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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市區一路向東，四周景象漸漸荒蕪，頭頂的轟鳴聲開始干擾手機。幾分鐘一架，飛機從低空掠過，仰頭可見，皮村就在這里。幾乎沒有樹，隨處施工，沙塵揚起，這些都讓即將入夏的皮村顯得格外炎熱。這個緊挨首都國際機場的城中村因為處于航道不能修建高樓，免于被拆遷改建的命運。而這里居住著2萬多名外來務工者。
如果不是工友之家落戶在這里，皮村會和北京郊區無數城中村一樣默默無聞，如果不是《我是范雨素》，無論是這幾萬打工者還是工友之家，可能都會長期處于人們的視線之外。2017年4月25日，《我是范雨素》一文在正午故事一經發表，迅速在朋友圈走紅。兩天之內，《我是范雨素》收獲了百萬閱讀量。以家族自傳的形式，作者在文章里縱向描述了一家三代人的命運，橫向從老家農村跨度到北京的富豪家庭。人們得知，作者范雨素是一位來自湖北農村的打工者，在北京做育兒嫂，也是皮村公益組織工友之家文學小組的一員。
媒體開始一批批涌入皮村尋找范雨素，這讓范雨素和皮村朋友們措手不及。在接受了一天采訪后，范雨素不見蹤影，發微信給皮村文學小組的負責人小付說，“躲進了深山古廟”，她稱這場爆紅是她“生命中的沙塵暴”。
對范雨素來說，關注或許來得太意外和突然，但對皮村文學小組和“工友之家”的實踐來說，關注或許來得有些晚。中國近3億打工者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一直以來仿佛隱身的存在。而皮村工友之家的文學小組，一直努力在讓這些工人發出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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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兩個世界就是當下中國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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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深處的一條較為寬闊的道路旁，一個院子門口寫著“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這便是工友之家的所在地。從院門進去，正對面的建筑上有“新工人劇場”幾個大字，頂上一顆紅五星，右手邊是“打工藝術博物館”和經營二手服裝的“同心互惠商店”。踏進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外間是一個小型圖書館，里間是展廳，陳列著中國中國改革開放后三十余年“新工人”歷史的見證。
“新工人”，指的是 “戶籍在農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在城市通過勞動獲取報酬的勞動者”。在之前，這個群體被稱為“農民工”，但現在這個詞已經不能描述他們的實際狀況，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沒有農業生產的經驗，而且“農民工”一詞已經帶上了不平等與歧視色彩，所以這些年以北京工友之家為代表的一些實踐者和學者開始倡議以“新工人”這個詞來稱呼他們。經過30多年的發展，這個群體的數量已經將近3億，與之相關的還有3000萬留守兒童和5000萬留守老人。
打工文化博物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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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陳列著建國來有關工人政策的文件、新聞報道，暫住證、務工證等證件，瓦刀、刨子、縫紉機、電鉆等工具，還有女工、留守兒童、勞工NGO組織專題。4月27日下午博物館里冷冷清清，有來找范雨素的人會進來簡單地兜一圈。外面空地上搭起了一個大帳篷，日本導演櫻井大造的流火帳篷劇社晚上將在這里演出，已經有身上沾滿泥沙的建筑工人在院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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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車工王春玉可能是工友之家活動最鐵桿的追隨者，這天下午當接到一家報紙的采訪電話時，他正像往常一樣在東窯村的加油站洗車。