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一個2003年10月買斷工齡時已有著三十四年工齡的老工人，在國企改制中失業了。失業了，才真正體會到了什么是“無產階級”——對于一個房無一間、地無一垅的工人來說，失業就意味著沒有地方領工資了，就意味著沒錢繳房租了，就意味著沒錢換取食物果腹，就意味著失去了生活來源，也就意味著失去了整個世界。
由于年齡大了，雖然身體狀況很好，但從2003年10月到2004年9月長達一年的時間里，我跑遍了蘭州市大大小小的職場，求職簡歷填寫了無數，卻沒有一家用人單位給過我回音：在當前勞動力市場嚴重過剩的大氣候條件下，用人單位招聘員工的條件都非常苛刻：起碼的先決條件是年齡必須在三十五歲以下，無論是什么崗位;哪怕就是一個勤雜工崗位，年齡也不能超過四十五歲。再就業對我來說已經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正如時下流行的一段民謠所說的那樣：“找工作用人單位嫌老，辦退休政府嫌小，去死又覺得有點太早!”
但我必須活下去，因為我是兒子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他還需要我來培養;同一片藍天下，作為原國企的一名老工人，我也有活下去的權利;我的兒子也有活下去的權利，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誠然，國企已經到了被徹底私有化的時候了，但難道還得拿這些為國家的工業化獻出了青春年華，又為國企改制做出了巨大犧牲，承擔了國企改制絕大部分成本的國企老職工為改開殉葬，非讓我們連生存的權利也放棄不可嗎?!這有失公平，也太不公正!
當時兒子中考失利，我決定讓他去讀職業中專，但我不知道買斷工齡的這點錢能不能幫他完成中專學業。因為我是一個單親家庭，兒子不滿四歲就失去了母愛;老母親來幫我帶兒子，不幸又癱瘓在床多年。至1998年老母去世時，家里已經是一貧如洗了。生存，還是毀滅?雖然我不是哈姆雷特，但我卻必須做出這個抉擇。
我將我的困難處境向原市經委領導趙福元、巨洪程反映了一下，在他們的幫助下，2004年10月我被安排到原所在企業蘭州磁性電器廠留守處工作，負責協調家屬院的冬季供暖和收費，代理職工和企業的勞動爭議訴訟事宜。上崗前，負責留守工作的蘭磁廠原黨委書記周克禮找我談話說：廠家屬院此前三年的暖氣費收繳率只有年均百分之四十幾，當時口頭和我約定：當年暖氣費收繳率達到50%保我的工資，完不成扣工資，超額獎勵。不足部分由廠里補貼。
2004年冬季供暖我不僅沒有讓廠里補貼一分錢暖氣費，供暖結束時，在為廠里開支了兩千多元管道修理費和招待費后，還向財務上繳了九千八百七十元節余款。當我向周克禮提出他當初和我約定的獎勵時，周說：那你就從上繳的剩余采暖費中扣下兩千元作為給你的獎勵吧。我拒絕了這個方案，我認為這筆錢應該留著，下年度如果采暖費收繳狀況不佳的話，就用這錢以豐補歉;或者拿這錢把管道大修一下。廠家屬院的大多數住戶都是退休多年的老職工，每月只有五六百元的退休金，生活都很困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錢我拿了會良心不安的。還有一點，就是我認為這樣自收自支有違財務制度，如果以后周克禮不認帳了，我說都說不清楚。給我的獎勵還是應該從其它渠道解決。再說了，如果我剛好完成了50%，廠里不是還得拿出近三萬元錢補貼嗎?如果沒有節余，難道應給我的獎勵就不兌現了嗎?
沒有想到，我的正直卻給我的這個飯碗埋下了被敲掉的禍根!此后，只要發非工資類的錢，周克禮必定給我單獨談話，反復叮嚀，千萬不能說出去。難道我真的就那么傻嗎?或者說正直就是傻的同義詞嗎?
