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郭松民討論樣板戲和人性的文章，非常感慨。郭文較為具體地討論了革命年代，革命者的真實利益結構是集體利益先于個人利益存在的，這是一個由統治階級所設定的事實。同時，這個事實在反面來界說也是成立的：在革命年代的生存境況中間，多數人追求個人利益其實沒有現實出路，作為個人利益藝術再現方式的愛情和親情在現實中間也是稀缺的，為實現個人利益也必須把集體利益先行實現，集體利益是個人利益實現的先決條件。
據精英們說，樣板戲之所以罪該萬死，關鍵證據之一是疏漏了人性，以及人性所必不可少的親情與愛情，所以，有些性急的人性主義者，就給樣板戲扣上泯滅人性的帽子。這實際上是未加考察就已經預先認定：對于革命者那樣的代表性群體來說，個人利益是可以單獨存在的，這就涉及到藝術邏輯與生活邏輯的對照關系了。忽然想到，對于樣板戲的歷史邏輯解讀，可以對照閱讀《我是范雨素》來觀照和加深理解。
不僅對于那些革命者來說，親情和愛情是奢侈品——這是那種個人利益無從實現的文藝描寫的現實起點，今天也是那樣的呀。《我是范雨素》作為非虛構寫作，并沒有刻意地去選擇典型環境塑造典型人物，她以自己對母親和女兒的愧疚，無意之間寫下些許文字，就充分暴露了今日異化社會的最高機密——親情和愛情是極度稀缺的。范雨素大姐有一個康健的強大心靈，她沒有標榜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她在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中間，確實做到了。
一、革命年代和革命者的親情和愛情
依據曹征路教授的看法，藝術確實應該有著自身的邏輯，但是，藝術不能夠脫離歷史邏輯和生活邏輯本身，凌高蹈虛，憑空捏造，那樣的藝術是沒有生命力的。【曹征路：從《秧歌》到《軟埋》，將歷史虛無主義進行到底】我們可以沿著對樣板戲的批評，返回到歷史現場去看看當年那些熱衷于革命的窮鬼，在親情和愛情方面的狀況，然后再來檢驗樣板戲的藝術想象力與現實的對應關系。
應該說，親情和愛情對于窮人和窮隊伍來說，還真是奢侈品，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客觀上也沒有按需分配的條件。在革命年代，哪怕是晚至解放戰爭期間，條件最好的東北解放軍中間，成家和結婚都要算是一件奢侈的事項，當時林彪的秘書季同志想要結婚，因為不滿足“三七八團”(三七年之前參加革命、八年黨齡和團級以上干部)的條件而強行結婚，就受到林彪明確的疏遠，以至于后來自覺申請調離。【參閱張正隆《血紅雪白》】
我們知道，共產黨一貫窮的叮當響，絕大多數人不具備家庭生活條件(極少數高官是例外、且夫妻均在革命崗位上)，再考慮到共產黨隊伍均采取供給制，若結婚則老婆孩子均需要納入供給制的供給范圍，在此情況下，為保證一線作戰人員比例，且在老百姓同等負擔程度上最大化戰斗力，不輕易結婚乃是一件心照不宣的禁忌，各人需要自覺地權衡和節制，這是一種共識基礎上的強約束，雖然并沒有硬是規定。
除了為最大化作戰隊伍而節約費用目標之外，還需要指出的是：革命隊伍中間的大多數成員均來自于社會底層，完整的家庭親情和愛情，本就不大具備條件，因此也不持過高期待。
正如同樣板戲所提點的，在革命成功之前，對于那幫子最熱衷鬧革命的窮鬼來說，革命成功確實是比親情愛情更為優先的目標，這不是樣板戲編劇或者導演的失誤，而是大體準確反應了那幫子窮鬼的平均社會處境——這幫子窮鬼原本就沒有多少享受親情和娶媳婦的機會。這真不是說說而已，不要說娶媳婦，就算窮小子享受父母親情也一樣是奢侈品。讀《陳錫聯回憶錄》得知，這個窮小子的母親對他有關愛有親情，但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送到苛刻的雇主家里受虐待，對他來說享受母親給予的親情就意味著沒有絲毫吃食讓他活下去，二者不可得兼，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成為不得不接受一個有一個苛刻雇主的虐待對象，最終他在14歲的時候半夜投奔紅軍去了。大批家里養不活的孩子，在別人家受到苛刻虐待，這是革命受到擁護的現實狀況之一。
二、今天閱讀《我是范雨素》