采訪讓王春玉嚇了一跳， “這會不會是來調查我歷史的?”接下來記者問，你怎么看待“范雨素事件”?他更害怕了，怎么還有“事件”?“范雨素愛看書，比我們看的書都多。”他回答道。八點他下了班，連忙步行趕去皮村看演出，一個多小時后他到了皮村，演出已經結束了，但他又遇到了記者，不用微信的他還是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王春玉穿一件灰色外套，手上拎一個印著工友之家口號的布袋，眼睛總是瞇著帶著點笑意。他1967年出生，來自河北張家口，在老家曾是機械廠的一名工人。2000年，王春玉隨著工廠裁員而下崗，在家待了兩年找不到事情做，于是在2003年隨著打工潮來到北京，找到了一份快遞員的工作。
王春玉在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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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玉說自己是“命里面跟工友之家有緣”。做快遞員時，他本來負責跑豐臺區和宣武區，那天跑海淀區的同事請假，王春玉代替他送了一天快遞。其中有一份送往位于肖家河的“打工青年藝術團”，是給那里的《社區快報》的投稿，編輯劉艷真本人親自從王春玉手里接過了快件，這讓他感到很新鮮。“我送快遞送過好多家報社，但是別說進編輯部了，連報社都進不了，就是在門口等著都都不痛痛快快下來接。”這次他不僅進了編輯部，還見到了編輯本人。劉艷真對王春玉說，這是咱們打工人自己辦的報社，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你愛好文學，歡迎給我們投稿。“我們馬上要搬遷，想投稿可以到皮村來找我們”。
這番話聽得王春玉“云里霧里的”。他來北京上當受騙慣了，被偷過，被搶過，被打過，兜里只有五塊錢的時候還在單位門口被打劫。他不敢相信劉艷真的話。在快遞公司干了三年后，王春玉干不下去了，“不管多大的快件，每件只給一塊錢，不管吃住，自行車也是自己買，壞了自己修，三年多下來不光一分錢沒掙下來，還從家里倒貼了不少”。
2005年王春玉離開快遞公司，在東窯的一家地毯廠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不久有幾個女孩來到東窯宣傳開辦二手服裝店，她們講的“為打工人服務”的話讓王春玉想起了“打工青年藝術團”，果然這幾個女孩就來自皮村。趁著中午出去買飯，王春玉偷偷來到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正在修建。工友之家的創辦者孫恒和王德志，正站在那兒討論怎么規劃。
孫恒1998年辭去在開封一所中學音樂教師的工作，背著吉他來到北京，一邊打工，一邊在地下通道賣唱。他在北京遇到了同樣來追求夢想、靠打工為生的相聲演員王德志、歌手許多，他們意識到打工者沒有表達自己聲音的文藝作品，決定成立一個專門為打工者演出的文藝隊。2002年，他們組建了“打工青年藝術團”，后來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同年注冊成立了社會公共服務機構“工友之家”，2005年，他們在皮村成立了打工子弟小學“同心實驗學校”，并把工友之家的辦公場地搬來了皮村。
王春玉找到了可以投稿的地方。小時候他愛聽評書，劉蘭芳、單田芳是他的文學啟蒙。母親是唱老戲的，曾經拿過梅蘭芳戲曲大賽二等獎，被請去教戲班，母親只上過兩年學，不會寫字，王春玉便自告奮勇幫她抄戲詞，這培養了他對文字的敏感。初中畢業后王春玉去當兵，開始給《解放軍報》、《武警報》投稿。團長對他說，要是三年內能發表十篇文章，部隊就讓你留下。但等到稿子上報，王春玉已經退了伍。
退伍后，王春玉在機械廠工作了十年，“不管掙上沒掙上，光顧著掙錢了”，筆早就被扔到了一邊。重新拿起筆時他有點不知所措，工友之家鼓勵他，只要把真實的打工生活寫出來就可以了。王春玉的第一篇作品，是以一個快遞員的經驗從一到一百寫出了北京的地名：一畝園二龍路三里屯四惠橋五棵松…… “不是為了投稿，只是為工友服務，來北京打工的，只要會數數就能想出北京的地名來。”王春玉開始隔幾天就寫點東西，交給小付，看看能不能登在社區報上。
小付在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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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付(付秋云)接劉艷真的班，現在是工友之家社區工會的負責人，也是皮村文學小組的發起人，大家寫在紙上的文章，都是小付負責敲進電腦里。她瘦瘦小小，但顯露出獨當一面的精干。在負責工友之家的圖書室和報刊的過程中，小付發現不少工友有自己創作的欲望，便在2014年成立了文學小組。她在網上發帖招募老師來輔導文學小組創作，找到了老師張慧瑜。從2014年下半年起，張慧瑜每周末為工友講兩個小時的文學課，還請來作家梁鴻、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卜衛、中央黨校教授劉忱等老師替他代課。