2006年5月10日，周克禮電話委托我代理和廠里發生勞動爭議勝訴的李福筵等四名職工申請強制執行案，我辦理了授權委托書，就開始忙這幾個案子了。沒有任何先兆，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5月20日晚上10點多，周克禮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國資委要求廠留守處減人，已經決定了讓我回家。我在電話中反覆陳述了我的家庭困難：失去這份工作，就等于斷了我的生路。懇求他讓我留下。因為留下來的人員中有兩人是退休人員，還有一名是個年青人，當初我剛到留守處工作時周給我談話，說明了我來就是要把這名年青人減下來，他負責的物業收費工作以后就由我來接手的，今天被減的怎么反而變成了我呢?即便減人，我覺得也應該先把退休人員減下來，而把崗位留給更需要的人。周克禮氣焰囂張，說：“燕山，我可是個‘麻拐人’，我說話你不聽是沒有你的好果子吃的。”我的男子漢的血性被激發了，我說：“你在威脅我!”通話不歡而散。
此后，周克禮也曾托廠里幾名和我關系好的工友給我做工作讓我走人;我也托了有關領導出面為我說情，希望他能收回成命，把我留下來。
2006年10月16日，周克禮讓人帶來了他親筆起草的一份“臨時雇傭合同”要我簽字。因為周克禮從來不坐班，以往他安排工作都是打電話或約我見面;但這次給我安排工作他既沒有約我面談，也沒有給我打電話，而是讓人給我帶來了一份合同書。
我拿起合同書看了一下，該合同多處帶有對我人身攻擊的字眼，并明確了6月1日至10月15日共四個半月沒有我的工資。這欺人太甚了。我什么也沒有說，卷起那份合同書就去了市國資委，把合同書并一份書面材料一起交給了劉向東主任。
我在書面材料中指出：依據《勞動法》第2條、第3條、第26條、第50條、第72條及《合同法》第405條、第410條之規定，蘭磁廠必須給我補發被扣發的四個半月的工資共計2700元，并為我繳納在廠留守處工作這近三年的社保金，兌現承諾的2000元獎金。國資委社保處答復我：你的訴求并非沒有道理，但即便我們同意并報給了財政，財政也是不會給撥款的。他們建議我去申請仲裁，說：你把仲裁裁決書拿來，我們依據裁決書才能向財政申請資金，解決你反映的這些問題。于是，我就踏進了依法維權這個望不見盡頭的泥淖，于2006年12月底向蘭州市勞動仲裁委員會書面提出了申訴。
蘭州磁性電器廠2003年整體出讓時，連同自備鍋爐房一起移交給了收購方蘭州肅合公司。依據收購合同之規定，蘭磁廠家屬院的供水供暖還是應由收購方蘭州肅合公司負責提供。但由于肅合公司當初收購蘭磁廠根本就不是為了生產，所以他就連個鍋爐房都經營不了，從2003年劫收后，就把鍋爐房出租給了蘭州亞太集團公司經營，蘭磁廠家屬院的暖氣也由亞太公司提供。也不知肅合公司是把原蘭磁廠鍋爐房那塊地方租還是售給了亞太公司，2006年亞太公司投資近千萬元，在蘭磁廠鍋爐房原址建成了一座大型供熱站，并要求所有暖氣用戶繳納每建筑平方米45元的供熱入網費，否則不予供暖。我打電話向周克禮反映這個問題，周置之不理，后來干脆就連我的電話也不接了。
時間已經到了2006年11月中旬，天氣越來越冷了，可是蘭磁廠家屬院近百戶老老少少仍然在寒風中瑟縮，卻根本無人問津!作為直接負責供暖工作的留守人員，我實在無法面對那些老師傅們要求供暖的質問，我以企業名義向國資委打了報告，并向市委陳寶生書記反映了此事。在寶生書記的關懷下，入網費終于有了著落，11月30日下午，蘭磁廠家屬院的暖氣終于熱了。但這卻使周克禮更視我為眼中釘、肉中刺了!
