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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湖南桑植，位于世界自然遺產張家界武陵源山腳下，既是革命老區、開國將領賀龍的故鄉，也是國家級貧困縣。這里還聚居著與云南大理白族同源的另一支白族同胞，可以說是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90年代，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距桑植1000公里外的南部漁村深圳，這里的農民也開始到那里打工——因為生活的貧困艱辛，來自這里的農民工特別能吃苦，特別想掙錢，做的都是最累最臟的活：風鉆工。

　　風鉆工是建筑工工種里最基礎、最辛苦的一種，工人要在工地上直徑一米二甚至四五米的洞里，往地下的花崗巖層鉆炮眼，然后，裝上炸藥爆破，形成數十米深的樁孔。最后，灌注鋼筋水泥，成為一棟大樓的支柱。由于深圳地質以堅硬的輕度風化花崗巖為主，風鉆工在深圳的建筑行業就顯得尤為重要。

　　但這一工種卻伴隨著非常嚴重的職業病：塵肺病。風鉆產生的大量粉塵直接被工人吸入肺部，造成肺部碳化——一個鮮活的肺，變成了蜂窩、小孔狀的黑塊。這種病一旦得上，便不可復原，只能愈發嚴重：患者的呼吸越來越沉重，越來越困難，直至某一天，他們會因呼吸不得，或是因為其他的并發癥而去世。塵肺病一旦確診為三期，意味著患者已走在死亡邊緣。

　　在桑植，因做風鉆得了塵肺病的工人，據不完全統計有數百人。通常是一整個村子一起去打工，一起得塵肺。一家兄弟一個接一個因塵肺死亡，留下一個個孤兒寡母，不知生活該走向何方。為此，塵肺工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到深圳維權，想要爭取自己的基本生活權利。直到今天，大規模的維權仍在發生。這篇文章介紹的，就是一個去世塵肺工人家庭的故事。

　　未亡人，指寡婦，同遺孀，意指丈夫已故的女子。錢鐘書《圍城》里，“未亡人”又引申為“亡國奴”。蘇青又講，“未亡人，只欠一死耳!”纏綿悱惻的道出其中的絕望。誰已亡而人未亡?何已亡而人未亡?

　　玉英的眼淚

　　這位未亡人叫做周玉英，是湖南張家界桑植縣的一位村民。若丈夫王祥輝還活著，他們認識該有十年了。2007年，通過表妹介紹，21歲的玉英與那個留著長頭發，會彈吉他會唱歌的“長毛老二”相識，2008年相知結婚，卻未能一直相守。2009年夏，深圳爆發了數百名湖南籍風鉆工職業病維權的“塵肺門”事件，王祥輝便是參與的工人之一，當年深圳職業病醫院給他的鑒定結果是：無塵肺。但即便被鑒定為無塵肺，王祥輝也再沒有接觸過風鉆這一行業。2011年，王祥輝感到胸口憋氣，就再沒從事過勞動。2013年病情惡化，開始四處求醫;三年后，在2017年初，被病痛折磨三年的祥輝最終告別了這個世界。

　　左圖是初到深圳的王祥輝，右圖是去世前瘦骨如柴的王祥輝

　　從九二年鄧爺爺在中國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深圳就開始了它的飛速發展。“神話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正如歌里所唱，一棟棟摩天大樓在深圳拔地而起。然而由于深圳的多巖石的地質結構，要建高樓必須打碎堅硬的花崗巖才能打好地基，于是一種特殊的工種出現了——風鉆工。為了節省防護設備的投入，建造商們要求工人抬著八十斤的機器，毫無防御措施地下到三四十米的洞里，混到昏暗洶涌的塵埃里，一天接著一天，一年接著一年地建設。后來，地王大廈建起來了，會展中心建起來了，國貿大廈建起來了，工人們卻一個個倒下了。最開始做風鉆的湖南耒陽幾乎沒有什么年輕人了，死亡的接力棒又傳到了更窮的桑植。

　　風鉆工的工作狀態

　　1981年出生的王祥輝，初中畢業后出外打工，2002年開始在深圳打風鉆。2009年，因一起打工的不少工人被確診為塵肺，并要求集體維權拿到了賠償，祥輝也借這個機會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做了體檢，但他和十幾名工友未被診斷為塵肺病。當時的檢查結果是：兩次檢查均見兩肺紋理增多，雙肺葉均未見典型塵肺樣影像學改變。深圳市職業病鑒定委員會由此認定：無塵肺。確診為塵肺的工友們都拿到了二十多萬的賠償，祥輝也為自己逃過一劫而慶幸，回到了家鄉。誰知隨后迅速惡化的病情甚至沒能讓他趕上八年之后的第二次維權。