張慧瑜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大眾文化。每周日晚上，張慧瑜從海淀區開車到皮村，就像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城市里的繁華、擁堵和霓虹燈，與皮村昏暗的燈光、夜幕下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樣兩個世界就是當下中國的隱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沒有皮村，沒有幾億新工人，像北京這種超級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現的。”張慧瑜在文章里寫道。
王春玉記得他聽的第一堂課，張慧瑜講的是魯迅的作品，王春玉聽了沒一會兒就走了。“他們知識分子說話有時候文縐縐的，我第一節課沒聽完，覺得有點兒太文人了。”張慧瑜也意識到自己來自大學的話語方式與工友是有著距離的，他盡量講得通俗易懂，用能夠和工友溝通的詞匯。后來他發現，當工友們互相點評自己的作品時，課堂會一下子就熱鬧起來，他開始使用經典作品分析加工友作品展示的講課模式。王春玉從第三堂課開始聽，一直聽到現在。
重新拿起筆的王春玉從老師留的作業開始寫起，開始老師讓大家寫《我的一天》，王春玉寫了自己在東窯綠化公司工作的一天：
5:30起床……
6:30-6:45上班(帶著鐵鍬和10多個工友，在女老板劉英的帶領下，乘坐旗鈴汽車，迎著冬天早晨的呼呼寒風，去樓梓莊南邊新工地栽樹，因為這里要建成供人們休閑散步的公園);
6:45-9:00開始干活，先是每個人用肩膀一棵一棵把昨天從外地拉來的松樹、槐樹(不是小樹苗，而是長成和胳膊一樣粗的大樹)，特別大的兩人抬，從車上卸下來，弄到挖溝機挖好的樹坑旁邊，因為它的根部帶著原來的土壤比較重，所以累得滿頭大汗，弄得滿身是土;……
11:50-12:00吃中午飯(管吃管住，一天三頓饅頭)。工資一天65元，住的是帳篷，因為這里的栽樹人大多數是50至60歲的河南人，我住不習慣，所以沒住。吃飯是“只管飽，不管好” ……
17:30-17:45下班(每天工作十小時，本來是下午六點下班，可是冬天天黑的早，老板沒辦法，只好提前半小時讓我們收工)。……
19:00-20:00在東窯村的文化廣場上和好多舞友跳了會兒廣場舞;
20:00-21:00去網吧上網看《新聞聯播》;
21:00-22:00回住的地方，看了一會兒雜志書。……
漸漸地王春玉可以比較自如地寫一些詩歌和散文來表現自己的打工生活。他寫《噴漆工之歌》：“那是一把扇子/一把半打開噴射的扇子/汗水和誠心是面/噴槍和手臂是柄/純漆和稀霧做穗兒……其他工作/衣服越穿越破/而我這身行頭/硬的像有味道的五彩甲胄……”他寫出一首由《抗大校歌》改編成的《公益時代》獻給工友之家，被工友譜了曲：“皮村溫榆河之濱/聚集著一群/打工者的公益先鋒/千萬農民工賦予的使命/億萬打工者賦予的責任/讓我們來擔承/讓我們來擔承。”
老師對工友的作品只做點評不做修改，老師說，一來工友不是專業的作家，寫東西不為發表，二來老師都是坐辦公室的，沒有經歷過打工生活，一改就失去了原來的味道。作品開始只是內部傳閱，后來整理成了一本名為《皮村文學》的冊子，由張慧瑜自己出錢印刷。逐漸地也有工友的作品在一些關注工人文化的平臺上發表。
從2005年到2017年，王春玉搞過綠化，當過保安，做過漆工、洗車工，十二年沒有離開這里，就為了下班后步行一個多小時到皮村參加活動。王春玉每年只有春節才能回一次家，他在皮村找到了家的感覺，“有時候心里的煩惱在單位是不可能說的，但是在這兒可以說”。得知王春玉參加文學小組，同事看他的眼光也變得別樣，“我很少跟他們談論這個，但也不知道怎么他們就知道了，說平時看你不作聲不言語的，還有這么兩下子，寫的東西還能上書呢。”這讓王春玉有種自豪感。他打算跟著文學小組一直走下去，直到他離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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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學能讓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文學小組媒體說明會上，成員們集體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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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五一勞動節假期的前一天，被媒體圍攻的文學小組成員決定在皮村開一場媒體說明會，主動向外界傳達自己的態度。文學小組成立了一個“范大姐后援團”，把和范雨素一起寫作的工友們都喊來聲援她。和范雨素同是文學小組骨干的郭福來因為在上海出差，沒能前來，只能電話接受采訪。