2007年春節后的一天，我在國資委副主任巨洪程的辦公室里碰見了蘭州市國有資產經營公司顏世浩總經理，他說我反映問題的材料國資委領導已經批到他那兒了，讓我隨后去他辦公室談談。第二天我就去了經營公司，和顏總談了一下。在詳細了解了我的情況后，顏總說：關于你的欠薪問題和未給你兌現的獎金問題及社保金問題，既然已經訴諸法律了，那就還是等待裁決吧。當務之急是得盡快給你找份工作，以便4月15號你和廠里的合同到期后，使你繼續有地方上班，有碗飯吃。我很感動。
2007年3月9號下午3點，蘭州市勞動仲裁委員會開庭審理燕山訴蘭磁廠勞動爭議一案，仲裁庭認為：未兌現承諾的獎勵不屬于仲裁調整的范疇，建議申訴人向企業上級主管機關反映行政解決，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只對蘭磁廠未給燕山繳納再就業以來的社保金及欠薪問題進行了審理。
2007年4月2日蘭勞仲裁字(2007)第27號裁決書下達，我的訴求得到了全面支持，裁決如下：“一、被訴人自收到本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發申訴人2006年6月至10月15日的工資2700元(600元×4.5個月);
二、申訴人2004年至2007年4月的社會保險費，屬于企業部分的由被訴人承擔，屬于個人部分的由申訴人承擔;
三、本案受理費20元由申訴人承擔，仲裁處理費400元由被訴人承擔，并將此項費用直接付給為其墊付的申訴人。”
我非常高興，飛奔到經營公司，把裁決書副本交給了顏總。
就在此前的3月31日(星期六)，周克禮竟然乘雙休日我休息之機，打開我的辦公室拉走了我使用的全部辦公用具，以及收繳暖氣費的帳目、待報銷的一些單據，還有我放在辦公室的一些個人物品。按照他和我簽定的用工合同，我在留守處的工作應該到4月15日結束。而當時我和蘭磁廠的勞動爭議尚在仲裁審理的法律程序之中。應該說，周克禮已經妨礙司法公正了。
4月4日上午，顏總對我說：他托人幫我找工作一直沒有著落，現在終于和周克禮說好了，4月15日以后還是讓我繼續留在蘭磁廠留守處工作，他要我去找周克禮，再續簽上一年合同。并一再叮囑我凡事好好商量，千萬不要意氣用事：一定要搞好團結，畢竟以后還要在一起共事嘛。顏總說。
我再次被感動了。為顏總的古道熱腸，為他對我推心置腹的關懷。我答應顏總一定和周克禮好好談，即便是周克禮給我耍脾氣了，我也不會計較的。畢竟人家是我的領導嘛。
我決定電話和周克禮約個時間面談一下。但我又怕他象以往一樣不接我的電話。躊躇再三，我還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拿起了電話，還好，電話通了，我說：“周書記你好，能約個時間和你面談一下嗎?”“有什么可談的?都已經對簿公堂了，還有談的必要么?”十分不快的語氣。我耐著性子說：“是這樣，周書記，經營公司顏世浩把我的事給你說了吧?”周克禮勃然大怒：“你少拿顏總說事壓我”，幸虧是在電話里，否則他肯定是會撲上來咬我的!“我還就不吃你這套…….”后面的話我沒有聽清，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話，電話已經掛斷了。此后他就再也不接我的電話了。除非我用別的電話給他撥打。
沒有辦法，我只能把結果向顏總匯報一下了，因為在這件事上我沒有絲毫的主動權。
4月16日，顏總再次和周克禮協調好了我繼續到蘭磁廠留守處工作的事宜，要我去找周克禮面談。我特意跑到廠留守處，用辦公電話撥通了周克禮的電話。可他一聽是我的聲音就怒火沖天，根本不愿和我對話，就掛斷了電話。
事情就這樣僵住了。顏總說：你不要灰心，我還是將一如既往的繼續協調你的工作問題。我知道，由于我的倔犟，這事確實讓顏世浩為難了。但我沒有辦法，我總不能為了一碗吊命飯就連人格和做人的尊嚴都不要吧!
4月29日，我收到了一份由特快專遞送來的蘭州市七里河區法院的傳票：要我去該院民一庭接受訊問。該傳票案由一欄寫的是：“撤銷權”。我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會兒事。如果是周克禮不服仲裁裁決，那也應該向城關區法院起訴哇;案由是“撤銷權”，到底要撤銷什么“權”呢?難道要撤銷我的“生命權”不成?
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七里河法院一問，才知道就是周克禮不服仲裁起訴的我和企業的勞動爭議案。我向法院指出：本案案由應為“勞動爭議”，而并非什么“撤銷權”。在法律文書上這樣填寫，既不規范，也不嚴肅。但沒有想到，六月十三日開庭前寄給我的傳票案由一欄填寫的仍然是“撤銷權”字樣。七里河法院可真夠固執的!在明知道自己錯了的情況下，竟然還要這樣將錯就錯!
其實七里河法院對此案根本就沒有管轄權：不論是依據《民事訴訟法》，還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之規定，此案的管轄權都在城關區法院。因為合同的締約地和履約地都發生在城關區。但我沒有申請管轄權異議。既然周克禮將此案起訴到了并沒有管轄權的七里河區法院，那就自有他的道理，我就必須做好將這個官司一直打到終審的思想準備。
因為按照正常程序，一件勞動爭議案如果從勞動仲裁一直打到二審終審的話，起碼也得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如果節外生枝，我再申請管轄權異議，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打完這場官司了!那可就正中周克禮的下懷了：他的目的就是贏不了官司也要拖死燕山!