不要說戰爭年代的困難時節，即便是以今天中國人均GDP之豐饒，完整的家庭親情依然是奢侈品。我們知道，新進網紅“冰霜男孩”王福滿就是單親家庭，氣溫驟降時節并沒有母親幫助或者督促他添加衣服，所以他走到教室之后才滿頭白霜。范雨素大姐雖然有過短暫婚史和兩個女兒，實際上也少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和親情，親情體現方式之一反而是她半夜偷偷流下愧對和思念女兒的眼淚。【參閱《我是范雨素》】在范雨素所在階層之上的王磊光博士，也還處在掙一份完整家庭生活所需高成本的半路上，以至于春節回家被母親教誨：房子可以等到四十歲五十歲再買，但是孩子不能夠等到那個時候再生。【參閱王磊光新浪博客：《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實，真理是處在王博士和他母親意見的中間，他母親的建議很有道理——人的生命周期與購買力處于不等速運動中間，但是暫不生小孩的道理也很充足，如果沒有房子還生一個小孩的話，各種現實的困難之多，本身就足以減少此類決策的概率——由大概率事件削減為小概率事件。
在今日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范雨素大姐所代表的農民工群體，其工資所得是不包括維持城市家庭生活的高成本的，所以必需在農村老家完成生命再生產。同時，大多數小資白領的收入，哪怕如同王磊光那樣博士學位在手，也是買不起大城市住房的，只是，相比較農民工群體而言，這群人還依然不甘心在農村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產過程，拒不放棄掙得完整家庭生活高成本的努力，由此，這一群人就成為任志強、潘石屹等地產大佬的理想盤剝對象，以其不懈努力和掙錢去支撐房地產業的繁榮和高利潤。這兩個部分的就業，應該占據中國就業市場百分之八九十的比重。
1980年代讀李敖《傳統下的獨白》，書中模仿一個準丈母娘的口氣說“談戀愛，誰讓你跟那個窮小子談戀愛?”那時候讀來的感受是：勢利眼似乎到處都有，共區和國統區也沒啥區別。后來才知道區別大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窮小子完全不配談戀愛的社會條件，還需要等到改開搞事業高歌猛進幾十年之后才會全面實現。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后，我才算真的明白了，窮小子真的不配談戀愛，這不是丈母娘的勢利眼和偏見，而是一個社會現實中間的門檻條件：你連房子都沒有，用什么來承載完整的家庭生活?既然連結婚的初始條件都不具備，那還不如在戀愛之先就掐斷非分之想，免得自誤誤人。馬列毛有一個共同的觀點，說是社會存在的變化會改變人的意識，沒有朱镕基任上及其后“房地產三頭同盟”(地產商、銀行和地方政府)炒高房價到多數人買不起的現實教育，還真的體會不到臺灣丈母娘為什么會有那樣的勢利眼。老田算是體會到了，沒有現實的教育，人的認識進步是很難真正到位的。
這樣一來，邏輯鏈條就清楚了，家庭生活需要一個完整的單獨空間，在高價高企的城市里這個高成本是大多數人無法掙到的，由此，結婚也一樣成為奢侈品了。這個務實考量向前傳遞之后，在今天的城市里，沒有穩定體面的工作，沒有房子，要找一個穩定的對象，還真的不是一般的艱難，這帶來雙方面的困境：大批剩女，大批單身狗。更重要的狀況是，據說很多男生連追女生都自覺地加以放棄了，毛時代有一個說法叫做“革命靠自覺”，現在的狀況是：一個人在達不到結婚條件之前，不戀愛不追女友已經是一種高度的自覺性了。到了今天，曾經引起干群巨大沖突的計劃生育政策，好像差不多過時了，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3左右，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據說這樣的生育率維持下去，只需要百把年時間中國人口就能夠恢復漢朝的鼎盛水平——五六千萬。
似乎是孔夫子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之所存焉”，人這個方面的欲望還無法一下子泯滅為零，就這樣，臨時性的購買或者消費性事，就作為一個地下消費產業而興旺起來了，如果嫌交易過于不干凈有害于倫理光正，那就還有大量的暗婚、同居、一夜情等等作為補充形式。窮鬼不配有老婆，富人可以有很多老婆或情人，乃是一個常識，而且，戀愛愛情什么的，慢慢變得不常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日漸消失，一些惡毒兼且滅盡人性和人倫的詞匯——性資源及其不平等分配——都開始廣泛使用了。