郭福來在中央黨校焦裕祿像旁
郭福來48歲，河北滄州吳橋人，在北京一家布展公司做電焊工，工作沒有固定地點，常年四處奔波，這次他是去為上海車展撤館。“打字用‘你’比較方便，也顯得平等不拘束，別用‘您’了。”他在微信上對記者說，“工友之家的朋友都管我叫福來大哥。”
郭福來是皮村文學小組里很少的幾個之前就發表過作品的人之一。做中學代課教師的父親講的唐詩宋詞讓他愛上了文學，他的語文課成績很好，但偏科，沒能考上高中。初中畢業后他在山西當兵四年，那時正值瓊瑤金庸開始流行，是80年代文學氛圍濃厚的時候，郭福來在部隊上開始寫東西。后來他在《滄州晚報》發表過作品，寫一篇文章有十塊錢的稿費。
退伍回到吳橋后，郭福來開始打零工。先是騎一輛加重二八自行車，每天往返四十公里販賣青菜，車后座上綁著兩個大竹筐，裝滿菜后，再噴些水，每次大約馱二百斤。后來又在建筑隊打工，每天跟沙子水泥和紅磚打交道，雙手被磨得起繭冒血。家里還種著十畝地，夏天越熱的時候，越是要在地里跟雜草戰斗。他還開過一個小賣部，收集廢棄的香煙外包裝盒，在上面寫下詩句。
2014年，因為糧食價格太低，郭福來不得不來到北京謀生計。在布展公司，郭福來和十幾個人睡一個通鋪，經常從早上八點起來干活，到晚上十二點，有時直接到天亮。他隨身帶著書，有機會就在紙上寫下幾行字，文學是他在日常生活里的精神支撐。“總在勞累之余，拿一本書看或寫幾段寫好的文字，才能讓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郭福來到皮村，就是為了找一個有書讀的地方。郭福來很少進書店，因為沒有閑錢買書，他都是去廢品收購站六毛錢一斤淘舊書和雜志。老板和郭福來熟悉了，會專門把收來的文學書放到一邊，留給郭福來。郭福來喜歡讀當代文學，史鐵生和三毛的散文，舒婷的詩歌，他都覺得很有韻味。聽說皮村有一個免費的圖書室，郭福來就決定租房子住在皮村。
工友之家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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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節，郭福來加入了皮村文學小組，他感到很驚喜，“我在社會上四十多年沒遇到過這么一個地方，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個人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郭福來很快成為文學小組的主力，他寫的《思念妻子的一封信》在朗讀時令許多人掉淚，《工棚記鼠》和《工棚記狗》兩篇文章廣為傳播。郭福來和十幾個工友住在皮村路邊的一個工棚里，在工棚抓到的小老鼠和垃圾桶里撿來的小狗給工友們的枯燥生活帶來了溫馨和樂趣。
“寫東西也可以說是苦中作樂，讓自己的精神不空虛，很多工友下班后喝酒打麻將，我感覺他們過十天和過一天是沒有區別的。”郭福來的文字帶著苦澀，然而等多的是倔強和積極，“雖然自己處于社會最底層，但是一定要有一顆積極向上的心。”他不喜歡把生活寫得過于悲苦，“好像是在抱怨，好像是把自己的傷疤塞給別人看一樣”。
郭福來十歲的兒子郭舒欣和二十一歲的女兒郭俊，都在《皮村文學》上發表了作品。郭舒欣在老家讀初中，寫了一篇《我的爸爸》，在他的文章里，爸爸愛下象棋，會在夏天去樹林里補蟬蛹給他吃，爸爸還愛寫文章。“我問他為什么寫，他說工資不夠花，掙些稿費補貼家用。我聽后再也不纏著他給我買玩具了。而且，我也學著爸爸的樣子開始寫文章。”
女兒郭俊輟了學，現在在國貿附近的一家冰激淋店打工。她在皮村文學上發表了很多抒情詩歌，在一篇文章里，有她不能繼續上學的痛苦：“我只能用雙手不停地工作，拼命地工作，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勉強湊合一家的溫飽。我也想像弟弟一樣坐在教室里沐著知識的雨露。可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說不清真實的原因，是男女不平等嗎?是性別歧視嗎?”她甚至吶喊：“我們女工有話要說，我們要說出自己的心聲：平等!”