2007年6月10日，七里河區法院的傳票送達：蘭磁廠訴燕山“撤銷權”一案于6月13日開庭。11日上午，我把一份書面材料和傳票復印件交給了市委陳寶生書記，隨后又將傳票復印件給經營公司顏總也送了一份，希望他們屆時能夠旁聽庭審，看一下這些對國企走向今天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經營者們，在盜竊了國企的知識產權自己開辦企業、掏空了國企并為國企送終的同時，又是怎樣濫用公共權力，對一個下崗老工人趕盡殺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但遺憾的是，寶生書記和顏總都沒來旁聽。
周克禮在他的訴狀和庭審發言中都反復強調：燕山已經買斷工齡了，如果給史燕山補發欠薪和補繳社保金，那就是“損失國家財產”。這是在強奸國家!難道是史燕山自己要買斷工齡的嗎?難道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燕山的勞動權益和生存權利也被買斷了嗎?我不知道周克禮還有沒有良知!我不知道這個社會還有沒有良知!因為憲法和法律并沒有作出國企職工買斷工齡后，也就同時喪失了作為公民與生俱來的勞動權利和生存權利這樣的規定。
遺憾的是，社會的現實卻是紅頭文件往往大于法律，而潛規則卻又大于法律和紅頭文件!所以，當7月4日法庭出示了從城關區法院調來的證據原件、周克禮于2006年5月10日出據的委托燕山代理訴訟的授權委托書時，周克禮居然矢口否認，說除了安排燕山收取暖氣費，再沒有給他安排過任何工作;并且指鹿為馬，要求繳納1700元鑒定費委托公安機關鑒定，追究燕山偽造公章的刑事責任。人心居然能夠如此歹毒!是殺父之仇?還是奪妻之恨?!
看來，燕山要維護的已經不僅僅是燕山是否應該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利了，而是自己作為人類最后的尊嚴!在改開以后浩如煙海的法律、法規中，保護勞動者及弱勢群體的條文本來就不多，在資本和權力聯姻的強勢語境里形成的潛規則，更視這些法律條文為無物，在他們的觀念里勞動者不過是一件可以隨時替換的“工具”而已，由于缺乏法規、尤其是缺乏政府的強勢保障，這些“工具”的磨損是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的。
因為勞動法明確規定，象本案這類情節簡單、案情明了的勞動爭議，是由勞動行政部門直接處理的，但我卻不得不陷入這曠日持久的訴訟之中!我所遭遇的這些無奈與無助，足以證明我們的體制運轉出現了嚴重問題!一個漠視勞動者和弱勢群體利益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
當我問周克禮為什么謊話連篇，就連一些最基本的事實都不敢承認時，周克禮居然說什么“打官司誰不想贏?說了實話我還能贏官司嗎?”一副滾刀肉的橫相!我告訴他：打官司就是當事人雙方各自把事實及自己的觀點向法庭陳述，由法庭依法作出裁決。如果靠撒謊來達到贏官司的目的，那就不是單純的爭議，而是一個人的人品問題了。我說：“我敢說我在法庭上沒有說過一句假話。如果說了一句假話，出門就讓車撞死!你敢說嗎?”周克禮不答，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至于嗎?為了區區2700元欠薪我去偽造公章!并且授權委托在前，產生爭議在后。但法庭卻根本聽不進我的意見!甚至不讓我說話。當然，這1700元鑒定費周克禮是不會掏自己腰包的，必然還是由財政埋單，所以也就不是“損失國家財產”了。
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場勞動爭議，而是一場戰爭，是一個處于絕對弱勢的下崗工人為了捍衛人的尊嚴和法律的尊嚴，面對整個社會潛規則的一場戰爭!