愛情和戀愛向來不是一件便宜的事，似乎東西方皆然。1968年的紅五月運動中間，巴黎街頭的大學生們喊出口號說：“我越是造反，我越要談戀愛;我越是談戀愛，我越要造反。”假如這個口號還具有一些寫實性的話，顯然也是因為戀愛遭遇到現實的否定，需要花大力氣在現實中間開辟通道，推測是法國也有很多臺灣那種老是妨礙自由戀愛的準丈母娘。法國大學生估計有著豐富的與資本主義社會相處的經驗，知道單純改造準丈母娘的效果不佳，所以，正確方法是通過改造異化社會來改造那些準丈母娘，所以，他們喊出另一個有名的口號是“異化社會不得好死”，而不是準丈母娘不得好死。以前在課堂上聽西哲老師講到法國學生這兩個口號，只覺得很有新意很潮，現在知道了，這代表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深刻體驗，說明他們那一群有著高度的資本主義覺悟。
在1949年之前，中國大量人口居住在農村，雖然不存在高居住成本的障礙，但是生產力水平低下和人均土地資源稀缺，養家糊口的土地和生產力水平并不容易達到，要娶一房媳婦也是相當比例人口難于具備的。黃宗智教授依據日本人在華北搜集的調查資料，研究后指出：如果一個貧農喪失了自己的土地，那么他肯定會成為家族的最后一個男丁，因為他基本上不再有結婚和留下后代的機會了。不過，在老家那邊，農民生生不已的生命力還是挺頑強的，為了應對這種結不起婚的狀況，一個普遍流行的機會主義方法到處都在采用，并顯著地提高了窮人的結婚率，窮人家撿一個父母養不起的女孩當童養媳養在家里，如果雙方都能夠順利長大就讓他們完婚。我的祖母就是撿來的童養媳，要不然的話我祖父是不會有結婚機會的，今天更為糟糕的狀況是：這種窮對付方案也已經不能夠在現實中間成立了。
今天中國，城市青年中間的非成功人士，絕大多數掙不到戀愛和結婚的門檻條件。農村的年輕人也不輕松，相比城市，農村還有一個極其特殊的男女性別比問題，得益于一胎化政策和醫療事業的市場化機制，出生性別選擇業務是一個無法掩蓋的假秘密，相當多的農村地區性別比在一百二三十(100個女孩有120-130個男孩)，累積下來的狀況是今天農村肯定有五分之一左右的男青年是無論如何都找不到結婚對象的。同時，彩禮數字也在節節攀升之中，動輒十萬打底，高的要到二三十萬，再加上房子等方面的要求，這也是絕大多數人掙不到的數字。更為重要的變化是，今天的農村不僅生產鏈條是殘缺而不完整的，家庭鏈條也日漸殘缺不全——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是普遍的現象，親情啊親情，那是多么稀缺的稀罕之物。
無論任何時代，親情和愛情都是很重要的，這些看起來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不可或缺之物，但那也不是人人都能夠得到的，而革命前夕的情況往往是多數人得不到這些東西，對于那幫子最熱衷于參加革命的窮鬼來說，是全部社會成員中間最先得不到親情和愛情的群體，就算他們心中還存有這樣的奢望，那也得拼命把革命搞成功之后再說。
進城之后很多老革命在此問題上栽了跟頭，因此受處分的真不少，無他，因為革命勝利了，所以個人所面臨的機構結構徹底改變了——那群從前尋尋覓覓找不到個人利益良好實現路徑的人，今天已經有了最好的個人利益實現機會，為此，革命后第一天就有人忘乎所以背棄了集體利益和最低原則。樣板戲出現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之后，這顯然不是偶然的，而且還是有著針對性的，對那些現實中間擁有最優先個人利益膨脹機會的人群來說，樣板戲所要肯定和否定的東西，都是直接沖著他們這一群來的。樣板戲通過那種方式去再現歷史，不僅僅是為了牢記住陳年舊事，還常常帶有批判和干預現實的“險惡居心”。
三、統治階級其實也是有著不得已的
老田始終認為，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的那一場革命，可以用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進行解釋，而且解釋起來也很貼切和符合經驗實際。歷來公認孔夫子不是革命家，但是他說過“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大多數老百姓沒有活路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必要要完蛋;孔夫子這個認識非常適合用于表達革命要成功的初始條件是什么。而孟子就說得更清楚了“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鹯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孟子·離婁上》)孟子的這個說法，更透徹地解釋了革命隊伍為什么極其壯大——所謂革命意識都是統治階級強制性地輸入給被統治階級成員的。按照孔夫子的說法，統治階級要完蛋的革命是統治階級自己制造出來——他們用各種方式讓多數老百姓感到活不下去了，之后才會有革命;而孟子也說得很清楚，革命隊伍的成員越來越多，那是因為統治階級源源不斷地強制性輸送的結果，這也符合《水滸傳》的故事邏輯——上梁山多數是被逼不得已，才選擇的最后一條路。