女兒上學已經不可能里，郭福來只勸她平時多讀書，多寫文章。郭福來自己的夢想，一直是能有個安靜的小屋，自己看書寫字，工作和愛好相結合。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們不會再像自己一樣，為生活四處奔波。問及“階層固化”，郭福來說，“這個詞是失去進取心的底層人的自我搪塞”。
范雨素出名了，郭福來覺得是個好事。“文學就是出在這里的。現在很多年輕人通過電視手機網絡，他們所理解的現實和我們所生活的現實是好像是兩個世界一樣。媒體關注范雨素是好事情，讓別人知道在中國的底層還有這樣生活的一些人，不然他們以為都像電視節目里一樣處處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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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熱愛腳下的土地
我的愿景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這些問題解決”
李若在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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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不久前從皮村的社區工會調到了平谷的工人大學工作，這天她專門從平谷回來“聲援范大姐”。她穿一條黑色連衣裙，系著一塊頭巾，說話聲音柔柔的。幾家媒體在工友之家對面四合院孫恒的辦公室里采訪她。四合院內一圈平房，有工友的宿舍和辦公室，孫恒的辦公室堆滿了書和唱片，墻上貼著切·格瓦拉的海報。李若有點緊張，怕自己說不好。
李若其實有過跟媒體打交道的經驗，2015年她在網易人間欄目發表過一系列文章，被編輯取了個外號叫“流量女王”。那時她還沒有參加文學小組，只旁聽過兩次課。網易人間的編輯來文學小組約稿，大家寫的東西少，負責人小付很著急，在辦公室和宿舍到處喊，你們快寫稿，有稿費啊。李若正好有一篇寫自己姐姐的隨筆，交上去湊了個數。沒想到交上去的十篇稿子中，只有李若一個人的發表了。李若這才開始參加文學小組，“一下子有信心了，感覺這樣都可以，那我還可以寫”。
李若來自河南信陽，高一那年家里養的豬染上豬瘟死掉了，交不起李若和弟弟兩人的學費，李若輟了學。她先是南下去了廣州和蘇州，在電子廠、服裝廠、鞋廠都工作過，2012年她來到北京，路過同心實驗學校門口，看到工友之家的招聘，就應聘了。“因為覺得這里的人是有共同語言的人。”
不愁書看也是李若來皮村的原因，在工廠和老家，都幾乎沒有書看。但李若喜歡文字，家里搟面條，下面用報紙墊著，李若就邊搟邊看，繞著桌子轉圈。有時候別人家里用報紙糊墻，李若也趴在墻上看。在工友之家的圖書館，她借了很多書回去，在床頭和辦公桌堆起高高的一摞，剛來時她一年要看幾十本書。問她喜歡看什么書，她說，“太雜了，只要是帶字的我都會看“，想了想，她說更喜歡看歷史書，文學方面喜歡的作家是李娟，因為她寫的可以學習。
一堂課上，中央黨校的劉忱老師給大家講農村公共服務，建議大家也可以寫寫家鄉的事，李若寫了《八個生老病死的故事》，又在網易人間上有了50萬+的流量。這篇文章里，李若寫到農村只有老人種田，遠處的田地只好拋荒，除草劑和殺蟲劑的藥袋子隨處可見，小孩誤食農藥死去;寫到爺爺帶著兩歲的孫子下田，燒菜桿時誤將孫子燒死，爺爺喝敵敵畏自殺了;寫到村民因長期在電子廠倉庫里接觸化學品換上尿毒癥，看病花光全家積蓄;寫到留守老人無人贍養，最后一個人死在借住的廂房……
每年春節李若都要回家，她眼看著家鄉想逃離農村的人越來越多， 而農村最常見是景象是，“老大爺在前面走，背著犁牽著牛，老大娘一手牽著小孫子一手拎著農具，還揣著水杯或者幾塊餅干，一起去地里干活”。
“我的文章就是想要讓問題引起關注才寫出來的，我熱愛腳下的土地，我的愿景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這些問題解決了。不管能不能起作用，起碼把它記錄下來，如果我不寫出來，在幾百年或者一千年之后，那時候的人會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
李若寫的都是家鄉的真事，除了人名、地名是虛構的。“我不會編，讓我編肯定漏洞百出。“李若說，”現成的我都寫不完，不用去編。”“李若”是筆名，她不敢用真名，怕老家的人看到。母親知道李若寫作，但覺得這些太傷腦子，農村很多人說讀書讀傻了，她怕女兒有一天寫成了神經。“她希望我好好上班拿工資吃飯就行了，別整這些。”
盡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余年，李若知道自己還是個農民。“我頭上頂的天、腳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出去坐地鐵坐公交只是路過。”她在城市里沒有安全感，睡得也沒有在老家躺在自己床上香。歸根到底李若還是要回去的，如果在家里能有一份收入的話。