　　玉英的第一次啜泣，是在講起他丈夫得病情狀的時候。“第一年的時候他還能走，第二年就不能走多遠了，只能走得慢一點，后來就不能走了。”“最后的時候他天天發病，有時候一天發幾次的病，他發病的時候就是掐著嗓子喘不上氣。他也知道家里借的錢都花完了。去世前一個星期，他只吃了七個餃子，還是分兩次才吃完。他原本有一百三十斤，走的時候只有七十五斤了。”她表情非常痛苦，斷斷續續的說下這些話。一旁的婆婆也在抽泣，扣著手指比劃著“我兒子走的時候，手腕腕只有這么細啊。”

　　左：健康人的手臂，右：塵肺工人的小腿

　　可再到后來已經太遲。2017年中共中央十九大前后，張家界市為所有在深圳從事過風鉆爆破行業的風鉆工進行了職業病檢查，結果顯示所有的風鉆工都已罹患塵肺病。

　　今天，這一百多名工友到了深圳，回到這個自己奉獻出青春熱血，還獻出了鮮活的肺、健康的身體的城市，他們想問問，這個神話般的城市能不能給他們個交代，給他們的后半生一個依靠，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這個正義的拷問不出意外地異常艱辛。但王祥輝卻連承受這個艱辛的機會都沒有：他沒有被確診為塵肺，卻最終患塵肺而亡。

　　玉英的第二次抽泣，是在講起為丈夫治病付出的努力上。“我們都是在按醫生說的最好的治療方法治，但他一直沒有好轉”“第一年花了四五萬，第二年花了十幾萬，第三年去長沙看病花了二十幾萬。在長沙時，他住ICU住了十八天，一天八千塊。一下又發現他的心跳得好快，血壓又降下來了，醫生又給他打搶救的針，一針好幾千。一會又發病了，一會又發病了。”玉英的眼睛早就紅腫，抽泣讓她每講一個數字都要花很大力氣。家里幾代人攢的錢，包括祥輝先前打風鉆攢的錢，大概有二十幾萬。好心人幫忙輕松籌籌到了四萬，可這一治病花了四十多萬，現在這個入不敷出的家庭還欠有二十萬的債務。家里沒有社保，社會能夠幫上這個家庭的，真的不多。

　　玉英和祥輝有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三年級，一個八歲二年級，如今在鎮上上學，玉英就在鎮上一年花1200元租房子帶孩子。孩子去上學時，她就在家打棉鞋，一周一雙，一雙一百，賣出去。孩子一周的吃喝就得兩百，那一百就靠七十二歲的爺爺和六十四歲的奶奶在山里種地，種不夠時，孩子姑姑一個月也會接濟兩三百。

　　周玉英流下了眼淚

　　玉英的第三次抽泣，是在談起爸爸媽媽的辛苦的時候。“我爸媽命苦，人家爸媽六十歲就享福了，我爸媽七十幾歲還沒享福，還要養孫子。”玉英顫抖地說。爺爺身體也不好，腿腳麻木沒有知覺。他之前在外面做工做的太多，扛東西壓出了腦病。家里種的稻谷、紅薯成熟了，又沒有車可以搭時，奶奶就扛著走兩個多小時的山路給買家送去。奶奶也腿疼，她在講起她手腳越來越不麻利的時候露出驚恐絕望的眼神。

　　爺爺奶奶本身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祥鴻二十一歲就因為工傷去世了，二兒子又因職業塵肺病而去世。奶奶的眼圈似乎永遠是紅的，掛在嘴邊的總是“我的兒子都不在了，老房子梁歪了墻塌了沒人管啊”“我的兒子都不在了，地只能我種了”“我的兒子都不在了，村里的人就不來家里了”“我的兒子都不在了，媳婦走了我也沒辦法啊。”白發人送黑發人，那是一種怎樣的人生中的孤獨與絕望。

　　村里有的男人的了塵肺病，女人就跑了或者改嫁了。這樣的生活壓力太大，世上沒有惡人，只有被逼無奈。玉英只有三十歲，婆婆也會擔心她離開，婆婆說，如果媳婦走了，倆孩子跟著一塊兒走，這個家就徹底完了。但當我們問起玉英將來的打算，她講到：“沒想那么多，先把孩子養大。”接著是她的第四次抽泣，“我和婆婆的關系很好，不吵不鬧。但是我心里壓力大。外面借了那么多錢要還，孩子現在又小也要花錢，你說我要是現在出去打工，要打多少年才還得完!”她越講越難過，流下絕望的淚水，為自己抽泣。“過完年我就出去找點活干，但不認識字的話也只能做苦力。”

　　玉英只上到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幫她堂哥帶孩子了，一個月給她一百塊錢，她全部交給她媽，送她弟上學。玉英心上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經濟上再困難也不希望他們過早去打工。“ 要是他們讀書好的話，我希望他們上大學。要是實在讀不下去了，讀個職高也可以。那么早去打工別人寫的什么你也不認識，連寫個請假條都不會，在工廠上也被人家笑話。我現在一個人的話都不敢出去，去哪里也找不到地方，路也找不到。” “但是我過完年就出去，把他們安頓好了我就出去，出去掙點錢，可以還債，可以個他們搞一點生活費。”講這句話時，玉英仍在抽泣著，好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要做一個撐起家庭的女人，好像有些抑制不住的委屈，因為過去，或因為未來。