舍此之外，沒有任何高人能夠用任何高招，忽悠老百姓冒著殺頭的危險去推翻統治階級，神仙都沒有這樣的能耐，有且僅有統治階級自己能夠以自己的強大，制造出被統治階級多數無法生存下去的境況。在這種情況下，“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理想和夢想再執著，都是無用的，樣板戲不過是恰好反應這個平均狀況而已，這是藝術邏輯忠實于生活邏輯的寫照。
在今天，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和廟堂顯要，真的不知道文藝應該表現什么，但是資本家卻無比敏銳。萱萱不知道需要什么樣的好小說，但是資本家無比清楚，《我是范雨素》發出之后，短時間內點擊率超過300萬，資本平臺迅疾給予屏蔽了，這個事實說明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相對于萱萱的高度敏銳性和自覺。
《我是范雨素》作為非虛構寫作，無意之間暴露了今日異化社會的最高機密——親情和愛情是極度稀缺的。一篇底層自況的文字，得到了小資白領階層的高度關注和熱心傳播，使得這篇文字具有了極大的力量，也充滿著對異化社會的巨大危害，結果被資本平臺迅疾刪除。這篇文字，還隱約揭示出，廉價勞動力再生產的初始條件——恰當地破壞窮人的意義生產網絡，使得他們不再能夠安貧樂道——守在老家保留住完整的家庭和親情，然后，才能夠把底層人口改造成為市場上流轉不休的廉價打工仔和打工妹。
要是底層民眾還硬是守著“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陳舊理念，中國的低工資勞動力供給就會出現大問題了。因此，改開搞最初階段，大量的宣傳是對權力、聲望和財富的美譽，哪怕是在一時無法產生成功人士的農村也要樹立一些虛假的“萬元戶”典型來宣傳，通過這種對成功人士和成功標準的高揚，目的是貶低每一個人自己，就這樣近乎每一個人都發現自己是不成功人士，自己的現狀需要不計一切代價來改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種舊觀念必須及時破除，每一個人都需要告訴他們需要盡快努力爬上高枝，我們看到范雨素大哥規劃未來是想要當作家脫離農門，范雨素本人太小還無法獨立規劃人生但是也積極行動起來，在一分錢旅費都沒有的情況下也出門去看看家鄉之外的好世界，她的小姐姐頭腦里有一萬首古詩詞的內存卡(這個看起來也象是合格統治階級必備的人力資本)。
我們看到，異化社會最先教會你的第一課是：你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無意義的，是不值得珍惜的，真正的價值和好生活在別處，在遠方，你必須為此而積極地行動起來。在馬克思發現的剩余價值被實際榨取的時間之先，是被榨取對象的自我貶低和自我矮化必須先行實現，從而帶有高度自覺地把自己投身于自己無法控制的勞動力市場上去。也就是說，依照中國的歷史演化經驗，榨取剩余價值有一個社會前提：被榨取對象的意義生產網絡需要提前斷開。結果是清楚的，在被榨取對象找到好生活與好世界之前，他們已經喪失了曾經的親情和愛情守護網，在范雨素女兒得到奶粉之前她們已經先失去了媽媽的守護和關愛，這其實就是《我是范雨素》為什么極度危險的原因所在。范雨素說她本人的命運之書不忍卒讀，也裝訂得極為拙劣，在今日中國，這難道不是絕大多數農民工和小資白領的共同命運嗎?我們被統治階級從原有的意義生產網絡上斷開了連接，我們也懷著十萬分的自覺自愿預備接受統治和雇傭了，但是，我們再努力，能夠掙到的數字不也是離好生活所需越來越遠嗎?