“最開始出來打工的時候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現在我已經看好了，看了那么多年了，我不想看想要回家的時候，發現我回去不知道干嘛。”如果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李若想回家進行鄉村建設。“我很想遇上對農村有感情的，也想改變的，能一起做事的人，如果有的話我愿意是其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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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化的生活和我認為的一個人應該活著的狀態有很大的反差”
晚上六點半，工友之家的媒體說明會暨慶五一勞動節晚會開始了，新工人劇場里張燈結彩，舞臺背后的大海報上寫著工友之家的口號：“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主持人王德志和工作人員都穿著印有“勞動最光榮”幾個字的T恤。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卜衛老師上臺講了一段話：
“中國有幾億的工人，大部分是被動地消費不屬于自己的文化，主流的消費文化中，如果沒有擁有房子車子，或者沒有錢，就不值得被人尊重。工人階級文化的重點之一是倡導勞動的價值，強調要團結，反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只要有合適的機會和資源，工人不需要被代言，但是這些機會和資源是我們社會應該提供的。范雨素的文章是真的從工人群體的視角讓自己的生活在社會上可見，如果在社會上不可見，就不存在改變的可能。”
媒體說明會終于結束了，大門打開，在門外等了一個小時的工人和孩子們涌入劇場。沒來得及換下工裝的工人擠在長凳上，小學生們就坐在地上，有很多小孩子從窗戶爬進來。節目是工友自己表演的歌舞，全場的一個小高潮是文學小組成員苑長武的詩朗誦《紅星照我去戰斗》，戴著紅領巾的小學生合唱《閃閃的紅星》，工友們的叫好聲和掌聲一波接著一波。
院子里，記者們圍著文學小組的老師和成員采訪，很少有人留意劇場里傳出的歡歌笑語。小海是很受記者們青睞的一個，他也很興奮，帶著記者走進工會辦公室，坐在沙發上聊得手舞足蹈。他1987年出生，身上穿一件印有汪峰頭像和“活著還是存在”字樣的T恤。小海語速很快，他也笑自己，“平時工作跟人很少說話，聊起音樂和自己喜歡的事就話很多，就是因為很久不說話突然一下子聊起來。”
小海在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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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本名胡留帥，筆名“小海”因為海子而起。他16歲從老家河南跟著大時代南下到深圳打工，從深圳、東莞，到寧波，到蘇州，再輾轉到北京，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度過了14年的青春。初中畢業后父親問過他到底喜歡什么，他喜歡音樂，但是沒敢說，父親賣掉麥子交了一千塊學費送他進了技校，然后他跟著招工去了深圳的工廠。
小海進過富士康，在蘋果6s的流水線上檢測成品，把小盒子里的蘋果手機拿出來放進去，拿出來放進去;在服裝廠，技術不好的時候踩直線，技術好了上領子;在電子廠，他負責打螺絲。他有夢想，雖然不知道具體是什么，但只知道不想過流水線上的生活，“我所追求的理想，認為年輕人起碼在精神層面應該是自由的，機械化的生活和我所認為的一個人應該活著的狀態有很大的反差。長年累月的坐在那里，還沒來得及眨眼青春就那樣過去了，很不堪。”
二十歲左右，小海聽了搖滾樂，從汪峰許巍張楚身上找到了流行歌曲沒有給他的力量，也讓他在同事中變得孤單。小海還沉迷于唐詩宋詞，模仿著寫了一兩百首古體詩，他買的第一本書是盜版的成語大詞典，這本書他走到哪兒扛到哪兒，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都翻過一遍，喜歡的詞就在小本子上記下來。后來他又癡迷于海子和艾倫·金斯堡的《嚎叫》，上班時就在工友面前念詩，工友都聽煩了。他覺得自己就處于一種嚎叫的狀態，“有的時候你的嚎叫是無聲的，但是你的靈魂就是那樣一種狀態，一種極力的渴望掙脫的狀態。”后來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詩集，名字就叫《工廠的嚎叫》。