本來按照正常程序的話，一審判決在七月底、八月初就能夠下達了，但由于周克禮節外生枝，申請委托公安機關鑒定他出具的授權委托書以達到即使治不死史燕山，也要拖死史燕山的目的，這就無法逆料一審何時才能審結了。
但我卻拖不起了。
眼看著手中那點少得可憐的錢還在一天天減少，我不知道還能不能茍延殘喘到終審判決下達并執行的那一天，或找到一份工作領到薪水的那一天了。我既不能去偷、去搶，也不能去騙，除了一再勒緊褲腰帶，我不知道還有什么辦法可以使我和兒子的生命能夠盡量多延續上幾天，支撐到形勢有所好轉的那一天。
自從老母去世以后，吃飯就只炒一個菜了，因為我得清償老母生病時拉下的饑荒，還得供兒子上學。現在我能做到的，就是把這只炒一個菜的飯減少到每天只吃晚上一頓，早上和中午都是就著茶水吃饃頭了。如果在法院的判決下達并得到執行之前這點錢花完了，而工作仍然沒有找到，那我和兒子的生命也就到了結束的時候了。因為我不能容忍自己沒有尊嚴的活著。無尊嚴，毋寧死!
西瓜上市已經幾個月了，兒子嚷嚷著要吃，但看著一直沒有低于每斤四角錢的瓜價，我對兒子發火了：吃西瓜就不要吃飯了!兒子哭了，我的心象是被扎了一刀。是我太無能?還是這個社會太不公?咬咬牙，等晚上賣瓜的快收攤時，以每斤三角的價格給兒子買了幾個別人挑剩的西瓜。我沒有辦法。兒子六月份就從職業中專畢業離校了，但因為還欠著學校三千多元學費，至今拿不到畢業證書;有線電視臺的催費單已經第二次從門縫里塞進來了，再不繳費就要停信號。這還都可以暫時拖一下，停了電視信號大不了不看電視就是了。但房租、水費、電費，還有即將到來的冬季暖氣費，拖欠了其中的任何一項，我和兒子立馬就無法生存了。
我的忍耐已經達到了極限。還好，工作的事情總算有些眉目了：2007年8月16日上午，國資經營公司電話通知我，已經和周克禮談好，讓我明天找周克禮上班。因為考慮到周克禮不坐班，我決定馬上給周克禮打電話先聯系一下，免得明天找不到他。滿懷著希望，我撥通了周克禮的電話，但他不接。我再撥，仍然不接，振鈴幾聲就掛斷了。我徹底絕望了。我的心被悔恨在一點點地吞蝕著：因為覺得總這樣繃著實在有點對不住顏總為解決我的問題所作的努力，所以前些日子我還托人找周克禮為我說情來著，沒有想到我和解的姿態換來的卻是今日的屈辱!恥辱!
我到經營公司向顏總通報了一下給周克禮打電話的經過。雖然我盡量控制著自己的情緒，但仍然一出顏總辦公室的門就爆發了：到底能有多大的仇恨!?連同這次這已經是顏總第三次出面給他周克禮做工作，協調我回到廠留守處工作了;我托人替我說情，就已經是向他低頭了。他周克禮到底是想干什么!?不就是個死嗎?我何苦要這樣自取其辱!整棟大樓都能聽見我的咆哮聲。
我跑到黃河大橋上，望著橋下滾滾河水，心頭一片迷茫。我知道，在特色中國，任何一點社會的進步，尤其是有利于普通老百姓、有利于弱勢群體的社會進步，哪怕只是一點點非常微小的進步，沒有流血犧牲是換不來的。前有孫志剛用他殷紅的鮮血和年青的生命，換來了收容審查制度的廢除和人性化的收容救助制度的確立;由于政策性失業的下崗工人根本就沒有話語權，我們的群體失語使社會從根本上忽略了我們的存在，導致了我們的合法權益被任意踐踏!看來，沒有流血犧牲，我們的悲慘處境是不會有人關注了!
我該怎么辦?生存?還是毀滅?
電話響了，是顏總的聲音，他勸我千萬不要沖動：“燕山，你要想著你還有個兒子呢。”顏總說。我被驚醒了，頭腦迅速冷靜了下來。是呀，我還有個兒子呢!望著眼前的黃河、綠樹、麗日、藍天，身邊不斷走過的行尸走肉的人流，好死不如賴活著。我不愿意死，我也不愿意做孫志剛第二。但我再不沉默了，無尊嚴，毋寧死!
早在兩千多年前，太史公不是就說過“人固有一死”嗎?如果歷史一定要將這項使命賦予我的話，當仁不讓，我將含笑赴死，只要能贏得這個社會那怕一點點進步，為國企下崗失業工人這個弱勢群體爭得一點點憲法和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
我以我的經歷和我的禿筆拷問這個社會的良知!
燕山
200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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