親情早已離我而去，愛情永不到來，范雨素的非虛構書寫，之所以極度危險，不屬于建設和諧社會所需，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看來，統治階級也面臨著實際的兩難：如果不徹底斷開被統治階級的意義生產網絡，就很難把他們改造成合格的低工資勞動力，把低端人口改造成為合格的低工資勞動力之后，親情和愛情就成為難得奢侈品了，無法在低端人口中間敞開供應了，這就無法據此來降低革命造反意愿并對守護統治地位作出貢獻了。因此，統治階級發現總是有著剝奪被統治階級價值維度和意義生產的絕對必要性，結果是統治階級以自己的強大制造了革命條件和革命本身，但是，統治階級絕對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因為承認就意味著需要統治階級預先的自覺妥協，不去破壞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條件及其意義網絡守護，但這就根本取消了最大化先富先貴的可能性乃至于統治地位本身，這恰好是統治階級無論如何都不會接受的。所以，就先秦儒家的思想看，統治階級因為執著于統治地位，也就永遠無法具備統治階級的最低覺悟，所以，教育統治階級明智起來是一項無法取得任何教學效果的徒勞努力。
所以，在真正的革命家看來，推翻一個具體的統治階級是不夠的，必須讓統治階級永遠不再被生產出來，避免下一次革命的方法不是如何有效鎮壓民眾的反抗，而是讓總要追求最大限度先富先貴目標的統治階級無由產生。
四、統治階級為什么永遠教不好和學不會
對于教育統治階級，讓他們明智起來，這個事情儒家很感興趣。其實老子也想要教育一下統治階級讓他們明智起來的，但老子似乎對統治階級有了更為透徹的理解，對此沒有抱多大期待就是了。老子先從反面諄諄告誡統治階級——“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不要破壞老百姓安居樂業的起碼條件，然后又反過來進行正面引導“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統治階級只有不那么狹隘自私才能夠守住優勢地位;因為已經估計到沒有統治階級愿意聽這些嘮叨，老子在邏輯上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小國寡民結繩而治”——在此種素樸的社會中間，沒有基于技術和政治的任何社會分化，統治和被統治關系也就無由確立，少數人據以破壞多數人的生存境況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看起來，老子似乎從來就沒有指望過統治階級會聽他的——因此，他推薦的唯一邏輯解決是杜絕讓統治階級和統治關系產生的一切條件。
在制造了一場革命之后，統治階級會依然拒絕覺悟起來，這樣，對于樣板戲的抹黑方式就不足為怪了——他們不認為這是他們制造出來的平均生存狀態，或者反過來說，統治階級不理解樣板戲所表現的缺失，體現了那種自古以來統治階級的平均非理性和情緒——既不聽儒家的說教，也不理道家的隱喻;統治階級在這個方面極其堅定，不是今年不聽，明年不聽，而是千百年來一直不聽。
如果人人都有一個難于割舍的家，有一個傾心相戀的愛人，恐怕革命是很難發生的，就算是發生了也很難壯大，不要說派軍隊鎮壓，就算是動員老婆孩子去拉后腿，也會把革命隊伍瓦解掉的。所以，對統治階級來說，讓被統治階級有一份難于割舍的親情和愛情牽掛，乃是一個明智的自我保險，但是這份保險事業與先富先貴有著內在的矛盾性，一時還兼顧不到。
在精英們告別革命并抹黑樣板戲的時候，在用親情和愛情缺失來攻擊革命者的文藝想象力的時候，往往也是在統治階級最賣力地制造條件讓普通人得不到愛情和親情的時候，這正是漫長的中國歷史循環揭示出來的、屢試不爽的統治階級再循環邏輯。我們再一次親眼看到，正是在那些人攻擊完樣板戲的非人性和不人道之后，男女青年人談不起戀愛結不起婚的概率就日益漸高漲了。毛時代提倡晚婚，要求男子二十二歲、女子二十歲之后再結婚，那時候這個晚婚倡導也真的妨礙了很多年輕人的選擇，今天如果你能夠在三十歲之前掙夠結婚條件，算你有大本事。
大膽假設一下，如果還有下一次革命，革命后假如還有樣板戲或者類似的文藝表達，今天人們的生存狀況和記憶，也肯定只會有利于文藝想象力在人道和人性方面的極度萎縮，這是生活邏輯和歷史邏輯作用于文藝邏輯之后，肯定會產生的一致性狀況。之后，新生的統治階級及其喉舌們會再一次重新發現：那幫子革命者是多么狹隘呀，他們竟然看不到親情與愛情的可貴。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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