在這種極度壓抑的狀態下，小海開始寫詩，純粹是“發牢騷”。上班的時候他偷偷地寫，隨便抓過一張發貨單就寫在背面，潦草得過幾天都認不出寫的是什么，寫完了有時揣在兜里，有時就扔在工作臺下找不到了，有時候領班過來發現，還會給他撕掉。晚上十點多下班后，小海去網吧把稿子謄進電腦里，只有這時才是一天中真正屬于自己的時刻。
有許多詩寫的是對工廠的感受，《中國工人》中小海寫到， “我是一名中國工人/在鋼筋水泥的欲望大樓里圈養著我們的廉價青春/春夏秋冬的變遷不屬于我們/糧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們關心/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將made in China的神秘字符瘋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條河流和街道的中心。”《一腳踏在工廠 一手托著太陽》中他寫，“我一腳踏在工廠/一手托著太陽/鐘表天天搖擺/流水年年流淌/他們說東方是二十一世紀加工制造的領頭羊/是不是我們是已麻木了腐朽了習慣了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小海也試圖跳出這樣的生活，“你知道我時常備受生活的煎熬/但大多數時候我不在其中。”《渴望生活》中的句子表達了小海對日常生活的 格格不入。2012年在蘇州，小海參加了中國達人秀，激情澎湃地上臺念自己的詩，被人稱為“咆哮哥”，但是沒有晉級。他翹班跑到上海聽汪峰的演唱會，“第一次聽的時候幾乎要瘋了，旁邊的人不看汪峰都看我”，演唱會結束后他隨便坐一趟班車去個偏僻的地方，找個便宜的網吧貓一宿，早上夢醒了，回去繼續上班。有一天下著大雨，小海沒有趕上班車，眼看著車從眼前開走，小海突然丟掉了傘，向著反方向瘋跑。
2015年，小海開始試著在微博上聯系他喜歡的歌手，他給張楚汪峰鄭鈞等人發了自己寫的詩，十之八九石沉大海，但張楚給了回復，后來姜昕、小河，都給了他鼓勵。張楚介紹小海認識了新工人藝術團的許多，小海被震撼了。“之前我雖然在工廠里表達喜怒哀樂，但是很少具體到工作工種，聽到他們的歌曲后我慢慢地從搖滾青年的憤怒到更關注我們自身群體的生活，靈魂有了安寧厚實的力量，不會再是純粹的情緒抒發了。”去年七月，小海決定來北京生活。他先在798的一家西餐廳當了一段時間的服務員，又換了幾份工作，后來為了參加文學小組，做了皮村附近一家同心互惠商店的銷售員。
“當一個人坐下表達自己的時候，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都一樣。”小海喜歡引用汪峰的這句話，只要是以自己的身份面對靈魂去發聲，不存在誰比誰更牛逼。但來到皮村，他越來越意識到要為自己的群體發聲。“我們要自己為自己代言，他們的流行歌曲，唱的是他們的喜怒哀樂，拍個劇多少億，那是他們的生活。但是我們流水線上的人生，也需要用我們的精神力量更好地去面對現實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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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農民、工人不是社會底層而是社會改革的主體”
五一勞動節放假第一天，工友之家的院子里很平靜，一位穿著灰色工裝的老大爺騎著自行車趕到新工人劇場，看著前一天聯歡會留下的橫幅，問了三遍：“今天還有節目嗎?”得知沒有了，他很失望，瞅著昨天的節目單不愿意離開。有兩個大姐費盡辛苦找到了這里，她們都是做月嫂工作的，看了范雨素的報道，想來參加文學小組。
晚上七點半，文學小組活動準時開始了，這是有史以來最熱鬧的一堂課，在場的除了文學小組的成員，還有幾位記者，從老遠過來的新成員，想做志愿者的大學生，將房間擠滿。這堂課的主題是：“范雨素火了，我們怎么看?”《我是范雨素》被打印出來每人發了一份，大家一人讀一段，然后進行文本分析。
文學小組課堂
攝：阿木
張慧瑜給大家展示了兩篇文章，作為文學小組成員對這件事情的回應，其中之一是郭福來在2010年接受吳橋縣報紙采訪時所寫的一篇《為什么寫詩》：
“我感覺中國的古詩就像一幅已經裱好的世界名畫，任何后來人只能模仿，而不可能超越。中國今年的新詩創作又有些誤入歧途就像不知朝哪里流的洶涌洪水，必須設法導入正確的河道。要說我想力挽中國詩歌之狂瀾或想開創新詩創作的新紀元，確實是不自量力。但是誰能說微風不是風，細雨不是雨。
……那我就學學撞鐘的和尚吧!只要活著，就每天都撞鐘不止，當然，我撞的是文學的鐘。撞鐘，是一種追求，更是一種不懈的堅持。至于聲音大小和傳播的遠近，那就看我的造化了。”
張慧瑜談了自己讀這篇文章的感受，“文學這樣一種類型恰恰在工友的手中變成了一種和人的精神、超越性的追求密切相關的東西。創作就是為了創作，不是為了其他的東西。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因為工友就是人民;不用刻意地去體驗生活，因為就在生活當中。”
