的想法是錯的，盡管在他的角度想是正確的，但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把他搞到學校里去。就跟這個老牛拉車一樣，還是要往前面慢慢走啊。你的想法我們不說你正確還是錯誤，但是起碼你的做法就是不對的，因為上學對你自己才有好處，我們也不想看到因為我們生病就荒廢他的一生啊。”
為了兒子不會放棄讀書，谷伏祥堅持要把維權做下去，這并不是因為他把孩子當成了他的希望，而是因為——“雖然我患病了，只要你上學，不是說我就有希望了，而是說你妹妹。當我不能贍養她的時候，你就能照顧你妹妹，那我走的就比較放心了。你不去上學你拿什么照顧你妹妹呢?”
谷伏祥說到這里，兒子就哭了。
谷伏祥自己沒讀幾年書，小學都沒畢業，但是他十多歲就開始走南闖北，見識豐富，出口成章。跟他聊天，讓人感受到他的知識淵博，而他的知識則是來自于“社會大學”。但是，這些知識所反映的卻大多是他不幸的經歷，他說：
寒風蕭蕭，別人過年過節，我們過關!我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我們拿的是一張死亡判決書，不過是緩刑而已。
我維權的目的就是，老有所養，小有所依。
我們為什么要打贏這場官司?即使我死了，我的小孩不會失學，我的老人不會沒有贍養。所以我們為什么要有這個決心，走贏維權這個艱難的路呢?就是這個勇氣支撐著我們走贏維權這條路。
智大養千口，力大養一人。我有力氣，那個時候做鉆工，我就能養活我一個人，我要是有學歷的話，就能養活我一家人。現在一家人我也養活了，但是這中間面臨著失學啊、還債啊這些壓力，壓得你喘不過氣，別說你心情好到哪里去。你每天想著你欠人家的帳，不可能不還。你不還，你小孩也要接著還。不可能說你死了，人家的帳就不還。所以我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在死前還清別人的帳。
谷伏祥所在的村莊，遠遠看去非常漂亮，可是這個村卻有著好幾戶塵肺病工友，而他們每個人的背后都是一個心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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