　　周玉英在老房子里勞作

　　唯有提到兩個孩子時，玉英灰暗的眼神才映射出些許光亮。但當被問及孩子會不會想念父親時，她的眼淚又來了。“兒子想爸爸了就自己去下面爸爸的那個墳上去看。我不知道他在那干什么，每次都是他一個人去的。我問他干什么去了，他就說到爸爸那里去了。”從前祥輝在時，兩個兒子淘氣，祥輝本來就心情煩躁，被吵得更煩，就總說他們。但爸爸去世后，兩個兒子卻不說話了。“他們以前是很活潑的，之后好像就不說話了，見了人也不叫。”玉英說。

　　兩個兒子雖然都不到十歲，但都有著令人心疼的懂事的性格。我們進門時，他們倆和妹妹家的小孩正坐在爐火旁邊看電視，一見我們進屋，他倆飛也似地站起來跑了，坐在門檻上，其實是在給我們讓座。妹妹家的孩子依舊坐在爐火旁，被電視節目逗得大笑，而他們只是看著電視，一句話也不說。我抱著小兒子問他去找爸爸都和爸爸說什么，他什么也不講，只是嘴巴一張一合，叫著爸爸。

　　臨走的時候爺爺拉著我們，說感謝我們來看望，還說希望共產黨能照顧一下他們家的情況。我望著爺爺佝僂的脊背，摸著他干枯的手，不知何言。

　　王祥輝的父母、妻子和兩個孩子，一個因塵肺重創的家庭

　　祥輝的家庭既可以說是意外，又可以說是中國城鄉發展不平衡，貧苦人民抵御風險能力差的必然。同時，這也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桑植縣已有二十多位工友病逝于塵肺。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王祥輝走后留下的孤兒寡母，沒有太美好的生活需要，只要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還有一個基本的公道。同時，還有那一百多位患病工友，現在正在深圳為他們永遠被傷害的肺討要一個說法。對于他們來說，他們奉獻了生命建設起華麗的現代都市，與他們病患交加、貧困艱難的生活之間的不平衡，就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最大的矛盾。中國600萬塵肺工人的身后，是數百萬像玉英這樣的女人，和數百萬個貧困的家庭。

　　風鉆行業本應該被機器取代，但資本總是傾向去選擇更為廉價的人工勞動力。如今的風鉆行業，又在向更加貧窮的地方轉移。

　　誰已亡而誰未亡?何已亡而何未亡?痛定思痛，長歌當哭，只希望大眾熱心能溫暖悲劇冰涼，法律裁決能帶來希望之光。

　　注：

　　2009年湖南數百名建筑工地的風鉆工人因患塵肺集體維權，如今，耒陽風鉆工人已有超過2/3的人離世。而張家界桑植縣籍風鉆工人，在2009年繼耒陽工人之后，要求深圳職業病防治院對其身體進行檢查。但不知是檢查結果有誤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深圳職業病防治院并未給絕大部分桑植工人檢查出塵肺病。如今，8年時間過去了，自2009年離開風鉆行業的桑植工人陸續塵肺發病，當年未檢查出塵肺病的工人也陸續因塵肺病而離世。2017年10月，桑植縣疾控中心為桑植縣工人進行了身體檢查，結果顯示，2009年未檢查出塵肺病的百余名工人全部罹患塵肺病。最近工人準備赴深圳再次維權，一是要求深圳市正視桑植縣疾控中心的檢查結果，組織工人重新進行身體檢查;二是在檢查的基礎上，根據職業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進行工傷認定與賠償。此外，參與過2009年塵肺維權的工人此后在深圳乃至整個廣東，個別維權代表在臨近的福建等省份都沒有辦法獲得正常就業的機會，他們上了就業黑名單，只得打零工為生，工人也要求深圳市政府對此作出解釋。

　　更多故事：

　　王祥輝和工友在深圳的留影。

　　王翠蘭老人的五個兒子已經有四個死于塵肺病，其中最小兒子病故的時候才25歲。如今，唯一健在的老四也被查出塵肺病。2014年2月，王翠蘭老人離開了這個悲苦的世界。

　　塵肺三期的徐作斌，肺部穿孔的傷口一直未愈合，醫院說治不了，就在家里等著吧，坐在床上的他呼吸困難得說不了一句完整的話，肺部的穿孔不時發出刺耳的氣流聲音。他兒子13歲，女兒8歲。2013年農歷大年初一，徐作斌呼吸衰竭，離開了這個世界。(照片拍攝于2012年夏)

　　徐作清，徐作斌的哥哥，于弟弟去世半年后呼吸衰竭死亡，終年44歲。92年去深圳做風鉆工人，08年開始發病，到現在寸步難行，每天趴在床邊使用制氧機(甚至趴著睡覺，因為躺著氣難上來)。醫生形容，他的肺像是煮熟了，全是硬的，和他一起的工友都走得差不多了。他現在特別舍不得68歲的母親和上學的孩子(拍攝于201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