第二篇文章是曾經參加過文學小組的陳迪橋在微信上發的一篇文章，陳迪橋從工人大學畢業，現在回家鄉開了一家鄉村圖書館。這篇文章叫《也說范雨素的火：沉默的大多數與想說話的人》。張慧瑜一邊讀，一邊向工友們解釋其中提到的幾個詞。“‘沉默的大多數’，是美國傳播學一個特殊的概念，指的是那些被媒體綁架，不能在媒體發聲的人，由王小波引到中國來代表話語權。‘弱勢群體’也是因為王小波成為流行語，在王小波那里，‘弱勢’指的是沒有文化權利，而不是貧窮。‘1%’來自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1%的富人擁有著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
接下來在場的大家談了談這幾天的感受。“沒看出來范大姐寫的有什么特殊之處，因為我們都身在其中，寫的是我們平常的生活。”李若說。“這幾天接受采訪感覺怎么樣?”張慧瑜笑著問她。李若回答，“大多數媒體都是善意的，但也有個別的想把我往溝里帶，他們以為我們都是那種生在底層整天苦哈哈的。”坐在李若旁邊的小海講，范大姐讀書最多，寫得打動人，“火”是應該的。
同樣是做月嫂工作的沈大姐看了范雨素文章的專門找到皮村，她寫詩四年了，“一直忙忙碌碌為了飯奔波，四十二三歲因為壓力才寫點東西”，她說，”范大姐寫的比較平視，一生坎坷，心里好像沒有太大怨念，我的心里就有很多怨念“。另一位月嫂王大姐站了起來，今天專門帶著不一樣的觀點來和大家討論，“如果我寫東西的話可能寫得溫馨一些，我覺得不是那種強烈的階級固化，因為我碰到很多客戶，他們其實也非常辛苦的，有很多人他們也在外面賺錢，薪水沒我們高的。我覺得雖然生活中有一些不舒服，我寫的話會像《邊城》一樣有淡淡的哀愁。“
文學小組課堂。左為李云雷，右為張慧瑜
攝：阿木
作家李云雷和袁凌今天也受張慧瑜老師邀請來到了課堂，他們從文學的角度來談范雨素的作品，李云雷說范雨素“幾句話可以把能擴展成小說的內容寫出來，雖然說得少，但是留下的空白很多，像蕭紅“。袁凌說，“范雨素的文字像東歐文學，經歷了很多沉重艱辛，但是輕輕地表達出來，舉重若輕，還有一種幽默感，她的幽默是厚道的，沒有刻薄、嘲諷。“
5月5日，躲了一個星期的范雨素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課堂上露面了，因為是張慧瑜老師邀請，而且只面向藝術研究院的學生，范雨素才答應。范雨素講了自己的文章所汲取的文學養料，在《我是范雨素》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化用了席慕容的詩、《聲律啟蒙》、打工詩人陳年喜的詩、余華和徐皓峰的小說、小學語文課文、甚至地方志和古琴曲名，范雨素脫口背出陶淵明、范仲淹、《論語》、《弟子規》里面的句子，并告訴同學們， “想寫出優美的句子，要熟練的背誦，我看了幾本腦科學家的書，知道要用右腦記憶才能化用。”
“出名對你的生活有什么影響?”很多學生關心這個問題。范雨素的回答是：沒有影響。“我就一直躲著就行了，我是流動群體，很容易躲的。你自己很明白自己是什么東西的，你是蘿卜又不是人參，你出名跟你有什么關系呀。”她的長篇小說將由出版社出版，但她并沒想過要靠文學吃飯，“我就是把內心的感情寫出來，長篇交給出版社以后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寫，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這是內心的感情決定的，如果我心如死灰，就無法強迫自己寫出來一個字。”
幾天的熱度過后，范雨素回到了皮村，工友之家也恢復了平靜。夜色籠罩的時候，工作了一天的工友穿著僵硬的工裝，拖著疲憊的身體照樣來工友之家坐坐。他們路過工友之家的四合院，墻壁上用紅色顏料刷著“勞動最光榮“這五個字，
張慧瑜曾經有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在30年社會改革的過程中，人數最多的工人、農民變成社會底層、再次成為社會苦難的象征。就像根據路遙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講述的是70年代末農村青年尋找人生出路的故事，那個時候，農民、工人不是社會底層，而是社會改革的主體，最終路遙讓孫少平進城當煤礦工人，也被認為是一種‘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勞動者。”
皮村工友之家四合院
撰文|武靖雅 攝影|呂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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